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秉珊
我们这支抗大学员大队大约200人，多数是参加抗战不久的“新兵”。队长是冀中军区十分区参谋长（后来是军区参谋长）沙克同志，政治主任是某分区的农会主任，还有一位参谋石磊同志。带领着这样一支既无作战经验又没经受过军事训练、从全军区四面八方临时集中起来的知识青年，他们深知把他们送到延安要爬山涉谷，穿越封锁线，其责任不亚于带一个团上前线。
队长沙克同志不仅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而且是一个善于带兵的好首长。他考虑的是把这么一批“新兵”要训练成像战场上的战士一样勇敢无畏、不怕牺牲、能战善战，首先要养成遵守纪律、肯吃大苦、爱护群众利益的品质。他很重视学员的思想情况和身体状况，在每日行军数十里的路途中就是他做工作的时间。行军三四个月，没见他在大会上做过什么冗长的讲话报告，但是他的行动表率却给每人以无声的教育和亲切的感受。
军区为沙队长配了一匹战马，可是他从未骑过。马背上总是驮着战士的行李背包或者是打摆子发高烧的病号。他具有典型的革命军人的风度。一身洗得灰白的军装，永远是那么平整。天再热风纪扣也是扣得严严的，麻花裹腿扎得匀匀称称，脚下是一双白布袜子、一双黑布鞋……总之，从头到脚给人以严谨精干的印象。他手里经常挥动着一根树枝或一个马鞭（据他说，这样走起路来不吃力，手也不会因下垂肿胀），时而走到队伍前面，时而又落在后面，一天总要在队伍中每个人面前出现三四次，边走边谈。这就是他了解情况、做思想工作的时机。他走在最年轻的小于身旁问：“小鬼十几了？”“十六。”“离家多久了？”“三个多月。”“想家不？”“不想。”“说真的。”小于笑了：“有时也想。”“我出来时也和你一样大。”“那你想家不？”小于问。“怎么不想，现在有时还想呢，家要等打败鬼子才能回去啊。”小于点点头。看到一个学员走路跛跛的，他说：“怎么，脚打泡了。小伙子，晚间宿营不要一头扎下光睡，烧盆水好好烫烫脚，用马尾把泡穿开。你会吗？让我教你……”一位女同志背着大背包雄赳赳地大踏步走着。沙队长竖起大拇指说：“好样的，你们七位女同志个个不落男同志后面。可是不能逞强呀。有困难时就骑上（马）一段，女同志有特殊情况嘛！”小陈边走边和前面的小冯对话，“你们在说什么悄悄话，我听听。”“队长，我们在编歌词。”“什么词，说说看。”“秋天的平原上一片黄，家家户户喜洋洋……”“现在哪里有一片黄，给你改一句‘种麦忙’，很好。休息时给大家唱唱。”
中午，大家休息，队长喊大家坐拢。先叫小陈把歌词教给大家，然后领唱。唱毕，把一路所听所见的提出几条，要大家严格执行：小憩不能坐，大憩不能卧；风道路口衣扣不能解，帽子不能脱，命令司务长宿营后烧锅热水，人人都要烫脚，小队长要分头检查。
要过平汉路了。天过晌午，我们在铁路东30里的一个村庄休息。这天下午没有做饭，只有把粮票和伙食费交到村里分户烙饼。天傍晚，每人发大饼两张出发。队伍行进得不紧不慢。挨到夜深，队伍又停下来。人们心急火燎，一张饼快零叼完了，还不见动静。呼呼一列火车过去了，原来是等它呢。前面传来口令：“准备出发，不许吸烟，不要咳嗽，不许掉队，一个紧跟一个。”人们站起来整理背包，摸摸腰间的白毛巾、白瓷缸。一阵急行，一阵小跑。前面不断传来“走快”的口令。夜里伸手不见五指，只能紧紧盯着前面的白色标志，神经紧张得快要崩断了似的。就在这时，身边突然有轻声：“同志，不要慌，前边就过铁路了。”原来贺龙师长派来护送我们过铁路的部队就在身边，隔几步一岗，一直送我们进入远离铁路的村庄。一种安全感、一种信任和感动的心情使我的热泪不禁夺眶而出，脚步也变得扎实有力了。
过了铁路，一口气走了30里，到了唐县的一个村庄。先遣部队已到村里安锅造饭。扑鼻的肉香早把睡意赶跑。大家卸下背包准备饱餐一顿。谁料喘息未定，一声令下：“继续前进！”原来是敌人尾随而来，离我们只有20里了。于是穿沟越岭，迂回而行，又一个急行军60里。过午进入了一个山村。至此，这支队伍开创了一昼夜行军120里、没一个掉队的、没有一个伤病员的记录。
和我们同行的有一个德国人。据说是来解放区参观的新闻记者。大队部派了一名小战士照顾他的生活。还从大队中调了一位学员担任翻译。小战士暗暗向我们诉苦，说这位外国友人竟干不友好的事，各种罐头、还有十多斤重的大皮靴都要小战士给他背着。他那大皮包却从不许别人碰一碰。一次小战士火了，要扔掉他那大靴子，他才老实了。他平日一声不响，住在村里可活跃了，东跑西颠，问这问那，故意把村里孩子引逗来，然后抓出一把糖果，趁机把孩子们抢糖果的镜头拍了下来。后来翻译赶来了，硬是要他把胶卷曝光了。这天我们行军到阜平县城宿营。这是一个山城，石板铺地，垒石造房。县城解放不久，城里冷冷清清，几间小杂货铺也是半掩着铺门，货架上空空荡荡，半天不见一个顾客登门。为了不打扰群众，我们分别住在歇业的店铺里，就地而睡，湿冷自不必说。粮菜也很难买到。在这偏僻的山区突然出现了几百号穿军装的，无疑会引起不少人的震惊和探问。天黑，通讯员挨户高喊通知各队提前休息，明晨六时起床，八时出发。我们怀疑，难道开饭要两个小时？不料到第二天六点半便吹哨集合出发。出了南关直奔东方。大家面面相觑。路怎样带的，怎么走回头路？谁知出阜平城不到十里远，一队飞机迎面而来。沙队长一阵小跑过来了，手捏“勃朗宁”厉声喊着：“卧倒！卧倒！原地卧倒！这是纪律，谁动枪毙谁！”我第一次听到沙队长如此严厉的声调。我侧卧于地下，眼见十几架飞机掠空而过，震耳欲聋，机翅上的太阳旗徽看得清清楚楚。忽然那位记者猛地窜到大路上手持望远镜，面对飞机眺望。那机警的小战士一个箭步扑上去，一手打掉他的望远镜，一手用手枪顶着他的前胸。这位记者竟学着俘虏的模样双手高举，乖乖地回到路边卧倒。顷刻，在我们身后一阵山崩地裂的声音伴着一片浓烟腾空而起。后来才知道轰炸的目标正是阜平县城。我们回忆这场化险为夷的种种迹象：出发时间的提前，行军方向逆行，德国记者的种种表现，好像都不是偶然的巧合。遗憾的是我一直没有机会请沙队长来解开这个迷。
到了五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我们穿上了棉军装，休整三天。每日都有大米白面、肉菜改善生活。有时候到老乡家串门做宣传工作。队部提出三条要求：严守行动秘密，不吃老乡家的东西，不得低价购买群众的鸡、鸡蛋等物。
离开五台，迤逦南下，在寿阳附近经过第二次夜行军，穿过正太铁路到达阳城——这也是一个解放不久的小山城，沿石坡而上，迎面城墙上一幅大字标语：“三年打败日本帝国主义”。那时我们还未读过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不可能从战略观点上发现它的谬误，但是最深切最实际的体会却是在强大的日本敌人面前建设根据地的重要性。就是靠一块块的根据地，部队得以休整养息，干部得以保存培养，强大的各级作战指挥中心建立在这儿。没有这一块块的根据地，我们就难以立足，难以战胜和消灭敌人。至于三年（实际当时已经过了一年了）能不能打败敌人、怎样打败敌人，离现实太远，难以想象。因此，口号虽然动人，但就像美丽的肥皂泡一样，在人们的心目中很快就消失了。
就这样，我们从1938年9月到12月辗转经过冀中、冀西，沿着太行山麓，穿过敌人的三条封锁线，走遍山西省的大半，行军2500里。有时昼夜行军一百二三十里。
在11月的山上，我们穿着单衣，迎着寒风飞雪，踏着结冰的山路，脚下便是几丈深的山涧，一步一滑。伴着惊险和劳顿，我们进入了受尽苦难刚刚解放的甘肃陇东解放区。这里的农民本来贫困，加上饱受日寇的掠夺，初春的阳光刚刚投射到人们的身上，苏醒过来的农民正在艰难地缔造着新的生活。从庆阳到延安，一路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我们不在村庄里面住宿吃饭，怀揣几个山药蛋，身背一袋半粮半糠的炒面，在风雨交加中夜行几十里路，宿在破庙里，燃起篝火，一边烤着湿衣，一边吃山药蛋。被烧焦的山药蛋弄得每个人都是一张花脸、一个黑嘴巴。天亮了，彼此相对哈哈大笑。快到三十里铺了，人们心情振奋，眼看就要回到母亲的怀抱里了。这时有人提出一个问题：“沙队长，进抗大还要考什么呀？”沙队长笑着说：“你们已经取得入学合格证了！”
时光如流水，这已经是60多年前的事了。这短短的经历，锻炼了我的革命意志和坚强的信念（虽然是极为原始的朴素的），学习了向自然和恶劣的生存、生活环境作斗争的能力，也同苦难的人民的心靠得更近了。我愿用这枝拙劣的笔把它记下来，写在纸上，记在心里，并勉励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