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然
我毫不讳言我对短篇的热爱。如果说，作家与文体之间也有着某种适应性的话，那么我承认，我或许是比较适合写短篇小说的作家。我知道，这是没出息的话，靠20个字的唐诗就可流传于世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许多人越来越倾向于长篇巨制。但我向来不喜欢违逆自己的天性，对所谓的风俗画卷或民族史诗不感兴趣。如果在写作的范畴内你都不能或不想随心所欲，那还不如趁早改行。
从2001年开始的那几年，我每年大约写作并发表40个中短篇。我知道，想从任何一种形式里获得自由，都必须经过刻苦的训练。我想训练出一种能力，一种用短篇小说捕获心灵的能力。我希望自己能像契诃夫那样，能把任何事物变成优美的短篇（当然，不能否认，由于生活的原因，他也写了很多粗糙的东西）。有的人一出手就写得很好，而我只能希望慢慢地越写越好。写作的最好状态，就是坐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慢慢书写。写作的过程，就是独自走在从笔尖（当然，现在是指尖了）到内心的漫漫长途上。没有可供偷懒的交通工具，只能靠虔诚的姿态和勤劳的双手。
如果说，长篇小说是一个建筑学概念的话，那么我以为短篇小说是一个光学概念。或者说就是一道光。每当我读到一个好短篇，就仿佛看到一道光从里面射出来。每当我写出一个自认为还过得去的短篇，也仿佛有一道光从手中射出。光不是建筑，它更类似于内功。金庸在《神雕侠侣》第26回中，让杨过被郭芙断臂，做了一个短暂而有效的进修，看到了独孤求败前辈（这名字有点像西西弗斯）埋下的三柄剑：一为“凌厉刚猛，无坚不摧，弱冠前以之与河朔群雄争锋”，二为“重剑无锋，大巧不工。40岁前持之横行天下”，第三柄却是一把木剑，曰“40岁后，不滞于物，草木竹石均可为剑。自此精修，渐进于无剑胜有剑之境”。这一段我看了高兴。到了木剑时代，很有些老庄的“无为而无不为”的意味。才华和技术，已经像呼吸一样进出自然。天下万物皆可为兵，一块木片，一片竹叶，甚至一根头发，都能在他们手里发出耀眼的威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自由的精神（这自由二字，多次被报纸编辑可笑地改为“勤奋”），靠的是巨大的内功。金庸“手下”功夫最高的是谁？当属老顽童周伯通。
不可否认，在文学的王国里，矗立着各式各样的建筑。有“人间喜剧”，也有“民族史诗”；有浮雕，也有盆景。一次，一位朋友问我是否也在构建某种建筑物，我想了想，说，我无意于建设它们，但我愿意延伸作为我的一根神经。是的，只能是神经。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神经是比较宝贵的东西，各处的神经既不可替代也不完全一样。
文学是什么？弗洛伊德说，文学就是一个人的白日梦。我喜欢一些想入非非的东西。于是我在《大闹天宫》里，让一个充满了破坏欲的孩子“念念有词似的对自己说，变变变，于是他看到自己变成一只猴子，一跃而起，从屋子里飞了出去”。小说结尾处：“正在这时，我们看到有一团火，从天上掉了下来。”在《搜神记》中，一个孩子一直迫使自己相信爹死后他的灵魂还在，当村里人请来道士捉鬼时，他一把抢过那只装着他爹灵魂的玻璃瓶，于是他“在前面跑，大家在后面追……在大人快要赶上他的时候，他把瓶盖拧开，用力朝远处扔去。——轰的一声，我们仿佛看到前面腾起一股青烟，他爹像个巨人似的从里面站了出来”。在《走麦城》里，我让“孩子拉开屋门，望着外面的月白风清或乌云滚滚，这时，奇迹在他眼前出现，他看到天空出现了一个剪影，一个人骑在马上，提着大刀，长须在胸前飘摆，从天空的这边走向那边，又从那边走向这边”。
就这样，孩子的视角出现了。可以说，儿童的视角让我获得了新的叙述方式和某种程度上的自由。大人们总是自以为聪明，其实孩子一直在暗暗发笑。孩子不会也不屑于对一些事情作那种狭隘的判断。许多成人的思维是有残疾的。孩子的视角让我比较轻松地抵达了昆德拉所说的“被道德悬置的区域”。昆德拉又转述西谚说，“人们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或许上帝就是一个孩子，只有孩子才会那么宽容，博大，没有偏见……从儿童到成人，就好像一条河越流越狭窄，就好像黄河从古流到今。在孩子眼里，大人们热衷的事情大概很可笑吧。他们说，不好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