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恩潮 何连仲 张春生
我叫白恩潮，今年76岁，我亲眼目睹了楸木林惨案发生的全过程。事情虽已过去42年了，但每当我想起这码事，就怒火满腔，仿佛当年一幕幕的惨景，又展现在眼前。
我们楸木林子村，处在河北省兴隆县城东南110多里，是一个喇叭状的山沟。日本帝国主义者看这块地形好，就把它和大小河南、沟门子附近的群众，用刺刀驱赶到一起，因这附近的山上长满了楸树，于是就叫楸木林“部落”。
楸木林人民从1938年起，就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了抗日救国运动。他们抓汉奸、捉特务，给敌人以很大威胁，被圈入“人圈”后，还经常夜晚出没到公路两旁割电线、破交通，坚持抗日斗争。
1943年1月，村里来了一个八路军伤病员，为了把他秘密转移到沟门子，借了贫农白泽仲的一头毛驴，由贫农李庆珍、张正顺2人护送，不幸在半壁山靳杖子被佛爷来村特务阚少贵、金明责截获，送往半壁山警察署，严刑拷打，他们3人坚贞不屈，先后死于日寇魔掌。
兴隆县日本宪兵队长潘大胡子，发现楸木林一带总有抗日活动，这回又捉住了八路军的伤病员，遂下了血洗楸木林的狠心。
1943年2月9日(农历正月初五)，天刚蒙蒙亮，四五个日军带着讨伐队长刘其昌和30多个讨伐队员闯进了村。一开始说是开会，把人们驱赶到村口，四周架起了机枪。那天我有事外出刚进村，一看这阵势，就想躲一躲，不料被两个讨伐队员看见，我第一个被反剪双手绑了起来，随后特务们从各家搜来一团团绳子，凡18岁以上的男人都一个个被绑了起来，后来绳子不够了，又一人拴一支胳膊的拴成长串，一个瘸子被拴在最后。顿时，村子里女人哭、孩子叫，哀声四起。人们被讨伐队用枪托驱打着出了村。我走在最前面，因瘸子走得太慢，被一枪托打翻在地，逃了一条活命。
敌人从楸木林绑走44人，押到屈占九家的大院里，那儿有日寇七八十人早已站成排、举着枪，枪上插着贼亮的刺刀；还有150多个伪讨伐队员，在那里四处游动，我进院一看黑压压的足有1000多人，听说这是日寇从东边抓来的。院子里放不下了，不少人还被圈到了东跨院。
一个日本人对大伙咕噜了一阵后，翻译说：“皇军说，叫你们检举谁是八路军，谁是共产党，谁给八路军送过多少米、多少鞋、多少袜子。说吧，不说，统统的死了死了的有。”院子里死一般的寂静，一个姓常的特务拿出一本账，站在日本人的旁边嚎叫着，叫着谁，谁就站到前边。姓常的叫了足有三十六七个人的名，没有一个人搭理他。敌人恼羞成怒，一个指挥官模样的人手一挥，一群日伪军像恶狼似的一拥而上，白井文被吊在窗钩上，敌人用荆条狠抽，逼问他谁是八路军？谁给八路军送过粮？白井文咬紧牙关一声不吭；白瑞存被打得满地翻滚，脑袋上鲜血涌出，血肉模糊；白玉升被敌人踩着脖子，用镐把乱打；白殿潮被绑在梯子上往嘴里灌凉水；还有的被踩着胳膊腿，往鼻子里灌煤油。尽管敌人非刑吊打，但没有一人招供。
敌人红眼了，拿出了他们“三绞废命”的绝刑。“三绞废命”就是在人的脖子上套个绳圈，后边插个棍子，第一绞把人的舌头勒出；第二绞把人的眼珠子绞出；第三绞直到人的七窍流血而死为止。当场就绞死3人，第四个该轮到贫农白瑞林的头上。每绞一个人之后就给下一个人松绑，问他说不说？白瑞林一直摇头。就是在这样的毒刑下，白瑞林也被活活绞死。
天色黑了下来，敌人打累了，也饿了。这时过来一帮伪警察，手里拿着镐把，对着我们劈头盖脸地打来，一人两镐把。打到我这儿，我一躲，两镐把都打在肩膀上，要是躲闪不及，准得打死。
院内渐渐静下来，我看在这伙恶狼一样敌人的面前，要不逃走，绝无生路。我用脚踩了傅老二的脚一下，对着他的耳朵小声说：“给我解开绳子咱们跑吧。”他说：“行吗？”我说：“不跑没命了。”他偷偷给我解开了绳子，我也给他解开了绳子，他又给傅玉来解开，傅玉来又给路荣贵解开，路荣贵又给崔得生解开，崔得生又给崔永明、崔永亮解开。我们7个人个个憋足了劲，一下跃上墙头，翻了过去，撒腿就跑。没跑出去多远，就听后边响起枪声，崔永明中弹倒地，我们其余6个人总算死里逃生。全村剩下那37人，有的死在屈家大院，有的被敌人拉到兴隆、承德、锦州等地处死，无一人生还。
一个55户的山村，就有30多户没了男人，有的哥俩全死了，然而敌人的屠杀并没有吓倒我们。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抗日人民政府派区长王佐民及张友德等连夜赶来慰问我们，召开追悼大会，控诉日寇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人们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八路军走，别无出路，于是纷纷投奔了八路军游击队。从此，抗日斗争一浪高过一浪。一次，在我村北部山区，敌人遭冀东八路军第十三团一部分部队的伏击，战士们把仇恨集中在枪上，枪口喷出了愤怒的火舌，打得敌人人仰马翻，只用半个多小时，就毙敌80多个，为乡亲们报了血海深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