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圣”是杜甫的另一顶桂冠，但如果我们以“古圣先贤”的惯常思路来理解“诗圣”，这是不合历史上杜甫的面目的。《旧唐书·卷第二百》载：“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夫野老相狎荡，无拘检。严武过之，有时不冠，其傲诞如此。”《新唐书·卷二百一》云：“（甫）性褊躁傲诞……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那么据史书记载，杜甫是一个类于“竹林七贤”似的狂放不羁的狂士形象，他不是“文质彬彬”的谦谦君子，更不是获“中庸”之道的圣贤，那么究竟该怎样理解“诗圣”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本身丰富复杂的古代社会在现代人的记忆中被过滤的只剩下人们想当然认为的最主要的东西，这种传承历史的方法可能是必要的、简捷的，但也有可能是错误的，至少它是片面的。由于我们无限制的夸大儒家思想在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地位，一提到圣人，我们自然会想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等儒家推崇的圣人形象。然而，事实上圣人却并非儒家独有的“专名”，圣人或者圣在古代的内涵和外延是丰富的、广大的。儒道两家虽势同水火，但圣人却是他们给予代表各自思想领域内最高境界的人的光荣称号。孔子虽在后世被成为“圣人”，但他自己是不敢以圣人自居的，并认为他的时代没有圣人。他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其可矣。”孔子心目中的圣人是尧舜禹汤一样的贤明君主。《尚书·洪范》云：“睿作圣。”孔传：“于事无不通谓之圣。”《礼记·乐记》云：“故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明圣者，述作之谓也。”孔疏：“圣者，通达物理。”孔传对圣人的解释无疑是深得孔子用心的，圣人是能够洞悉社会人事，运天下于孤掌中的人。但道家所树立的圣人典范却不是如此。《老子》一书八十一章中就有二十二章共二十六句出现“圣人”一词。《庄子·逍遥游》云：“圣人无名”，《齐物论》曰：“圣人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无谓有谓，有谓无谓，而游乎尘垢之外”。老庄所构想的道家的“圣人”是指摆脱了事俗利害以及仁义礼乐的功利和伦理束缚，超越了自然、社会、个人的种种制约，达到精神的绝对自由，实现形而上的无所待的逍遥之游。同号“圣人”，其内涵却大相径庭，所以老庄在神游于自家的“圣人”之境的同时，也对孔儒的“圣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谓“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神仙家葛洪似乎认识到“圣”的外延是儒家包容不下的，“仲尼虽圣于世事，而非能沉静玄默，自守无为者也。”而且葛洪并不把圣人的外延仅仅局限于儒道两家，而是推广至社会的许多领域，在此基础之上，他得出了“圣”的内涵“世人以人所优长，众人所不及者便谓之圣。……圣者，人事之极号也。”葛洪带有较强的学术气息的定义也得到了民间的认可，或者葛洪的定义本身就考虑了民间的情况。《梁书·王志传》云：“志善草书，当时以为楷法。齐游击将军徐希秀亦号能书，常谓志为书圣。”葛洪对“圣”的定义经受了历史的检验，到宋代王观国的《学林·圣》仍谓：“古之人精通一事者，亦或谓之圣。汉张芝精草书，谓之草圣；宋傅琰仕武康、山阴令，咸能著名，谓之傅圣；梁王志善书，卫协、张墨皆善史书，皆谓之书圣；隋刘臻精两《汉书》，谓之汉圣；唐卫大经邃于《易》，谓之易圣；严子卿、马绥明皆善围棋，谓之棋圣；张衡、马忠皆善刻削，谓之木圣。盖言精通其事，而他人莫能及之也。”明朝谢肇淛《五杂俎·人部一》云：“大约百工技艺，俱有至极，造其极者谓之圣。”圣的内涵仍承葛洪之说，但只有他算是把圣的外延给说透说尽了，前人多把圣的外延局限在士这个特定的阶层，而谢氏则把其下放到“百工技艺”，这就使我们更加清楚的明白“圣”的内涵侧重于“技”，尤其是对于那些思想领域诸如儒、道、释之外的行业就更是如此了。这样我们可以把圣的外延划分为思想领域和技术领域两大部分，内涵也各有侧重，前者重在对理论深度的把握，往往内化为自己人生观的一部分，如儒、释、道等思想领域；后者重在对技术的掌握和实际的操作，常常成为自己谋生的一种手段，如书法、绘画、木工、医术等技艺行业。那么古人眼中的诗歌属于思想领域还是技艺行业呢？不但那些儒士、道学家、理学家斥诗赋是雕虫小技，就是诗人们自己也贬低诗赋是小道末技，杜甫本人也是如此，他在《贻华阳柳少府》中云“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因此当人们开始推举杜甫为诗中之圣时，往往便不自觉地着眼于杜甫诗歌技艺的无可比拟。
在杜甫获取诗圣的历程中，秦观有首功。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引苏东坡的话：“子美之诗，退之之文，鲁公之书，皆集大成者也。”秦观承继了师说：“杜子美之于诗，实集众家之长，适其时而已。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刘公干之诗，长于豪逸；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淡；谢灵运、鲍昭之诗，长于峻洁；徐陵、庾信之诗，长于藻丽。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诸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岂非适当其时故耶？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呜呼，杜氏韩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这里秦观把儒家集大成的孔子和诗家集大成的杜甫相比附，意在说明承继前人经验的重要性，他并没有尊杜甫为诗圣的意思，但却无意中引导其他人把圣与杜甫、杜诗相联系。当然秦观论中集大成的杜甫只是指杜甫诗艺技巧的集大成，无人可及，并不含道德思想因素。杨万里是明确地把圣与杜甫连在一起的第一人。“然唐之李杜，宋言苏黄，将四家之外，举无其人乎？门固有伐也，固有承也。虽然，四家者流，一其形，二其味；二其味，一其法者也。盖尝观乎列御寇、楚灵均之所以行天下者乎？行地以舆，行波以舟，古也。而子列子独御风而行，十有五日而后反。彼其于舟车，且乌乎待哉？然则舟车可废乎？灵均则不然，吟兰之露，餐菊之英，去食乎哉？芙蓉其裳，宝璐其佩，去饰乎哉？乘吾桂舟，驾吾玉车，去器乎哉？然朝阆风，夕不周，出入乎宇宙之间，忽然耳。盖有待乎舟车，而未始有待乎舟车者也。今夫四家者流，苏似李，黄似杜。苏李之诗，子列子之御风也；杜黄之诗，灵均之乘桂舟、驾玉车也。无待者，神于诗者欤？有待而未尝有待者，圣于诗者欤？嗟乎？离神与圣，苏李苏李乎尔，杜黄杜黄乎尔；合神与圣，苏李不杜黄，杜黄不苏李乎？然则诗可以易而言之哉！”杨氏采用对举的方法首次提出李白、苏轼“神于诗”，杜甫、黄庭坚“圣于诗”，这种提法在李白诗仙、杜甫诗圣的称号史上的意义非同一般。杨说突出杜诗技巧运用的炉火纯青、出神入化，已经达到了无所束缚而又在规矩之中的自由自在的境界。其后明朝王稚登在《合刻李杜诗集序》中则直接以“诗圣”称杜甫：“余曷敢言诗？问诸言诗者有云，供奉之诗仙，拾遗之诗圣。圣可学，仙不可学，亦犹禅人所谓顿渐，李顿而杜乃渐也。”王氏在此以诗仙诗圣并举深受杨万里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以顿渐的比附说明李杜诗歌的艺术技巧和风貌的差别与杨万里是一致的，但王氏强调的是“圣可学，仙不可学”，即诗圣杜甫会成为与孔子一样的“万世之师”，而李白虽诗艺妙绝，但不会对后世产生如杜甫一样的巨大影响，这又杂和了陈师道“有规矩故可学”的意见。诗圣自明代正式形成后，后人对其所蕴含的诗艺技巧的发挥、阐释常不脱秦观、杨万里和王稚登三人的观点：集大成、出规矩之外又在规矩之中的化工之笔、后世诗人们学习的宗师。清代黄子云曰：“孔子兼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而成圣者也；杜陵兼风、骚、汉、魏、六朝而成诗圣者也”。清人沈德潜云：“王右军作字，不肯雷同，《黄庭经》、《乐毅论》、《东方画像赞》无一相肖处，笔有化工也。杜诗复然，一千四百余篇中，求其词意犯复，了不可得，所以推诗中之圣。”两说分别强调了诗圣的集大成和出神入化的诗艺。叶燮曰：“杜甫之诗，包源流，综正变，自甫以前，如汉、魏之浑朴古雅，六朝之藻丽秾纤，澹远韶秀，甫诗无一不备。然出于甫，皆甫之诗，无一字句为前人之诗也。自甫以后，在唐如韩愈、李贺之奇戞，刘禹锡、杜牧之雄杰，刘长卿之流利，温庭筠、李商隐之轻艳；以至宋、金、元、明之诗家，称巨擘者无虑数十百人，各自炫奇翻异，而甫无一不为之开先。此其巧无不到，力无不举，长盛于千古，不能衰，不可衰者也。今之人固群然宗杜矣，亦知杜之为杜，乃合汉魏六朝并后代千百年之诗人而陶铸之者乎？”叶说认为杜甫在诗歌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他既是一个集大成的诗人，又是一个代代诗人向之学习的宗师，而且他诗艺的高超、诗歌所取得的成就是古往今来无人可比的。这样的诗人当然是名副其实的诗中之圣人了。叶说是对古人称杜甫为“诗圣”的最好总结，也是在艺术技巧的内涵中进行的。其实诗圣的内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仅此而已，后想当然的认为诗圣一开始就含有道德伦理的意义，乃是一个误会。
清代潘德舆曰：“微之、少游尊杜至极，无以复加，而其所以尊之之由，则徒以其包众家之体势姿态而已，于其本性情、厚伦纪、达六义、绍三百者，未尝一发明也，则又何足以表洙、泗‘无邪’之旨，而允为列代诗人之称首哉？”潘说以为“集大成”不仅应包含诗歌的技艺，同时还应包括儒家的伦理道义。这是对“集大成”内涵的丰富。又曰：“惟子美以志士仁人之节，阐诗人比兴之旨，遂足为古今冠。”两段话旨在强调杜甫因“发乎情性止乎忠孝”的伦理教化的诗歌功用才被前人尊为历代诗人之首、古今诗人之冠。我们很容易把潘氏所言的历代诗人之首、古今诗人之冠理解为诗圣的同义词，这样诗圣就自然含有伦理道德之意了。其实潘氏心中的“诗圣”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两汉以后，必求诗圣，得四人焉：子建如文、武，文质适中；陶公如夷、惠，独开风教；太白如伊、吕，气举一世；子美如周、孔，统括千秋。”他同时立了曹植、陶渊明、李白、杜甫四个诗圣。又引蔡絛语：“诗家识陶渊明，犹孔门视伯夷。集大成手，当终还子美。”并说：“三代以下之诗圣，子建、元亮、太白、子美而已。……蔡氏比元亮于伯夷，是以诗圣品之，极得分际；惟脱漏子建为不精密。”又引敖器之语：“子美如周公制作，后世莫能拟议。”并评价曰：“几矣，终不如杜诗‘集大成’语为尤的实耳。”这两段话表明他坚持自己四圣并立的提法，并且认为“集大成”是杜诗异于其他三圣诗的独特之处，才是杜诗最合适的评价。综合几点来看，潘氏对杜诗称誉的阐释是比较严密而成体系的。他给集大成赋予了伦理道德的成分，并反复强调只有集大成的称誉才是最切合杜诗的，并认为杜诗正是因此才被称为诗人之冠的。他并列四诗圣，不分高下，似乎认为诗圣的内涵只是指诗艺，只有他加入了儒家思想道义的集大成的称誉才能使杜诗成为四圣之首，古今诗人之冠。这也说明了诗圣在潘氏和古人的观念中只是指诗艺并没有道义的成分，所以潘氏才费尽周折提出用新加了儒家道义成分的集大成来代替诗圣的称号。如果诗圣原本含有思想道德的内涵，那么潘氏就大可不必如此费事了。所以在古代，诗圣主要是指诗歌技巧、风貌等艺术方面所达到的成就，并不含伦理思想的成分。正因如此，古人根据不同的喜好以及不同的诗风可以推举出不同的诗人来做诗圣。朱熹曰：“李白诗非无法度，乃从容于法度之中，盖圣于诗者也”。杨慎在《周受庵诗选序》中云：“陈子昂为海内文宗，李太白为古今诗圣。”朱熹和杨慎都不喜杜诗而推崇李诗，故他们尊李白为诗圣。黄子云曰：“古来称诗圣者，惟陶、杜二公而已！陶以己之天真，运汉之风格，词意又加烹炼，故能度越前人；若杜兼众善而有之者也。余以为靖节如老子，少陵如孔子。”黄子云依据诗歌风貌的不同比附儒、道二家，举陶渊明与杜甫为并列的二诗圣。上举的潘氏则并列四诗圣。
但多数人认为诗圣是杜甫唯一的称誉，具有排他性，这是优胜劣汰的原则在众多的诗圣誉称发展史上的一种体现。诗圣必须具备几点内涵。首先，诗圣的诗歌技艺必须是一流的，达到无所束缚而又在法度之中的自由境界，这是诗圣的内在含义，却也最易理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曹植、陶渊明、李白、杜甫都有资格获得诗圣的美誉。潘德舆就曾明确地表示这四人在诗艺层面上是不分高低的。第二，诗圣是一个集大成的诗人，不广泛借鉴吸收前辈的创作经验就无法成为成就最高的诗人，因此第一个诗人是不可能成为诗圣的。诗圣只有在诗歌史成熟期的到来时才有可能出现，因为诗圣只有站在许多前辈诗人的肩膀上才能清楚看到诗歌创作多方面的成败得失，学习多种写作技巧，深刻地领悟诗歌创作的精髓。所以诗圣只可能在诸种诗体基本完备的唐诗中产生，魏晋南北朝诗歌在诗歌史上正出于探索、发展阶段，集大成的诗圣是不会产生的。上引秦观的杜诗集大成论正含此意，而潘德舆却驳斥到：“顾少游谓子美‘集众家之长’可，谓由于‘适当其时’则不可。假令子美生于六朝，生于宋、元，将不能‘集众家之长耶？’”的确，杜甫若生于六朝是不可能集大成的，生于宋、元倒是有可能的。据此则曹植、陶渊明的诗圣称号是不稳固的。其三，诗圣必须是后世诗人的宗师，他所创立的诗歌典范是人人都必须遵守的，而且是不得不如此。集大成主要强调继承，而为后世师则强调影响。自前引的诸多诗论来看，诗论家都注意到杜诗“有规矩故可学”、“群然宗杜”的现象，也提到李白诗“不可学”的现象。这样，杜甫就成了诗人们的万世之师了，弟子众多，门庭广大；而李白却是门可罗雀、追随者甚少。诗圣既是后人赐予的头衔，就含有论功封赏的味道了。杜诗泽被后世之功比李诗多矣，则诗圣的称号就与李白无缘而非杜甫莫属了。因此多数人接受杜甫是诗圣的称号并从诸多方面对其进行阐释，而对其他诗人被尊为诗圣的提法虽没有表示明确反对，但响应者甚少。杜诗具备了诗圣三个必备条件，而曹植、陶渊明只符合第一条，李白符合前两条却不具备第三条，故在诗圣史的发展过程中，这三个伟大的诗人渐渐出局，只剩下名副其实的杜甫独戴诗圣的桂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