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革命烽烟尚未熄，袁氏复辟已现形
一时门庭冷落的养寿园顿时成为人所瞩目的地方：清政府“皇族内阁”的总理大臣奕？函请袁来“挽回危局”。
袁世凯最善于变节：昨天害怕皇帝，匍伏在他面前；后来看到了革命的力量，感觉到革命民主派就要取得胜利，就背叛了皇帝。
袁早已认定宋教仁是国民党的“灵魂”，是他倒行逆施的“最大障碍物”。
袁世凯亲自出马威吓反对者。
袁世凯借款到手，便更加气势汹汹，战事已不可免。
袁世凯的窃国
1911年10月10日，由于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积极推动民族民主革命的发展和遍及全国的抗捐抗税、抢米风潮等自发斗争的酝酿，武昌新军终于在“共进会”“文学社”等革命组织的努力准备下，爆发了武昌起义。一天之内即占领了武昌，取得了起义的胜利，在黄鹤楼和蛇山上竖起了革命军用十八颗星代表十八行省的临时国旗。清政府的湖广总督瑞128逃上了“楚豫号”军舰遁脱，第八镇统制张彪躲进日本领事馆里，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也匿身在黄土坡谢国超管带的家里不出。11日，起义士兵群众聚集，准备建立革命军政府。他们没有觉悟到要把军政府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错误地认为需要在社会上有名望地位的人出面组织政府。于是，“立宪派”头目、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潜入革命，窃取了湖北军政府民政部长的职务；顽固守旧的军阀官僚黎元洪被“迫”出任大都督。他日后谈到当时的形势时曾称：“……洪当武昌变起之时，所部各军，均已出防，空营独守，束手无策。党军驱逐瑞督出城后，即率队来洪营，合围搜索。洪换便衣匿室后，当被所执，责以大义。其时枪炮环列，万一不从，立即身首异处，洪只得权为应允。”这些原来是革命的敌人，就这样轻而易举地窃取了军政府的军政要职。紧接着便是一大批投机的官僚政客和立宪派人物跟着混进政权组织内部来。当时在武昌的革命党人，一方面由于事件的突发，对于胜利的迅速到来毫无准备，而一些重要党人也在起义前夕离开了武昌；但另一方面，革命党人错误地认为革命党与立宪党之间，只是采取的政治手段不同而已，现在革命既已成功，便自卑地认为自己“资望浅”，而建立政权是“责任重”，因而被立宪党人和封建军阀在社会上的那种“威望”所慑服，幼稚的幻想由这些人来主持革命局面。因此，一部分革命党人就和官僚军阀妥协，更有不少的革命党人，竟参加了这个封建官僚集团，这样便注定继革命胜利而来的必是妥协。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北京，举朝震恐。由于南方新军大部倒向革命，清廷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北洋军身上。清廷先是派陆军大臣荫昌率第一军立即南下“讨伐叛乱”，又派萨镇冰率领海军舰队溯长江而上，由水路进攻。同时指派军咨使冯国璋将第五镇和第五、第三十九混成协编成第二军，听候调遣。但是北洋军的将领多是袁世凯的旧部，荫昌虽然与北洋军有密切联系，仍然指挥不灵。北洋军停留在信阳与孝感之间，并不认真执行荫昌所发布的进攻汉口的命令，行动非常缓慢；再加上武昌前线军事的连续失利，而各省接连宣布独立，使清政府感到情势日呈不稳。在这样的情况下，革命却给袁世凯带来了一种“机缘”，奕？及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等深感局势严重，一致主张起用袁世凯，以“挽救”清廷危局。
起用袁世凯不仅是一部分亲贵的主张，也是帝国主义列强向清廷施压力的结果。开始，帝国主义不愿清廷倒台，尤其是贷款于清廷的美、英、德、法四国银行。武昌起义枪声，对他们的惊恐并不下于清政府，英国驻华武官在他的报告中沮丧地说：“以兵法观之，（清政府）似无可望。”俄国外交部长表示：“对于中国时局十分悲观。据该处所传来之一切消息，清室运命实已完全告终”，“英国方面对于援助北京政府之举”也“不久即行放弃”，帝国主义列强急需物色一个能为他们服务的人物，而袁世凯正是当时最适合的人选。四国银行团的美方代表司戴德就公开扬言“如果清朝获得像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襄助，叛乱自得平息”；英国公使朱尔典、美国公使嘉乐恒也多次会见摄政王载澧，表示希望起用袁世凯。
在革命与反革命矛盾尖锐的时候，满汉地主阶级那种争权夺利的矛盾已日就消弥。中、外反动派在任用袁世凯来扼杀革命这个问题，意见趋向一致了。
于是，一时门庭冷落的养寿园顿时成为人所瞩目的地方：清政府“皇族内阁”的总理大臣奕？函请袁来“挽回危局”，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和陆军大臣荫昌更亲至彰德劝袁出山。载澧也无奈被迫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兼办剿抚事宜，除节制湖北军队外，荫昌所率各军及水陆援军亦得会同调遣。但是，现在的袁世凯已对这些权力不屑一顾了。他为要借机获取更大的实权，便一面与北洋旧部暗通声气，幕后操纵行止；一面又以“足疾未愈”为借口，佯作壁上观。袁世凯既不南下督师，北洋军在前线也就作战不力，形势日趋危急。袁世凯在忸怩作态之余，最后提出了6项条件：
一、明年即开国会；
二、组织责任内阁；
三、宽容参加此次事变之人；
四、解除党禁；
五、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
六、须与以十分充足的军费。
这六项条件实际上是要集军权、政权于一身，以达到他既能控制清政府的实权，又能诱致革命向他妥协的目的。清政府开始还有些犹豫，但是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向袁世凯让步，连发四道上谕，使湖北前线的军权完全转入袁的手中。四道上谕是：
一、调荫昌“回京供职”；
二、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所有赴援之海陆军并长江水师，暨此次派出各项军队，均归该大臣节制调遣”，并保证“此次湖北军务，军咨府、陆军部不为遥制，以一事权”。
三、拨出内帑银一百万两为湖北军费；
四、第一军交冯国璋统率，第二军由段祺瑞接任总统。
袁世凯在满足了他的权力要求之后，便进一步施展他惯用的两面手法，以实现更大的野心。开始，袁世凯一直打算维持一种“虚君共和”的局面，由他掌握实权，其容貌言语俨然一清廷忠臣。他在复梁鼎芬的信中说：“……奋此愚忠，战彼群魔，但求皇统之能保存……”对他人也这样说：“余深荷国恩，虽时势至此，岂忍负孤儿寡妇乎？”当时帝国主义也赞成维护清朝统治。辛亥革命发生后，德国驻华公使向其国务总理报告说：“大部分东亚德侨，尤其是寓居北方者，对于清室政府表示同情之心，实较对于革命党人为多。”英国公使朱尔典以“此后中国宜建立君主共和立宪政体”为出面调停的说词，甚至在清廷覆没之后，美国人古德诺还认为：“向使满清非异族之君主，为人民所久欲推翻者，则当日最善之策，莫如保存君位，而渐之于立宪政治……”袁世凯见势头如此，也并不愿清政府垮台太快而失去这个掩人耳目的道具，便想办法稳定清政府。他破坏了入关举行秋操的原驻奉天的新军第二十镇在滦州的“兵变”，又派人在石家庄刺杀了同盟会员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这一做法，使清朝政府完全接受了他提出的条件。当他在清政府方面达到目的后，又以此作为向革命方面讨价还价的底本，到前线进行一打一拉的活动。11月27日，经过激烈战斗，汉口、汉阳被袁军攻陷，黄兴离去前线，革命军内部发生意见分歧。然而袁世凯对当时的形势很清楚，从各省纷纷响应革命的形势来看，民主革命的潮流是难以阻挡的，如南方各革命省区支援鄂省，革命军的困难局面很快就会扭转，清朝政府的灭亡势所必然；这时帝国主义已经认识到“所有一切武力行为，以期恢复旧观，断无可望”，所以“上海各洋商团，有电致庆、醇两邸，要求早日宣布共和”；混入革命阵营的张謇也与袁暗通声气，告诉袁“环观世界，默察民心，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结果”。当袁了解到“挽救”帝国已是不可能的时候，他便改变了原来的计划，把功夫下在利用革命方面，因而采取了如下的方针：对于革命方面，使用武力进攻，勾结革命内部的反革命派和唆使部下通电反对共和等各种不同方式，以求得未来大总统地位的切实保证；对于清政府方面，则利用革命声势，凭借帝国主义列强和立宪派的声援与支持，并唆使部下通电赞成共和等方式，以迫使清政府让出政权。11月26日，英国公使朱尔典和袁世凯密谋，后由英国驻汉口领事出面，向湖北军政府提出南北停战议和的建议。12月28日开始，在两个多月的讨价还价中，袁世凯甚至主张清政府与南京临时政府同时解散，而由他另立统一的共和政府。那个在1911年底经过17省选举而于1912年1月正式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拒绝了这个无理要求。孙中山虽然反对议和，但在当时敌我力量悬殊的客观形势面前和多数革命党人妥协迁就思想颇为流行的情况下，便践约让位，袁世凯得到南方同意让权的确切保证后，立即对清帝实行逼宫，他指使北洋军将领段祺瑞等人联名通电，要求清廷立即同意共和。1912年2月12日，清帝接受优待条件，正式退位。第二天，袁世凯便煞有介事地声明赞成共和说：
“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疆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1912年2月15日，窃国大盗袁世凯终于由清朝的总理大臣而变为共和国的临时大总统。这个发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奇特现象，给未来的中国革命伏下了危机。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就深刻地揭露了袁世凯的这两种面目：他“最善于变节：昨天害怕皇帝，匍伏在他面前；后来看到了革命的力量，感觉到革命民主派就要取得胜利，就背叛了皇帝；明天则可能为了同什么旧的或新的‘立宪’皇帝勾结而出卖民主派。”袁世凯一生的历史行程，完全证实这个估计是极为恰当的。
在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的同时，南京参议院根据孙中山辞职咨文中的建议，经过前后两次辩论，通过了设临时政府于南京的决议。建都南京或北京，是当时革命与反革命之间都看作有极重大意义的问题。孙中山建议建都南京的本意是要袁世凯离开其根深蒂固的巢穴，企图把建都南京作为约束袁世凯的一种办法。袁世凯当然不愿意离开他的军阀势力盘据的北方而南下。他在2月21日致孙中山的电文中曾用威吓的口吻说明他不愿离开北方的理由：“北方军民，尚多分歧，隐患实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潜长，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屡经言及。奉、江两省，时有动摇，外蒙各盟，迭来警告，内讧外患，递引互牵，若因凯一走，一切变端立见，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若举人自代，实无措置各方面合宜之人，然长此不能统一，外人无可承认，险象环集，大局益危。反复思维，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今日之计，惟有由南京政府将北方各省及各军队妥筹接收以后，世凯立即退归回里，为共和之国民……”这电文充分显露了袁世凯的凶恶本相：从袁世凯以去就力争不愿离开北方这一点看出他与北方军阀势力血肉相连的关系；从动以帝国主义之意见相要挟，更清楚地说明袁世凯政权对帝国主义的依附关系。孙中山也把“争都”问题看作是严重的政治斗争，因而南京临时政府并没改变决议，依然按照2月18日所决定，派蔡元培、宋教仁等八人为迎袁专使，北上迎袁。袁世凯在这个他认为是重大的问题上，又施展其训练有素的政治“机智”，他一面盛大欢迎专使，并且装做准备立即南下的样子，甚至把南下的路线都规划出来了；一面密令他的亲信部队发动兵变，制造恐怖，以证实他所宣布的不能离开北京的理由。2月29日晚8时，袁世凯的亲信部队第三镇在北京发生兵变，东安门外及前门外一带火光烛天，抢掠达旦，商民被害者数千家，“招待所亦有兵士纵枪，殴门而入，掳掠一空”，专使仅以身免。第二天，通州、天津、保定又发生类似事件，并放出空气说：袁总统尚未离北京，已经闹得这个样子，若真离去，恐酿大乱。曾有人认为兵变并非袁直接操纵，只不过是他利用了这一偶然时机，但后来在唐绍仪的记叙中揭露了这一点，他说：“当时兵变发生，南京代表束手无策，促予黎明访袁。予坐门侧，袁则当门而坐。曹锟戎装革履推门而入，见袁请一安，曰：报告大总统，昨夜奉大总统密令，兵变之事已办到矣。侧身见予，亦请一安，袁曰：胡说，滚出去。予始知大总统下令之谣不诬。”而当时袁世凯致孙中山电中却称：“昨夕驻城内之第三镇两营，误信谣言哗变。城内外街市，纵火焚烧，肆意抢掠，已经弹压，秩序恢复。蔡专使所驻法政学堂，适在变乱区域，亦遇抢掠之灾。蔡专使等均行逃避，幸未及难，今已移寓于六国饭店。事出仓猝，又系夜间，以防范未周，不胜抱歉，并派员照料一切，严惩乱兵，希勿听谣言。”兵变时，帝国主义列强也配合行动，不仅京津各国驻兵纷纷出动，日本军队也在葫芦岛登陆。迎袁南下的专使更为这种声势所迷惑，致电南京：“北京兵变，外人极为激昂，日本已派多兵入京，设使再有此等事发生，外人自由行动，恐将不免，培等睹此情形，集议以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要问题，余尽可迁就，以定大局云。”同时，北方军阀也出面支持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并发表联合通电，声称：“临时政府必设立于北京，大总统受任暂难离京一步”。由于内外各方面这种协力配合，最后南京临时政府也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任，袁世凯仍然留在他的巢穴――北洋军阀的发祥地直隶。3月10日，袁世凯在迎袁专使参加下于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革命与反革命在争都问题上的斗争，反革命方面占了上风。
在袁世凯就职的次日，孙中山公布了由南京参议院经过32天讨论后通过的《临时约法》。它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理想和制度的代表，是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成果，其目的是借以限制袁世凯和以后的当权者。《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还规定中国人民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信仰等自由；有选举、被选举、诉讼、请愿等权利。这些都说明《临时约法》具有很大程度的旧民主主义的民主精神。但是，这个约法如果不以强大力量来行使，人民是得不到这些权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