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博大精深、体例完备。此书问世至今已有1500多年的悠久历史。因该书取史翔实，记叙简练，启人之智，为历代帝王所爱，也是专家学者研究、仿作的楷模。袁行霈先生在《世说新语研究·序》中指出：虽系小说家言，未可直以小说视之。其于魏晋社会政治、哲学、宗教、文学以及士人之生活风貌、心理状态，莫不有真实记录。这可以说是非常全面地概括了《世说新语》的史料价值。
历来关于《世说新语》的研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正文中关于《世说新语》的笺注和批点，乃至诸本中的序跋，都可以看作是对《世说新语》的研究，这主要指近代以前的《世说新语》研究，其大都散见于笔记、书札、序跋、文集等著述中，零碎而无系统，片面尚缺全局。《世说新语》问世后到唐代，人们对它的评价一直不高。在隋代的文献目录《隋书·经籍志》中，《世说》被列入“子部”的“小说”范围。按《隋书·经籍志》的说法：“小说者，街说巷语之说也。”《隋书·经籍志》中所理解的“小说”一词，与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小说概念不同，而是指传闻的故事。在《隋书·经籍志》的“小说”部中，与《世说》一并著录的，有《笑林》（后汉给事中邯郸淳著）、《笑苑》、《解颐》（杨松玢著）等书。《笑林》是指笑话集，《笑苑》是指有关笑话范围的文字。《解颐》则意指大笑以解颐（“解颐”的原意即“开颜而笑”）。总之，从这些书名来判断，这些都是属于笑话范围的书。在这一“小说”的收录范围中，还包含有类似《世说》的两种书籍：一是裴启的《语林》，另一个是殷芸的《小说》。根据《隋书·经籍志》的“小说”部分收录范围所下的定义，以及对其收录范围中所著录的书籍性质来进行判断的话，唐代初期编纂《隋书》的人们，对于《世说新语》这一重要著作，评价不高。到唐代，以著《史通》而闻名于世的著名历史学家刘知几，也继承了这种对《世说新语》评价很低的态度。刘知几在《史通》中，经常把《世说》与《语林》、《笑林》等书并列，并评价这些书是“皆喜载啁谑小辩，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说（悦）”（见该书卷八《书事》）。这种对《世说》的批评，与《隋书·经籍志》的态度如出一辙。刘知几在《史通》中的其他地方，如卷五《采撰》，也把《世说》与宋刘义庆所著《幽明录》及东晋干宝著的《搜神记》等记载妖魔鬼怪的志怪小说并提。由此，使他甚至对正史《晋书》也采取痛骂的态度。尽管《晋书》是唐太宗李世民敕撰而编成的，也由于它从《世说》及《幽明录》中获取素材，而被刘知几尖锐批评为不符合编纂正史的做法。但到了清代，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零，子部小说类）中，认为刘知几对《世说》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是错误的，主张不应当用编纂史书的标准来判断《世说》的价值，认为他的评价“未为通论”而采取贬斥的态度。宋代对《世说新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进行注释上，除了刘应登、刘辰翁对《世说新语》的批注，还有黄伯思《东观余论》、汪藻《世说叙录》等；明代除了王世贞、王世懋、李贽的批点，还有杨慎《谭苑醍醐》、朗瑛《七修类稿》等。清代专家辈出：李慈铭、文廷式、王先谦、叶得辉等诸家在校勘、注释、考证、辑佚诸多方面，创获颇丰。
20世纪以来，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展开与深入，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更新，狭义的具有现代特征的《世说》专题研究展开了。丰富的专题论文，详实的笺、校、注、译本以及系统性的研究专著相继问世，成果卓著。现代阶段的研究，明显地表现为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态势，在研究的视角与具体方法上呈现出新学对旧学的继承扬弃的清晰脉络。宗白华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1940年）、冯友兰的《论风流》（1944年）、陈寅恪的《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1945年）、贺昌群的《世说札记（麈尾考）》（1947年）以及许世英、赵罔、纪庸、朱建新等人的文章从各自感兴趣的角度入手，探幽发微，各开生面，使《世说》研究第一次呈现出多元、立体、现代的发展态势。此外，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1923年）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1924年）二著，给《世说》做了文学史特别是小说史的定位，后来的研究，无不循此路径。作为演讲稿，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以《世说》为蓝本，对魏晋社会历史及人文诸状况多有阐发，时见精义，也为《世说》研究做出了贡献。当代阶段是在此基础上，进行多角度、多层面、成体系的研究。这一时期的论文主要有：陈寅恪的《书〈世说新语〉文学篇“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1956年）；徐震堮的《“世说”里的晋宋口语》（1957年）；王佩诤的《〈世说新语〉校释掇琐》（1957年）；易艺五、乃正、陈直等人也有专文发表。“新时期”以来的20年，《世说》研究迎来了它的“复兴”，各种论文、注本和研究著作层出不穷，尽态极妍。刘兆云、侯忠义、郑学弢、宁稼雨、江兴岉等人对《世说》成书、性质及其思想倾向的争鸣；萧艾、徐传武等人对刘注的考察；以孔繁、叶柏树、周舸岷、信应举为代表的清谈研究；以及郭豫适、吴代芳、钱南秀、马宝丰、郭孝儒、张永昊、范子烨等人从文艺学、美学诸角度进行的探讨，均能自出手眼，从而把以上问题引向深化。
1949年以来，各种《世说》版本不断出现。影印本有：王利器断句、校订的影宋本《世说新语》，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版；1962年中华书局影宋本；王先谦思贤讲舍本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2年版。笺注本有：余嘉锡的《〈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张种之、刘德重的《〈世说新语〉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李毓芙的《〈世说新语〉新注》，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等等。其中，经周祖谟、余淑宜、周士琦整理的余氏笺疏，是数十年苦心经营的集大成之作，汇聚近世诸家成果，校勘、考证、辨伪、增补之外，兼有按语评论，精义纷呈，极具学术价值。与论文、注本并行不悖，研究著作也开始出现，且主要集中在90年代。萧艾的《〈世说〉探幽》，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张叔宁的《〈世说新语〉整体研究》，南京出版社，1994年版；宁稼雨的《〈世说新语〉与中古文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张振德等合著的《〈世说新语〉语言研究》，巴蜀书社，1995年版；范子烨的《〈世说新语〉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等专著，或从宏观把握，或从微观透视，对《世说》进行整体或局部的观照与考察，均能叠床架屋，自成体系。从宋代晏殊删削《世说新语》，使成定本后，今传各种刊本均从此本。故而《世说新语》的版本问题并不十分复杂，这就容易使人们忽略对该书版本问题的关注和研究。王能宪的《〈世说新语〉研究》专列《〈世说新语〉的版本》一节，将大陆和海外目前所知《世说新语》版本，几乎搜罗殆尽，而且还将其条畅缕析，考镜源流，将众多的版本关系大致理清了头绪。其中提供了不少重要信息，澄清了不少以前模糊不清的问题。此外，该书《附录》所载日本方面有关《世说新语》的各种传本、译本和解读本等，信息丰富，多为国内学者所未见，很有参考价值。范子烨的《〈世说新语〉研究》在《世说新语》文献学方面的努力又在王能宪的基础上深入了一步。关于《世说新语》原名及体例问题、《世说》成于众手说问题、古注问题、残卷问题、宋人删改《世说》问题等都有详尽的考证论述。这些考论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深入挖掘，精研细磨，使立论更加充分；或不囿前人旧说，敢于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力求将学术问题推陈出新。这方面尤为突出的是他关于《世说》残卷的考定工作。自19世纪末在日本发现《世说新书》写本残卷以来，人们众口一词，将其定为唐代定本。但范子烨却不为旧说所囿，根据自己的见解和材料，对旧说提出质疑。他先以残卷内容不避唐代帝王名讳的事实，否定了残卷为唐代抄本的旧说。又从书法入手，将残卷与南北朝书法相对照，认为残卷的抄写时代当在梁代。这种说法有理有据，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此外，张永言主编的《〈世说新语〉辞典》，张万起编的《〈世说新语〉词典》，以及许威汉、柳士镇等人的语言文字研究和整理，也是对《世说》研究的不同程度的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