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诗在艺术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之成为中国诗歌遗产中的瑰宝。明王世贞《艺苑卮言》指出李白诗“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李白诗气势磅礴，汪洋恣肆，纵横飞动。清贺裳说：“太白胸怀高旷，有置身云汉、糠枹六合意，不屑屑为体物之言，其言如风卷云舒，无可踪迹。”李白诗将屈原、庄子的艺术风格融会为一家，从而形成一种雄奇、飘逸、奔放的风格，其诗运用丰富的想象、生动的比喻、高度的夸张等修辞手法，形成一种掀雷挟电的夺人气势，令人折服。他的一些代表作如《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等诗作中，常运用飞动的笔触，把现实与梦幻、想象结合在一起，或升天，或入地，把时间、空间的界限也都打破，或“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江上吟》），或“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宣州谢捽楼饯别校书叔云》），或“刬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诗的结构也很少平铺直叙，而是跳跃跌宕，大起大落。他的一些名作尤其能体现这些特点，如《将进酒》、《行路难》等篇更是如此。
李白诗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自然而不雕琢。对于这一点，古人早已论及。清贺裳说：“太白高旷人，其诗如大圭不琢，而自有夺虹之色。”清乔亿亦云：“试阅青莲诗，如海水群飞，变怪百出，而悠然不尽之意自在，所以横绝高绝。”也有人借用李白自己的诗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来称赞其诗的语言风格，其实这也可归结为“自然”。稍举他的两首小诗便可见一斑。其一为《山中问答》：“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又如《山中与幽人对酌》：“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而他的一些名篇如《静夜思》、《长干行》、《子夜吴歌》等也均如此。李白的乐府诗、七言歌行，均有歌谣的特征。李白诗不仅浅近自然，且语近情远。
李白诗艺术成就最高的是他的乐府诗，其现存乐府诗149首。他沿用乐府旧题，在传统规定内加以变化。“他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扩大题材，改换主题，恰恰相反，他是在继承前人创作总体性格的基础上，沿着原来的主题、形象、气氛、韵律向前发展，即在同一方向上把这题目写深、写透、写彻底，发挥到淋漓尽致，无以复加的境地，从而使后来的人难以为继。”
李白的歌行体诗共有80余首，其中也有许多杰作，如《梦游天姥吟留别》、《宣州谢捽楼饯别校书叔云》、《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等等，均是千古传诵的名篇。清冯班曾指出：“歌行之名，本之乐章，其文句长短不同，或有拟古乐府为之，今所见如鲍明远集中有之，至唐天宝以后而大盛，如李太白其尤也。太白多效三祖及鲍明远，其语尤近古耳。”（清·冯班《钝吟杂录》）清管世铭也说：“李供奉歌行长句，纵横开阖，不可端倪，高下短长，唯变所适。”冯、管二位的论述有一些共同的认识：李白的歌行体诗中，均采用长短句式，纵横开阖，更近于古。
李白的《古风》59首，内容广泛，非作于一时一地，而体制相同。诗以咏怀为内容，其中包含指斥朝政的腐败、感伤自己的遭遇、咏史和游仙等等。清沈德潜曾说：“太白诗纵横驰骤，独《古风》二卷，不矜才，不使气，原本阮公，风格俊上，伯玉《感遇》诗后，有嗣音矣。”（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这些作品更多继承了风骚传统，而指事深切，言情深挚，缠绵往复，每多言外之意。
李白集中也有8首七律，有110首五律。李白生活的时代，五律早已成熟，七律才趋于定型。李白的律诗大致反映了这一时代的创作情况。有人认为李白不喜束缚，故集中七律甚少，这种解释并不成立。七律的束缚并不比五律严很多，李白集中有百余首五律也是明证。七律到杜甫漂泊西南的一些诗作中才完全定型，李白及同时代的崔颢等人的七律均不十分工稳整饬，即便基本符合，也多属暗合。李白律诗成就很高。清吴乔说：“太白五律，平易天真，大手笔也。”管世铭也说：“太白五言律，如听钧天广乐，心开目明；如望海上仙山，云起水涌。又或通篇不着对偶，而兴趣天然，不可凑泊。常尉、孟山人时有之，太白尤臻其妙。”两人对李白律诗的论述是公允的，其长其短，均言之中肯。
太白绝句仅93首，其中五绝48首，七绝45首。明胡应麟指出：“太白五七言绝，字字神境，篇篇神物。”“太白诸绝句，信口而成，所谓无意于工而无不工者。”又说：“五言绝二途：摩诘之幽玄，太白之超逸。”“七言绝，太白、江宁为最。”“五七言（绝）各极其工者，太白。”明末清初毛先舒则指出：“七言绝起忌矜势，太白多直抒旨畅，两言后只用溢思作波掉，唱叹有余响。”今人对李白绝句之论述大致也不出以上范围。各种唐诗选本，选李白绝句均较多，清王士祯《唐人万首绝句选》仅七绝即选李白21首，清孙洙《唐诗三百首》选李白绝句八首，与王维、杜牧相当，位居第一。在脍炙人口的唐人绝句中，李白的《静夜思》、《早发白帝城》、《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等都属于流传最广的篇章。
李白将我国古代诗歌浪漫主义艺术推上了顶峰，对后人的影响也是深远的。李白生前就享有盛名，身后更赢得极高的评价。唐代李阳冰《草堂集序》称赞：“千载独步，惟公一人。”唐吴融《禅月集序》也评价说：“国朝能为歌诗者不少，独李太白为称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代的韩愈、李贺、杜牧都从不同方面受过李白诗风的熏陶；宋代苏轼、陆游的诗，苏轼、辛弃疾、陈亮的豪放派词，也显然受到李白诗歌的影响；而金元时代的元好问、萨都剌、方回、赵孟渱、范德机、王恽等，多学习李白的飘逸风格；明代的刘基、宋濂、高启、李东阳、高棅、沈周、杨慎、宗臣、王登、李贽，清代的屈大均、黄景仁、龚自珍等，都对李白非常仰慕，努力学习他的创作经验。近现代以来，李白更不仅为东方人熟知，也为西洋各国人民所喜爱。李白的诗，已经成了中国文学史上最光彩夺目的华章之一。
杜甫热自宋代至今一千年的漫长岁月里不曾减退过，虽然褒贬之声均有，然整体而言，赞之者众，抑之者寡，这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诗人都不曾获得的礼遇。杜甫、杜诗的知名度即使许多帝王将相也无法比拟，生前寂寥的杜甫凭借诗歌成就了不朽，进入了永恒，这固然是由杜诗的伟大成就所决定的，但后世人积极主动的参与、研究也是功不可没的，杜诗、杜甫的永恒是诗人、诗作与研究者共同铸成的。明末清初所出现的王嗣奭的《杜臆》、仇兆鳌的《杜诗详注》、杨伦的《杜诗镜铨》、钱谦益的《钱注杜诗》和浦起龙的《读杜心解》是古代经典性的研杜著作。随着研杜成果的大量涌现，又出现了对研究成果的再研究。胡建次《中国古典诗学批评中的杜甫论》评述了杜诗在古代诗论中的地位变化，更多总结性的文章则集中在对20世纪研杜的情况的回顾上，《文史哲》杂志在1986年至1987年连载的焦裕银、郑庆笃、张忠纲、冯建国等人的《杜甫研究论文综述》，祁和晖、濮禾章的《建国以来杜甫研究情况述略》，林继中的《百年杜甫研究回眸》，杜晓勤的《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第十章》，张忠纲、赵睿才的《建国以来杜甫研究的回顾、反思与展望》，张忠纲、赵睿才的《世纪杜甫研究述评》，刘明华的《现代学术视野下的杜甫研究——杜甫研究百年回顾与前瞻》，余恕诚的《论20世纪李杜研究及其差异》等。
本文的研究述评对以上文章多有借鉴，行文中不再标出，在此一并致谢。
20世纪杜诗研究分为三个时期已成共识。20世纪前50年为第一阶段。以梁启超、胡适、王国维、陈寅恪、闻一多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贯中西的学者，开始运用现代学术观念和方法，结合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民主、科学的新思潮，从新的视角剖析杜诗，认为杜诗主要运用写实主义的手法，具有很强的平民性、民主性，认为杜甫是平民诗人，为杜甫研究开辟出不同于旧学的新面目。1922年5月21日，梁启超在诗学研究会上演讲《情圣杜甫》，以真、善、美的新标准评论杜诗，并誉杜甫为“情圣”。接着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认为杜甫更接近人民大众，苏雪林的《唐诗概论》称杜甫是“写实主义开山大师”。《闻一多说唐诗》记闻一多语：“两汉时期文人有良心而没文学，魏晋六朝时期有文学而没良心，杜甫则二者兼备，有良心也有文学。”三四十年代冯至、翦伯赞、钱来苏等人侧重于对杜诗民族意识的阐释，激发国人的抗战士气。冯至在《杜甫与我们的时代》中指出：“身受战争之苦的人们读《三吏》、《三别》之类作品，感到句句真实”，并说：“《悲陈陶》、《悲青坂》、《春望》等，正是沦陷区里人民的血泪。我们读这些名诗与名句，觉得杜甫不只是唐代人民的喉舌，并且好像也是我们现代人民的喉舌。”李广田的《杜甫的创作态度》认为杜甫的创作态度是为人生的，其创作对象是那时代的大多数人的生活。由毓淼的《杜甫及其诗研究》认为杜诗反映的是平民思想，李诗反映的则是贵族思想。杜诗考据方面：洪业的《杜诗引得序》是一篇较系统、较全面的杜诗及注本述评的长篇论文。洪氏详细考辨了杜集由成书到注释、评点、批选的发展过程及诸本间的源流关系，并对自宋至清的数十种杜诗注本作了言简意赅的评价。建国后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杜诗研究的低谷。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学者们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理论来解析杜诗，虽有生硬的缺点，但还是取得了成绩。冯至的《杜甫传》、傅庚生的《杜甫诗论》与萧涤非的《杜甫研究》都以现实主义、人民性、和爱国精神作为分析杜甫的新标准解析杜诗，杜甫被冠以人民诗人的称号。1962年，在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杜甫诞生1250周年大会上郭沫若致开幕词《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提出了李杜是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的概念。万曼的《杜集叙录》叙述杜集从樊晃到清代一千多年间经过编辑、整理、注释、校勘、疏证，成为一种专门之学的发展过程。华文轩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上编（唐宋之部）从诗文别集、总集、诗话、笔记、史书、地志、类书等中辑集有关杜甫生平事迹及后人对其作品和本人的评价的资料，内容详实，研究杜诗者无不从中受惠。1966年“文革”开始，杜诗研究中断。1971年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问世，杜甫被描绘成一个浑身上下都是落后思想、庸俗习惯的地主阶级分子。杜甫由“人民诗人”一下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1976年版）以儒法斗争作为文学史主线，认为杜甫的落后性都源于儒家路线。这一时期杜诗研究的荒谬、幼稚充分反映了一些学者缺乏学术研究的独立意识，对政治的依附性过强。1977年至今是杜诗研究的高潮期。出版有关杜甫的各类著作100余部，论文3000余篇。罗宗强的《李杜论略》是新时期李杜研究的第一部专著，认为李杜诗风的不同取决于认识和反映现实的不同方式而无优劣之分，对上一时期研杜弊病进行了正本清源的工作。陈贻焮的《杜诗评传》上卷（1982）、中卷（1988）、下卷（1988），上百万的文字，涉及到了杜学研究的诸多方面，是一部杜学研究的力作。莫砺锋的《杜甫评传》侧重于杜诗的思想史、文化史意义，认为杜甫既是伟大的文学家，又是伟大的思想家。程千帆师生合著的《被开拓的诗世界》以多篇论文的形式阐述了杜诗在诗歌史上对后世诗歌的开拓性贡献。叶嘉莹的《杜甫秋兴八首集说》所加按语对杜律艺术境界之评述甚为精当。袁行霈的《李杜诗歌的风格与意象》从杜诗独特的意象群和独特的意象组合方式的角度阐释了杜诗沉郁的风格。邝健行的《唐代洛阳福唐观作进士科试场新议》、《杜甫贡举考试问题的再审察》，傅光的《杜甫研究（卒葬卷）》，莫砺锋的《重论杜甫卒于大历五年冬与傅光先生商榷》、《访古学诗万里行》则是对杜甫考试、卒年、行踪等生平的考证。林继中的《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通过辑佚、增补、校订赵注，为杜甫研究提供了一个完整而谨严的赵注本。杜学的发展渐趋向两个热点，一是促成杜诗学的建立，许总的《杜诗学发微》、胡可先的《杜诗学引论》可为代表；二是杜诗的思想文化意义，着力较多的研究者有曹莫樊、莫砺锋、刘明华、邓小军、张忠纲、胡晓明等。探讨杜甫的称誉诗圣、诗史、集大成的内涵、外延的衍变正是杜诗文化意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本文正是在前贤的基础之上继续探讨，望方家指正。
“诗史”与“诗圣”是杜甫及其诗歌的最主要的两大称号，但这两个称号的含义却因不同的时代而不同，既反映了读者对作家与作品的认识是一个发展深化的过程，接受者具有能动性；也说明了诗歌这种文学样式本身隐含着可供再认识的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