肚量是成事不可缺少的条件一个人如果小肚鸡肠，遇事斤斤计较，受不得一点委屈，在人际交往中必然碰个头破血流。宽容换支持，这是最简单又最实用的领导法则。普通人如此，领导者更是如此，因为他身上肩负着更大的职责，面临着更复杂多变的情况，会遇到更多不容易对付的人物。只有以宽大的胸怀包容别人，才能赢得更多的支持。有句话叫宰相肚里能撑船，反过来讲没有能撑船的肚量恐怕也当不好宰相。
1.从容面对一时的宠辱成败
“领导警语”
光明和阴晦都有固定的规律，这是自然规律运行的结果，然而用人事上的情形来比拟光明和阴晦，就很难从外表上判断出来。（夫明晦有时，天道之常也，拟于人事则殊难形辨。）
——《韬晦术》
不管是沉居下僚还是身践高位，领导者“仕途”不可能一帆风顺。得意时飞扬跋扈，逆境中则一蹶不振，这样的人注定一事无成。相反，如果能做到顺宠而不骄，败而不馁，则显示出一种雍容宽广、能做大事的气度，这种气度足以让你逢凶化吉。
在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对宠辱问题把握得最好的宰相，李泌当算作一位。他处在安史之乱及其以后的混乱时代，为唐王朝的安定上言上策，立下了殊功，但他贵而不骄，激流勇退，恰当地把握住了一个宠臣、功臣的应有分寸，善始善终，圆满地走完了自己政治的一生。
李泌少时聪慧，被张九龄视为“小友”；成年后，精于《易》，天宝年间，玄宗命其为待诏翰林，供奉东宫，李泌不肯接受，玄宗只好让他与太子为布衣之交。当时李泌年长于太子，其才学又深为太子钦服，因此，常称之为“先生”，两人私交甚笃。这位太子就是后来的肃宗皇帝。后来，李泌因赋诗讥讽杨国忠、安禄山等人，无法容身，遂归隐颍阳。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至蜀中，肃宗即位于灵武（今宁夏永宁西南），统领平乱大计，李泌也赶到灵武。对于他的到来，肃宗十分欢喜，史称：“上大喜，出则联辔，寝则对榻，如为太子时。事无大小皆咨之，言无不从，至于进退将相亦与之议。”
这种宠遇实在是世人莫及，在这种情况下，李泌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平静如水。肃宗想任命他为右相时，他坚决辞让道：“陛下待以宾友，则贵于宰相矣，何必屈其志！”肃宗只好作罢。此后，李泌一直参与军国要务，协助肃宗处理朝政，军中朝中，众望所归。肃宗总想找个机会给予李泌一个名号。
肃宗每次与李泌巡视军队时，军士们便悄悄指点道：“衣黄者，圣人也；衣白者，山人也。”肃宗听到后，即对李泌道：“艰难之际，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绝群疑。”李泌不得已，只好接受，当他身着紫袍上朝拜谢时，肃宗又笑道：“既服此，岂可无名称！”马上从怀中取出拟好的诏敕，任命李泌为侍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元帅府即天下兵马大元帅太子李亻叔之府署。李泌不肯，肃宗劝道：“朕非敢相臣，以济艰难耳。俟贼平，任行高志。”这样，他才勉强接受下来。肃宗将李亻叔的元帅府设在宫中，李泌与李亻叔总有一人在元帅府坐镇。李泌又建议道：“诸将畏惮天威，在陛下前敷陈军事，或不能尽所怀；万一小差，为害甚大。乞先令与臣及广平（即广平王李亻叔）熟议，臣与广平从容奏闻，可者行之，不可者已之。”肃宗采纳了这一建议，这实际上是赋予李泌朝政全权，其地位在诸位宰相之上。当时，军政繁忙，四方奏报自昏至晓接连不断，肃宗完全交付李泌，李泌开视后，分门别类，转呈肃宗。而且，宫禁钥匙，也完全委托李泌与李亻叔掌管。
面对如此殊遇，李泌并不志满气骄，而是竭心尽力，辅助肃宗，在平定乱军，收复两京以及朝纲建设上，都建有不可替代之功，实际上是肃代两朝的开朝元勋。
平定安史之乱后，肃宗返回长安，李泌不贪恋恩宠与富贵，向肃宗提出要退隐山林，他说：“臣今报德足矣，复为闲人，何乐如之！”肃宗则言：“朕与先生累年同忧患，今方相同娱乐，奈何遽欲去乎！”李泌陈述道：“臣有五不可留，愿陛下听臣去，免臣于死。”肃宗问：“何谓也？”李泌答道：“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可以说，李泌的这五不可留，还是十分深刻的，尤其是“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更是三项必去的理由。身受宠荣，能冷眼相对，不沉迷其中，这是难得的政治家气度。肃宗听后，有些不以为然，劝道：“且眠矣，异日议之。”李泌则坚持道：“陛下今就臣榻卧，犹不得请，况异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听臣去，是杀臣也。”说到这儿，肃宗有些不高兴了，反问道：“不意卿疑朕如此，岂有如朕而办杀卿邪！是直以朕为勾践也！”李泌还是坚持道：“陛下不办杀臣，故臣求归；若其既办，臣安敢复言！且杀臣者，非陛下也，乃‘五不可’也。陛下昔日待臣如此，臣于事犹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既安，臣敢言乎！”
肃宗无可奈何，只好听其归隐嵩山。代宗李亻叔即位后，又将他召至朝中，将他安置在蓬莱殿书阁中，依然恩宠有加。但此时，李泌却居安思危，感受到了他与代宗之间的微妙变化。当李亻叔为太子时，局势动荡，其皇储之位也不稳定，因此，他视李泌为师长，百般倚重，而李泌也尽心辅佐，几次救其于危颠。现在，他是一国之君，对于往昔的这位师长、勋旧固然有道不尽的恩宠，但也有种种道不明的不安与不自如。
这时，朝中有一位专权的宰相元载，这位宰相大人，与李泌是截然相反的人物。他凭借代宗的宠任，志气骄逸，洋洋自得，自认为有文才武略，古今莫及。他专擅朝政，弄权舞智，僭侈无度。曾有一位家乡远亲到元载这儿求取官职，元载见其人年老不堪，猥猥琐琐，便未许他官职，写了一封给河北道的信给他。老者走到河北境内后，将信拆开一看，上面一句话也没有，只是签了元载之名，老者十分不悦，但既已至此，只好持此信去拜谒节度使。僚属们一听有元载书信，大吃一惊，立即报告节度使。节度使派人将信恭恭敬敬地存到箱中，在上等馆舍招待老者，饮宴数日。临行时，又赠绢千匹。这可见元载的威权之重。
就是这位元载，见李泌如此被信用，十分忌妒，与其同党不断攻击李泌。在李泌重回朝中的第三年，也就是大历五年（770），江西观察使魏少游到朝中寻求僚佑，代宗对李泌道：“元载不容卿，朕今匿卿于魏少游所，俟朕决意除载，当有信报卿，可束装来。”于是，代宗任命李泌为江西观察使的判官，这与李泌在朝中的地位可谓天上地下，太不相称，但李泌还是愉快地远赴江西。
客观地说，元载是不容李泌的，但元载虽为权臣，毕竟只是文人宰相，未握兵权，代宗若要除他，易如反掌，但值得玩味的是，在元载与李泌的天平上，代宗明显地偏向了前者，所以，要提出种种借口与许诺。
李泌到江西后七年，也就是大历十二年，代宗方罢元载相，以图谋不轨诛元载及其全家。元载倚宠专权，下场可悲。一年以后，大历十三年年末，代宗方召李泌入朝。李泌到朝中后，君臣之间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代宗对李泌道：“与卿别八年，乃能诛此贼。赖太子发其阴谋，不然，几不见卿。”对这一解释，李泌似乎不能接受，他对答道：“臣昔日固尝言之，陛下知群臣有不善，则去之。含容太过，故至于此。”对此，代宗只好解释道：“事亦应十全，不可轻发。”
李泌到长安刚刚安顿下来，朝中新任宰相常衮即上言道：“陛下久欲用李泌，昔汉宣帝欲用人为公卿，必先试理人，请且以为刺史，使周知人间利病，俟报政而用之。”这一建议，可以说是十分荒唐。李泌自肃宗时即参与朝政机要，多次谢绝任相的旨意，而肃宗也实际上将他视为宰相。代宗即位，召其至朝中，也是要拜为宰相，但李泌又拒绝就任。如今常以代宗欲用李泌为由，要将他放为州刺史，应当是秉承了代宗的旨意。所以，第二年初，代宗便任命李泌为澧州刺史，澧州是偏远州郡，对于这一明显带有贬谪含义的任命，李泌未发一言，还是再次离开长安，走马上任。
以后，李泌又改任杭州刺史。就这样，这位多次拒任宰相的政治家，在疏远与排斥中，常年在外流连，远离朝政。但李泌从未心灰意冷，无论是在江西，还是在澧州、杭州，他都勤于政务，“皆有风绩”。
至德宗在奉天（今沈阳）被围，又将李泌召至，不久，任命宰相，但李泌还是平心待物，淡泊自然，真正体现了宠辱不惊的宰相气度。
可以说，这种宠辱不惊的气度既是领导者入门的第一课，又是须终生修炼的必修课。没有谁会永远只行顺风船，总有磕磕绊绊的时候，从容的心态让你笑看云涌云散，你也才能在这风云挟裹中走得更远。
宠辱面前以冷静自立
梁启超曾有这么两句诗：“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还岳梦中飞”。世界上虽沧桑难料，我心事定，无论怎么变化，我心里有数。的确如此，古今中外所有的伟人，定有遇事不慌，沉着冷静的特点，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正确地控制局势，取得成就。冷静的心态往往是成功的必要条件。一般来说，人们只要不是处在激怒、疯狂的状况下，都能保持自制并做出正确的决定。健康、正常的心态，不仅平时给生活带来幸福、稳定而且能在大难临头时，帮助你逢凶化吉转危为安。保持冷静的心态，就是时常让自己保持心情舒畅，找到一个心态平衡的支点，这样冷静就会慢慢地、慢慢地走近你。
除了冷静，平和的心态也是一种很高的为官境界。有人曾这样问苏格拉底：“请告诉我，为什么我从未见过您皱眉？您的心情怎么总是这样好呢？”苏格拉底回答道：“我没有那种失去了它就使我感到遗憾的东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是为官的一种境界。“跌倒了并不可怕，重要的是懂得站起来时手里能够抓到一把沙子”。任何一次成功都不过是为官旅途中的一个驿站，它来源于平实，归终于平实。平和的心态对健康的积极作用，是任何药物所无法替代的，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领导者学会平和自己的心态对身心健康乃至事业的成败都是至关重要的。俗话说：“心静自然凉”，如果领导者的心态、心境能够坦然、恬静、积极健康、顺其自然，那么即使是在炎热的夏天，也会有清凉的感觉。
2.能容纳异己是不以私害公的最好体现
“领导警语”
《尚书·周官》说：“贤明、能干的臣子互相推让，其中杰出的人才得以在位执政处事，那么百官就能和谐，百官不和，政治必定混乱不堪。”（《周官》曰：“推贤让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庞。”
——《牧鉴·接人》
在一座著名寺院的大门上有一副对联，其中的上联是：大肚能容，容尽天下难容之事。什么算作难容之事？公正对待异己，在掌握权力的时候，不对曾经与自己有矛盾的人挟私报复，应该可以称为容下了难容之事。
唐朝的名相李泌与宋朝名相文彦博都是不计私情以大局为重的代表。安史之乱爆发后，李泌随肃宗至彭原（今甘肃镇原东），规划平叛大计。肃宗与李泌谈及李林甫，想命令诸将，克长安后，掘其冢墓，焚骨扬灰。李林甫是唐玄宗后期宠信的奸相，口蜜腹剑，害人无数。他曾谗害李泌，几致死地，按照常理，对肃宗这一想法，他自然会十分赞同。但李泌考虑的却不是个人私愤，他认为若是肃宗为首的新朝廷这样对待以往的怨仇，恐怕会波及安史叛军中的新仇人，使他们断了改过自新、归附朝廷的念头。因此，他提出：“陛下方定天下，奈何雠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圣德之不弘耳。且方今从贼者皆陛下之雠也，若闻此举，恐阻其自新之心。”肃宗听后，十分不悦，反问道：“此贼昔日百万危朕，当是时，朕弗保朝夕。朕之全，特天幸耳！林甫亦恶卿，但未及害卿而死耳，奈何矜之？”后在李泌的反复劝导下，肃宗接受了这一意见，并说：“朕不及此，是天使先生言之也。”
文彦博也是一位颇有气度的宰臣。文彦博，字宽夫，宋汾州介休（今山西介休）人，仁宗时为相。仁宗宠幸张贵妃，对其从父张尧佐也厚加封拜，当时，谏官包拯、唐介等人激烈抗辞，反对此事。尤其是唐介，反对尤烈，而且还连及文彦博，他指斥文彦博向张贵妃进奉蜀锦，是因贵妃之故方登位宰辅，并要与文彦博当面对质。仁宗一怒之下，将唐介贬为英州别驾，而文彦博也被罢相。
文彦博复相后，谏官吴中复请召还唐介，文彦博不计前嫌，也向仁宗进言道：“介顷为御史，言臣事系中臣病，其间虽有风闻之误，然当时责之太深，请如中复奏。”但仁宗不许，仅命迁官。至神宗时代，文彦博已是元老重臣，以太尉留守西京，唐介之子唐义问为其属下转运判官，颇有才干，惧文彦博报复，欲另寻仕途。文彦博当即召义问解释道：“仁宗朝，先参政为台谏，所言之事，正当某罪。再入相时，尝荐汝父，晚同为执政，相得甚欢。”唐义问闻知后，十分感动，自此，与文彦博成忘年之交，常出入其门下。后文彦博荐唐义问为集贤殿修撰、荆南刺史。
李泌、文彦博都曾位至极品，而能够容纳异己是他们的共同特点，正是这种容人的肚量使他们做事事成，开创了不寻常的人生大局面。
能容人处且容人
为官做领导的总会与人有一些摩擦，如果把这些琐事当是非的话，你就会有生不完的气。可能有时候别人的一句无心之语，却被你当成了挑刺、找碴，结果一头栽入了是非的泥潭中。还有的时候，确实是他人有心伤害你，但你的反击却产生了“越描越黑”的效果，事情没澄清，却惹来一肚子气。其实在一些非原则性的是是非非面前，我们无须去计较什么，心胸开阔一点，时间自然会替我们证明。谁人背后没人说，谁人背后不说人？别人说你两句，就让他说吧，只要无伤筋骨。非要和别人较劲，不是给自己找难受吗？做人是这样，做事情做领导也是这样。不过分吹毛求疵、凡事皆留有回旋的余地，对微末枝节的小事不妨姑且放过，这乃是大部分中国人处事为人的信条。
日本的白隐禅师是一位修行有道的高僧。有一对夫妇，在白隐禅师住处附近开了一家水产店，他们有一个漂亮的女儿。无意间，夫妇俩发现女儿的肚子无缘无故地大起来。这种见不得人的事，使得她的父母震怒异常！在父母的一再逼问下，她终于吞吞吐吐地说出“白隐”两个字。这对夫妻怒不可遏地去找白隐理论，白隐静静地听完了对方的辱骂，只淡淡地应道：“就是这样吗？”可事情并没有完，等那姑娘肚中的孩子降生后，姑娘的父母竟毫不犹豫地将婴儿送给了白隐。这着实是一件让白隐禅师难堪的事，“一位出家的和尚，竟与民女通奸，还生了孩子，出的是哪门子的家”，街谈巷议不绝于耳。这位白隐禅师尽管名誉扫地，但并不介意，他没有任何辩解，只是认真、细心地照顾着孩子——他向邻居乞求婴儿所需的奶水，买来其他婴儿用品，虽不免横遭白眼，或是冷嘲热讽，但他总是处之泰然，仿佛他是受人之托抚养别人的孩子一般，他只想让那个孩子一天天健康、快乐地成长。一年后，那位没有结婚的妈妈感到良心不安，终于不忍心再欺瞒下去了，她老老实实向父母吐露了真情：孩子的生父是在鱼市工作的一名青年。于是姑娘的父母羞愧万分地去跟白隐禅师赔礼道歉，并抱回孩子。白隐仍然是淡然如水，在交回孩子时仍然只是轻轻说道：“就是这样吗？”
当领导者被别人误会和指责时，如果你事事都去解释或还击，往往会使事情越闹越大。不妨向白隐学习学习，把心胸放宽一些，没有必要去理会，难得糊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往往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3.一分的宽容会得到十分的回报
“领导警语”
宽恕别人的错误，就是帮助别人改正错误；用激烈的态度对待别人的错误，就是要让别人再错上加错。（宽人之恶者，化人之恶者也；激人之过者，甚人之过者也。）
——《菜根谭》
做人要宽容一点，要允许别人犯错误。尤其是做领导的，如果能设身处地地体谅、宽恕下属的一些小错误，下属往往会加倍努力，做得更好，并寻找机会证明自己的能力。
春秋时，楚庄王有一次和群臣宴饮，当时是晚上，大殿里点着灯，正当大家喝得酣畅之际，一阵风把灯烛吹灭了。这时，庄王身边的美姬“啊”的叫了一声，庄王问：“怎么回事啊？”美姬对庄王说：“大王，刚才有人非礼我。那人趁着烛灭，牵拉我的衣襟时，我扯断了他帽子上的系缨，现在还拿着，赶快点灯，抓住这个断缨的人。”
庄王听了，说：“是我赏赐大家喝酒，酒喝多了，有人难免会做些出格的事，没啥大不了的。”于是命令左右的人说：“今天大家和我一起喝酒，如果不扯断系缨，说明他没有尽欢。”群臣一百多人马上都扯断了系缨而热情高昂地饮酒，尽欢而散。
过了三年，楚国与晋国打仗，有一位将军常常冲在前边，勇猛无敌。战斗胜利后，庄王感到惊奇，忍不住问他：“我平时对你并没有特别的恩惠，你打仗时为何这样卖力呢？”他回答说：“我就是那天夜里被扯断了系缨的人。”
瞧，被宽容者心里可是一直没有忘记宽容啊。
还有一个故事。春秋时秦穆公的一匹良马被岐下三百多个乡下人偷着宰杀吃了。秦国的官吏捕捉到他们，打算严加惩处。秦穆公说：“我不能因为一条牲畜就使三百多人受到伤害。听说吃了良马肉，如果不喝酒，对身体会有害。赏他们酒喝，然后全放了吧。”
后来，秦国和晋国在韩原交战。这三百多人闻讯后都奔赴战场帮助秦军。正巧穆公的战车陷入重围，形势十分险恶。这些乡下人便高举武器，争先恐后地冲上去与晋军死战，以报答穆公的食马之德。晋军的包围被冲散，穆公终于脱险。
汉代的丙吉任丞相时，他的一个驾车小吏喜欢饮酒，有一次他随丙吉外出，竟然醉得吐在丞相的车上。丞相属下的主吏报告说，应该把这种人撵走。丙吉听到这种意见后说：“如果以喝醉酒的过失就把人撵出去，那么让这样的人到何处安身？暂且容忍他这一次的过失吧，毕竟只是把车上的垫子弄脏了而已。”
这个驾车小吏来自边疆，对边塞在紧急情况下的报警事务比较熟悉。他有一天外出，正好遇见驿站的骑兵手持红白两色的袋子飞驰而来，便知道是边郡报急的公文到了。到了城中，这个驾车小吏就尾随着驿站骑兵到公车署（汉代京都负责接待臣民上书、征召和边郡使者入朝的机构）打探详情，了解到敌虏入侵云中、代郡两地，急忙回来求见丙吉，向他报告了有关情况，并且说：“恐怕敌虏所入侵地区的地方官员因年迈病弱，反应不灵，不能胜任军事行动了。建议您预先了解一下有关官吏的档案材料，以备皇上询问。”丙吉认为他讲得很有道理，就让管档案的官吏把有关材料详细报来。
不久，皇上下诏召见丞相和御史，询问敌虏入侵地区的主管官员的情况。丙吉一一做了回答。而御史大人陡然之间不知详情无法应对，因此受到皇上的斥责。
丙吉显得非常忠于职守，时时详察边地军政情形，实际上这是得力于驾车小吏！
容忍他人小的过失，他会以自己的一技之长来感谢；而责备只会让人徒增怨恨。被宽容者往往把感恩之情压在心底，一旦有机会能让其发挥长处时，他必定会竭尽所能地报答。由此看来，那些终日寻求他人过错、动辄对人大声责骂的人，岂不是太愚蠢了吗？
原谅别人就是在原谅自己
四川青城山有这样一副对联：“事在人为，休言万般皆是命；境由心造，退后一步自然宽。”自古以来，宽厚的品德、宽容的心态就为世人所称道，心胸狭窄则被认为是一种病态。当人与人之间有了矛盾以后，一般人往往心怀怨恨、久久不能释怀。这种心态与其说是在和仇人做对，还不如说是和自己较劲。
所谓宽容的心态就是以宽广的胸怀和包容的心态，去面对人和事。宽容本身包含着谦逊。常言道：满招损，谦受益。一个人如果不能虚心求教，就不能有效地吸纳有益于自身发展的精神食粮，只有具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心态才能取长补短，充实、拓展、成就自我。
宽容不仅是一种与人和谐相处的心态，一种时代崇尚的品德，更是吸收他人长处充实自我价值的良好品质，“宰相肚里能撑船”，既然要做一个能位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就必须拥有一颗和常人不一样的宽容之心。
一个领导者想成功，只有时时多为别人着想，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宽容别人，这样才能得到更多的人理解和支持、理想才会更易实现。试想一下在现代社会中，在谈判桌上，双方都互不相让，无法宽容对方，都想赢得更多的利益，结果往往会造成僵持、不欢而散的结果。
针对一个与你观点不一致，或者你认为是与你唱反调、不配合你的人，哪怕他是一位“作恶多端”的人，只要你对他拥有一颗宽容的心，若能加以正确引导和启发，则往往会与他化敌为友，说不定还会成为你成功道路上的知心朋友和伙伴。因为你要明白：一味敌视别人或不能原谅别人，实际上你是在不原谅自己，在自寻烦恼，伤害了别人，同样也伤害了自己。
4.不能容人者难被人容
“领导警语”
人如果用希望上级对待自己的态度去对待下属，那么下属会不拥护他？人如果用希望下级对待自己的态度去侍奉上司，那个上司会不喜欢他？（人以其所愿于上以交其下，谁弗戴？以其所欲干下以事其上，谁弗喜？）
——《淮南子·缪称》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有来有往，就像有作用力就必然会有反作用力。所以，有肚量容人，才能被人所容；反之，如果自视清高，容不下别人，别人自然也容不下他，这无疑是给自己的为官和成事之路设下了障碍。
三国时候，祢衡很有文才，在社会上很有名气，但是，他恃才傲物，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经常说除了孔融和杨修，“余子碌碌，莫足数也”。容不得别人，别人自然也容不得他。所以，他“以傲杀身”，被黄祖杀了。
祢衡经过孔融的推荐，去见曹操。见礼之后，曹操并没有立即让祢衡坐下。祢衡仰天长叹：“天地这么大，怎么就没有一个人！”曹操说：“我手下有几十个人，都是当今的英雄，怎么说没人？”祢衡说：“请讲。”曹操说：“荀、荀攸、郭嘉、程昱机深智远，就是汉高祖时候的萧何、陈平也比不了，张辽、许褚、李典、乐进勇猛无敌，就是古代猛将岑彭、马武也赶不上；还有从事吕虔、满宠，先锋于禁、徐晃；又有夏侯忄享这样的奇才，曹子孝这样的人间福将。怎么说没人？”祢衡笑着说：“您错了！这些人我都认识，荀可以让他去吊丧问疾，荀攸可以让他去看守坟墓，程昱可以让他去关门闭户，郭嘉可以让他读词念赋，张辽可以让他击鼓鸣金，许褚可以让他牧羊放马，乐进可以让他朗读诏书，李典可以让他传送书信，吕虔可以让他磨刀铸剑，满宠可以让他喝酒吃糟，于禁可以让他背土垒墙，徐晃可以让他屠猪杀狗，夏侯忄享称为‘完体将军’，曹子孝叫做‘要钱太守’。其余的都是衣架、饭囊、酒桶、肉袋罢了！”
曹操很生气，说：“你有什么能耐？敢如此口出狂言？”祢衡说：“天文地理，无所不通，三教九流，无所不晓，上可以让皇帝成为尧、舜，下可以跟孔子、颜回媲美。怎能与凡夫俗子相提并论！”这时，张辽在旁边，拔出剑要杀祢衡，曹操阻止了张辽，悄声对他说：“这人名气很大，远近闻名。要是杀了他，天下人必定说我容不得人。他自以为了不起，所以我要他任教吏，以便侮辱他。”一天，祢衡去面见曹操，曹操特意告诉看门人：“只要祢衡到了，就立刻让他进来。”祢衡衣衫不整，还拿了一根大手杖，坐在营门外，破口大骂，使曹操侮辱祢衡的目的没能达到。有人又对曹操说：“祢衡这小子实在太狂了，把他押起来吧！”曹操当然很生气，但考虑后还是忍住了，说：“我要杀他还不容易？不过，他在外总算有一点名气。我把他送给刘表，看看结果又会怎么样吧。”就这样，曹操没有动祢衡一根毫毛，让人把他送到刘表那儿去了。
到了荆州，刘表对祢衡不但很客气，而且“文章言议，非衡不定”。但是，祢衡骄傲之习不改，多次奚落、怠慢刘表。刘表又出于和曹操一样的动机，把他送给了江夏太守黄祖。
到了江夏，黄祖也能“礼贤下士”，待祢衡很好。祢衡常常帮助黄祖起草文稿。有一次，黄祖曾经握住他的手说：“大名士，大手笔！你真能体察我的心意，把我心里想说的话全写出来啦！”但是，后来在一条船上，祢衡又当众辱骂黄祖，说黄祖“就像庙宇里的神灵，尽管受大家的祭祀，可是一点儿也不灵验。”黄祖下不了台，恼怒之下，把祢衡杀了。祢衡死时不到三十岁。曹操知道后说：“迂腐的儒士摇唇鼓舌，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自傲是宽容的敌人，自傲的人即使如关羽之勇、有祢衡之才，但因为缺少了宽容，也只能落得个悲惨的下场。
千万不要卖弄聪明
苏格拉底一再告诫他的门徒：“你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你一无所知。”孔老夫子也说：“人不如，而不恨，不亦君子！”这些话，有一个共同的意思，就是你即使真的很聪明，也不要太出风头，要藏而不露，大智若愚。也就是说，在做人处世中，不要卖弄自己的雕虫小技，不要显得比别人聪明。对于领导者而言更是如此。
世上有一种人很喜欢卖弄自己，他们掌握一点本事，就生怕别人不知道，无论在什么人面前都想“露两手”。这种人爱出风头，总想表现自己，对一切都满不在乎，头脑膨胀，忘乎所以。这种人即使能成为领导十个有十个要失败。那么，在做人处世中应该如何做，才是不卖弄自己的聪明呢？不妨从以下三方面注意：
第一，要在生活枝节问题上学会“随众”，萧规曹随，跟着别人的步履前进。这种随众附和的做人方法，至少有两大实际意义：一，社会上的群居生活，需要大家互相合作。二，在某些情况下，当你茫然不知所措时，你该怎么办？当然是仿效他人的行为与见解，从而发掘正确的应对办法。
第二，不要让人感觉你比他聪明。如果别人有过错，无论你采取什么方式指出别人的错误：一个蔑视的眼神儿，一种不满的腔调，一个不耐烦的手势，都可能带来难堪的后果。
第三，贵办法不贵主张。换一句话说，就是多一点具体措施，少一些高谈阔论。譬如，上司和同事或者朋友，希望你帮助他办某件事，你可以拿出一套又一套的办法，第一套方案，第二套方案，总之，你千方百计把问题解决了，这比发表“高见”，不是有意思得多吗？不说空话，而又能干得成实事，你将给人一种沉稳的成熟者形象。
不要把别人都看成是一无所知的人。其实，我们周围的人，和你一样，都各有主张。但多数人都不喜欢采纳别人尤其是下属的主张，因为这往往会被认为有失身份，有损体面。如果我们把同事都看成是庸才，只有我们自己有真知灼见，于是在一个团体内，多发主张，结果被采纳的百分比，恐怕是最低的，而且很可能是最先被淘汰出局的人。“聪明”是相对的，是对某一具体的方面、具体的人而言的。你在这个人面前很聪明，而在另一个人面前，很可能就不怎么样。所以，聪明还是不“聪明”并不是什么做官的资本，根本不值得卖弄。
5.心地宽厚的人才会肚量大
“领导警语”
宁可他人辜负我，我不可辜负他人，这是对待自己的原则。天下的好事不一定都是自己做的，这是对待他人的原则。能够做到这两点，那么对于做人的原则也就懂得差不多了。（宁人负我，无我负人，此待己之道也。天下之善不必己出，此待人之道也。能行斯二者，于道其庶几乎！）
——《牧民忠告》
有的人肚量也不小，并且因此成事，但是把“容人”仅仅当成了仕途精进的一种手段，这种容人的肚量并不由衷，所以早晚有一天会原形毕露地瘪下去。只有心地宽厚的人，才能真正做到待人以宽，不怨天，不尤人，这样的宰相才是肚量能够撑船的真宰相。
曾国藩强调严以律己，认为如果“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凡遇牢骚欲发之时，则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气？猛然内省，决然去之。”凡不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人，最终也不能立己达己，历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点。所以，曾国藩一向主张“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
曾国藩奉行的“待人以诚以恕”的品德集中体现在他正确地处理与左宗棠的关系上。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氏恃才傲物，自称“今亮”，语言尖锐，锋芒毕露。左宗棠只比曾国藩刚好小一岁，但他屡试不中，科场失意，蛰居乡间，半耕半读。咸丰二年，已41岁，才由一个乡村塾师入佐湖南巡抚张亮基，当了个“刑名师爷”。后张亮基迁为湖广总督，左宗棠于咸丰四年三月又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共达六年之久。曾、左虽非同僚，却同在湖南，常有龃龉。传说，曾国藩见左宗棠为如夫人洗脚，笑着说：“替如夫人洗足。”左氏以牙还牙，立即讽刺说：“赐同进士出身。”有次，曾幽默地对左说：“季子才高，与吾意见常相佐。”把“左季高”三字巧妙地嵌了进去。左也绝不示弱，说：“藩侯当国，问他经济又何曾！”语涉鄙夷，也把“曾国藩”三字喻尽。这些传之甚广的言谈，或为后代文人编造之辞，不足为信，但简单的对话，确实反映了左宗棠个性的桀骜。
左宗棠颇有识略，又好直言不讳。咸丰四年四月，曾国藩初次出兵，败于靖港，投水自尽未遂，回到省城，垂头丧气，左宗棠“缒城出，省公（指曾国藩）舟中，则气息仅属。责公事尚可为，速死非义。公嗔目不语”。意即责备曾国藩：事情还未到不能办的时候，自寻短见是不当的行为，何必出此下策。使得曾国藩无言以对。可见其语直，并非没有情分。而是为主帅打气，敬爱甚切之语。
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在江西瑞州营中闻父丧，立即返乡。左宗棠认为他不待君命，舍军奔丧，是很不应该的，湖南官绅对此也哗然应和。这使曾国藩颇失众望。第二年，曾国藩奉命率师援浙，路过长沙时，特登门拜访，并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为联，求左宗棠篆书，表示谦抑之意，使两人一度紧张的关系趋向缓和。
曾国藩的宽宏大度、不计前嫌还表现在他在咸丰十年（1860）对左宗棠的举荐上。在这以前，曾国藩也曾举荐过左宗棠。例如，咸丰六年正月，曾国藩奏左宗棠接济军饷有功，因而，朝廷命左宗棠以兵部郎中用。左宗棠性情刚直，又得罪了不少人，在湖南“久专军事，忌者尤众”，于是碰上了樊燮事件。樊燮为永州镇总兵，其私役兵弁，挪用公款，左宗棠为此代巡抚骆秉章拟奏折，秘请将樊燮撤职查办。谁知樊燮受人唆耸，向湖广总督官文反告左宗棠。官文这位满族官员较为颟顸，竟将这案子报到朝廷，朝廷因命考官钱宝青官讯，传左宗棠到武昌对簿。咸丰帝甚至密令官文，“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就地正法。”此事，京城内外闻之者莫不震惊。骆秉章与湖北巡抚胡林翼均上疏力辩其诬。胡林翼的奏折中且有“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话。京中官员如侍读学士潘祖荫，与左素不相识，也上疏痛陈“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官文似不可“引绳批根”。
在这种情况下，咸丰帝才有“弃瑕录用”的旨意，肃顺也趁机以人才难得进言。官文接旨后，才不再催左宗棠对簿，草草了结此案。此案刚发生之时，左宗棠曾写信给友人，陈述自己的委曲与悲苦之情：“弟性刚才拙，与世多忤，近为官相所中伤。幸所做之事容易明白，而当轴诸公尚有能知之谅之者，或可不预世网，然亦险矣！自念草野书生，毫无实用，连年因叠梓之故，为披发缨冠之举，忘其愚贱，一意孤行，又复过蒙优奖，名过其实，其遭此谤陷，固早在意见中。特欲借会试一游京师，脱离此席，非敢再希进取，以辱朝廷而羞当世之士也。”于是，左宗棠辞别骆秉章，于咸丰十年正月离开长沙。他三月三日到达湖北襄阳，突然接到胡林翼一封密信，“言含沙者意犹未慊，网罗四布，足为寒惕。”当时，正值襄阳大风雪，左宗棠想跻登庙堂之上，深感帝乡不可期，拟委身江湖之远，又忧谗畏讥。
当时，曾国藩驻军宿松，胡林翼驻军英山，议欲分三路进攻安庆。左宗棠来营暂避锋芒，曾国藩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连日与他商谈。正在这时，四月初一日，特旨询问曾国藩说：“左宗棠熟悉湖南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目下贼氛甚炽，而湖南亦所必欲甘心，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本地襄办团练等事，抑或调该侍郎军营，俾得尽其所长，以收得人之效？着曾国藩酌量处理。”曾国藩立即于四月十三日上奏说：“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扎亟之际，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简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曾国藩与胡林翼是在左宗棠极其潦倒，“四顾苍茫”的时候，向左宗棠伸出了援助之手。
清廷接到曾国藩上述奏章，于四月二十日，谕令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左宗棠因而正式成了曾国藩的幕僚之一。曾国藩立即让他回湖南募勇开赴江西战场。过了几个月，左宗棠军在江西连克德兴、婺源，曾国藩立即于十一月二十八日专折为他和部属报功请赏，并追述他以前的战绩说：“臣查左宗棠一军，自移师景镇，一闻贵溪警报，分路调拨，或迎头痛击，计十日之内，转战三百余里，连克三城，使狼奔豕突之众，喘息不得少定。实属调度神速，将士用命。自此股剿败之后，即有池州大股扑陷建德，直犯浮梁、景德镇，亦惟左宗棠一军独当其冲。左宗棠初立新军，骤当大敌，昼而跃马入阵，暮而治事达旦，实属勤劳异常。”可谓推崇备至。左宗棠因此得晋升为候补三品京堂。
至咸丰十一年四月初二日，曾国藩又上奏道：左宗堂“上年奉旨襄办臣处军务，募勇五千余人，驰赴江皖之交，方虑其新军难收速效，乃去冬堵黄文金大股，今春击退李世贤大股，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因而恳请“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朝廷立即照准。
这年十一月十六日，曾国藩根据闽浙总督庆端、浙江巡抚王有龄之请，奏请派左宗棠援浙，并将在江西广信、广丰、玉山、饶州和安徽徽州等地的陆军及昌国内河水师，统归左宗棠就近节制调度，使左宗棠开始拥有较大的军权。但左宗棠还未奔至杭州，杭州已于十一月二十八日（1861）被太平军占领，杭州将军瑞昌与浙江巡抚王有龄均死于战事。于是曾国藩第四次上奏保举左宗棠。他于十二月十二日向左宗棠通报说：“浙江竟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失守，六十万生灵同遭浩劫，天乎酷哉！弟于二十五日复奏统辖浙江军务，已附片密请简阁下为浙江巡抚。无论是否谕允，目下经营浙事，全仗大力，责无旁贷。”
果然，左宗棠于次年二月（1862）即受命为浙江巡抚，并根据曾国藩的奏请，朝命左的部下蒋益澧为浙江布政使。曾国藩一方面请求辞掉自己节制浙江军务的谕令，一方面把左宗棠推到了浙江的最高位置上。他在奏稿中写道：“以臣遥制浙军，尚隔越于千里之外，不若以左宗棠专为浙省，其才实可独当一面。”曾国藩如此谦让，又如此真心实意地为清朝廷保举人才，心中哪有半点对左宗棠的嫌隙之意？
同治二年三月十八日，左宗棠被授命任闽浙总督，仍署浙江巡抚，从此与曾国藩平起平坐了。三年之中，左宗棠从被人诬告、走投无路的人，一跃而为封疆大吏，这样一日千里的仕途，固然出于他的才能与战功，而如此不断的报功保举，也只有曾国藩才能做到。所以，左宗棠在挽曾国藩的联中，深情地写道：“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时人及后世常爱谈曾、左交恶；其实二人虽仅止于有龃龉，内里却交情至深，正如左宗棠自己所说的“同心若金，攻错若石”。共同的事业——中兴清室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因而传为历史上的一段佳话，这也正是曾国藩“待人以诚恕”的最好例证。
不断举荐一个反对自己的人，这样的事有几人能做得到？但正因为有了这样宽厚的待人之心和容人的气度，曾国藩才从一介书生成长为封疆大吏。
宽厚是为官的一大美德
宽厚是为官的一种美德，也是人际交往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法则。宽厚谦让，并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我们的目的是通过谦让来消除矛盾，减少摩擦，最终达到成功。“忍”曾被误解过，有人以为它是意志软弱、缺乏斗志的表现。看来，这实在只是肤浅的理解。忍别人难忍之事，实在是已在精神境界上超出了一般人，恰恰是意志坚强的表现。“忍”字心上一把刀，说明在造这个字时，中国人已对忍字理解十分准确。我们随处可以看到，在一个充满忍让精神的环境中，少生多少闲气，少生多少争斗，人际关系是多么宽松平和。
牙齿刚硬所以容易折断，舌头柔软所以能完好保存。柔软不一定不能胜过刚硬，弱小的东西往往能战胜强大的东西。喜好与人争斗一定会受到伤害，而逞一时之勇吃亏就在眼前，做各种事情，一个根本的态度，就是忍让。宽厚和忍让有相通之处，但比忍让更富理性精神。没有宽容就没有宽松。无论你取得多大的成功，无论你爬过多高的山，无论你有多少闲暇，无论你有多少美好的目标，无论你坐到多么高的位置，没有宽厚待人，你仍然会遭受内心的痛苦。
在为官过程中，很多东西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人与人之间难免有些明争暗夺，有些摩擦，直接与利益分配有关。“吃亏是福”，这句话充满了人情练达，又合乎辩证法。老子说“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这是用辩证法的道理说明了福埋藏着祸，祸又隐藏着福。那么，吃亏表面上是祸，其实是福，占便宜表面上是福，其实是祸，不就很好理解了吗？
6.于小事上不计较才是做大事的气量
“领导警语”
职位高的领导者，他的工作不应该太繁锁具体；老百姓多的国家，对民众的教管不要过于严苛。高层领导事务过于琐碎就难以把国家治理好，法令过于烦苛就难以施行。（位高者事不可烦，民众者教不可苛。夫事碎难治也，法烦难行也。）
——《淮南子·秦族》
一个人肚量大小更多地在一些小事上体现出来，因为小事之争往往是面子之争、恩仇之争，恰好在做大事的人看来，这些事根本就不值一争。尤其作为领导者，如果处处跟人争一时之气与一时之利，他的为人与为官都不会有什么大的出息。
宋朝时吕蒙正为相以气量大而闻名。宰相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威权赫赫，但吕蒙正却并未妄自尊大，相反却保持了谦谦的君子风范。面对他人的冒犯，吕蒙正也不喜记人之过，体现出容人之量。正是因为这种豁达的大家风度，才使他赢得了别人的敬重。
据《宋史》记载，吕蒙正任宰相时，有人自称家中珍藏着一面古镜，能照二百里。为求知遇，此人愿将这面珍奇的古镜送给吕蒙正。吕蒙正听说后哈哈大笑，说：“吾面不过镜子大，安用照二百里？”此人羞愧而出。此事传出，闻者对此无不叹服：昔日先贤都难以做到不为物所累，而吕蒙正却能坦然面对，怎不令人钦佩！
吕蒙正对子女的要求也比较严，从未利用自己的权利为子女谋私。在吕蒙正之前，宰相卢多逊之子卢雍初做官即授水部员外郎。以后，此举成为惯例，凡宰相之子初任官职，即授水部员外郎。吕蒙正之子吕从简照例被授此职后，吕蒙正认为自己的儿子年纪轻轻，资历甚浅，尚无寸功便被授予高官，这样做很不合适。于是他上奏皇帝说，当初我科举及第时只不过做了一个九品京官，现今天下卓有才干而在野之人很多，对贵族子弟不应该越级提升。我的儿子“始离襁褓，一物不知”，却蒙皇上恩宠赐予高官，请皇上降其官职，初做官应从九品官开始。吕蒙正的这一意见为皇帝所采纳。从此以后，宋宰相之子初任职时只授九品京官，并定为国家法规。面对自己的儿子，吕蒙正这种丝毫不徇私情的行为，令朝中上下称赞不已。
与一些睚眦必报之人相比，吕蒙正的宽以待人、不计私怨更让人称羡。吕蒙正小时候，曾与母亲刘氏一起被身为朝官的父亲吕龟图赶出家门。但当他考中状元、为官之后，却并未记取父亲之仇，而是将父母都接到身边，“同堂异室”，一起奉养。对其他一些触犯过自己的人，吕蒙正同样不计前嫌，甚者也无意深究。吕蒙正任参知政事（副宰相）时，年纪尚轻，有人很看不起他。有一次上朝时，一位官员隔帘指着他议论道：“此小子亦参政耶？”吕蒙正却假装没听见，径直走了过去。同僚为他抱不平，准备追查议论者的官位姓名，吕蒙正当即予以制止。罢朝后，这位同僚仍耿耿于怀，愤愤不平，后悔当时没有及时查问清楚。吕蒙正却说，一旦我知道了姓名，恐怕终身都不会忘掉，这样不好，还不如不知道为好。如此肚量，使人不得不服。
还有一次，吕蒙正初任宰相，因蔡州知州张绅贪污受贿，吕蒙正就将其免职。有人对宋太宗说，张绅家中富裕，不至于贪污受贿，恐怕是吕蒙正在以前贫困之时敲诈勒索张绅不成，所以现在寻机报复。宋太宗听信此言，即命张绅官复原职。吕蒙正对此也不作辩解。后来考课院查明张绅确有贪污受贿之实，又将其贬黜为绛州团练副使。吕蒙正再次为相时，宋太宗感叹地对他说：“张绅果有赃。”算是为吕蒙正昭雪。吕蒙正却并未借机表白自己，只是淡然一笑，既不申辩，也不谢恩，对此事全不在意。
有一则关于吕蒙正“饭后钟”的故事，也充分体现了他大肚容人的海量。吕蒙正少时与母亲一起栖身于龙门山的一个窑洞，因身无分文，吃饭靠寺庙僧人施舍。有些僧人借机刁难、戏弄吕蒙正，提出要想吃饭就得为寺庙敲钟，吃一餐，敲一次，不敲钟就不给饭吃。吕蒙正无奈，只得忍气吞声每日敲钟三次，这就是所谓的“饭后钟”。但吕蒙正为官之后，对当初刁难自己的僧人并未记仇，反倒感谢他们，予以奖赏，众僧为此羞愧难当，对吕蒙正也平添几分敬仰。
小事糊涂又何妨
有不少的领导者，对于下属的一些小是小非的问题最感兴趣，最爱打听，也最爱处理。他们不知道，下属在领导者面前，普遍存在着一种压抑感和被动感。他们的缺点错误，他们身上发生不光彩的事情，最怕领导者知道。他们的一些问题被领导知道了，虽然本来是小事，但他们不知道领导者作不作小事看，上不上纲，老担着心。所以，对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要运用糊涂的办法，懒得去听，懒得去看，就是请你也不要去。如果听见了就装作耳聋，没听见；看见了，就装眼瞎，没看见。而且在思想上要真心当作一点不知道那样泰然处之，在嘴巴上真正当作一点不知道那样从不谈及。对于那些因风俗习惯引起的一些问题，或者妇女们、青年人、老年人之间发生的一些无伤大雅、无关大局的问题，领导者最好不去过问，知道了也应装着不知道。如果下属已经发现你知道了，不能采用“装不知”的办法了，则可以采取“装不懂”的办法来应付，摇摇手，说声：“这个我不懂。”并不再追问。
七十二行，行行有“行话”，许多人中间互相有“暗话”，某些“行话”、“暗话”，下属最忌领导者知道，因为这些是用来互相取笑、互相俏骂的。对于这样的“行话”、“暗话”，就是你听到了，又知道了其中的意思，也要装不懂，即使自己被骂上两句也要装傻，甚至还傻笑几声。这样彼此间会出现一种热闹而有趣的气氛。如果认真去分析，严肃去教育，倒会使大家索然，一点好处也没有。在这类问题上，装聋卖傻，并不失声望。糊涂的技巧是一种成功之道，当然这是指小事情的小糊涂。如果一切皆明白于心，恐怕会心生烦乱，干扰工作。其实，巧妙地装糊涂更是一种真聪明，显示出智慧，不但给各种烦杂的事情涂上润滑油，使得其顺利运转，也能使生活中充满笑声，显得轻松明快。
7.给人活路自己就有出路
“领导警语”
小人心有隙怨一定要报复，这样只能让自我毁灭。（小人存隙必报，必报自毁也。）
——《止学》
能够容人不仅是领导者应该具备的修养，在很多时候，也是成事不可缺少的条件，是一种高明的做事策略。
人在面临绝境时，大多有三种状态，一是坐以待毙；二是全力挣扎，以死相拼；三是竭尽自己的智慧，积极地寻求摆脱的办法。第二三种状态给那些暂时得势的征服者以深刻警示，就是斩草除根固为重要，但“置人于死地”也往往容易激起更大的反弹力，反而可能会瞬间成败易位。因而在征服者已经把被征服者置于必败之险境的同时，必当考虑要给其留有一点“生”的余地。
三国时期，曹操把河北平定之后，曹仁跟随曹操包围壶关。曹操下令说：“城破以后，把俘虏全部活埋。”结果连续几个月都攻不下来。
曹仁对曹操说：“围城一定要让敌人看到逃生的门路，这是给敌人敞开一条生路。如果你告诉他们只有死路，敌人会人人奋勇守卫。而且城池坚固粮食又多，攻则会伤亡士兵，围守便会旷日持久。今陈兵在坚城的下面，去攻击拼死命的敌人，不是好办法。”
曹操采纳了他的意见，城上守军投降了。
乱世之主，一生百战，胜败在所难免。而每一战的胜利，都可能有一批降者，如何对待降者，霸主们或杀或留，自有一番主张。虽然对于降者斩尽杀绝的做法，可以起到斩草除根的作用，但是英明的霸主往往是不杀降的。
曹操一生不杀降的事很多，收编青州黄巾军即为其一。
曹操打败黑山军后，于兖州东郡有了立足点，做了名副其实的东郡太守，名声大震后，采纳陈宫的策略，决定先平定黄巾，再图取天下。于是曹操向青州黄巾军发起进攻。当黄巾军退至济北时，已是寒冬十二月，衣食接济很困难。曹操敦促黄巾军投降。经谈判后，黄巾军数十万人向曹操投降，愿意接受他的指挥。曹操非常高兴，宣布既往不咎，一个也不加伤害，将其中的老幼妇女缺乏作战能力的，全部安排在乡间从事生产，挑选其中精壮者五六万人，组成“青州军”。
这样，曹操的军事力量大增，他终于有了一支同其他势力抗衡的武装队伍。
同时，对于像张绣那样降而复叛，叛而复降，曹操多次南征，并致使爱将典韦、长子曹昂、侄儿曹安民在南征中丧生的投归者，也不计较其杀子侄及爱将之仇，并表示热烈地欢迎，立即任命他为扬武将军，表封他为列侯，还与他结为儿女亲家，为己子曹均娶了张绣的女儿。在后来的官渡之战中，张绣为曹操打败袁绍立下了战功。
因此曹操的一生，虽然杀了很多人，但他的不杀降，确实为壮大自己的力量，向天下人显示自己的宽阔胸怀和不计私怨的品格，从而为曹操取信于天下，争取更多的智能之士归附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曹操的这一做法，得到了一代伟人毛泽东的肯定。他在读《魏书·刘表传》时写了两条有关曹操的批注。《魏书·刘表传》裴松之的注中，有一段说刘表初到荆州时，江南有一些宗族据兵谋反，刘表“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毛泽东读到此注，对“皆斩之”的做法是不赞成的，所以，他在“皆斩之”三字旁画了粗粗的曲线，又在天头上写下了这样一条批语：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毛泽东的这条批语，表明了他对曹操“不杀降”的赞许。
不管是战场上的敌对双方，还是生活、工作中的竞争对手，对人切不可赶尽杀绝，对照曹操的做法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给人活路自己就有出路。
不要过于蛮横施压
领导者为完成任务，被赋予一种强制别人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权力。它可以用来指示、指导下属，也可以用来纠正下属的过失。虽然如此，但如果太仰仗权力，采取强硬手段来压制下属，口口声声说：“我说这么做就这么做”，不厌其烦地一再向人们显示自己的权力，不但不能使下属信服，而且蛮横、高压地利用权力，还会引起下属的反对，虽然有时只是“敢怒而不敢言”。
《三国演义》第八十一回有这样一个故事：张飞生性脾气暴烈，动不动喝醉酒后打骂士兵，土兵们敢怒而不敢言。关羽败走麦城之后，被东吴所杀。张飞为替兄长报仇，凭借权力提出了不合理要求，限令军中三天以内置办白旗白甲，挂孝讨伐东吴。负责制造盔甲的两员末将范疆、张达因为期限太急，就向张飞乞求宽限几天，张飞不但不听，竟然把二人打得满口出血，并命令道：“一定要按期完成，若超过期限，就杀了你们示众。”二人知道根本不可能按期完成，便商议：“与其他杀我们，不如我们杀了他。”于是便趁张飞酒醉卧于帐中之机，持短刀将其刺死，并割了首级投奔东吴去了。
张飞之所以被部下杀死，与他平时的高压、蛮横是分不开的。平常下属们就是“敢怒而不敢言”，更何况在他急切报仇之时？领导下达命令要符合实际情况，指责应该有充分的理由，而不应因为被赋予了某种权力就滥加应用。把强制及使人服从的力量藏而不露，才是聪明的做法。身为下属，就算不受强制，也会有服从的心理，如果领导用一种以上压下的态度来对待下属，即使性格温顺的人也会暴躁起来。所以领导不能借助权力压人，靠本身的威信使人信服才是明智之举。权力并不是万能钥匙，你不用多表现，大家也知道你是领导。威信比权力更重要，把精力放在建立威信上，效果会更好一些。
聪明的领导很少会像封建社会那些专制的皇帝，随心所欲，世间万物为自己一人所支配。他们往往在工作中，通过展现自己，来逐步建立自己的威信。有了威信，大家才信服你。这时，你才具备了无形的感召力，你所做出的决定，才会得到大家的拥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