风气、习惯对一个人来说也是一种规矩，而且是一种不用督促就自觉遵守的规矩。
没有任何管理体制能够强迫人们去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所以最基本的原则是创造一种环境，使人们热心于有益的事情而不会因繁文缛节和不必要的负担而遭受挫折。当人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从事有益的事情时，他们不但会取得成就，而且会养成许多遵纪守法讲道德的好习惯。
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曾经讲过这样一件事：
一次在瑞士，我和几个朋友去公园散步，上厕所时，听到隔壁的卫生间里“砰砰”地响，我有点儿纳闷。我出来后，一个女士很着急地问我有没有看到她的孩子，她的小孩进厕所十多分钟了，还没出来，她又不能进去找，我想起了隔壁厕所中的响声，进去打开厕所门，看到一个七八岁的小孩正在修抽水马桶，怎么弄都冲不出水来，急得满头大汗。那个小孩觉得他上厕所不冲水是犯了规则。这就是一种社会责任感，一种遵守规则的习惯，这样的品质非常可贵。
这种好的道德习惯，在西欧各国表现得尤为普遍：近一百年来，瑞士没有丢过一棵树。高速公路上堵车，一寸一寸地往前挪动，慢得令人不耐烦，但是没有任何车脱队超前。不需要警察的监督，不需要罚规的威吓，不需要红绿灯的指示，每一个人都遵守着同一个“你先我后”的原则。这是一种在社会中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很简单的原则、很基本的默契。然而它却是非常难得、非常重要的，这种秩序是唯一能使大家都获得应有利益的方法，也是一种长期积累的结果，是来自内心的道德命令。
道德命令诚如保罗·蒂利希所说，是命令一个人成为他可能成为的人，成为人类社会中的一个人。因此，道德并不是对外在法律的服从，不管这种外在法律是来自教会的还是国家的，道德乃是号召每一个人要成为他所预定要成为的那样，这就是说，要成为一个完全自由和负责的人。
据说英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罗素曾经做过一个十分幽默的比喻：我们可以这么说，动物的实验行为决定于实验者的想法，甚至决定于实验者的国籍。比如，美国人研究的动物，就会慌慌张张地乱跑乱撞，直到碰巧完成实验者预定的行为为止。反之，德国人研究的动物，就会安静地坐着思考，直到后来整理出头绪，找到实验者希望的答案为止。这真可谓极富理性的人“培养出了”极富理性的动物。不过，在守秩序、讲卫生方面，欧洲还有比德国人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国家。比如，瑞典人的卫生习惯，连德国人都受不了。
据称，去外国友人家做客，最难应对的是他们的宠物狗。它张牙舞爪，对你狂吠，待坐稳后，又常常围着你闻闻嗅嗅，东张西望，你弄不明它是拉近乎还是想趁机攻击你。但不管怎样，即使是战战兢兢心里发毛，你也得保持外交家风度，故作友善地摸摸狗头，顺顺狗毛，甚至允许它舔舔你的手。这时主人常常会喜笑颜开，夸你融入他们的大家庭了。
外国友人这样喜欢他人对自己的宠物表示亲热，但你不能因此而弄错了对象。有一次，一位中国姑娘被外国同事邀请到她们的别墅去玩，那里没有狗，只有友人的一个4岁男孩，蓝蓝的眼睛，红红的嘴唇，很招人喜爱，这位中国姑娘不由自主地在他头上轻抚。没想到，那孩子却怒目相对，大声抗议道：“你不是我妈咪，别动我的头。”回来后这位中国姑娘颇为委屈地向一位中国好友道及此事，好友不但没有表示同情，反而说她真幸运，因为那家人没有控告她。她说她的一位男性朋友因为摸了一个6岁女孩的头，被家长告到法院说是性骚扰。一些中国学生到幼儿园去当老师，也有这样的遭遇。
西方民族对他人的防范戒备心理强，这使得他们的小孩不像中国小孩那样不但允许他人亲热地抚摸拥抱，反而会为这种抚摸感到开心。西方人来到中国，曾对这种现象惊讶不已，就像我们对摸一下西方孩子的头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应而感到惊讶一样。所以，同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也是必要的。
像法律一样，规矩也要尽可能地正式化、程式化。但由于事物的复杂性和人们已有认识成果——各种现成理论的局限性，习惯也是一种应该尊重和遵守的规矩，如人们常说的国际惯例，就是不能轻易违背的。更为重要的是，好习惯还是一种法宝，有人认为，重视习惯在日本现代化过程中始终是一把利器和法宝。
当今世界，人们都很重视企业文化、校园文化、机关文化、军营文化的建设，这种文化建设，对一个具体的企业、学校、机关、军队来说，也就是他们自己的规矩。这种规矩，有的是制度化的，也有的只是大家的一种习惯，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厂风、校风、班风、军容风纪。这种习惯，没有强约束力，但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遵守着，其力量可以说是强大无比的。很多名牌企业、名牌学校、名牌科研院所、“王牌师”、“猛虎团”、“好八连”、“雷锋班”，往往就是这样形成的。他们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规章制度，在很多情况下还不允许他们有与众不同的规章制度，但他们有一些独特的好传统、好习惯，所以他们也就非常优秀，而且很难被他人所效仿。同样，成功人士绝大多数也都有自己的办事原则，这种个人的原则，实际上也就是个人的习惯，个人的规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