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1月初，朱德总司令向盛世才发出撤回新兵营的电报，由盛世才负责同国民党交涉。
11月8日，盛世才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徐向前部退入新疆一部，官兵约300余人，经职省收容。顷朱总司令以前方需要甚急，拟即派员将该部悉数护送归队。再职省收容该部后，曾发旧式枪械，准其携带。并请饬朱主席准予通过，并予以便利。”
11月10日，甘肃省主席朱绍良接盛世才电后也致电军令部，请示徐向前部官兵携械过境或徒手过境。
11月22日，军令部长徐永昌将此情况呈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参谋总长何应钦，并提出两条处理办法：1.该部既由新省收容施行训练将及两年，且人数仅有300余，增加前方抗战力量有限，似可令盛世才将该部编为新省部队中，不必远道跋涉遣送归队；2.拟准其将该部护送归还十八集团军，但为免除沿途误会起见，准予徒手过境，所有枪械仍归还新省，并令朱长官检查护送。
蒋介石批准了第一个方案，并令盛世才执行。
11月30日，盛世才致电蒋介石，请求将徐向前官兵遣送归队，盛还让他驻重庆代表张元夫向蒋介石面陈徐向前部回延理由。
抗日战争时期，新疆是最重要的国际交通线，苏联大批援华物资经新疆源源不断地运往抗战前线，蒋介石担心如不同意盛世才的请求会引起盛的反感，于国民党不利，遂电令朱绍良：徐向前留新官兵，业经准予派员带车护送至延安，似不可再阻留，以免晋庸（盛世才字晋庸）误会，请准其通过。
中共中央指示陈潭秋，新兵营总支队总队长级干部乘飞机，其余同志乘汽车返回延安。因国共两党军队摩擦得很厉害，怕路上遇到麻烦，要有得力干部带队。
陈潭秋根据党中央指示，决定除航空队、兽医班留下继续学习外，新兵营官兵329名，由曾玉良、喻新华等人带队，于1940年1月11日乘汽车离开迪化回延安，盛世才派督署参议丁宝珍护送。蒋介石本不准带武器，经盛世才的交涉，新兵营官兵带步枪30支，子弹1.5万发，手枪2支，子弹200发；丁宝珍和卫士车队司机带手枪3支，步枪14支，连珠枪3支，七九马枪2支；另外带迭克铁里瓦式机枪4挺，子弹4万发，作为送给朱德、彭德怀的礼物。
饶子健、姚运良、宋承志等总支队领导人及警卫人员和病员共31人，于1940年2月2日乘飞机离开迪化回延安。当时还留下会开汽车的陈福海、赵内琐等6人，准备继续学坦克。1940年7月陈福海等21人，由盛世才派龚副官送回延安。
肖显清——
1939年12月，天气格外的寒冷，我们平静的生活发生了变化。过去每个月只放二至四场电影，而一进12月则几乎每两三天就放一场，饭也吃得非常好。说是过年，未免太早，问首长是怎么回事，首长也不讲，好像有什么秘密，从表情上看很沉重。12月10日，又让我们把9月刚发的棉衣换成“推呢坎”（音）的新棉衣，又发新棉被、皮鞋、毡靴。到了20日左右，大家的疑问解开了。
这天，召开了回延安的动员大会。陈潭秋同志动员说：因为国际国内的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党中央决定你们回延安。由于前线需要战斗骨干，你们大部分同志要到抗日前线去！（大家鼓掌）你们来迪化两年零八个月，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在陈云、邓发同志的领导下，完成了学习任务，成绩优良。苏联顾问对你们的学习很满意，我已向党中央作了报告。我来得晚一些，对同志们帮助不够，请多多批评。
我们听了他的讲话，很是感动。接着，他又讲了几条规定：1.为了保密，你们在学习中的笔记一律不准个人带走，大家包好，由我们负责转送延安；2.你们的行李每人不能超过30公斤，多的东西交到我们办事处；3.关于你们的安全问题，延安、莫斯科方面，迪化、重庆方面都有了协定，这是有保证的，请大家放心。苏联要运一批抗日的物资到重庆，如有人问你们，就说是护送物资的。这个车队有50余辆汽车，开车的司机都是红军战士，100人左右，每辆车上都有一挺机枪。路上出了问题，你们不要出面，有盛世才派的丁参议带着几个人办外交。我们内部派朱光同志出面，他是东北抗联的，从苏联学习归来的党员。陈潭秋同志再三讲，最不放心的是河西走廊这段路，各兵站的勤杂人员中，有西路军的伤员，很可能认出自己的战友。为了这次行动的胜利，你们千万不能去认。你们不是学了日语吗，在生活上讲日语。我想，战友们以后会理解的。4.我们再三研究，请示了中共中央，还要留下一部分同志在迪化工作，希望被留下的同志要服从组织决定，服从全局的需要。
陈代表接着抒发了自己的感情。他说，要不是工作需要，我也和大家一起回延安。我们朝夕相处虽时间不长，可同志们的学习、训练和高贵品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记得今年9月间，支队首长向我汇报学习情况时，说还有十个同志没有入党，主要原因是学习上差一点，其他方面都是好的。我就讲，他们经过长征，三次过草地，特别是在河西走廊苦战半年，能走到新疆，就是很了不起了，是很好的同志了。一席话讲得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我们回想起在迪化的日日夜夜，为与陈代表分离而难过，为学习而依恋，为能重返前线而无比高兴。
1940年1月11日，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冉冉升起的太阳显得格外亲昵和温暖，然而我们每个人的心情却无比沉重。忽然，人群中传来了上车的命令。我们乘坐的卡车都用毡子搭了篷子，还安了电池照明的小灯泡。为了防备路上有土匪袭击，由我们学装甲车的40多名同志组成武装护卫排，给我们四挺机枪，名叫“铁克辽瓦”，子弹4000余发，日式三八步枪30多支。陈潭秋同志逐项询问准备情况，再三叮咛我们：“一定要把这些武器带到延安，送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警卫队里去。”陈代表转达了盛世才的送别话和赏给我们每人50元钱。盛世才的弟弟作为代表也前来送行。丁参议也和我们见了面。
马达开动，一辆辆篷车穿过迪化。陈代表和盛世才的弟弟把我们送出30公里，停车和每辆车的同志握手告别，并祝愿大家一路平安。我们激动的潸然泪下，我们望着陈代表，呼喊着“陈代表，延安再见！”
到达延安后，党中央举行了欢迎、欢送大会。欢迎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归来，欢迎新疆的同志归来，欢迎丁参议到达延安。欢送同志们上前线、欢送丁参议回新疆。尔后，毛主席又给我们作了一次抗日形势报告，讲述了联系群众、开展游击战、运动战等问题。对于盛世才赏给我们每人的50元钱，毛主席说：“你们个人别要了，因为延安女大的同志连卫生费都没有。你们这些钱我们也不要，我看作为你们上前线去的伙食吧！”我们鼓掌同意。
1942年10月的一天，师政委谭震林同志忽然把我叫了去，问：“肖连长，你是新疆来的，把盛世才的情况谈谈吧！”我谈了不少好的方面。谭政委说：“盛世才投降蒋介石了，把陈潭秋同志、毛泽民同志都逮捕了。”我这才知道新疆出了问题。
不久，传来中央指示：凡红四方面军到过新疆新兵营受训的同志，不要放在连队，尽量放在机关。我由连长改做参谋工作了。党中央对于我们这些学过机械化装备的同志是何等重视呵！后来，我们缴获了敌人的许多大炮，上级又叫我任炮兵连长，使我在新兵营学到的技术有了新用场。
新兵营的日日夜夜，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鞭策我和同志们一起去狠狠打击敌人。
饶子健——
新兵营内部编为一个总队。我担任总队长、姚运良同志为政委、喻新华同志为政治处主任兼总支书记。
同志们听到回延安的消息非常高兴，开始换新被装、精简行李，作紧张的准备工作。陈潭秋同志向部队作了动员，和我们研究了具体问题，确定我和宋承志等四人坐飞机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然后回延安。部队乘坐汽车，由曾玉良、喻新华同志负责，沿途由朱光同志以联络参谋名义出面办交涉，并商洽盛世才派一高级参议护送。
1940年1月11日早晨。寒风凛冽，大雪纷飞。新兵营乘坐的30多辆汽车在城外集结，动身回延安。
陈潭秋同志冒风雪乘车送出30多里。陈潭秋同志和同志们依依告别，嘱咐一路上提高警惕，注意安全，到前方好好工作。他每辆汽车跟前都走到了，体现了深厚的阶级感情和细致的工作作风。第二天我和宋承志同志乘飞机走时，他也亲自到机场送行。陈潭秋同志是我党的创始人之一，有理论、有才干、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虽然他领导新兵营时间不长，但在我们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新疆坚持到最后，直到盛世才叛变时被捕。他在狱中顽强不屈，坚持斗争，最后惨遭杀害。
新兵营沿途克服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和刁难，终于在1940年春节前胜利回到延安，受到中央领导机关和人民群众夹道欢迎。第三天晚上总政治部在中央大礼堂举行了欢迎大会。毛主席和在延安的中央领导同志都出席了大会。
几天以后，毛主席又专门为新疆回来的同志作了报告。
喻新华——
1940年1月11日，我们300余人分乘30多辆卡车从迪化市出发回延安。同行的还有30多辆苏联的汽车，他们是运送武器到兰州援助国民党抗日的。每辆汽车上的篷布盖得严严实实，不让任何人接近。一路上60多辆汽车同行，很有些气派。
令人难以忘怀的是陈潭秋代表，他随车队送了一程又一程，一直送了几十里路，才停下来向全体同志话别。他边讲边流泪：“同志们，我们要离别了，以后多久才能见面也不知道。你们回延安后，要好好地听毛主席的话，按中央指示办事……”他高度赞扬我们在新疆的学习精神，说着说着，喉咙哽咽了。同志们见此情景，想起了和陈代表相处的日子，都掉泪了，不少同志痛哭失声。谁知道此次分离竟是永别。
我们来到甘肃永昌县城。车队刚一进城，驻防的马家部队一个骑兵营列队欢迎。他们不知道我们是西路军余部人马，还以为是归国华侨。我们没下车时，他们高呼口号：“欢迎华侨回国抗战！”我们一下车，他们马上如临大敌，部分部队撤到城外布防，同时关闭城门，还在我们休息的地方站上岗哨，个个荷枪实弹。见此情景，我上街转了一圈，只见马家部队全在擦枪，见我走过，有的拉着枪栓，扬言要打死我。我还看到他们兵营里有不少红四方面军的被俘女兵，双方认识，但不敢吱声。
为了解围，我找到了苏联车队的领队，说明了情况。他对我说：“一有情况，只要你们坚持五分钟，我们就把他们赶出去。”苏联车队也见苗头不对，驾驶员提挺机枪全上了城墙。
苏联车队的领队找到马家部队的头头，骂了他一顿：“你们为什么这样搞？他们的营地要你们放哨干什么？”马家部队头头理屈词穷，只得连声说：“是，是，我们是为了保护他们的，保护他们的。”我气愤地说：“谢谢你们的‘好意’，不要你们保护，请把岗哨撤掉！”就这样，我们在那里吃了一顿饭。马家部队把城门打开，我们才离开了永昌县城。
苏联车队到兰州和我们分手了。
我们到了陕西中部地区某县城，太阳还有丈把高。我们30多辆车停在一块平地上，周围是山，前面一条大河。马禄的部队抢占了有利地形，在周围山上架起了机枪，不让我们走动。这时，随同我们的丁参议前去和对方交涉，到半夜丁参议也没回来。后来，我们又派了一个自己人去交涉，同时也做好了战斗准备。我们只有30多条枪、4挺轻机枪，要交起火来也是相当危险的，但也绝不能束手就擒。后半夜，参议才回来，对我说：“政委，危险哪！他们准备把我们打掉。”我说：“我们知道，我们准备好了。我们不先开枪，他们开枪，我们就要打一下子，不会让他们占便宜的。”
马禄为什么要打我们呢？据参议说：附近的富县国民党部队和八路军闹摩擦，结果被八路军缴了枪。马禄派了两个专员在这个县工作，被我八路军同时扣留。因此，马禄想借此为理由，在我们身上报复。最后，一直交涉到后半夜，直到丁参议答应负责和八路军协商，把马禄的两个专员放出来，才让我们离开这个地区。
回延安的一路上，每过一地，总要受到马家部队的无理刁难，真是层层拦阻，处处险关，其中四次是相当危险的。有的问我们带枪、带子弹干什么？我们回答是防土匪，他们才没话讲。有的以搜查为名义，侮辱我们的女同志，引起我们的愤怒，才不敢下手。
1940年2月初的一天傍晚，我们终于回到了日夜向往的延安。我们一进入延安，道路两旁兴高采烈的军民夹道欢迎，又是呼口号，又是放鞭炮，热烈的气氛真是难以形容。无形中，一股暖流涌遍全身。
接着，在一个竹子搭起的简易礼堂里开了个欢迎会，台上台下灯火通明，红绿标语贴满四周。毛主席、陈云、滕代远、邓发等首长全坐在主席台上。我记得，首先由我代表300多名西路军指战员讲话。我说：“同志们，我们现在到了延安了，回到了党中央怀抱来了，回到了毛主席身边来了，多么幸福啊！我们今后要听毛主席的话，执行中央的指示，服从领导。我们以前错干了十年，失败了。今后要跟毛主席好好地干革命……”
毛主席给我们讲话。他首先给予我们高度评价：“你们没有错干，你们干得对。你们是革命的宝贵财富，是千两黄金买不到的。”对于我们这些深受张国焘之害的战士来说，还有什么能比这更鼓舞人心呢！听到这里，我们的双眼含满泪花，会场里掌声经久不息。毛主席又说：“过去的事不要你们负责，应该由张国焘负责，是他错了，你们没有错干。你们今后要接受经验教训，好好干。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毛主席、朱总司令分别代表党中央、中央领导同志、中央直属机关设宴招待了我们。为了让我们生活得好，在延安个把月时间里，我们天天吃白面，没吃过杂面，而中央领导和直属机关都吃杂面、小米。
每天上午，由一名中央首长给我们上课，讲统一战线，讲政治、军事形势，下午组织我们参观延安，还安排我们看了话剧《红日》等。
同年3月初，组织上分配我和饶子健同志带100多人到新四军五师工作，由我当指导员，饶子健当队长。由于途中情况变化，到不了五师，我们就留在彭雪枫四师工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