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早的介绍国外《楚辞》学研究情况的是闻宥。他在1953年6月13日的《光明日报》以《屈原作品在国外》为题介绍了国外《楚辞》学的研究情况。搜集资料比较全的是马茂元主编的《〈楚辞〉资料海外编》（1986年3月出版）。徐公持、奚东、王丽娜、张啸虎等皆有专论或译著问世。
一、日本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
据《〈楚辞〉研究资料海外编》所附目录统计，1951年至1980年间，日本发表的《楚辞》研究论著有150种之多。日本人有的认为他们的祖先是楚人，从民俗、生活习惯等许多方面看古代的楚人和现代日本人很像；还认为，屈原流放的地点在日本，因为很多的日本地名、线路和《楚辞》的表述一致。但更多的不是这种寻根性而是学术意义的。据称，《楚辞》传入日本是太平二年（公元730年），在《古事记》等古老的日本史书中就出现了《渔父》的词句，《日本书纪》中又有《河伯》的词句。可能《楚辞》传入日本的时间早于太平时代。《楚辞》传入日本后，日本人进行了翻译解说，比较早的是秦鼎《〈楚辞〉灯校读》等。20世纪比较早的是西村硕园的《屈原赋说》为最。翻译本还有铃木虎雄的译本等。从规模和深度上看要推《屈原赋说》为最，是日本《楚辞》学研究的权威性著作。20世纪以来，日本的《楚辞》学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出版专著30种左右，论文约300篇。主要注释有冈田正之的《楚辞》、桥本循的《译注〈楚辞〉》、青木正儿的《新释〈楚辞〉》。尤以青木正儿的著作较有质量，他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著作还有多种。另外还有专门研究的著作：桥川时雄的《楚辞》、藤野岩友的《巫系文学论》、星川清孝的《〈楚辞〉之研究》、竹治贞夫的《〈楚辞〉研究》、目加田诚的《屈原》。《巫系文学论》主要讨论《楚辞》的起源，认为是巫和祝有关的宗教文学，由于屈原的努力，成为立足于表现人的自觉意识而带有强烈个性的文学。藤野则认为《楚辞》有自叙性质，一是人称，二是世系，三是生活，与《尚书》中的祝辞相似，认为是非宗教文学。竹治贞夫则注重《离骚》的结构分析，认为是囊括现实世界与梦幻世界的宏大的传奇故事。前半部是抒情，后半部是幻想式的叙事。他还撰有《〈楚辞〉的日本刻本及日本学者的〈楚辞〉研究》，介绍评论18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的注释和研究情况。星川清孝则从政治文化、文体语言以及接受史的角度系统研究《楚辞》，认为哀悼色彩、神游观念是《楚辞》的特色，《楚辞》的内容和形式都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日本学界比较重视考古资料及其文献考证，然后进行综合分析。如赤冢忠《殷代的祭河及其起源》、林己奈夫《中国古代的神巫》、花房卓尔《中国对谏争及谏争论的发展》、冈奇敬《〈楚辞〉世界的再现——长沙马王堆发现古汉墓》等，注重实际，不尚空谈。此外还有桑山平龙《关于〈楚辞〉中的鸟》、山田敬三《鲁迅其人的屈原影子——其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等。
自60年代起在日本出现了怀疑屈原存在的文字。主要有1968年铃木修次、高木正一、前野直彬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等。1983年至1984年，中国学者发表了近40篇文章进行了批驳。1972年，田中访华受赠《楚辞》以后，在日本学界引起了反响。1974年，浅野通主持召开了一次“关于楚辞的座谈会”，与会者有星川清孝、藤野岩友、松本清张等。记录发表在《国学院杂志》75卷1月号上。分为五个方面：《楚辞》的宗教基础；南方农耕民族的文学；古墓壁画和《楚辞》的世界；《楚辞》的传入；《楚辞》研究的动向及其课题。今后研究意见是：研究天字系列，如《天问》、《天对》、《天论》等，正确认识中国古代关于天的思想，以日本古典著作反证《楚辞》，研究《楚辞》中提到的不同民族。就目前获悉的信息看，日本依然有人作文否定屈原的存在，但遭到强烈的批评。
二、欧美研究情况
屈原的作品传到欧美比较迟，据闻宥的《屈原作品在国外》介绍，最早一个译本是用德文译的，译者是费慈曼，1852年发表在维也纳的皇家科学院的报告上，但只是节译。1931年德国孔好古的译文遗稿由他的学生爱吉士整理出版。1933年，鲍润生翻译了《九章》，除了《惜诵》以外，《抽思》、《怀沙》两篇，见于日本出版的《德意志东亚自然民族学会祝贺论文集》。《思美人》、《惜往日》见于1934年《辅仁大学校刊》第九号。
《涉江》、《哀郢》、《桔颂》、《悲回风》四篇见于1935年《华裔学志》第1卷。这八篇皆是用德文翻译的。意大利文翻译的也有两种：较早的为桑克谛所译，发表于1900年。还有阿赖喇所译本，发表于193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外交流增加，具体翻译研究情况已难确计。据马茂元《〈楚辞〉资料海外编》，1951-1981年的情况是：英文15篇，德文4篇，法文2篇，俄文15篇。孔好古在《公元前四世纪印度对中国的影响》中指出，《天问》中的月中玉兔、乌龟与幸福岛、吞舟大鱼等许多素材在印度文化中也有，使人刚好想到印度的诗歌。他还对《天问》全篇用字用韵及其来源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屈原所见先王之庙与公卿祠堂正和山东嘉祥的武氏祠相似，因此坚持《天问》为呵壁之作。他死后，学生爱吉士对屈原文章涉及内容进行虚构复原。孔、爱两位还利用屈原的作品进行了大量的神话方面的研究。但孔好古的影响说遭到了多方面的批评。在影响说以外，还有否定说的存在。如马伯乐在《古代中国》中替屈原写了一章，并无胜义，他还怀疑自投汨罗一事的真实性，更没有道理。英国的学者从1895年1月就有专门的研究著作发表。1927年《大亚细亚》第4卷、1928年《皇家亚洲协会北中国支会会刊》第59期发表了鲍润生的《屈原的远游》、《屈原的生平及诗作》二文。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詹姆士、R·海陶玮认为他们资料贫乏。1951年，詹姆士又针对中国某些研究缺乏学术性进行了批评。他惋惜司马迁把屈原铸成文学型而非历史型。他还批评谢无量、陆侃如、郭沫若、游国恩等人弄错了资料性质或事实。
此外还有英国戴维·霍克思的《〈楚辞〉——南方的歌》等，认为东西方学者对屈原创作时间的考证皆徒劳无益，《九歌》是理解《楚辞》的钥匙。湘君、湘夫人不过是与一个大人物温存去了。他还把《九歌》、《天问》以外的作品分为忧郁和巡游两类。1959年，匈牙利F·托凯出版了《中国悲歌的起源》一书。分《周代的中国社会》、《铭文》、《屈原的时代和诗人生平》等。这部著作后又有法译和日译本，是用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研究屈原的重要著作。他认为屈原诗派以后悲歌出现了衰落趋势。用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分析屈原作品是苏联时代学者的共同特点，成绩突出的是费德林。他的博士论文就是《楚辞》研究，后来还主编《屈原诗集》俄译本。他十分赞同郭沫若的观点，认为屈原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此外还有艾德林、林曼的研究等。谢列勃里雅可夫在《屈原和〈楚辞〉》中称屈原代表了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和愿望，很有启发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