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从洋务、顽固两派的三次主要论争中，来看看慈禧所采取的态度和立场。
1867年初关于北京同文馆招收正途出身学员学习天文算学的论争，是洋务、顽固两派之间的第一次大争论。
当时奕讠斤看到，“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现在上海，浙江等处讲求轮船各项，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即学习皮毛，无裨实用。”他即于1866年12月，代表总理衙门奏请在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建议选取20岁以上的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贡和科举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年少聪慧”的京外官，经考试入馆学习天文数学。顽固派认为，奕讠斤竟然把西学正式引进封建教育的神圣殿堂，并让科举正途人员公然拜夷人为师，无论如何不能容忍。于是他们便从散布流言蜚语，编造什么“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等等诬蔑谩骂对联，发展到正式上奏弹劾奕讠斤。
1867年3月5日，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首先发难，上奏指责奕讠斤令科甲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是“习为机巧之事”，又“借升途银两以诱之。”是“重名利而轻气节”，这对于“士习人心大有关系”，请慈禧饬令廷臣悉心妥议。慈禧对张奏批“著毋庸议”搁了起来，于是顽固派首领大学士倭仁便亲自出马上奏，大讲“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支持张盛藻所谓“朝廷能养臣民之气节”，“以之御灾而灾可平，以之御寇而寇可灭”的主张；并说：“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甚至危言耸听地说：如令正途人员向外国学习，势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
慈禧令军机处将张、倭两奏抄送总理衙门，并在倭奏上批“该衙门知道，钦此！”要奕讠斤作答。奕讠斤连忙上奏，详细陈述了要“自强”就必须学习西方长技，而学习西方长技“必须由算学入手”的道理，指出倭仁所主张的一套，虽“陈义甚高，持论甚正”，其实不过是误国空言，不足为训，表示在学习西方长技问题上，“但期可以收效，虽冒天下之不韪，亦所不辞”，最后并向倭仁“将”了一“军”：“该大学士既如此举为窒碍，自必另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之后，竭其？昧，悉心商办，用示和衷共济，上慰宸廑。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檐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臣等实未敢信。”
接着倭仁再次上奏，喋喋不休地在请外国人做教师上大做文章，坚持“不必多此一举。”奕讠斤也再次具奏痛斥表示自己“不敢以道学鸣高，只顾目前不肯任劳任怨”，也决不“因浮言煽惑”，而把天文算学馆的建立“置与缓图”，并把京师及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议，约法阻拦”的责任，全推到倭仁身上。
慈禧一面谕令总理衙门：“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既经左宗棠等历次陈奏，该管王大臣悉心计议，意见相同，不可再涉游移，既著现在投考人员，认真考试，送馆攻习。”一面谕令倭仁另保数名粗通天文、算学的中国教师，择地设馆进行教学。当倭仁回奏：“奴才意中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宣告认输，而奕讠斤则乘势进逼，要求倭仁在总理衙门行走，偏让倭仁同洋人打交道时，慈禧竟支持奕讠斤的建议，令倭仁照办，不准坚辞不就，弄得倭仁十分狼狈，只得称病推诿。不久又有“知州微员”杨廷熙上奏，借口“天象示警，人言浮动，请旨撤消同文馆”，也被慈禧斥之为“甚属荒谬”和“愚昧无知”，不加理睬。
在这场论争中，慈禧虽怀有利用倭仁等顽固派清议，牵制奕讠斤的意图，但基本上是支持奕讠斤等洋务派的。因此，报考天文算学馆的人数，虽遭受顽固派的阻挠而有所减少，但还是正式开班，洋务运动中第一个培养近代人才的同文馆，也终于坚持下来，并获得一定的发展。
1874年（同治十三年）围绕着设厂制造船炮机器和筹备海防问题的论争，是洋务、顽固两派之间的第二次大的论争。
这次论争，是因日军入侵台湾，海防空虚，亟宜切实筹议而展开。先是总理衙门奏议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军机处将总理衙门奏折密寄各督抚筹议，并宣示以下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海防亟宜切筹，将紧要应办事宜撮叙数条，请饬详议一折。据奏庚申之衅，创钜痛深，当时姑事羁縻，原期力图自强，以为御侮之计，乃至今并无自强之实。本年日本兵踞台湾番社，虽迭经饬令各疆臣严密筹防，自问殊无把握。若再不切实筹备，后患不堪设想’等语。沿江沿海各省防务经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并该省将军、督抚等随时筹划，而备御究无可恃；亟应实力讲求，同心筹办，艰苦贞定，历久不懈，以纾目前当务之争，以裕国家久远之图。该王大臣等所陈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各条，均系紧要机宜，著李鸿章、李宗羲、沈葆桢……详细筹议，将逐条切实办法，限于一月内复奏，此外别有要计，亦即一并奏陈。总期广益集思，务臻有济，不得以空言塞责，原折单均著抄给阅看。将此由六百里各密谕知之。钦此。”这是慈禧、同治为这次讨论定下的基调。
密谕发下后，李鸿章等督抚大臣纷纷具奏议论，其中广东巡抚张兆栋，代丁日昌转呈预拟的海洋水师章程六条，内容特别详尽周密，慈禧、同治颇为赞赏，朱批“该衙门议奏，单并发”，要总理衙门议奏并转发各督抚一并筹议。在筹议的奏章中，大部分是同意和支持总理衙门和丁日昌的拟议，但也反映了不少保守的意见。如湖南巡抚王文韶便反对丁日昌设厂兼造耕织机器，他说：“丁日昌所陈分设机器局条内，以轮船枪炮分厂督造各节，自属目前要务。至兼造耕织机器之说，臣窃有所未安。夫四民之中，农居大半，男耕女织，各职其业，治安之本，不外乎此。若概以机器行之，彼兼并之家，富连阡陌，用力少而工程多，诚美利也，此外别无恒产，全赖雇值以自赡者，往往十居八九。机器渐行，则失业者渐众，胥天下为游民……故臣谓机器局除制造军用所需外，其余宜一概禁止，不得仿制各种日用器具，是亦无形中所以固本之一端。”又如通政使于凌辰还在高唱“洋人之所长在机器，中国之所长在人心”的滥调，惊呼“今以重洋人机器之故，不能不以是为学问，为人才，无论教必不力，学必不精，窃恐天下皆将为国家以礼义廉耻为无用，以洋学为难能，而人心因之解体，其从而习之者必皆无耻之人，洋器虽精，谁与国家共缓急哉”；并攻击“李鸿章、丁日昌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再如大理寺少卿王家璧，同样在高唱：“且敌所畏者中国之民心，我所恃者亦在此民心。纵洋人机器愈出愈奇，我不可效日本覆辙为所愚弄、盘剥，搜山竭泽，事事师法西人，以逐步奇技淫巧之小慧，而失我尊君亲上之民心也”；并反对购买和制造兵轮大炮。特别攻击丁日昌“矫饰倾险，心术不正，实为小人之尤”，“臣在江南，闻丁日昌有‘丁鬼奴’之称，为此谋国，诚不知其是何居心。”
对上述种种顽固议论，慈禧虽未加申斥，但概不采纳。于1875年4月26日，批准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根据筹议而落实的海防经费一折，规定每年从部库封存的四成洋税中提出二成（约银200万两），再从浙江等六省厘金项下提银200万两，分解南北洋海防大臣李鸿章、沈葆桢兑收应用。从此海防经费有了专款，可以逐年添购船炮。尽管顽固派集中攻击丁日昌，慈禧对他还是照常任用，未遭受顽固保守意见的影响。由此可见，慈禧在这次论争中，也是基本支持洋务派的。通过这次论争。洋务运动还是获得了进一步的展开。
1880年至1889年关于修筑铁路的论争，是洋务、顽固两派之间的第三次大论争。早在70年代，李鸿章对修筑铁路已有建议，未被清廷采纳。1880年底，直隶提督淮军将领刘铭传奉召进京，提出修筑铁路专折，主张“南路宜修二条，一条由清江经山东，一条由汉口经河南，俱达京师；北路宜由京师东通盛京，西通甘肃。惟工费浩繁，急切未能并举。拟请先修清江至京一路，与本年议修之电线相为表里。”慈禧谕令：“刘铭传筹造铁路一折，所请筹款试办铁路，先由清江至京一带兴办，与今年李鸿章请设之电线相为表里等语，所奏系为自强起见，著李鸿章、刘坤一按折内所陈，悉心筹商，妥议具奏；原折著抄给阅看。”李鸿章、刘坤一先后复奏：李完全支持刘铭传的建议，并强调修筑铁路有九利；刘也是基本同意修筑铁路的。但顽固派却纷纷上奏反对。降调顺天府府丞王家璧攻击李鸿章、刘铭传请开铁路“似为外国谋而非为我朝廷谋也”，“臣恐或有联合诡谋，使四面受敌”。翰林院侍读周德润认为修筑铁路有六不可解，“皆舍本务末，不待攻而自破者。”通政司参议刘锡鸿的奏折，洋洋洒洒数千言，指出修筑铁路有八不可行和九害。其他顽固官僚也连篇累牍地上奏反对。1881年，李鸿章创办的开平煤矿，修筑唐山至胥各庄的运煤路，同样遭到顽固派的一再反对，先则勒令停办，继则禁驶机车，只许由骡马拖带，“马车铁路。”后因骡马拖带，实在不行，改用机车，顽固派还上奏弹劾，说是“震动陵墓，烟伤禾稼”，要清廷勒令禁驶。在顽固派的一片反对声中，慈禧只得于1881年2月14日谕令：“迭据廷臣陈奏，佥以铁路断不宜开，不为无见。刘铭传所奏，著毋庸议。”洋务派修筑铁路的建议暂告失败，李鸿章等当然不会甘心，在伺机再动。
1886年，李鸿章不顾顽固派的反对，把开平运煤铁路展至阎庄，全长约85华里。同年醇亲王奕？巡视北洋海口，李鸿章与之商订将该路展至大沽和天津。1887年初，由奕？出面奏准动工兴建。于是，成立了中国铁路公司，由沈保靖、周馥任督办，开始募款动工，于1888年10月筑成。同年11月，奕？又奏请修筑天津至通州的铁路，获得了慈禧的批准。结果又引起顽固派新的反对浪潮，纷纷上奏弹劾，向洋务派修筑津通铁路的计划一齐开火。洋务派有奕？撑腰，亦不甘示弱，同顽固派展开激烈的论争，洋务、顽固两派各执一端，论争愈演愈烈。慈禧便于1889年2月4日发布“懿旨”，令沿海和沿江各省督抚就修筑津通铁路问题“各抒所见，迅速复奏，以备采择。”在各省督抚复奏过程中，两广总督张之洞，提出了以卢汉铁路代替津通铁路的折衷方案，为各方所接受。于是，慈禧于同年九月用光绪名义发布上谕：“朕钦奏……皇太后懿旨：总理海军事务衙门遵议通筹铁路全局一折，据称拟照张之洞条陈，由卢沟桥直达汉口，现在先从两头试办，南由汉口至信阳州，北由卢沟至正定府，其余再行次第接办，并胪陈筹款购地各节，所奏颇为赅备，业据一再筹议，规划周详，即可定计兴办。著李鸿章、张之洞会同海军衙门，将一切应行事宜，妥筹开办；并派直隶按察使周馥，清河道潘骏德随同办理，以资熟手。此事造端闳远，实为自强要途。惟创始之际，难免群疑，著直隶、湖北、河南各督抚剀切出示，晓喻绅民，毋得阻挠滋事，总期内外一心，官商合力，以蒇全功，而裨至计。余均照所请行。将此谕令知之。钦此！”不久，张之洞由两广调湖广总督，开始着手筹建卢汉铁路事宜。洋务、顽固两派长达10年关于修筑铁路的论争，还是以洋务派获胜而告结束。很显然，慈禧最后一道懿旨，还是接受和支持了洋务派的意见，而且自此以后，顽固派反对修筑铁路的种种谬论，再没有了市场，全国各条铁路干线，次第兴修，逐步奠定了旧中国近代铁路的基础。
慈禧作为晚清洋务运动中的最高领导，她的主要职责应是决策和用人。如果说在上述洋务、顽固两派三次大论争中，慈禧基本上支持了洋务运动和洋务派，是对洋务运动起了决策作用的话；那么，在用人方面，她同样着重任用了洋务派人物。奕讠斤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执行者，又是洋务派的首领，当然也是慈禧赖以上台的功臣。慈禧开始对他恩礼有加，尊崇备至，言听计从，内政外交大权，全部付托。后来为了防他夺权，虽曾一度罢黜，旋即复职，继续任用他长达20年之久。直到洋务运动已全面推行，“同光中兴”局面已稳定之际，才下决心赶他下台。对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派地方实力派，慈禧虽仍怀有满汉成见，暗中有防范和控制，但基本上还是放手任用的。其中对李鸿章依畀更深，从70年代初，李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除中途因丁忧一度暂离外，直到中日甲午战败才罢官，任期长达20年，任用之专，得未曾有。对湘淮系洋务派中坚人物沈葆桢、曾国荃、刘坤一、张树声、郭嵩焘、丁日昌、曾纪泽、丁宝桢、刘铭传等等，都曾一一加以重用。丁日昌遭受顽固派那样恶毒的攻击，慈禧仍用之担任江苏、福建等省巡抚，并未加以罢黜。从清流派转化为洋务派后起之秀的张之洞，更是慈禧一手提拔起来的。当然，慈禧同样用了不少顽固派人物，如顽固派首领倭仁、恩承、徐桐等，利用他们牵制奕讠斤等洋务派，但这些人大都有高衔而无实权。后来慈禧虽曾重用了倾向顽固保守的醇亲王奕，以之代替奕讠斤的首揆位置，但奕执行的仍然是洋务运动政策，在筹建海军、海防和修筑铁路等方面，同李鸿章合作得较好。因此可以说，慈禧在用人方面，也是基本上支持了洋务派，有利于推行洋务运动的。
洋务总管奕讠斤
奕讠斤出生于1833年，是道光帝的第六子。道光帝虽有九个儿子，但心目中认为可以继承帝位的只有奕讠斤和四子奕讠宁二人。奕讠斤才貌出众，少年英俊，道光十分宠爱，一心想立为皇储；但奕讠宁长奕讠斤两岁，在诸子中居长（前三子均早殇），又是宠妃全贵妃所生；在两子中究竟立谁为皇储，道光颇费踌躇，决心难下。后经几次考察，才最后决定立奕讠宁为皇太子。1850年3月9日，道光帝驾崩后，奕讠宁在太和殿正式即位，成为清朝的咸丰皇帝。
道光在诏立奕讠宁为皇太子的同时，也破例封奕讠斤为亲王，足见道光对奕讠斤宠爱之深。但是尽管如此，继承帝位，奕讠斤未能入选，便不得不屈居于一人之下，满腹经纶，难于发挥，良机丧失，时不再来，一生命运就此决定了。
这一命运，在奕讠斤政治生涯的第一个回合中，便马上得到了反映。咸丰帝即位后，遵照道光的遗诏，封奕讠斤为恭亲王，又赐给一座好的宅第，并表示“今虽君臣，情愿一体”，恩礼有加。咸丰三年，太平天国奠都南京，并派北伐军一直杀向直隶、山西，北京震动。咸丰帝为了应付这一紧急局势，一面调兵遣将，防堵太平北伐军；一面于同年11月发布上谕，破例命奕讠斤在军机处行走，襄赞军务。从此，奕讠斤以亲王身份入值军机，成为清廷最高领导集团的主要成员，时方20整岁。奕讠斤奉命后，积极辅佐咸丰帝，部署兵力，转剿太平北伐军和增派的援军，进展顺利。一年之内，次第肃清，功绩显著，京师转危为安。咸丰帝欣喜万分，论功行赏，除授予奕讠斤种种重要官职外，还著交宗人府从优议叙。这是奕讠斤在晚清政治舞台上初试锋芒崭露头角的良机。
然而就在奕讠斤踌躇满志之时，由于康慈皇贵太妃（奕讠斤生母，咸丰养母）在弥留之际，触了咸丰帝与奕讠斤争立皇储的痛疮，咸丰帝即于1855年9月发布上谕，罢斥奕讠斤的所有职务，著仍在内庭行走，上书房读书。一夜之间，奕讠斤便从最高集团主要成员跌了下来，真所谓“旦夕祸福”，“天威难测”，使奕讠斤第一次饱尝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痛苦滋味！
奕讠斤在晚清政治舞台上遭受第一次挫折以后，整整赋闲了5年，1858年英、法联合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才使他获得重新崛起的机会。
1860年8月，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后，直逼北京，局势危急。咸丰帝在内忧外患交迫下，情绪消极，不顾群臣的劝阻，于1860年9月22日，在肃顺、载垣、端华等亲信王公大臣的扈跸下，从圆明园匆忙逃往热河避难。临行前一天，咸丰帝不得不起用奕讠斤留守京都，谕令奕讠斤担任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负责向英、法侵略军议和。
奕讠斤授命于危难之际，明知咸丰帝和肃顺等人留给他的是一个吃力而不讨好的苦差使，但凭着他的个人才干和对自己皇室的责任心，还是勇敢沉着而自信地担负起这一重任。在同英、法侵略者议和过程中，态度不亢不卑，英、法、俄想拥立他称帝也被他严正拒绝。在《北京条约》签字仪式上，他面对英国代表额尔金的无礼挑衅，一忍再忍，终于签订了《北京条约》，完成了咸丰帝交办的议和任务，结束了拖延三年的对外战争，挽救了清王朝的危急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