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笔征服世界的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是世界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呕心沥血创作的《人间喜剧》系列小说，为他赢得了“现代小说之父”的称誉。
1799年5月20日，奥诺雷·巴尔扎克出生在巴黎南部的一座小城中。他父亲是个精明强干的商人兼政客，对金钱和地位的兴趣远远超过对儿子的感情，平时很少过问儿子的事情。所以，巴尔扎克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基本没有享受过家庭生活的温暖，这给他心灵上造成了终生难忘的痛苦。中学毕业后，他在大学学习法律，并先后在一些法律部门实习。通过形形色色的案件，巴尔扎克逐渐洞悉了社会上的种种丑恶内幕，看到了一些人围绕金钱、财产、地位而展开的尔虞我诈的激烈斗争，认清了他们的真实灵魂。于是，他便萌发了创作的冲动，想用手中的笔把这一切都记录下来，向世人揭露。
大学毕业后，巴尔扎克决定把文学创作作为自己今后的主要职业，实现用笔来征服世界的理想。他不顾父亲的反对，躲进巴黎贫民区的一个小阁楼里忙碌起来。每当夜深人静钟声敲响12下的时候，巴尔扎克就会准时从睡梦中醒来，把破屋中的蜡烛点燃，再沏上一杯浓浓的咖啡，开始自己的工作。尽管很勤奋，却迟迟没有获得成功。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他连一本像样的作品也没写出来，并且还欠下了数万法郎的巨额债务。他不得不为还清债务而继续写下去。
1828年夏天是巴尔扎克一生创作的转折点。这一年，他成功创作了《朱安党人》。这部小说描写的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保皇党布列塔尼封建势力发动武装叛乱反对共和国的故事。这是他写的第一部严肃的文学作品，也是他第一次以自己真实姓名巴尔扎克发表的。
巴尔扎克和他的书房从此以后，巴尔扎克便一发而不可收。他为自己制定了一个宏伟而庞大的创作计划，准备全面研究法国的社会面貌，包括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和分析研究3部分，从各个角度对19世纪上半叶资产阶级自私自利、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的丑恶本质加以揭露。受但丁《神曲》的启发，他把即将开始创作的书稿定名为《人间喜剧》，试图通过辛辣无情的讽刺笔法，去表现人世间的一个个充满着苦痛酸辛、令人欲哭无泪的悲剧故事。他原计划写137部小说，但实际上从1828年开始一直到他逝世这20多年里，总共完成91部，给人类留下了永远难以弥补的缺憾。人们熟知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幻灭》、《夏倍上校》、《乡村医生》等都是《人间喜剧》中的杰作。《高老头》塑造了一个成为暴发户的商人形象，父爱和虚荣心促使他把两个女儿都嫁给了豪门贵族，并送她们去接受上流社会的教育。他为女儿付出了一切。不料，到头来当年迈的高老头生活无着、一贫如洗时，却被两个狠心的女儿一脚踢开了，最后惨死在一个破旧的小阁楼内。小说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家庭关系即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作了全面的描绘和抨击，剖析得极为深刻感人。
《欧也妮·葛朗台》则塑造了一个狡诈、贪婪、吝啬的资产阶级暴发户形象。葛朗台在法国大革命中靠投机发了大财，但却吝啬得出奇，连妻子得了重病也不肯花钱医治。为了钱，他甚至不惜逼死妻子，还破坏了女儿的爱情。临死前他也念念不忘藏在密室中的黄金和宝物，紧紧地守护在门口。这一人物形象与果戈理《死魂灵》中的泼留希金、莫里哀《吝啬鬼》中的阿巴公一起被认为是世界文学三大吝啬鬼的成功塑造，极大地丰富了世界文学画廊。
读过巴尔扎克作品的人都知道，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是生活环境、语言、心理还是外貌都描写得生动逼真、出神入化、活灵活现，令人过目难忘。这与他严谨负责的创作态度、炽烈浓郁的情感表现是密不可分的。他在创作时，感情极其投入，常常伴随着笔下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而喜怒哀乐。据说有一次，他的仆人听见他突然在屋中大哭大叫起来，就急忙跑进去察看。只见他坐在桌子旁，手中紧紧握着笔，满脸泪水边哭边述说着什么。仆人忙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悲痛欲绝地回答说：“高老头死了。”原来他正描写高老头临死时的凄凉情景，正沉浸在笔下主人公那不幸的命运中哩。
巴尔扎克写作速度奇快，平均每年写4至5部小说。他的劳动强度也大得惊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是常事，有时甚至连续写作24个小时至36个小时。如此超强度的惊人劳动，使他经常头晕恶心、烦躁不安，于是咖啡就成了他刺激神经、激发灵感必不可少的刺激物了。他还创下一生中喝了近5万杯这一文学家饮咖啡的最高纪录。
长期的辛劳严重损害了巴尔扎克的健康，刚过50岁，他就重病缠身了。在巴尔扎克生命垂危时刻，他仍然沉浸在自己创造的世界里，他恳求医生延长他的生命，他就能再写出一部作品。而后，病魔未能放过这位罕见的文学大师。1850年8月18日，巴尔扎克结束了他辛勤劳累的一生。
巴尔扎克用行动实践了自己早年立下的誓言，那就是他书房中一座拿破仑塑像边上他亲笔题写的一句话——“他用宝剑未能完成的大业，我将用笔杆来完成。”
《新莱茵报》
1848年2月，巴黎人民推翻了“7月王朝”，建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由此而爆发了一场席卷全欧的大革命。3月13日，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人民起义，宰相梅特涅吓得浑身发抖，慌忙男扮女装，逃之夭夭。3月18日，普鲁士首都柏林人民起义。起义者包围了王宫，用鲜血打退了14000名军队的进攻。封建的专制政府倒台了。整个德国顿时沸腾起来。国王任命了一个由资产阶级自由派组成的政府。形势对革命非常有利。
侨居巴黎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马上把旅法的德国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了“德国工人俱乐部”。俱乐部的不少成员，就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马克思把他们秘密地、分批地送回国内，以便分散发动群众。4月初，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回到德国。
当时德国国内情况非常复杂，原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因受专制政府的迫害，有的被捕，有的被驱逐，有的隐蔽，很难集中起来。于是，马克思决定办一个报纸，作为动员人民进行斗争的号角。6月1日，《新莱茵报》在德国工人阶级集中的城市科隆（属普鲁士）诞生了！报纸旗帜鲜明地反对专制制度，号召人民不要对柏林3月起义后国王的表面让步产生幻想，要为争取民主的权利而斗争到底。
恩格斯正在沃林根开会的时候，科隆的上空却卷来了大片乌云。
普鲁士专制政府亮出了屠刀。他们派8000名士兵开进科隆城，宣布全城实行军事戒严，勒令《新莱茵报》停刊，并且下令逮捕恩格斯等人。
这时，恩格斯早在群众保护下隐蔽到自己的故乡巴门去了。普鲁士政府抓不到人，就到处发送捕恩格斯的通缉令，把恩格斯的容貌特征作了具体的描述，要各级机关和官员四出查访捕捉。
可是，恩格斯却已到达比利时。比利时政府在旅馆里查到了没有护照的恩格斯，认为他是一个“流浪汉”，就抓进了囚车，押送到国界，宣布“驱逐出境”。这样，恩格斯就被迫来到巴黎。当时他口袋里一个钱也没有，无法乘车，结果顽强地步行了整整两个星期，终于赶到离科隆不远的瑞士，准备重新回国进行斗争。
经过马克思的坚决斗争，被普鲁士政府查封的《新莱茵报》继续出版。马克思被群众推选为科隆工人联合会的主席，工作有了很大进展。他立即写信告诉隐蔽在瑞士的恩格斯。恩格斯非常高兴，于1849年1月回到科隆。
这时，德国革命的形势已经开始逆转。1848年10月，奥地利反动军队镇压了维也纳起义。11月，普鲁士国王在柏林发动武装政变，赶走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部长，重新组织了一个专制政府，并且宣布发散民主团体，查封民主报刊。
1849年2月，普鲁士专制政府捏造了一个“罪名”，胡说什么《新莱茵报》“侮辱检察长和诽谤宪兵”，传令马克思、恩格斯到法庭受审。开审的那天，许多群众都来旁听，把法庭挤得满满的。马克思在法庭上指出，报纸揭露了司法官的非法行为，这是完全正当的。恩格斯进一步补充说，报纸只是揭露了确凿的事实而已，根本无罪。他们的发言，受到了在场群众的热烈欢呼。法庭无法审判下去，只能宣布马克思和恩格斯无罪释放。
1849年3月，法兰克福议会通过了一个《德意志帝国宪法》。这部宪法虽有缺点，但却要求德国统一和实行民主，因而受到许多诸侯国君主的反对。德国最大的两个诸侯——奥地利皇帝和普鲁士国王，都反对这个宪法。人民却拥护这个宪法，德国西南各地爆发了反对专制的武装起义。恩格斯亲自到易北斐尔特去参加武装斗争，在那里修筑防御工事，检查市内街垒的部署，安装大炮等等，而且还帮他们组织了一个工兵连，制订了作战计划。恩格斯回到科隆后，在《新莱茵报》发表文章支持起义。
普鲁士政府听说恩格斯参加过起义，在镇压了起义之后，立刻发布逮捕他的命令。与此同时，又发布了驱逐马克思出境的命令。《新莱茵报》只能被迫停刊。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的第301号，也就是最后的一号，特地用红色油墨印刷。编辑部在报上刊登了《告别书》，同时表示了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斗争的坚定信念。马克思是这个报纸的总编辑，他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卖掉了自己一切值钱的东西，用自己的钱付清了排字工人、印刷工人和编辑、工作人员的工资及其他费用，然后与恩格斯一起离开科隆，来到德国西南部的其他诸侯国。
恩格斯参加了西南部的起义军，担任一名副官。他先后参加四次战争，每次都身先士卒，勇敢杀敌，因而受到人们的钦佩。
由于反动势力的强大，1848年革命失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到了巴黎。他们总结了这次革命的经验教训，认为必须用暴力去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必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从而大大地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第一国际的建立
1848年那年，法国、德国（包括奥地利、普鲁士等许多诸侯国）、意大利、匈牙利等许多欧洲国家，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革命斗争。由于当时反动势力比较强大，革命起义都遭到血腥镇压，工人运动进入低潮。马克思、恩格斯移居伦敦，他们相信新的革命高潮会很快到来，并着手恢复、整顿共产主义同盟。1849年9月，同盟中央委员会在伦敦重新成立。1852年，普鲁士政府逮捕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中央委员，许多人被判了刑。从此，侨居英国的马克思、恩格斯，与国内的联系中断。共产主义者同盟自动解散。于是，马克思他们正在酝酿成立新的国际工人组织。
1864年9月28日，伦敦圣马丁堂热闹非凡。大厅里挂满了许多国家的国旗。来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等国的工人代表，聚集一堂，举行支持波兰人民反对俄国沙皇统治的盛大集会。
英国工人代表首先宣读《呼吁书》，他说：“为了工人大众的事业，各国人民必须团结一致。”法国工人代表接着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答辞，他说：“我们要团结起来拯救自己！”坐在主席台上的德国代表马克思，听了他们的讲话，含笑点头，热烈鼓掌，似乎在说：这是创立国际的起点。
这次英国工人联系法国工人支援波兰人民的斗争，正是国际工人运动新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建立新的国际工人组织的良机。
根据各国工人代表的一致要求，大会决定成立“国际工人协会”（后简称“第一国际”），并且选举了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后改称“总委员会”）。马克思当选为总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德国通讯书记。大会结束以后，由第一国际总委员会领导起草纲领和章程。
这时马克思病了，没能继续出席会议。这时，会议遇到了困难，英国代表起草的纲领，只说要为改善工人的经济地位而斗争；意大利代表则想把意大利工人协会的章程作为第一国际的章程，甚至提出什么要成立一个以意大利人为首的“欧洲工人阶级中央政府”。他们都不提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一革命的根本问题。所以，总委员会讨论不下去了。德国代表看到问题这样复杂，马上写信给马克思，要他来参加会议。10月18日，马克思抱病出席了总委员会。经过长时间的激烈争论，于20日决定由马克思负责修改文件。马克思不顾疾病的折磨，日夜不停地工作，终于在七天左右的时间内，写出了第一国际的《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两个文件，于11月1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得到一致通过。这表明，国际工人运动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是第一国际的灵魂，是公认的领袖。
马克思在《宣言》中明确写道：“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无产阶级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战胜貌似强大的资产阶级。《成立宣言》解剖了当时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的英国，生产力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立和对抗。《共同章程》还规定各国工人阶级要建立统一的全国性组织。
从此，国际工人阶级走上了正确的斗争轨道，两年中，欧美各国建起20多个国，在第一国际的有力支持下，1866年英国裁缝工人大罢工，1867年巴黎青铜工人大罢工，1868年日内瓦建筑工人大罢工，都取得了重大胜利。
马克思的卓越贡献使他享有崇高的威望。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同形形色色机会主义思想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首先，是同蒲鲁东主义进行斗争。蒲鲁东是近代无政府主义的创始者，法国人。他主张个人绝对自由，不要国家，不要政党。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都有他的信徒。1864年秋，他混入第一国际，第二年1月就死了。可是他的信徒，却在第一国际里有一定的势力。
1865年9月，第一国际在伦敦召开代表会议。巴黎支部派来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他们大多是蒲鲁东主义者，妄图霸占和影响整个第一国际。会议一开始，他们首先反对第一国际开展政治斗争，说什么波兰反对沙皇的斗争同各国无产阶级没有关系，不应该把支持波兰起义的问题列入议程，等等。马克思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指出：无产阶级必须支持民族解放斗争，才能取得本身的解放。在马克思的努力下，会议通过了支持波兰独立的决议，蒲鲁东主义者先输了一着。
蒲鲁东主义者又提出一个荒谬的问题，他们说第一国际是国际工人阶级的组织，应该由体力劳动者参加，不能让脑力劳动者参加。这个提案十分阴险，因为马克思、恩格斯都是知识分子，蒲鲁东主义者准备用不让脑力劳动者参加为借口，把马克思、恩格斯排挤出领导机构，由他们来把持整个第一国际。这一谬论遭到马克思的痛斥。马克思早就指出知识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工人的成功因素是人数，但只有在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因此马克思郑重地告诫人们，排斥一切知识分子的做法是荒唐的。在全体代表的坚决反对下，蒲鲁东主义者又输了一着。经过多次失败，蒲鲁东主义者出现了分裂，有一部分人转向正确的立场，马克思主义的阵营更壮大了。
1868年12月22日，马克思在伦敦接到了一封从日内瓦寄来的信。信中写道：“我现在比以前更加理解你是正确的。你选定了一条阳光大道，招呼我们追随你的足迹……我是你的学生，而且我是以此自豪的。”马克思最反对别人恭维他，就马上去看信后面的署名，原来是“米·巴枯宁”。马克思不觉轻轻地笑了笑，因为他早就知道，这个专讲好话的人不是什么好人。
巴枯宁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19岁起当俄国沙皇的军官。1848年参加过奥地利革命，被捕后三次写信给沙皇，乞求宽恕。以后又跑到英国，隐瞒了这段丑史，混进第一国际。巴枯宁为什么要写信给马克思呢？原来，这一年10月，巴枯宁背着第一国际，在日内瓦成立了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宣传“绝对自由”、“阶级平等”、“废除国家”等一套机会主义货色，并到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去建立支部。他纠集这伙人的目的，是想夺取第一国际领导权。他写信就是为了让他的“同盟”集体加入第一国际。
马克思一眼看穿了他的阴谋。在代表总委员会起草的复信中指出，第一国际内部不能再有一个国际性的组织，严正地拒绝了巴枯宁的要求。巴枯宁接到马克思起草的复信后，马上改变策略，表面上宣告自己的“同盟”解散，暗地里派他的心腹个别加入第一国际。就这样，第一国际里面混进了不少巴枯宁分子。
1869年，第一国际在巴塞尔召开代表大会。巴枯宁分子用恶劣的手段伪造代表证件，妄图夺取多数选票，迫使马克思领导的总委员会辞职，并把总委员会搬到他们控制的日内瓦去。马克思、恩格斯又一次揭穿了他的阴谋，巴枯宁的企图完全失败。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第一国际团结了各国工人阶级队伍，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并且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工人运动干部。
“千人团”远征意大利
深夜的海港，静悄悄的，只听见波涛拍岸的“沙！沙！”声。两艘旧船——波蒙特号和伦巴底号，稳稳地停在意大利热那亚城外的港口，似乎在等待着什么特殊的使命。
“快！整队上船！”一位满脸落腮胡子的中年人轻轻地下达了命令。1100名身穿红衬衫、头戴阔边帽的意大利革命者，迅速登上轮船。
“为解放西西里岛的同胞，为意大利的统一，前进！”那中年人站在船头昂首挥掌高呼。轮船像飞一样地顺着潮流向第勒尼安海驶去，消失在漆黑的海洋里。
这事发生在1860年5月6日凌晨。那位率领“千人红衫志愿军”的革命者，名叫加里波第。他生于1807年，水手出身，青年时参加“青年意大利党”反对外国占领者的起义。失败后逃亡拉丁美洲，组织“意大利军团”参加当地人民的起义。1848年回国，成为意大利统一运动的一位领导者。
1848年革命失败后，意大利依然处于封建割据和外国奴役的状态。当时，意大利分裂为8个王国。北部的几个小国被奥地利占领，南部的两西西里王国被西班牙占领，中部归属于罗马教皇。只有西部的撒丁王国，才是意大利许多小国中比较强大的国家。所以，意大利的统一，是与民族独立分不开的。
5月10日子夜，大海一片漆黑。突然，在前方发现了点点火光。船上的红衫志愿军战士纷纷涌上甲板，齐声欢呼起来：“到了！祖国的宝岛——西西里！”
加里波第激动万分，立即召开军官会议，商讨登陆计划。这时，有条很小的渔船迎风驶来，一位渔民举着灯火连连摇晃，原来是西西里岛起义人民的情报员来了。加里波第马上请他上船。这个渔民说，马尔萨拉港的两艘军舰已离港外出巡逻，港内空虚，正好登陆。加里波第立即发布命令开船。两小时后，也就是在5月11日的凌晨，安全进港。
西西里岛的起义者听到“千人团”志愿军（又称“红衫”）前来支援，兴高采烈地赶到码头去欢迎。长期分离的同胞见面了！兴奋的劲头真不是语言所能形容的。突然，炮声响了，西班牙的军舰回港来捕捉革命者了。正当革命者准备战斗的时候，炮声又沉寂下来。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港内有两艘英国商船，他们一提出抗议，西班牙军舰只好灰溜溜地跑了。
当地人民一致拥护加里波第做西西里的领袖。他们手拿鸟枪、大刀来参加革命部队。红衫军的队伍扩大了，加里波第下令向西西里岛的首府巴勒摩进军。
进军的道路上有一座梯形的高山。山上有两倍于革命军的敌人把守。当时正值夏季，烈日炎炎，刚凑集的队伍经不起长期消耗。于是，加里波第决定立即进攻。革命者不怕牺牲，奋勇爬山，几乎不用子弹，全凭肉搏，用刺刀去同敌人拼杀。敌人都是些怕死鬼，一见革命军猛冲猛打，吓得转身就逃。很快，就攻克了这座高山。
巴勒摩就在眼前了。在西边的入口处有两万敌军坚守。加里波第先用一支小部队正面佯攻，把敌人引出堡垒。同时，带领大部队向南迂回，在夜间穿过崎岖不平的山路，直插巴勒摩的后方。5月27日凌晨，天还没亮，总攻就开始了。“千人团”和当地的游击队出其不意地攻进城内。敌人在城内妄图顽抗，巷战持续了两天两夜。西班牙占领军和西西里的反动军队死的死，降的降，革命者获得全胜。
为了不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当年8月，加里波第指挥部队渡过海峡，登上意大利内陆，向两西西里王国首都那不勒斯进军。这时，登陆的红衫志愿军已经不是1100人，而是11000人了。他们在当地人民的支持下，很快就打到那不勒斯的城郊。9月6日，两西西里王国的国王逃出那不勒斯。加里波第等不到大部队入城，就带了两名军官首先进入那不勒斯。满城人民热烈欢呼，载歌载舞，夹道迎接这位意大利独立运动的领袖。加里波第成立了名为“独裁者”的临时政府。
至此，意大利的统一运动进入高潮。当时，加里波第掌握有一支数万之众的武装力量，在人民中具有很大的声誉和影响，他本可以依靠人民群众，在那不勒斯建立民主派向往的共和国，进而共和国的旗帜下完成意大利的统一。然而，这位足智多谋的军事统帅，不敢发动人民群众同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斗争。
这时，撒丁王国的部队从西向东进发，在教皇区与加里波第的军队相遇，阻止革命部队前进。双方通过谈判，经过全体公民的“投票表决”，决定将撒丁和两西西里合并，成立意大利王国。在加富尔的操纵下，加里波第交出了全部权力，回到自己乡下去。取得的南意统一的事业，就这样落入自由派之手。
意大利人民数十年为之奋斗的统一大业最后完成，是在1870年普发战争爆发后。教皇被剥夺了世袭权力并退居罗马城内的梵蒂冈，意大利获得了独立。
铁血宰相俾斯麦
俾斯麦1861年，曾经镇压1848年柏林革命的威廉即普鲁士王位，称威廉一世。他为了以武力完成德国的统一，要求议会拨款以扩充军队；议会占优势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拒绝军事拨款。为使议会就范，威廉一世于1862年9月，任命了一位强硬人物奥托·冯·俾斯麦为宰相兼外交大臣，继续推行军事改革。
奥托·冯·俾斯麦1815年4月1日出生在普鲁士大容克贵族地主家庭。他在父亲的庄园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后来入大学学习，在学习期间，他强硬蛮横、凶悍粗野，曾与同学决斗了27次。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家乡管理自己的两处领地。
1848年，德国爆发革命，俾斯麦在自己的领地上组织起军队，准备武力镇压革命。1851年—1858年，他担任普鲁士邦驻德意志联邦代表会的代表，1859年任驻俄大使，1861年改任驻法大使，1862年他主张使用武力的顽固分子，而且很了解俄、法统治者的内心想法，这就使他当上宰相后深知该如何使用武力去对付敌人。
俾斯麦当上宰相的第一周，就在邦议会上发表了他的首次演说，他非常激动地说道：“当代的重大政治问题不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所能决定的，而必须用铁和血来解决。德国所指望的不是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是他的武力！”这就是“铁血宰相”的由来。那么他这番演说用意何在呢？
原来，许多世纪以前，德国就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之中，这种群龙无首的情况名闻欧洲。1815年，各封建国家在维也纳召开会议，建立了“德意志邦联”，它包括力量较强的奥地利、普鲁士和其他小国共34个国家和4个自由城市。但这个邦联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各小国仍然具有完全独立的主权，有各自独立的政府和军队，有各自不受侵犯的疆域、不同的关税政策以及不同的发展水平。实际上，所谓组成邦联，只不过徒具形式而已。
小国互相主动联合，说明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分裂不利于经济发展。为了全体德意志小国的共同利益，他们宁愿联合起来。可以说，德国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怎样统一？由谁来统一？这个问题显然非常难办。光靠这种松松垮垮、无任何约束力的“邦联”是不行的。这样，到了19世纪五六十年代，德意志的统一问题就提到了各小国的议事日程。各个封建小国都在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
形势显然对当时具有较强的两个大国有利，那就是奥地利和普鲁士。
奥地利想以自己为中心来统一德国，并希望把普鲁士与别的小国一样，包括在内。而普鲁士则不同，他们计划要统一的国家中，排除了奥地利。
就这样，双方展开了斗争。50年代初，双方势均力敌。1850年春，奥地利主动发起攻势。5月，奥地利在法兰克福召集全德代表会议，会议决定恢复全德议会，并由奥、普轮流担任主席。但是，普鲁士予以断然拒绝。结果，双方谈判告终。
50年代末，普鲁士开始反攻。它首先与许多德意志小国发展了经济联系。并利用1859年法、意与奥地利打仗的机会，企图迫使全德议会交出领导权。1860年春，普鲁士开始军事改革，大大加强了军事力量。
1862年9月，俾斯麦担任首相之职时，正是普鲁士军事力量处于上升时期，这正好为他的铁血政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俾斯麦深知，议会里的资产阶级议员只会吵吵嚷嚷，他们懦弱无能，根据没有实力对抗政府，所以，为了更有效地实行“铁血政策”，他干脆一脚踢开议会，在议会指控政府“违背宪法”的情况下，他不但不害怕，反而公开扬言：“冲突在所难免，在冲突中最有力量的方面，一定获胜！”一副挑战者的姿态。同时，他还知道，一旦自己的“铁血政策”得到最后胜利，取得了全德的统一，那么，这些叽叽喳喳的资产阶级议员就会立刻拜倒在他的面前。
俾斯麦“铁血政策”的第一步，就是向丹麦进攻。1863年末，丹麦合并了属德意志邦联的施勒斯维希小公国。次年初，俾斯麦联合奥地利对丹麦作战。俾斯麦之所以要联奥抗丹，原因是既解除了后顾之忧，又能共同对外。奥地利马上同意了普鲁士的要求，普奥联合向丹麦发出最后通牒，随即开始战争。丹麦以4万士兵对6万敌人，结果战败。普鲁士得到了施勒斯维希。奥地利也得到了另一小公国何尔斯泰因。“铁血政策”的第二步，就是挑起对奥地利的战争。打败丹麦后，俾斯麦调转枪口，对准了奥地利。但打败奥地利并不像打败丹麦那样容易。于是俾斯麦先联合意大利，意大利因威尼斯地区一直受奥地利欺凌，所以马上答应了普鲁士的请求，双方结成反奥联盟。然后，俾斯麦三次亲往法国，假意许诺拿破仑三世，打败奥地利后，让法国得到一份领土报酬。这样，稳住了法国。
做好了这些后，俾斯麦对奥地利一再挑衅，要求奥地利将不久前从丹麦手中得到的小公国何尔泰因让给普鲁士，同时提出改革德意志联邦法案，以期排除奥地利在整个德意志的影响。奥地利当然不答应，于是就联合不少德意志小国对普鲁士进行“制裁”。于是普奥战争爆发。
1866年6月，奥军28万人对付普军25万人，7月3日，双方集结于萨多瓦村附近展开决战，俾斯麦下决心一举击溃奥军，并自带毒药，准备一旦失败就服毒自杀！
结果，普军大获全胜。10天后，俾斯麦逼近奥地利都城维也纳。在有人提议一举占领奥地利全境时，狡猾的俾斯麦没有听从，他估计到法国会出面干预，另外，他可能还会利用奥地利。
果然，拿破仑三世出面进行了调停，双方达成协议。奥地利宣布退出德意志，并将四个邦国和一个自由市让给普鲁士。这样，普鲁士就统一了德国整个北部和中部地区，建立起了一个北德意志联邦。这时只有德意志南部紧邻法国的四个小邦国仍旧保持着独立。
俾斯麦想兼并这四个小国，但他知道，法国也有同样想法，而法国是这样的强大，不打败他，德国的统一将不可能实现。同时，俾斯麦对法国境内富裕地区阿尔萨斯和洛林也很感兴趣，早已垂涎三尺。所以，俾斯麦“铁血政策”的第三步，就是进行普法战争，打败法国，从而实现称霸欧洲的梦想。
改变欧洲格局的普法战争
19世纪中叶，普鲁士日益强大，统一德国的日程加紧。在俾斯麦铁血政策下，普鲁士1864年战胜丹麦，1866年击败奥地利，1867年成立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联邦。法国国王拿破仑三世惧怕在自己的东方出现一个统一强大的邻邦，为了保持自己在欧洲的霸权，极力阻止德意志的统一事业。
普鲁士首相俾斯麦预料到普法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为了取得战争的主动权，蓄意挑动法国先放第一枪，以此激起德意志各联邦的民族情绪，这样，普鲁士在这场战争中，既能收到促成德国的统一又能达到称霸欧洲的目的。
1870年春，西班牙女王去世，她无子嗣可继承王位。西班牙敦请普鲁士王威廉一世的亲属利奥波德亲王继承西班牙王位。这样法国就有腹背受敌的危险，所以，拿破仑三世坚决反对。7月初，法国驻普鲁士大使来到埃姆斯，向正在那里休养度假的普王提出强烈的要求：普鲁士要保证永远放弃西班牙王位的继承权。
普王当然不会轻易放弃这个控制西班牙的机会，他虽然对法国的干涉无比气愤，但又考虑到法国的不好对付，所以对法国大使表示此事可以在他回柏林以后从长计议。法国大使走后，普王立即将这次会见的情况用电报通知了俾斯麦。俾斯麦心生一计，拿起笔划掉了普王电报中“还可以在柏林从长计议”等内容，这份电报就成了普王断然拒绝法国大使的无理要求的意思。俾斯麦指示将这份电报透露给各地驻外使馆，以便激怒法国人。
果然，第二天法国朝野一时舆论大哗，大国沙文主义情绪高涨，有些人高喊：“打到柏林去！”俾斯麦闻讯后，高兴地说：“好极了，高卢牛（高卢是法国的古称）果然像见到红布一样激动起来了！”他庆幸自己的计谋得逞，如果法国发动战争，普鲁士就成了“被攻击的一方”，他乘机就可以扛起民族自卫的大旗，扩充兵力，进行一场争夺欧洲霸权的战争。
果然，丧失理智的拿破仑三世于7月19日便向普鲁士宣战，普法战争拉了序幕。7月底，法军在边境集结了8个军约22万人，由法皇拿破仑三世自任总司令，勒布夫任参谋长，于8月初编为两个军团，分别由麦克马洪元帅和巴赞元帅统领。普王威廉一世任普军总司令，毛奇任参谋长。
8月底，由拿破仑三世和麦克马洪率领的军队，准备前往与被困于梅斯要塞的巴赞部队会师，被普军所阻。20万普军在毛奇的指挥下，将法军围困于法国东北边界重镇色当附近。9月1日晨，普法两军决战于色当。晨雾刚一消失，700门大炮一齐向法军阵地轰击，炮弹像雨点一般落到法军的碉堡、工事上，到处燃起冲天的大火。普军乘势发起总攻，抢占高地，夺取法军的阵地。麦克马洪元帅受伤，法军指挥部陷于混乱。几次反包围，夺取退路都没奏效。下午3时左右，拿破仑三世见大势已去，下令投降，在法军最高的塔楼上升起白旗。第二天早晨，拿破仑三世举手投降去见俾斯麦，签订了投降书。法国皇帝连同8.3万士兵全部作了普军的俘虏。色当战役法军死亡3000人，受伤14000人，德军伤亡9000人。
当时法国政府曾试图严密封锁色当惨败的消息，但巴黎群众仍然很快得知了前线的消息。9月4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第二帝国，宣布建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组成了以特罗胥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国防政府。
色当战役后，普军乘机长驱直入，战争性质完全改变。法国人民在各地展开了保家卫国的游击战。意大利民族英雄加里波第率领志愿军同法国人民一起抗击着普军。但是强大的普鲁士终于攻下了巴黎。这场战争使普鲁士一跃成为德意志联邦的盟主，统一了德意志。为了彻底压制法国人民的反抗，摧毁法国人的心理防线，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把他晋为德意志皇帝的加冕典礼竟安排在巴黎凡尔赛宫的镜厅举行，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产生了。
普法战争使普鲁士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在历史上是一个进步，它结束了德国历史长期分裂的局面，推动了德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从此，一个强大的德国崛起，欧洲的政治格局由此而改变了历史进程。俾斯麦顺应时势，在统一德国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他的“铁血政策”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并使德国大容克贵族的统治扩展到全德，对德国以后历史的发展造成巨大的消极影响。
“巴黎公社万岁”
巴黎公社成立1871年1月28日，普军攻陷巴黎。2月，出任“国防政府”首脑的梯也尔，同普鲁士签订屈辱的停战协定，激起了巴黎工人和群众的反对。3月18日巴黎工人举行武装起义，声势浩大的工人队伍吓跑了梯也尔，很快占领了市政厅大楼，将一面鲜艳的红旗插上大厦顶端。
3月28日，20万人聚集在巴黎市政厅前宽敞的广场上，欢呼巴黎公社正式成立。
公社成立之后发布的第一道法令，就是撤销原来的常备军，改由国民自卫军来代替。所有适合服役的公民，都编入这支人民武装队伍。这样，就废除了资产阶级反动政府赖以生存的军队。接着，公社成立了10个委员会，统一行使巴黎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用以代替原来的议会和政府设立的各种机构。
巴黎公社的成立，给统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以梯也尔为代表的反动阶级，怎能容忍人民政权的存在。处在新生状态下的巴黎公社将面监严峻的考验。
梯也尔逃窜到离巴黎18公里处的凡尔赛时，手下的残兵败将才两三万人，根本无力同巴黎的起义力量对抗。巴黎公社成立后，他不惜与俾斯麦勾结，跟普鲁士侵略者一起来扼杀公社。俾斯麦释放了在色当等地投降的10万名法军俘虏，还允许梯也尔的的军队通过普军阵地，从北面进入巴黎。
在凡尔赛的军事进攻面前，公社的英雄们英勇战斗，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但由于指挥不统一，战略上有错误，战斗很快转入劣势。1871年5月20日午后1点开始，凡尔赛军队向巴黎发动总攻。从西南向巴黎进攻的敌人达13万人，调来的大炮有700门。这样，在巴黎城郊每一公里的攻击线上，平均摆下了60门攻城大炮和25门野战炮。
公社防守巴黎外围的兵力非常单薄。由于战线很长，兵力分散，伤亡得不到补充。这时，西南线的全部兵力不过18000人，即平均每个战士要抵抗七八个敌人。西南的重要门户之一圣克鲁门一带，几乎派不出部队防守。
尽管如此，发动总攻的这天，凡尔赛军队还是不敢冲进城内一步。直到第二天中午，由于一个奸细的内应，他们才闯进圣克鲁门，冲入巴黎城区。
激烈的巷战开始了。巴黎公社的勇士们利用街垒，顽强地抗击敌人。在隆隆的炮声和密集的枪声中，巴黎城内的街垒，像雨后春笋般地生长出来。500多个街垒，成为埋葬敌人的500多座坟墓。这些街垒那是用铺路石、地沥青、大树、沙袋和木桶等构成的。
普鲁士军队松开西北的封锁线，让大批凡尔赛士兵冲进圣乌昂门。圣乌昂门离战略要点蒙马特尔高地仅一公里，于是高地立即受到敌军西北和西南两方面的夹攻。
敌一个军团在进到离高地500米处时，受到街垒战士的阻挡。50名公社战士凭借一座街垒和两门速射霰弹炮，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炮弹和子弹打完了，战士们就投掷石块和地沥青。结果，30名战士壮烈牺牲，20名坚决不投降的重伤战士被敌军全部抢杀。
守卫高地的公社战士不过三四百人，敌人却用两万人来进攻。猛烈的炮火几乎把高地轰得翻了个儿。除少数战士突出重围外，其他的全部牺牲。这个通常只需要几分钟就能上去的山冈，敌人却足足花了三个小时才把它占领。
敌人在高地附近抓住了42个男人、3个妇女和4个孩子。敌人为了祭祀两个半月前被人民处决的勒康特和另一名军官的阴魂，命令他们脱下帽子，在两个反动分子被枪决的墙脚前跪下忏悔。
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突然大声对其他被抓的人说：“光荣的公社社员们，咱们谁也不能跪下！让这些畜生看看咱们是能够站着死的！”
她走到人群前面，把孩子放下，让他挺直站着，神色严峻地对孩子说：“听着，举起右手，跟妈妈喊公社万岁！”然后愤怒地指着敌人骂道：“坏蛋，畜生，公社社员宁死不跪，开枪吧，公社万岁！”
孩子举起小手，用清脆的童声喊着：“公社万岁！”
敌人的枪声响了。勇敢的妇女和她的孩子倒在血泊之中。站在她后面的公社社员走上前去，向托着枪瞄准他们的刽子手们发出命令：“开枪吧，我们不怕死！公社万岁！”
蒙马特尔高地失守后，敌军迅速向南推进，直向公社的心脏市政厅扑来。
留在市政厅里的十几位公社委员，决定放弃市政厅，各自回到所在的区去指挥作战。公社军事代表沉痛地说：“我提议：每个公社委员必须系上自己的绶带到街上去战斗。我们曾经系着绶带，在这幢大楼门前检阅自己的队伍，同他们一起欢呼公社的成立；今天，也应该系着绶带和他们一起为保卫公社而战斗，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
这个提议被通过了。半小时后，市政厅顶端的红旗慢慢地降了下来。降旗的一名战士把红旗紧紧裹在身上，表示要保卫它到最后一分钟。
敌人的包围圈越缩越小。到5月26日，公社战士仅据守着全市20个区中东北的三四个区。就在这样危急的时刻，凡尔赛军队又穿过普军在巴黎东北的封锁线，进入市内堵截和屠杀公社战士。
公社最后的军事指挥部设立在市区东面离城墙不到500米的一条街上。离指挥部很近的一块高地——拉雪兹神甫墓地，成为阻挡敌人进攻的前冲。
27日下午4时，5000名敌人向不到200名公社勇士据守着的墓地疯狂扑来。掩护公墓的一座街垒很快就陷落了。榴弹在墓地上到处爆炸，埋在地下的棺木和陈腐的尸体被翻到了地面。勇士们的炮弹早已打完，他们以大炮为掩体，用步枪射击敌人。
傍晚时分，公墓的大门被炸开，敌人冲进了公墓。战士们以坟墓前巨大的石碑为掩体，继续抗击敌人。敌人逼近时，就在坟墓间同他们展开白刃战。身负重伤的战士勇猛地抱住敌人，一起滚进被炸开的坟穴里。最后的一批战士，在一堵墙前惨遭杀害。
深夜，在滂沱大雨中亮起了刺眼的火把。敌人的大批骑兵。押着1200名被俘的公社社员来到墓地。随着速射霰弹炮吐出的阵阵火焰，这些公社战士一批批、一排排地倒在牺牲不久的战友们身旁。第二天，又有147名公社战士被押到公墓的围墙旁杀害。所有战士在临刑前呼喊的是同一个口号：“公社万岁！”
后来，巴黎人民建造了一座纪念碑，上面刻着这次大屠杀场景的大型浮雕。这就是著名的“公社社员墙”。
公社的最后一座街垒陷落了。一名公社勇士独自捍卫着这座街垒达一刻钟之久，还曾三次把敌人插在离他不远的一面军旗旗杆打断。公社的最后一颗炮弹也发射出去了。两名战士在炮膛里装填了双倍的炸药。随着一响震慑敌人心胆的巨大爆炸声，巴黎公社发出了最后的怒吼！
从5月21日至28日，巴黎公社的优秀儿女为了保卫自己的胜利成果，同强大的敌人血战了整整一个星期。这就是举世闻名的“5月流血周”！在国内外反革命的共同镇压下，巴黎公社革命运动失败了。公社战士在斗争的实践中以血的代价换得的经验教训，为后来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宝贵财富。
巴黎公社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的英勇尝试。它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学习，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序曲，也是对资本主义的第一次严重的打击。巴黎公社的出现，宣告了资本主义衰落时期的开始。
鲍狄埃和《国际歌》
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梯也尔的军队马上变成了残杀公社社员的死刑执行队。巴黎近50个城门全都紧闭着。敌人到处在搜索、逮捕和杀害公社社员。3万多名公社社员惨死在梯也尔军队的屠刀之下。然而，巴黎公社的优秀儿女并没有被敌人的屠刀所吓倒。他们深信，公社虽然失败了，但它将给人类开辟出一条崭新的道路；无产阶级为真理而斗争，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55岁的公社委员欧仁·鲍狄埃，就是公社优秀儿女中著名的一位。鲍狄埃生于巴黎一个贫穷的工人家庭，父亲是包装工，母亲是洗衣工。他从小就忍受着饥饿和失学的痛苦。13岁那年，他跟父亲去包装厂当童工，后来当过纸店伙计和绘制印花布图样的技工。1830年7月，巴黎人民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贵族地主阶级专政的波旁王朝。起义开始时，14岁的鲍狄埃一再要求参加街头战斗，因年纪太小被劝阻。于是他写了一首《自由万岁》的诗鼓舞人们斗志。第二年，他的诗集《年轻的诗神》出版。
1848年6月，巴黎工人又一次发动武装起义，反对资产阶级政府。鲍狄埃亲身参加了街垒战。1865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的国际工人协会在巴黎建立支部。鲍狄埃就把各种绘图工500多名组织起来，成立工会，加入了国际，并任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委员。普法战争爆发后，“国防政府”投降卖国，他义愤填膺，写了《自卫吧，巴黎》等许多爱国诗篇，动员人民抗击侵略者，号召用起义来建立公社。
巴黎公社成立后，鲍狄埃担任社会服务委员会委员，又负责工人协会联合会和艺术家协会联合会的领导工作。在“5月流血周”中，他始终同战士们一起在街垒中战斗着。公社被镇压后，他带着发热枪筒，睁着充血的眼睛，隐蔽在一个朋友家里。
5月30日，鲍狄埃的朋友气呼呼地递过一张报纸说：“瞧，又在乱吹了，说您已经被处决啦！鲍狄埃接过报纸一看，见上面显著地印着一行大字：公社重要罪魁欧仁·鲍狄埃已于昨天执行枪决……”他没有再看下去，悲愤地说：是啊，他们确是在乱吹，但也并非完全乱吹。我们有多少战友被他们残忍地杀害了啊！
鲍狄埃心头上压着难言的愤怒和悲痛。他从自己悲惨的童年，联想到世界上千千万万饥寒交迫的奴隶；从自己的战斗历程，联想到无数战友为了追求真理而洒尽了满腔热血；从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欢乐日子，联想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胜利情景……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革命激情，马上挥笔疾书：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他仿佛看到，公社的优秀战士一个个地倒在血泊中，但有千万个战士站出来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公社失败了，但革命要继续下去。一定要吸取血的教训，趁热打铁，夺回劳动果实！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
让思想冲破牢笼。
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
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鲍狄埃抬头望去，蒙马特尔山冈上残存下来的苍松翠柏，在明媚的阳光的照耀下傲然挺立，显示出它无限的生命力。“总有一天，那些寄生虫和毒蛇猛兽会被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普照大地！”他骤然感到，只要团结起来，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日子一定会来到。于是提笔继续写道：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
就一定要实现。
他写完后，在前面加上了标题：“国际”。
一个多月后，鲍狄埃告别巴黎，先后流亡到英国和美国。在国外流亡的九年间，他没有停止过战斗，写了许多诗篇，号召人们了解和支持公社的事业。直到1880年法国政府被迫颁布了对公社社员的大赦令后，他才重返巴黎。1887年，71岁的鲍狄埃因病逝世。战友们把他的骨灰埋在拉雪兹社甫墓地。
1888年的初夏，法国工人作曲家比尔·狄盖特为《国际》谱写了庄严雄壮、扣人心弦的曲调。6月23日，他在里尔卖报工人的纪念会上，亲自指挥合唱团演唱了这支歌。顿时引起全场反响，很快这支歌在工人群众中传开了。从此，《国际歌》迅速地流传到法国和世界各地，成为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剥削制度，用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战斗号角。
英雄画家库尔贝
在19世纪的法国，出现了一位名叫库尔贝的杰出画家。他一生都倡导写实主义，并成为这一绘画运动的先驱。
1819年，库尔贝出生在法国东部比桑松附近的奥尔良，祖父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党人，因此他自幼就深受民主思想的熏陶。这对他日后的成长影响很大。长大以后，库尔贝开始到巴黎学画，专心研究了欧洲现实主义绘画的优秀传统。他从大师们的作品中找到了“面向生活”这一绘画的真谛。然而，库尔贝真正走向现实主义创作道路是在1848年，当时席卷欧洲的革命运动对早已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库尔贝起了巨大的作用。
1855年，库尔贝的几件作品被巴黎世界博览会所选中。但与此同时，官方理事却对参展的作品提出一些苛刻的要求。对此，库尔贝坚决地予以拒绝。他毅然收回了准备展出的作品，并在博览会大厦前搭起一个简易的小木棚，举行了以“写实主义”为宗旨的个人作品展览会，向观众们宣布了自己的艺术主张。这一举动，使官方大为震惊，同时也轰动了整个法国美术界。在小木棚前，库尔贝还发表了著名的《现实主义宣言》。他宣称：“现实主义就其本质来说，是民主的艺术。”由此，他便成为反对官学派、提倡写实主义运动的先驱和领袖。就在这一年他创作了一生中最复杂也最成功的作品《画室》，亦称《现实的寓言：七年艺术生活之后的我的画笔》。该作品实际上是对画家现实主义创作生活的总的回忆。画中每个人物都象征一种含意。
人们评价说：“在所有形式和色彩的大师中，库尔贝至高无上的地位被得到公认，他的作品为艺术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新天地。”库尔贝的写实主义思想，可以说像照相机一样，一点儿也不掺杂主观的意图。他坚持按照事物的原有状态去严肃地描绘其真实形状。
据说，有一次一位买主慕其大名，带着重金亲自登门来向库尔贝订购一幅天使的画像。谁知，库尔贝听完来人的意图后，一脸严肃地说：“对不起，我还没有见过天使这东西，所以也画不出来这种画儿。”面对这种绵里藏针的拒绝，来人只好耸耸肩，无可奈何地走了。
库尔贝早期的代表作是《奥尔良的午餐》。这是一幅反映库尔贝家乡农民生活的作品，画面反映了在劳动之余，几个老农民聚在村中小酒馆里，情绪沉闷地饮酒吸烟的场面。从画面上看，人物表情忧郁，情绪低沉，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身处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那悲惨暗淡的生活。
1845年至1850年，库尔贝根据自己生活的体验和观察，创作了著名的《石工》一画。这是库尔贝最具代表性的杰作。画中描绘了一个弯着腰、身体被烈日灼烧、头戴麦秆草帽的70多岁老人正跪在地上，用黝黑、粗糙的双手举起铁锤敲打着坚硬的石块。他那用粗布织成的裤子上打着补钉，脚上穿着老式的木鞋，一双破袜子挂在脚上。老人旁边的一个满头尘土、皮肤被太阳灼成了褐色的少年，正在全力搬运着一筐碎石。少年肮脏破烂的衬衫中露着腰背和胳膊，皮带仅仅扣着裤子的一端，沾满泥土的鞋上也有许多裂口。旁边是一大堆石子，表明他们已经干了很长时间，而许多散落的石头预示着一天的工作还远未结束。地上摆放着的铜锅和简单的食具，都说明了他们生活的极端贫困。
这幅作品表达了画家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社会不公现象的愤怒抗议，因而在1850年展出时，被官方认为是“暗示着一种社会主义的危险思想”而加以取缔。
库尔贝的民主思想在他的创作里越来越鲜明地表现出来。1851年至1855年间，他曾创作了一幅《巴黎之火》，虽然描绘的是一个救火的场面，但画面却表现了两个阶级的人民在火灾面前截然相反的情感体验和外在表现。所有的平民百姓都奋不顾身地协力救火，而那些达官贵人却躲在一旁袖手旁观。这幅画展出后，官方又认为，这是对市民的“煽动”，所以也毫不留情地将其没收销毁了。然而，库尔贝的先进艺术思想与他的革命行动，却赢得了广大人民的衷心爱戴，享有很高的声誉。拿破仑三世执政时曾经企图收买他，授予他“集团勋章”；但被他紧决拒绝了。
巴黎公社期间，库尔贝被选为公社委员，并被任命为公社艺术委员会主席。由于他签署了拆毁为拿破仑歌功颂德的“旺多姆广场纪念柱”的决议，因此在巴黎公社失败后被捕入狱，并被判处6个月的刑罚，还被罚了一大笔钱以重建“纪念柱”。
1874年，库尔贝逃亡到瑞士寻求政治避难，后来客死在异乡。他逝世后，法国人民在画家的故乡奥尔良村建立了一座画家的胸像纪念碑，碑上镌刻着当地人民对画家的最高评价——“奥尔良最光荣的儿子”。
这位英雄画家在绘画史上也有着巨大的贡献。经过库尔贝的努力，至19世纪的60年代，现实主义题材的革新已成定局。在这个基础上，以马奈为代表的印象派开始了新的绘画技法革命。
伟大的友谊
1883年3月14日下午2点多钟，恩格斯来到了马克思的住所。当他走近住所前半圆形的花坛时，提心吊胆地望了望马克思房间里的窗帘是否挂了下来。
马克思的病情非常严重。恩格斯天天都来看望他的老战友。他把伦敦最有名的医生请来为马克思会诊和治疗，可是病情一直不见好转。
恩格斯进屋后，见全家的人都在掉泪，心里忐忑不安。他询问了一下病况，知道马克思快到临终的时刻了。
女管家走上楼去，马上又下来。她轻声对恩格斯说：“马克思先生现在似睡非睡，您跟我上楼去吧。”恩格斯推开房门，见马克思安静地躺在书桌前的安乐椅上。原来，这位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已经长眠了。在他的书桌上，还放着《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一些手稿。
3月17日，马克思被安葬在伦敦郊区海格特公墓里。恩格斯在墓前向他亡故的老战友行了最后一次敬礼，并且发表了简短的演说。他说：“这个人的逝世，对欧洲战斗着的无产阶级来说，对历史科学来说，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使人感觉到。”恩格斯在结束演说时高呼道：“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马克思的不幸逝世，使恩格斯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他的朋友们看到他的健康受到严重的影响，都劝他出门旅行，放开一些心思。
可是恩格斯决定什么地方都不去。他要留在伦敦整理出版马克思《资本论》的最后几卷，并且认为，这是对老朋友最好的纪念，也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是在1867年出版的。尚未问世的手稿有好几千页。第2卷中有四五组修改稿，其中只有第一组已经完成，其余的才开了个头。手稿的字迹非常潦草，很难辨认。有的词是缩写的，有的句子只用几个字母来表示，而且使用了英文、德文和法文。要整理这部遗稿，显然要花费很大的精力。但是，恩格斯根本不考虑这些。他放下自己正在写作的《自然辩证法》，全力投入了这项工作。
恩格斯的第一步工作，是辩认马克思手稿的字迹，并且把它抄写下来。这是一项又费心思又花时间的工作，别人也插上不手。正像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的那样：因为现在活着的人中，只有我才能辩认这种笔迹以及个别字和整个句子的缩写。
那时，恩格斯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了。他夜以继日地工作，终于病倒了。医生诊断后，严格禁止他晚上工作。后来，连白天也不准他工作。事实上，他也已经不能坐着写字了。
于是，恩格斯抽换了个工作方法：他请了一名记录员，每天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由他躺在沙发上看着手稿口述，记录员在他身旁笔录；晚上，就自己审读当天的笔录。
手稿抄写出来后，他接着进行补充、整理，然后分章分节，作文字上的加工润色。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资本论》第2卷手稿的整理工作终于完成了。1885年7月，这部著作正式出版。
在整理第3卷的时候，恩格斯遇到了更多的困难。原来，马克思在写作这一卷时，已经患有多种疾病，因此，有些章节只写了个大意或留下了一些材料，有些章节甚至只写了个大标题。这样，就得重新安排和补充材料，并且根据马克思的思路，把空白的章节一一写完。恩格斯本来打算在第2卷问世后的下一年出版这一卷，结果，由于工作难度高，加上同时要担负其他许多工作，一直到1894年，《资本论》第3卷才正式出版。
为了整理出版马克思的宝贵遗著，恩格斯前后花了12年时间。这是他晚年给予国际工人运动最巨大的理论援助。恩格斯自己，也在这项工作中获得了最大快慰。有一次，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要整理像马克思这样对每个字都仔细推敲的人所留下的手稿，是需要花费不少劳动的。然而，这是我喜爱的劳动，因为我重新又和我的老朋友在一起了。”
的确，恩格斯对《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整理出版，付出了艰巨的劳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因此，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完成的著作，也是这两位导师伟大的革命友谊的象征。
《资本论》第3卷出版的那年，恩格斯已经74岁了。他在理论研究方面，还计划做很多工作。其中的一项，就是整理出版《资本论》第4卷（即《剩余价值理论》）。可是第二年春天，他患了致命的食道癌，再也无力完成这项工作了。同年8月5日，这位马克思的亲密战友终于与世长辞。
遵照恩格斯的遗嘱，他的几位好友在8月27日乘了一只小船，在英国东部伊斯特勃恩海滨离一块绝壁2英里的地方，将恩格斯的骨灰盒送入大海，并在那里插立了一个标竿，留作永久的纪念。
寸土不让的贝汉津王
“我决不让外国人蹂躏祖先遗留给我的土地。”这是非洲西部贝宁共和国阿波美市一座英雄塑像基座上镌刻着的一句名言。这句名言，就是所塑英雄贝汉津王生前常说的一句话。贝汉津王是达荷美（今贝宁）近代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他一生致力于维护祖国独立和自由的事业，并且领导达荷美人进行了抗击法国殖民者的英勇斗争。
贝汉津是达荷美阿扎胡托王朝国王格莱莱的儿子，未继承王位时称孔多太子。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并且到法国留学过。回国后，就辅助父亲处理国事。
达荷美是个美丽富饶的国家。早在15世纪，葡萄牙殖民者就侵入南部沿岸贩运奴隶。接着，荷兰、英国、法国的奴隶贩子、传教士和商人，也纷纷来到达荷美沿海，进行贩卖奴隶等罪恶活动。在列强争夺贩卖奴隶特权的过程中，大批法国商贩和传教士定居在南部沿海的维达、波多诺伏等地，并且逐渐取得了优势。从1857年起，法国先后建立了对大波波和波多诺伏的“保护”。
法国的扩张，使英国非常眼红，不断地策划进攻达荷美。为了阻止英国人的扩张，老国王格莱莱于1868年把达荷美的出海口科托努划给法国人居住。1878年，两国又签订条约，正式确定法国人在科托努定居的权利。
尽管如此，格莱莱也没有放弃这块领土的主权。他命令凡居住在那里的法国商人，必须每年交纳租金，承认他所委派的代表享有全权；科托努的税收和关税，也仍然归达荷美所有。
法国殖民者得寸进尺，于1888年无理提出，在科托努设立关卡，并且派兵驻守。次年11月间，又派代表巴约尔前来阿波美商讨这件事。当时格莱莱重病缠身，按照达荷美的惯例，由孔多太子代替父亲接见巴约尔。
孔多太子辅助父亲处理政事已久，精明干练，对法国殖民者的贪得无厌早有认识。在接见巴约尔时，他严正声明：达荷美的传统，是不允许一个国王把自己统治的哪怕是一寸土地让给别人。因此，不允许法国对达荷美沿海任何一地进行任何一种方式的统治。他还让巴约尔把一封信转交给法国政府。信中强调，即使是1878年签订的允许法国商人在科托努居住的条约，也要予以废除；今后，禁止法国炮舰在达荷美水域内航行。
一个多月后，老国王格莱莱去世，45岁的孔多太子继承王位，称“贝汉津王”。贝汉津的意思是“大地希冀的蛋，只有宇宙才能负载”。在登基典礼上，贝汉津王选择了海洋之王鲨鱼作为他的徽志，表明他拥有达荷美国土及其海域的一切权力。
贝汉津王知道法国不会善罢甘休，登基后立刻积极备战。他利用法国和英国、德国之间的矛盾，购买了一些英、德制造的步枪，加上弯刀等武器，组建了一支15000人的军队，其中包括11000名常备军和4000名由年轻的黑人姑娘组成的骑兵侍卫队。
达荷美王国有建立女子卫队的传统。欧洲殖民者把这些女兵称为“达荷美女将”。她们戎装整齐，配备有最好的武器；和平时期是国王和后妃的警卫，出征时充当突击队，打起仗来异常勇猛。
贝汉津王继位不到两个月。法国侵略军就从海上炮击科托努城，残杀城内无辜居民。烧毁沿岸许多村寨。奋起抵抗的达荷美人被残暴的法军投进湖里，就连孕妇和孩子也不能幸免。
法军的暴行，使达荷美群情激愤。贝汉津王更怒不可遏，立即指挥军队去收复科托努。3月初，他率领包括女兵在内的5000名战士，向已经占领科托努的法军发起猛攻。法国殖民当局急忙派出一支阻击队增援科托努，但被英勇的达荷美战士全部歼灭。4月中旬，达荷美军又在波多诺伏和阿加拉河附近地区歼灭法军150多人。
达荷美军勇猛顽强，连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认是“抗战能力高强的死硬对手”。达荷美军只是由于武器装备落后，未能突破密集的敌军火力防线，才没有收复科托努。为了赢得时间，避免不必要的损失，贝汉津王以退为进，与法国方面进行和谈。10月初，双方在维达签订了停战条约。贝汉津王在法国承认达荷美对整个沿海地区拥有主权的前提下，同意法国占领科托努，并对波多诺伏拥有保护权，但法国必须每年缴纳2万法郎作为补偿。
贝汉津王虽然被迫同法国签订了屈辱的条约，但他维护祖国独立的信念没有改变，决心寸土必争，夺回祖国的主权。为此，他仍然积极地进行备战。尽管达荷美的财政非常拮据，他还是不惜用高价向英、德商行购置新式武器，征召百姓入伍，以加强抵御外敌的实力。到1892年，贝汉津王已拥有常备军15000人、女兵10000余人、大炮6门、机关枪4挺、新式步枪2400多支；还办了一些小型兵工厂，仿制欧洲的一些兵器。
法国殖民者也并不因为已经签订条约而感到满足。议会认为，同贝汉津王签订的这个条约，有损于法国的尊严；法国有权占领科托努，根本不必付补偿。为此拒不批准条约，还专门拨出军费300万法郎，准备对达荷美发动新的入侵。
1892年3月，法国以边境冲突和法国军舰在韦梅河上航行遭到袭击为借口，再次挑起战火。4月初，法国议会通过了对达荷美宣战的决议。
对于法国的再次入侵，贝汉津王早有准备。战争一开始，他就写信给法国总督，声明自己是“黑人的国王，白人别管我做什么事情；如果法国挑起战端，决心奉陪到底”。信中还写道：“我刚才获悉，法国政府已向达荷美宣战。我可以告诉你，不妨在任何一处开战。但我要通知你，我方任何一个村庄受到你们的炮击，我们将直捣波多诺伏。你还是请冷静一点吧！在波多诺伏从事你们的贸易，这样我们才能一如既往地永远和平相处。如果你们要发动战争，我是有准备的。即使战争延续100年，我也决不罢休！”
这年9月，3500名法军在炮舰的掩护下，气势汹汹地沿韦梅河向北推进。贝汉津王出动全部人马，在通向阿波美的道路上与法军展开激战，并很快消灭了700多敌人。法国军队不顾舆论的谴责，使用当时尚在试验中的杀伤力很大的爆破弹，来对付达荷美军民，使成百上千的人死于非命。
法军依仗优势武器不断向北推进，贝汉津王率领军队边打边退。11月初，法军逼近阿波美，双方进行了决战。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达荷美军战死4000人，伤8000人，贝汉津王见坚守阿波美没有希望，便下令焚毁阿波美王宫，率领余部向北方撤退。
法军为了抓到贝津王，出动大批人马四处搜捕，围追堵截。贝汉津王多次逃脱敌人的围攻，使他们的企图一次次落空。当地百姓中间甚至传说，贝汉津王身上带着一块法术无边的显神石，使他有神奇般的勇气，敌人无法抓到他。但由于置身在密林之中。粮械供应困难，贝汉津王和部下的处境一天比一天险恶。1893年11月，贝汉津王被迫转移到阿波美和温贝加梅之间的地区活动。次年1月，由于当地贵族的出卖，他被法军俘获。
贝汉津王在达荷美人中有崇高的威望，法国殖民者不敢杀害他，先把他押到法国的马赛，后来流放到马提尼克岛和阿尔及利亚。1906年12月，贝汉津王因病在阿尔及利亚的卜利达逝世。达荷美也就沦为法国的殖民地，1904年并入法属西非洲。
达荷美人一直没有忘记这位寸土必争的民族英雄。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法国政府不得不于1928年同意将贝汉津的遗骸运回达荷美。经过长期的斗争，1960年达荷美共和国宣告独立。1975年又改名为贝宁共和国。贝汉津王渴望祖国独立自主的遗愿，终于实现了。
苏伊士运河
在非洲东北角邻近亚洲的地方，有一条欧亚非三洲的交通要道——苏伊士运河。它北通地中海，南通红海，把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世界上仅有的三个大洋，都沟通了起来。每天有许多条万吨轮在这里忙碌行驶，每年有成亿吨货物在这里顺利流通。
早在4000年前，古埃及法老（国王）索斯特立斯的时候，这里就开凿了一条运河。不过，那时的运河跟现在的路线不尽相同。北段是利用尼罗河的支流，中段是一个大湖泊——苦湖（现在的戈尔柯湖），只有南段才凿了一条运河，在克莱斯马港（现在的苏伊士城）通入红海。公元前7世纪腓尼基航海家首次环航非洲的船队，就是从这里出发的。人们把这条运河称为“法老运河”。
到了公元前7世纪以后，尼罗河支流被泥沙淤积，运河也被堵塞，航路不通，法老运河也就被人遗忘了。
1798年5月，拿破仑率领大军在亚历山大港登陆，占领了整个埃及。他雄心勃勃，亲自带了许多工程师去寻找古运河的遗迹，进行实地测量，准备在这里挖掘一条运河。
但是，他的工程师们估计得很不准确，竟然说红海的水位要比地中海高出10米，开凿运河是不可能的事。接着，拿破仑因为急于夺权，匆匆回国，运河的事也就搁下不提。
1854年，法国派了一个名叫勒赛普的人来到开罗总督府，送上许多贿赂，用花言巧语骗取修建和使用苏伊士运河的特权。“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的牌子正式挂出。
1859年，苏伊士运河破土动工。数十万埃及劳工开始在沙漠中进行一项震惊世界的伟大工程。
在烈日下干活首先得饮水，沙漠中哪里有水？于是，就在开凿运河的同时，开凿一条尼罗河的引水渠，把淡水引来。这条水渠和运河并行，运河开凿到哪里，水渠也就开凿到哪里。这样，实际上是开凿两条运河，工程增加了一倍。
经过了10年多的艰苦劳动，1869年运河正式完工。全长170多公里，北起地中海的塞得港，南至红海的苏伊士城。运河中没有水闸，因为地中海与红海的水面是大致相等的（前者仅比后者高25厘米）。运河平均宽度约100米，深9米。经过多次修浚，现在河面宽度为160～200米，平均深度约15米。可通行8万吨巨轮。运河的通航，使西欧到印度洋之间的航程比绕道非洲好望角缩短5500～8000公里。
法国侵占苏伊士运河的管理权以后，英国千方百计想去争夺。1875年秋，埃及王室（即总督）财政困难，英国就把埃及王室手中的运河股票全部收买下来。从此，运河就归英、法两国所共管。这种局面总共维持了将近100年。1956年，埃及总统纳赛尔下令收回运河，苏伊士运河才永远归属于埃及人民管理，并且更好地为全世界人民服务，成为欧洲、亚、非三洲的水路交通枢纽。
世界第一条跨洋海底电缆
自从莫尔斯发明有线电报以后，不到20年，这种新的通讯工具已经风行各地。当时，莫尔斯电报只能在陆地上使用，它无法越洋过海传递信息。随着社会发展，英国和欧洲大陆以及欧美两地之间传统的邮船通信，已远远满足不了社会的需要了。在英法两国政府的支持下，1850年在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多佛尔海峡铺设了最早的海底电缆。1855年，地中海和黑海的海底，电缆铺设成功。跨洋传递信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随着美国和欧洲贸易的日益增大，人员和物质交流的日益扩大，铺设横跨大西洋的海底电缆的呼声，日渐高涨，但要想建造和铺设一条4000-5000公里长的海底电缆，并非易事，许多理论和技术问题都需要解决。
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信号延迟现象。因为电缆越长，信号延迟时间也越久，而且衰减和失真也就越厉害，以致于电报不能正常传递。为此，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的年轻的物理学教授汤姆逊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和实验，在1855年提出了海底电缆信号的递衰减理论，一举解决了长距离海底电缆的重大理论问题。他的理论成为后来海底通讯工程设计的重要根据。
经过6年多的酝酿和筹备，1856年大西洋海底电缆公司正式成立，资本总额为35万英镑，苏格兰股东们选聘了汤姆逊教授为公司董事。
海底电缆铺设工程开始后，汤姆逊发现工程设计书上的电缆直径比理论需求小得多，不合标准，但取消定购合同已来不及了。这样，在无法增大电缆直径的前提下，只能用其它方法提高铜电缆的导电率。汤姆逊把当时商用的各种铜线都拿来做测试，发现各自的电阻率差别很大，如果使用不同电阻率的铜电缆，势必使总电缆的参数发生很大偏差。为此，他提出对电缆铜材统一要求规格，并总结出一套实用的测量法，汤姆逊还发现在铜内加入化学微量元素时，能使电阻减小很多。这些都为建造合格的电缆提供了保证。
1857年，盼望已久的电缆终于造好。沟通欧美大陆的第一条海底电缆开始铺设沉放了，电缆的两个终端地点，选在了北美的纽芬兰岛和英国的爱尔兰。因为这两个地方横跨大西洋的距离最短。但当电缆沉放到距离出发地330海里时，电缆意外地断了。第一次电缆沉放以失败而告终了。
事后，人们在事故分析中找到了两条失败的原因，电缆断裂的原因是外层机械抗拉强度太低所致，这个不难解决。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接收弱电信号。
汤姆逊卓有远见地意识到，必须研制接收灵敏度更高的电报机。为此，他又全身心地投入到研制新型电报机上。他从阳光下的镜片反光这一现象中得到启发，研制成了吊镜式电流计电报机。这种电报机有很高的灵敏度，可把接收的弱信号放大，可以解决长距离电缆通讯信号衰减无法接收的问题。
1858年春夏之交，大西洋海底电缆沉放铺设工程再次开工。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铺设，茫茫的大西洋终于被征服，电缆铺设成功了。然而好事多磨，海底电缆使用不足一个月，就出现了严重故障。信号变得模糊不清，造成大西洋两岸通讯中断。这主要是因为绝缘层抗腐蚀性太差，海水浸泡时间一长，便造成漏电，有的线段甚至完全断裂。
耗费几十万英镑的电缆，就这样葬送海底了。但汤姆逊和大西洋海底电缆公司并没有气馁，他们在政府的鼓励和资助下，又开始计划建造第二条跨洋海底电缆。
1865年的第三次电缆铺设又失败了。1865年4月，在汤姆逊的主持下进行了第四次电缆铺设。6月中旬，电缆铺设完毕。至此，永久性的大西洋海底电缆终于宣靠成功，整个工程耗费了10年的时间。
100年后的今天，尽管科技飞速发展，海底电缆仍是国际通讯的一种重要手段。莫尔斯、汤姆逊等科学家前仆后继为发展现代快捷的信息传递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巴拿马运河
在北美、南美大陆中间，有一条东西走向的狭长地颈，地理上称为巴拿马地峡。巴拿马地峡最狭窄的地方才60公里，却把浩瀚的太平洋和大西洋分隔开了。许多世纪以来，人们乘船从美洲的大西洋沿岸到太平洋沿岸，都要绕过南美洲的南端才行。
16世纪初，西班牙殖民者得知巴拿马地峡是两洋交通的捷径，便驱使当地劳动人民修筑了一条穿过地峡、连接两洋的石板大道。他们把从太平洋沿岸掠夺来的金银财宝，先汇集在地峡南面的巴拿马城，驱使奴隶经过石板大道，运送到大西洋的港口，然后再用船队运往西班牙。
通过地峡转运货物，比绕过南美洲南端不知要缩短多少航程。但船只毕竟不能直接通航，装装卸卸还是要耽搁时日。因此西班牙统治者计划开凿一条地峡运河，还制定了具体方案。但最后国王又否定了这项计划。
在以后的三个世纪中，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都曾绘制过开凿地峡运河的蓝图，但也没有能够实施。
到19世纪中期，美国建筑了一条横贯巴拿马地峡的铁路。那时，巴拿马地区是独立不久的哥伦比亚共和国的一个省。美国控制了地峡的铁路交通后，又得寸进尺，进一步要求修筑和控制地峡运河。
法国也不甘落后，于1878年取得了地峡运河的承租权。两年后，成立了法国运河公司。但正要开凿运河，受到了美国铁路公司的阻挠。谈判结果，法国运河公司被迫接受了美国铁路公司提出的苛刻条件，以2500万美元的高价，收购了造价仅750万美元的巴拿马铁路。
1881年3月，法国运河公司破土动工。开头五年间，经常有15000名黑人、印第安人和其他国家的工人劳动。黄热病和疟疾的袭击，夺去了无数劳动者的生命。到1888年，已掘了5500多万个土方。这些土方相当于苏伊土运河挖掘的全部土方的2/3以上，但运河的建成还是遥遥无期。次年2月，公司破产，工程停止。
1894年，法国又组织了新的运河公司，但6年后工程又停了下来。经过20年的开凿，支出了3亿多美元，工程只完成了1/3.
法国运河公司的破产，使美国喜出望外。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美国以4000万美元廉价收买了法国运河公司的一切财产和权利。这样，美国便有条件开凿运河了。但是，这一切又必须取得哥伦比亚政府的同意，否则美国还是不能动工。正巧那时哥伦比亚发生内战，美国乘机迫使哥伦比亚政府于1903年1月签订了一个不平等条约。条约规定，哥伦比亚政府同意美国的上述收买，有权开凿、经营和控制运河，甚至有权在运河区驻扎军队。
哥伦比亚人民对此非常愤慨。因为条约只在名义上承认哥伦比亚在运河区的主权，而实际上美国在那里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从而侵犯了一个独立国家的主权。在舆论的压力下，国会否决了这个条约。
美国总统恼羞成怒，于同年11月导演了一场政变，逮捕了哥伦比亚军队的司令官。结果，巴拿马从哥伦比亚分裂来出，宣布成立共和国。两天后，美国政府马上承认新成立的巴拿马共和国。接着，又用欺骗、威逼的方法，跟新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美巴条约。
美巴条约规定：巴拿马将运河区约16公里宽的地带，交给美国永久使用、占领和控制；美国有权在地峡两边的巴拿马城和科隆城维持公共秩序，还有权使用警察、陆军和海军，或建立要塞。为了表示“平等互惠”，条件规定美国给予巴拿马共和国1000万美元；条约生效后第9年起，每年再支付25万美元。
1904年，美国正式动工开凿运河。由于利用了过去法国人开凿过的河段，又改为修筑水闸式的运河，所以工程进展较快。1914年工程基本完成，第二年开始通航，1920年正式开放。
根据设计，近一半的运河航程要利用地峡上的加通湖，但加通湖高出海平面25米，所以从海上来的船只，必须升到25米，才能进入运河。到了另一端，又必须再降下25米，才能驶离运河。为此，在运河两端建造了用来升降船只的三座巨大的水闸。
这三个水闸共有12个闸室。每个闸室长305米，宽33米，高25米，全都用钢筋混凝土建成。闸门每组两扇，每扇重达数百吨。闸室里设有大功率的电动机车。
当船只驶近水闸的时候，闸室一端的闸门便打开，用机车把船拖进闸室；然后关上闸门，将水注入室内使船只浮起。当水位升高到运河水位时，就打开另一端闸门，用机车把船拖进运河。如果船只要离开运河，那么被拖进闸室后将水抽出，使闸室水位降到海平面的高度；然后打开闸门，把船拖出，再驶向海洋。
巴拿马运河西起里斯托巴尔，东至巴尔博亚，长68公里，加上连接两洋的深水段，全长81.3公里，宽91～304米。这座高出海平面25米的水闸式运河，就像一座架在巴拿马地峡上的水桥，能够通过四万五千吨以下的船舰。
巴拿马运河建成后，成为世界重要的海上通道。它沟通了太平洋和大西洋，大大缩短了船只的航程。从美国纽约到加拿大的温哥华，经这条运河比绕道南美洲南端的麦哲伦海峡，要缩短航程12000多公里；从纽约到日本横滨，可缩短航程5000多公里。这当然给美国的军事扩张和经济掠夺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因此美国统治者把它称为美国的“地峡生命线”。
但是，这条“生命线”却沾满了成千上万工人们的鲜血。巴拿马运河工程浩大，挖掘的土方达1亿8000多万个。开始时，有45000多名工人参加挖掘，其中大部分来自西印度群岛的黑人，其他是意大利、西班牙、希腊、中国等的工人；1908年后，除少数美国技术工人外，运河工程几乎全部由黑人和黄种人承担。
运河地带到处是原始森林、热带沼泽和深山峡谷。工人们头顶烈日暴雨，往往以野果充饥。那里到处是毒蚊，黄热病十分猖獗。在修建运河过程中，共死亡7万多人，平均每修筑1米运河，就要夺去一个工人的生命！所以运河工人把巴拿马运河称为“死亡的河岸”。
几十年来，巴拿马人民没有停止过要求收回巴拿马运河区主权的正义行动。经过长期不懈的斗争，终于迫使美国与巴拿马签订了关于运河的新条约。
俄国农奴改革
18世纪上半期，当资本主义产业革命在西欧的英法等国飞速发展的时候，俄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奴制国家。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没有人身自由，生活极端困苦，像牲畜一样任凭主人打骂，因此缺乏生产积极性。
19世纪30年代，俄国也发生了产业革命。自1840年起，十年间俄国购自国外的机器，数量增长一倍半多。1860年，俄国已有产业工人近86000多人，其中大半是雇佣来的，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雇佣制。
在俄国的西北部及其他一些地区，地力薄，农作物产量低，那里的地主就向农奴课征代役租，即对农奴不加使役，农奴则须缴纳币帑换取免役，叫作“代役租”。
俄国当时的工业是资本主义的，农业也属商品经济，而在工厂里、田地上劳作的人，却一律是农奴。这种经济自然遭到民众的反对。
自从12月党人起事后，为解放农奴而奋斗的革命者不断地涌现出来。就在这时，发生了克里米亚战争。克里米亚战争也称东方战争，是1853-1856年间俄国与英国、法国、土尔其、撒丁联军之间的战争，因主战场在克里米亚而得名。
当时，俄国企图慑服土耳其，控制黑海海峡，进一步染指近东和巴尔干。这和英、法的政治经济利益相冲突了。1853年7月3日，俄国以保护土耳其境内的东正教居民的权利为由，进兵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10月16日，土耳其对俄宣战。11月30日，俄国攻击锡诺普港，歼灭了土耳其舰队。
英、法两国闻讯，1854年1月派舰队进入黑海进行干涉。他们先后对俄宣战，并于秋天在克里米亚登陆。1855年1月，撒丁也参战了。9月，在英法先进的蒸汽铁甲船的攻击下，俄国惨败，俄军在两年多的战争中损失了30万将士。战争的失败，充分暴露了农奴制俄国的落后和虚弱。
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使俄国在近东的扩张受到沉重的打击，加深了国内农奴制的危机；同时国内矛盾的日益激化，农奴不断暴动，沙皇的统治处于内外交困的危险境地。
为了挽救沙皇统治的危机，也为了赶上英法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农奴制的废除已经势在必行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决心改革，他对贵族们说：“眼下的农奴制度一定要改革。我们自己主动废除农奴制度，要比有朝一日被人逼着废除要好得多。”
亚历山大二世着手组织一些大臣，建立了一个“农民事务秘密委员会”。随后，他在各州也建立了委员会，中心工作是拟定改革方案。农奴制度在俄国已实行数百年，突然要取消，贵族们实在如刀割般难受。只是皇上主意已定，他们出于无奈，便众口纷纭，献出十多个方案。他们为了自身利益，各抒己见，互不相让，一直拖延了许多年。
1858年，农奴实在忍受不了压迫，又开始暴动了。后来暴动频繁，五年间发生了三百多次。亚历山大二世知道此事不能再拖，严厉地指责大臣：“如若再如此久拖不决，必将引起更大的灾祸，可能蔓延到全国，带来严重的后果。”
大臣们见皇上态度坚决，也不敢再从中作梗。接着拟定了废除农奴制的改革法令，于俄历1861年2月19日颁布，称《二月十九日法令》。从此，农奴获得了人身自由。他们获得的“解放”很牵强，虽然可以自由谋职、签约等，但得到的土地还要缴纳极高的赎金才能取得永久使用权。民众一次拿不起这笔钱，便在法令中写明，赎地之时可缴赎金的十分之二三，余下者由官府代为垫付。只是土地赎金必须在49年内偿还官府，且须附加极高的利息。
1861年的改革并没有满足农奴要求无偿获得全部土地的愿望，地主往往将好土地占为已有，而将差土地以很高的赎金卖给农奴。改革也没有使农奴从地主的权力下解放出来，获得自由的农民还是要受地方贵族掌管的“村社”监督。
尽管这样，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把俄国带进了资本主义时代。亚历山大又进行了司法改革及地方自治改革，有了一定的进展，由于这是来自沙皇自身的改革，亚历山大二世依然牢牢地掌握政权。
从60年代起，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产业革命也逐渐完成了。俄国迅速地成为欧洲强国。
不同凡响的屠格涅夫
奥廖尔省地处俄国中部，景色非常优美。在奥廖尔省斯巴斯科耶—鲁托维诺沃村，有一座很大的贵族庄园。1818年11月9日，俄国伟大作家屠格涅夫就诞生在这座庄园里。
在19世纪的俄国文坛，屠格涅夫是非常重要的人物，是造成俄国19世纪60年代文学繁荣的主要作家之一。19世纪50至70年代，俄国文学界的许多重要事件都与屠格涅夫有关。他每一部长篇小说的问世，都像是扔出了一颗重镑炸弹，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而这些反响又不尽相同。有的是比较一致的赞扬；有的则在社会上引起激烈的争论，甚至同时引起读者和批评家们的激烈攻击。这主要是因为屠格涅夫所选定的主题大多是当时俄国重大的社会问题，而他本人又是个温和的贵族自由主义者，有时接近民主主义，有时又倒向贵族保守势力。因此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及思想都呈现出比较复杂的情形。无怪乎他会成为一个当时十分有争议的人物。
屠格涅夫虽然生活在奴仆如云、衣食不愁的地主家庭，但他从小就非常缺乏母爱。因为他母亲是一个性情乘戾的女地主，常以虐待农奴来取乐，打人、拧人甚至拳脚相加简直就是家常便饭。农奴制的残暴给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难以抚平的烙印。他对农奴制充满了憎恶和仇恨。
屠格涅夫在大学学的是哲学专业，可是后来他并没有去当哲学教授，而是成了一名作家。1842年底，他和著名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相识，从此便开始了文学创作。从1847年到1852年，他在《现代人》杂志上连续发表了他的第一部现实主义作品《猎人笔记》。这部书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同时也引起沙皇政府对他的仇视。
《猎人笔记》是由25个短篇小说组成的小说集，它以俄国中部地区的自然景色为衬托，采用一个猎人到乡村行猎时所写笔记的形式，描述了农奴制度下外省城镇和乡村各个阶层的生活。这部作品题材多样，但大都贯穿着一定的反农奴制思想。作者怀着人道主义的同情心，揭示了农民在农奴制度下所遭受的摧残和屈辱，突现和赞颂了他们的天赋智慧、坚韧性格、多才多艺和丰富的内心世界。而且对于地主表面上文明仁慈、实际上却丑恶残暴的统治者本性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猎人笔记》出版以后，引起了进步思想界的一致叫好。人们纷纷赞扬它是“一部点燃火种的书”，向罪恶的农奴制发射了“一阵猛烈的炮火”。而沙皇的教育大臣则上书说：“猎人笔记》有侮辱地主的绝对倾向。总的说来，地主不是被描写得滑稽可笑，就是常常现出一副有失体面、有害名誉的模样。让这种对地主如此有害的看法传播开去，无疑会使其他身份的读者降低对贵族阶级的敬意。”于是沙皇下令将同意《猎人笔记》出版的审查官革职查办，并找了个借口，将屠格涅夫逮捕起来，关了一个月后遣送回原籍，软禁在他自己的庄园里。在此期间，他母亲去世。屠格涅夫继承了遗产，并以母亲为原型创作了中篇小说《木木》，书中刻画了一个残暴的女地主形象。
1853年11月，屠格涅夫获准进京。他回到彼得堡，继续为《现代人》杂志撰稿，直到1860年和《现代人》杂志公开决裂为止。决裂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屠格涅夫温和的贵族民主主义主张对农奴制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而主办杂志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等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则主张自下而上的革命。因此这几个反对农奴制的主将只得分道扬镳了。
重返彼得堡后，屠格涅夫的文学创作进入了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罗亭》、《贵族之家》、《前夜》和《父与子》4部著名长篇小说，一举奠定了自己在俄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罗亭》中的主人公罗亭是一个典型的贵族知识分子形象。他聪明、热情，善于用语言来表达内心的追求；但却意志薄弱，脱离实际，空想多于行动，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无法担负起改革现实的重任。最后只有承认自己是“无用”和“多余”的人。《前夜》描写的是农奴制度改革前夕的故事。女主人公叶琳娜是出身于贵族家庭的俄国少女，她撇下家庭和祖国，嫁给了平民知识分子英沙罗夫。英沙罗夫是一个燃烧着民族解放激情、反对土耳其人统治的保加利亚革命家。他性格坚定，目标明确，具有当时俄国民主青年的主要特征，是俄国农奴制改革所需要的英雄人物。叶琳娜与他相恋，抛弃了贵族家庭，与他同赴保加利亚参加反土耳其压迫的起义。途中英沙罗夫病故，叶琳娜决心在起义军中做一名志愿护士，以继承丈夫的遗志。作者在这两个人物身上寄托了能为全民族利益而牺牲自我的“新人”理想。
《父与子》反映了代表不同社会阶级力量的“父与子”的相互关系，否定了代表贵族利益的“父辈”，塑造了“子辈”的代表、平民知识分子巴扎罗夫的形象。巴扎罗夫有思想、有毅力、坚定、正直，具备许多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特点；但他也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一切都在他的否定和打倒之列。巴扎罗夫是俄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新人”形象之一。
从60年代起，屠格涅夫一直侨居国外，但每年都回俄国，从不间断文学活动，并密切关注着俄国文学的发展。1880年参加普希金雕像揭幕典礼是他最后一次回到祖国。他曾表示晚年要叶落归根，但这一美好愿望还没实现，他就因病在巴黎去世了。为了满足他生前的愿望，他的遗体被从法国运回了彼得堡，葬在沃尔科夫墓地他朋友别林斯基的墓旁。
日本明治维新
19世纪后半期，继欧洲和美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后，亚洲的日本也出现了一次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全面革新运动这场资产阶级革新运动。开始于明治期间，所以史称“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是日本由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转折点，是日本近代史的开端。
日本明治维新前是一个落后的闭关自守的封建国家。国家元首是天皇，朝廷设在京都。国家的实际统治权掌握在世袭的“征袭大将军”手中。从1603年德川家廉设幕府于江户，幕府实际上成为拥有全权的中央权力机关。在德川幕府统治下，幕府将军把持着全国最高土地所有权，直辖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是最大的封建领主。并且，还掌握着全国的商业城市和矿山，垄断着对外贸易，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在政治上，德川幕府名义上是“大将军”，实际上自称“大君”，对外代表国家，对内主持政府，大权独揽。最典型的是，幕府并不设在首都，而在江户办公，处理国家大事，往往自作主张，根本不把天皇放在眼里。
为了更加巩固自己的统治，幕府一方面拼命鼓吹迂腐的儒家思想，尤其把中国宋朝理学家朱熹的学说定为国学，禁锢人民的思想，压制他们的反抗情绪；另一方面，推行闭关自守的“锁国”政策，不同其它国家建立任何关系，把整个日本严密地封闭起来。
18世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新兴的地主阶级和商业资本家，他们为了争得政治上的地位，摆脱封建统治，对幕府制度产生强烈的不满。而广大的人民群众不堪忍受苦难的生活，反抗的情绪也日趋高涨，接连爆发无数次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这些反抗斗争，严重地动摇了幕府的统治。
正当幕府惶惶不可终日之时，西方殖民主义列强大举入侵日本。1853年，美国海军将领柏利率领舰队两次闯进江户湾，迫使日本开港通商。幕府屈服于列强的炮火，连续与列强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和关税协定，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因为外货的倾入而纷纷破产，日本人民受到双重的压迫和剥削，处境更加痛苦。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迅速激化，一场推翻封建幕府、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迫在眉睫。
1865年12月，长州藩讨幕派高杉晋作率领以农民为主体的“奇兵队”击败保守派，夺取了藩政权。随后，萨摩藩讨幕派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人也控制了藩权。不久，这两股力量结成讨幕联盟，成为全国讨幕运动的核心，他们一方面实行政治、经济改革，以调动农民、商人和中下级武士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在军事上武装自己，购置大量的西方先进武器，与幕府军队抗衡。
这一年的12月，压制讨幕派的孝明天皇去世，不满15岁的明治天皇即位。这时，宫廷形势开始向有利于讨幕派方面发展。1867年10月，萨摩、长州、安艺三藩讨幕派在京都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利用年幼的明治天皇的名义武装倒幕。他们一方面扩充兵力，另一方面秘密同天皇取得联系，准备发动宫延政变，把德川将军赶下台去。明治天皇虽然年幼，可颇有见识，对幕府把持朝政也十分不满，当即答应与讨幕派联合起来，推翻幕府统治。于是，就写了一份“讨幕密诏”，交到大久保利通他们手里。
大久保利通等人接到密诏，欣喜若狂，超紧打开细细观看，只见上面写着：“不讨此贼，何以上谢光帝之神，下报万民之深仇！”大家高兴地叫起来：“天皇英明！天皇万岁！”
紧接着，他们便召集讨幕派的重要人物，于1867年10月上旬的一天，在京都天皇宫中的一间书房里，商量具体的对策。
“我们有天皇的诏书在手，可以说是出师有名啊！”一个武士得意地说道。
“对！有这份诏书，看德川庆喜还有什么招术！”另一个信心十足地应知道。
正在这时，门外突然闯进一个宫廷侍卫，气喘吁吁地说道：“诸位大人，德川庆喜刚刚见过天皇，主动请求辞去将军的职位，把政权交还给天皇了！”
原来，德川庆喜听到风声，觉着形势对己不利，决定先发制人，主动辞职，以免与改革派正面冲突。
西南各诸侯怎能相信德川庆喜会轻易把政权交出，一眼就看出这是对方的缓兵之计。大家讨论一番，一致同意以武力解决问题，给德川庆喜一个措手不及。于是，他们调兵遣将，很快把自己的部队调集到京都附近，准备发动宫廷政变。
1868年1月3日，西南各诸侯率兵包围皇宫，解除德川幕府驻后宫警卫队的武装。他们簇拥着年少的明治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宣布“王政复古”，大权全归天皇掌握。明治天皇随即颁布诏书，决定建立由他领导的新的中央政府，并委派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这些改革派主管政事。
德川庆喜连夜逃出京都，退居大阪，集中了全部兵力，杀气腾腾地向京都进犯。他们打着“解救天皇，清除奸臣”的旗号，兵分两路，准备以钳形夹击京都。
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寿人以萨摩，长州、安艺诸藩的武装，在京都附近的鸟羽、优见两地迎击幕府军。明治天皇亲自到阵前督战，大村益次郎率领的5000名装备精良的政府军，早已占据有利地形，架起了巨炮，静等幕府军的到来。
夜半时分，两军相遇，双方展开了大厮杀，只听炮声隆隆，杀声震天。幕府军虽然人数众多，但军心涣散，士气很低，刚一接触，便四处溃逃。而政府军却斗志旺盛，以一当十越战越勇。
与此同时，改革派还提出“减免租税”、“四民平等”的口号，把农民和商人都争取到自己一边，以壮大自己声势。因此，由三井等富商资助的各种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由市民群众送到前线，并有许多市民找出土枪、土炮直接参战。幕府军早已不得人心，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政府军和百姓，早已吓得魂不附体，纷纷投降。德川庆喜看到大势已去，长叹一声后仓惶撤退，逃到江户。
政府军不给对方以喘息之机，跟踪幕府残军，迅即包围江户。
德川庆喜看到自己的军队已经瓦解。江户的居民又不拥护自己，再战只有死路一条，于是决定放下武器，向天皇投降，被降为诸侯，取消一切权力。随后，政府军便开进江户，这样，统治日本长达200多年之久的德川幕府垮台了。
1868年3、4月间，明治政府先后颁布了《五条誓文》和《政体书》，从而提出推行资本主义新政的基本方针，从1868年—1873年，开展了大刀阔斧的维新运动。接着，明治将日本国的首都迁到江户，改名“东京”。
维新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收回封建地主领地、取消封建身份等级制、扶植资本主义工商业、破除封建主义旧文化。这些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措施，使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由一个落后的封建社会，逐步转变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强国。但是，明治政府建立的是以天皇为核心的权力机构，灌输的忠君思想，强化了军国主义倾向，使日本由一个被侵略的国家变成一个侵略别国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