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十分年轻，小的才十八九岁，大的也只是二十五六岁；他们的“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1944年11月在迪化创立，并得到发展。为了寻找共产党的领导，“新盟”于1945年10月派张志远去重庆，找到了当时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中共代表团，受到曾在新疆担任过党代表的邓发以及宋黎的接待。张志远汇报了“新盟”创建经过、组织与活动情况，并要求党派人到新疆来进行领导。
邓发和宋黎向中共代表团团长董必武汇报后，董老指示：当前我党与国民党斗争的焦点不在新疆，不在大西北，而在东北。东北拿下来了，关内解放就有了依靠和希望，内地解放了，整个大西北和新疆也就随之解放了。现在东北非常需要地方干部，你们“新盟”中东北人多，应尽量向东北转移，不能转移的，留在新疆，暂时不要打共产主义的旗号，应广泛开展民主运动。
张志远将董老的指示，用密语写信转告“新盟”，然后通过父辈的老关系，随着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到东北去了。
当时“新盟”由赵普琳即赵明负总责。他接到张志远的信后，把董老的指示向大家作了传达，征询大家的意见，愿去东北的去东北，愿去延安的去延安，愿留新疆的留新疆；表示愿去东北的占大半，愿去延安的有三人，其余同志愿留在新疆继续干。赵明把牺牲在盛世才监狱中的哥哥赵普源留下来的家当变卖了，又向在新疆银行工作的好友孙哲要了一笔钱，用作补贴大家的路费，开始进行向东北转移的准备工作。
“新盟”成员姚廷枢在张志远去重庆不久，也随后到了重庆，住在东北救亡总会负责人阎宝航家。阎宝航带姚去中共代表团，邓发提出，为营救新疆狱中的中共党员，需要一份名单，在中央组织部档案里查不到，能不能通过“新盟”搞出一份在押中共人员的名单来？姚廷枢以密语写信告诉了赵明。赵通过张玉珍等女同志将中共代表团要名单的事转达给了狱中的中共党员。
1946年4月7日赵明乘卡车离开迪化去兰州，因路上耽搁，5月初才到。这时张玉珍乘飞机已先他到了兰州，在南门外纱厂巷1号，与早在1945年春天结婚后就到兰州的新盟成员韩世翼和姚向黎夫妇住一个院。赵明一找到她，她就把一份在新疆狱中在押中共党员的名单交给了赵，还附有一封给毛主席的信。赵明后来得知信和名单是两位老红军谢良和罗云章写的。
关在监狱中的共产党员，有赵明的老师，也有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亲密同志。救亲人急如星火。可是，这时正值抗战胜利后的恢复时期，又是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动员时期，没有特殊关系，车、船、飞机票都很难买；而由大西北去大西南又关口重重，路途遥远，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名单和信送到重庆交中共代表团呢？
赵明在兰州唯一的一个熟人是中学时的一个同学叫靳士耀，当时在兰州西北医院当主治大夫，赵求他想办法给买了张飞机票。赵明把狱中中共党员的名单和给毛主席的信缝在西服垫肩里，乘上飞机，直飞雾都重庆。
重庆躲藏在群山密布的西南。这天，雾都重庆没有雾，天气非常晴朗。重重山峦，铺满绿茵，长江、嘉陵江，历历在目。赵明提着小皮箱，随着乘客走下舷梯，登上台阶，走上街头，累得满头大汗。街上商店林立，车来人往，熙熙攘攘，市声嘈杂。
“哪里去找中共代表团呢？”赵明有两个打算：一是要找在新疆学院为他们授课的茅盾老师，他知道茅盾在重庆，而且与党有联系，但不知道详细住址，需要打听；二是找在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教他们英文课的贾丽南老师，贾老师在北碚《时与潮》杂志社，常把中国进步小说译成英文在美国发表。贾老师离开学校时，把满满一柳条包书留给数学老师吴宗涵，吴老师又转给了赵明。书中有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的文件、高尔基选集、中国进步青年作家的作品及一些社会科学书，这些书对赵明思想成长起了一定作用。
赵明买了一张重庆市交通图，按图由七星岗跳上公共汽车去北碚，打算先找到贾丽南老师，好有个住处。贾老师认识斯诺，也许能帮助找到中共代表团，并了解茅盾老师的住处。他到《时与潮》杂志社一打问，贾老师已离开那里了。他又坐公共汽车回到市内，找新华书店，想通过他们问清茅盾老师的确切住址。可是新华书店在校场口事件时已被国民党特务砸得稀巴烂，被迫关门了。
天快黑了，怎么办？先找个住处再说吧。赵明又回到中华路，碰到一家旅馆就走了进去。招待员给他开了一个房间，他正要进房，新疆学院的一位老同学韩灵锐由对面房间出来，也许听见了他的话音。韩是个不苟言笑、态度和蔼、待人诚恳的老学友。赵明在政经二系，韩在教育二系，不同班，但都在学生会工作，比较熟。韩也是东北人，他爱人和赵明嫂嫂是1935年冬由北京同车去新疆的，因之与赵明兄嫂也很熟。赵明哥哥牺牲在监狱后，嫂嫂去了兰州，小侄也是由韩灵锐夫妇带到兰州的。
他俩一同走进房间，赵明告诉韩灵锐：“我是由兰州坐飞机来的，有点急事，想找茅盾老师。”“他已不在这里，回上海啦！”这下子赵明可傻眼了，两个熟识的人都不在重庆了。重庆特务如麻，他不敢公开打听中共代表团的地址，怎么办呢？在谈话中，韩灵锐告诉他，在重庆还有两个熟人，一个是曾在新疆工作过的宋伯翔，一个是新疆学院的同学李玉祥。宋伯翔他久闻其名，是新疆所谓“十大博士”之一，但从未见过面，现在重庆国民党的一个机关里任职。李玉祥是“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创建者之一，和他们一起活动了几个月之后，不辞而别，到关内另找出路，先到兰州，后又到重庆，现在是“新绥汽车公司”重庆分公司经理。赵明考虑，通过这两个人打问中共代表团不对路，想来想去，只剩下一线希望，找诗人臧克家！
臧克家，赵明并不认识，只是在北平读初中时，读过臧克家的诗集《烙印》和《罪恶的黑手》。为什么想起找臧克家来了呢？原来臧的爱人郑曼，是他们“新盟”的成员许青航和孙海澜的同学。他俩由新疆去东北途经兰州时，给赵明留下一封给郑曼和臧克家的介绍信，如赵明在重庆遇到困难，可以找他们。现在没有别的门路可走，只有把希望寄托在诗人身上了。
第二天，赵明就按介绍信上写的地址，到歌乐山大天池6号去找臧克家夫妇。很幸运，一下子就找到了。臧克家夫妇看了介绍信，知道他是哪一路人，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臧克家夫妇的住房很狭小，陈设简单，生活朴素。臧克家个子瘦高，双目炯炯，性格爽直，不失山东人的特性。郑曼小产之后不久，头上扎着一条白带子，面容有点憔悴。
赵明讲了自己与许青航和孙海澜的亲密关系，新疆局势的变化，然后告诉他们：“我有急事，要找中共代表团，但不知道地址。”
臧克家说：“中共代表团的地址，我也不清楚；可是我知道《新华日报》秘密编辑部。你可以去找找他们，他们会告诉你中共代表团的地址。”
赵明把臧克家告诉他的《新华日报》秘密编辑部的地址标在重庆市交通图上。臧克家夫妇热情地要留他住下，可是他身负重任，只能推辞说：“等把事情办完了，再来打扰你们。”他把带给茅盾老师的吐鲁番葡萄干和哈密瓜干留下，起身就走。葡萄干和瓜干，那时在重庆是稀罕东西。新中国成立后赵明再去拜望臧克家夫妇时，他们一下认不出他来，但一提葡萄干和瓜干，马上就想起来了。
告别了臧克家和郑曼，赵明回到旅馆，邀上韩灵锐一起去找《新华日报》秘密编辑部。韩为人比较深沉，了解赵明的思想情况，什么也没有问，就按他说的地址，把他带到《新华日报》秘密编辑部所在的一条暗巷口。韩灵锐转身走了，赵明独自走了进去。
一个瘦削的中年人，接待了赵明。赵明告诉他，自己由新疆来，是新疆学院毕业的，院长、教务长、系主任、军事教官、讲师都是中共党员，自己和他们一起坐过监狱，受他们的委托，有要事会见中共代表团。中年人打量了他一下，赵明急忙拿出新疆学院毕业证书。中年人接过去仔细地看了一下，交还给他，明确地告诉他中共代表团的地址——上清寺路曾家岩10号。赵明高兴地和他握了握手，告辞出来。他在热闹的地方转了几个圈，看看后面没有“尾巴”，径直去到曾家岩10号。
说明来意，门房把他领到一间会客室。不一会，一个穿着白衬衣的中年人由里屋走出来，打量了他一下。他急忙作了自我介绍，并掏出新疆学院的毕业证书给中年人看了。中年人亲切地让他在小沙发上坐下。赵明问了中年人的姓名，中年人说叫魏传统。
“魏传统！”赵明惊喜异常。他读过魏传统写的小册子，专题阐述革命转变问题。魏传统曾经是西路军的一名宣传科长，被俘后经营救回到延安。赵明告诉魏传统：我们“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张志远和姚廷枢来找过代表团，由邓发和宋黎接待，代表团要新疆狱中在押中共人员名单，我是专程来送名单的，还有一封给毛主席的信。赵明脱下西服上衣，当着魏传统的面拆开垫肩取出名单和信。魏传统接过去聚精会神地仔细读着。
名单和信都是用浅黄色毛边纸直行写的。张玉珍由新疆带出时，藏在高跟皮鞋后跟里，有的字迹已经磨损，不易看清。赵明站在一边帮魏传统辨认。名单一共写了162人，大人小孩一个不漏，其中包括已经牺牲了的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烈士，和在狱中叛变了的徐梦秋、潘同、刘西屏、黄学谦、任远光等，但都是以“听说”这种不确定的口气写的。赵明以肯定的口气对魏传统说：“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三位同志确实是牺牲了，是1943年9月27日被杀害的；徐梦秋、潘同、刘西屏、黄学谦、任远光等人确实是叛变了，已经离开了监狱。”
魏传统读完名单和信，赵明告诉他：“我们‘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与被关在新疆狱中的中共党人有经常可靠的联系，党如果有什么指示要带给他们，我可以再专程返回新疆去。”
“我们考虑，考虑！”魏传统说。
赵明把住的旅馆名称、房间号数留给了魏传统，又说：“我们‘新盟’许多同志根据董老指示，正在陆续向东北转移，也有的同志要直接去延安。去延安怎样走比较安全？”魏传统说：“可由甘肃庆阳或环县进解放区，那里我们的力量强，空隙大。”后来“新盟”成员杜芳、王怀品、刘一匡三同志由新疆奔赴延安，就是按魏传统指的路径去陕甘宁边区的。
魏传统拿过当日的《新华日报》指给赵明说：“现在国民党反动派在打长春，关内停战，东北要大打起来。东北很需要干部，特别是本地干部。你们转移到东北，非常必要。”
赵明告辞出来，双肩上像卸了一副重担，身轻似燕，健步如飞，在热闹的商业区转了一会，没有发现后面有“尾巴”，便怡然自得地回到旅馆。现在要做的是赶快回到兰州，迎候由新疆陆续出来的同志，一起去东北。迟了，内战打起来，交通被切断，就难走了。
赵明和韩灵锐商量一起回兰州的问题。来时，由靳士耀同学给想办法买的飞机票。回程，如果与达官贵人预买飞机票，根本不敢去想，就是去川北的长途汽车票，没有熟人也休想买到。赵明和韩灵锐天天上街跑车行货栈，寻找去宝鸡的“黄鱼车”。他们整整花了一个多礼拜时间，才找到一辆去宝鸡运送汽油的美国JMC牌军用小轮卡车。赵明来不及去歌乐山向臧克家和郑曼告别，搭上这辆“黄鱼车”就同韩灵锐一同起身走了。
赵明来重庆时，乘飞机穿云过雾，天府锦绣什么也没看到。回程坐汽车，爬山越岭，横渡江河，饱赏了“蜀江水碧，蜀山青”的绮丽风光，也经历到“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艰险途程。
车到了宝鸡，他俩想由天水抄近路，北上兰州。但因铁路塌方，火车不通，只好折而向东去西安，然后再找“黄鱼车”西去兰州。当时火车没有准确的发车时间，只得守候在站台上寸步不离，以免错过时机。
一列火车进站了，人们像潮水一样拥上去，争先恐后，拥在各个车厢门口，谁也休想挤进去。人急智生，赵明看到一个车厢的窗子开着，便拉着韩灵锐跑上前去，叫韩灵锐把他抱起来，他顺着窗口爬了进去，占了一排座位，韩灵锐又把东西一件件递了进来。车厢内旅客挤得水泄不通。
赵明和韩灵锐到了西安后，在东大街找了个旅馆，住了下来；又花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才找到一部去兰州的“黄鱼车”。这是一辆破旧的三吨道奇，寒酸得像一个叫花子，货物却装了十来吨。车是旧车，又超载了两三倍重量的货物，跑不了多远就停下来修理一次。当时有个顺口溜：“一去二三里，加水四五回，抛锚六七次，八九十人推。”一路上卡车又是加油，又是加水，又是修理，爬行了五六天，才到兰州。
赵明把重庆生活书店买到的中共七大文件和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朱德《论解放区战场》给韩世翼、张玉珍和几位已到兰州的同志传阅，他则住进了同学所在的西北医院，一方面检查身体，治一治小毛病，一方面迎候由新疆出来的同志。
6月19日，赵明和爱人进城，走到南门外十字路口，看到由城里开出来一列带篷大卡车，走到十字路口停了下来。车篷上满是尘土，一望即知是经过长途跋涉的，心想也许是由新疆过来的。他们停住脚步，站在路边观望。不一会，一部卡车上跳下几个人来，拍打身上的尘土，赵明仔细一看，发现了于村，高兴极了。
于村是1938年春第一批由延安派到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任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文化科长、歌咏科长，戏剧运动委员会委员长。赵明在新疆学院时，请他教过抗战歌曲，帮助排演过抗战话剧。1941年在反帝总会，他俩还在一起工作将近一年，还同台演出过话剧。赵明从来没对于村隐瞒过自己的政治观点，后来赵明被调到师范学校工作，于村曾骑马跑到十几公里外的老满城专程去看他。这次，赵明冒着生命危险，给中共代表团送新疆狱中在押中共人员名单和给毛主席的信，除了一般的受革命责任感的驱使外，也是出于对同生死、共患难的老师、同志、朋友的深厚感情。
赵明指着卡车惊喜地对爱人说：“那不是于村同志？他们出来了！”他心里想，“这次去重庆，总算没有白跑！”
据说，当晚于村他们被安顿在五泉山下的一个招待所里住。赵明邀集已到达兰州的“新盟”成员张玉珍、姚品兰、韩世翼、王琢成、桂声等，于晚饭后一同上五泉山，一边走，一边放声高唱新疆歌曲。他们想，于村等一定会听出是为他们而唱。可是第二天一看兰州小报，原来他们住的是东郊拱星墩，不是五泉山。赵明等满怀激情，起劲地唱时，还以为他们真能听到咧！
整整20年后，“文化大革命”中，赵明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送进了监狱，一关就是六年，每天四个窝窝头，一碗清汤水，几乎饿死在狱中。罪名之一，就是硬说他把新疆狱中在押中共党人名单送给了重庆国民党特务机关。与此同时，康生一伙也给由新疆狱中返回延安的100多名中共党员扣上了“叛徒”的帽子，残酷斗争，无情迫害，其中许多人就此撒手人寰，含冤死去。
1973年6月末，林彪事件之后，赵明被放出监牢。一天，他到三□一医院去看一炮副政委谢良，谢良也刚由狱中放出不久，颈部骨质增生，高血压、心脏也不好。谢良一见赵明就以江西老表的浓重口音激动地说：“赵明同志呀，为了名单的事，我不知道挨过多少顿毒打呀！”谢良指给他看头上和身上的伤痕。他们问我“名单是怎样送到重庆去的？交给了谁？”我答不出，就狠狠打我。那次在袁子钦家见面时好好谈谈就好了！
袁子钦，解放初期是总政干部部长，后升任总政副主任，袁的爱人鲁毅和赵明在一个单位工作。闲谈中，鲁毅提到谢良常到她家去，并打问过赵明。赵明说：“我知道他，没见过面，倒是很想见见。”她说：“那好办，哪天他到我家来，我打电话告诉你。”果然，一天鲁毅打电话给赵明，“谢良同志今天中午到我家里来，你也来吧，一起在我家吃午饭！”
赵明到时，谢良已经先到。谢良一见赵明就紧紧握住他的手说：“到重庆送名单的就是你！”赵明不好意思地点点头，望着谢良的眼睛说：“开出名单，给主席写信的就是你！”赵明怕人家说他“夸功”，从来不提到重庆送名单的事，就是在自传中，也只简单提了一句。这时谢良没有往下问，赵明也就没有往下说。两人亲热地在院中肩并肩地照了个半身相片，然后就入席吃中午饭，再没提及送名单的事，因之，谢良不知道送名单的全部过程。
谢良曾是西路军五军十三师政委，在山丹战斗中左腿受伤，在祁连山中被俘，手术中脚板被砍去。谢良回到延安，1939年6月由延安出发去苏联治病未成，留在了迪化，被关进监狱。他在狱中代表大家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了信。“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追问名单的事，谢良说不清，道不明，白白挨了许多顿揍。这次赵明到三□一医院看他，他才要赵明讲了送名单的整个过程。当赵明谈到把名单亲自交给了魏传统时，谢良说：“魏传统？他就在这里养病，在我隔壁住。你想不想看看他？”“我想去，知道知道他收到名单后怎么办了！”“走，我领你去！”
谢良拄着拐杖领赵明到了隔壁病房。魏传统已不是他27年前见的那个样子了，那时清瘦，现在胖了，面色红润了。虽然年事已高，但一点不显老。谢良做了介绍，谈话坦然爽快。当说起送名单的事时，魏传统说：“‘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来调查过，我写了证明材料。我记得很清楚，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小青年，穿着一身浅灰色西服，当着我的面由西服垫肩里拆出名单来，还有一封给毛主席的信。我看后，作为特急件，第二天派专人乘飞机送到南京，交给了周总理。那时中共代表团已随国民党政府迁到南京，曾家岩10号留给了中共四川省委，我当时是四川省委秘书长。”
赵明于1983年9月应邀去新疆参加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杜重远烈士牺牲40周年纪念活动时，见到郑英。郑在新疆时叫李霞，廖志高爱人。郑英告诉赵明：中共代表团由南京撤回延安时，她正在中组部工作，那份名单由她经手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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