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来的第二批干部23人，有9人分配到南疆各税局任副局长，上任前还得集中学习一段时间。他们先是被安排到省财政厅各科、室和迪化市税局各科股实习，同时到财政厅创办的财经学校听课。毛泽民亲自来讲课，分别讲了财政税收工作的方针、任务及重要意义，讲了开源节流。高登榜是学习班长，经常把大家的学习情况、想法、要求向毛泽民反映，同时把同志们对新疆政局的看法汇报给他。听了这些，毛泽民总是再三思索。从他深沉的目光和一字一顿的谈吐里，高登榜深切地感到要做好财税工作并非容易，尤其是新疆政局，盛督办的“六大政策”背后，令人觉得困惑，莫测高深，无论是阴风晦雨，还是阳光明媚都在难以预料之中。
1939年2月春节前夕，停放在省政府院内车库的一辆汽车不知何故突然起火。夜深人静，火光熊熊，省政府主席李溶出来喊“救火”。郑亦胜、高登榜等闻讯纷纷赶来，提水桶，端脸盆，把火扑灭了。事后，盛世才不明不白地记了财政厅代厅长毛泽民一大过。高登榜十分纳闷，省政府汽车着火，这怎么是财政厅代厅长的过错呢？邓发一针见血地说：“这是督办的权力，成心找岔子呀！”高登榜听了以后，心里很不是滋味。
1939年春节过后，高登榜启程到喀什赴任，他被任命为喀什税务总局副局长。翻越天山气温骤然回升，北疆还是冰天雪地，寒冷异常，而南疆却如同关内江浙一带温暖，气候宜人。喀什的街道两侧流水潺潺，草木复苏，当地居民正在用天山流来的雪水浇灌农作物或洗涤器皿、衣物，别有一番情趣。喀什足以唤起人们对载满了丝绸、染料和作料，缓缓地穿过宽广的沙漠和迷人的绿洲的那些古老商队的联想。
喀什是喀什噶尔的简称，位于塔里木盆地西北边沿。发源于帕米尔高原的喀什噶尔河曾是塔里木河的支流，但在上个世纪已断绝和塔里木河的联系。境内还有克孜勒河和吐曼河灌溉，气候干燥但水源充足，温差悬殊而土地肥沃。喀什古称疏勒，疏勒国是公元前3世纪已经存在的西域36国之一。中国的西北是由高山大漠组成的，稀少的绿洲点缀着沙漠地带。旅行者必须经过绿洲，所以经过喀什绿洲的这条路自然而然成了最畅通的路。这里是马可·波罗和其他探险者的落脚点，来往于丝绸之路的西亚和欧洲商人对这里的文化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历史学家认为这座城市是中国最早的国际性商业城市之一，是西域历史文化的丰盈仓库。它在“丝绸之路”通行的那些年代，对东方和欧洲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发挥过重要作用。喀什是新疆第二大城市，面积大人口多，是区行政公署所在地；但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这里依然文化落后，经济很不发达。虽然也有少数巴依富人家资充盈、骄奢淫逸，广大农牧民却十分贫困。
喀什的居民以维吾尔族为主，位于市中心的艾提尕尔清真寺是全国著名的文化古迹。每当礼拜开始，古钟洪然齐鸣，悠扬悦耳，几十里外清晰可闻。
喀什税务局负责管理疏附、疏勒、伽师、英吉沙、巴楚、蒲犁、乌恰、岳普湖等分局的税务工作。
1939年3月29日，即高登榜到职后的第二个月，毛泽民就整顿财政、提高财政系统干部素质一事发布通令。通令强调了财政干部要严格挑选，不允许贪官污吏和敷衍了事者充塞各级税务部门。这个通令在当时的确很有针对性。
高登榜刚到局里上任，便风闻税务科一位姓李的科员有贪污的劣迹，经了解确有此事。岳普湖县的税务人员每月来总局交账，会计均不开收据。大沓的税款无声地落入李的腰包。这位科员是局长李英才的亲戚，屡屡得到庇护，因碍着局长的面谁也不好做声。高登榜坚持要严肃处理，但困难不少。刚上任，遇到的不仅是混乱的财政状况，还有顽固的习惯势力和复杂的人事关系。这时正好省里检查团莅临喀什视察，王宝乾任团长、卢玉琳任副团长。他们在喀什视察时听到这一情况，便找税局核实，处理了这一案子。贪污者受到处分，局长李英才也被调回迪化另行任用。
一些税务人员外出稽查，常有损公肥私，白吃白拿的事情发生。原来，在税收规定中有一条，对于偷税漏税一经查出，税务人员可根据其态度、情节以及违法款项多少决定罚款、罚金。被罚的商人往往以好烟好酒、请客送礼来腐蚀拉拢稽查员，以减少被罚款项。有的人员经不起诱惑，心安理得从中受贿，坑了公家肥了自己。为了在管理制度上严格把关，高登榜建议，局务会规定，收税罚金必须由局长、副局长审定，稽查员无权决定罚金，这样便堵塞了漏洞。
税局一些汉族、维吾尔族青年工作主动性强，遵守制度，同农牧民之间关系比较融洽，下到乡村工作时收效比较大。但也有一些积极性差、态度生硬的工作人员，在收田赋粮时，不按章程办事，压斗收粮，变相多收农民的粮食，甚至出口不逊，打骂农牧民。对此高登榜很担心，每到收田赋粮的时候，便到各县看看征税情况，听听老百姓的反映，遇到问题当场解决。有一次，他到伽师县，遇到伽师分局一位过斗人员同农民争吵，并动手打了农民。弄清原因后，他当众向农民赔礼道歉，批评了这位收税人员。那位农民见状，气消了，回家拿了些粮食，补交了田赋粮。伽师税局对此很重视，加强了对税收人员的教育。
1939年底，正值回收旧币、推行新元的货币兑换时期。为了保证兑换工作顺利进行，喀什银行、工商局、税务局等单位派人协助发新币，收旧币。高登榜作为税务局的代表，前去参加监督焚烧旧币。一捆捆旧币被拉到疏附县北门外河滩上，当众销毁了。高登榜看到毛泽民制定的财政计划一项项付诸实施，并且得到各族同胞的衷心拥护，心里无比喜悦。
1940年，认购公债的任务下达了。喀什区成立了推销公债建设委员会，当时的行政长陈方白任主任，高登榜是委员。他们披星戴月下到各县，召开大会，奔走游说，还深入工商和农牧民家中宣传，既重视巴依富人的大量认购，也不忽视众多平民的认购。宣传队还配有电影放映组。当然，在具体认购时，民众对发行公债免不了有各种误解。有的工作人员为超额完成推销任务，竟胡说没有公债票的人就不能进城。结果莎车的一些农民手持票证，要求换给面额小的公债票，以保证全家人手一张方便进城。听到这些反映，他们体谅了具体经办人员的动机，耐心地向民众做解释，消除了误会。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喀什地区认购建设公债额居全疆首位，比起富庶的伊犁地区来，认购额多出了许多。高登榜和陈方白看到《新疆日报》上公布的各区认购公债的统计结果之后，心中欢欣不已。财政厅毛泽民代厅长对他们提出了表扬。
1940年7月，毛泽民给各区、县税局签发了验契查田的通知。通知指出：“本年政府为满足人民要求，确定地数及整理各县田赋，故在本年田赋章程内规定有验契工作，此项工作由该局及分局从速商请各县长进行，勿畏困难与艰辛，努力完成。”
喀什区历年征收田赋一直是依照旧册上的地亩数目，而实际地亩数与旧册上的地亩数差距是很大的。不少巴依、富人的地亩数高出旧册上地亩数的几倍甚至几十倍，而交纳田赋数却很少，更有甚者，一些土地富有者用讹诈手段来转嫁田赋粮。因此，出现了富户少纳粮，贫户纳重粮的不公平现象。验契查田，一是重新核实土地面积，凡与原有地契不相符合者，皆以核实的为准，发给新照；二是重新估定土地等级，上、中、下三级分等。广大贫户十分希望重新清丈土地，确定地权。
这年夏秋之交，高登榜到伽师县了解验契工作情况，实地参加土地丈量。开始时困难着实不少，因为农户的土地十分零散，一户农家的土地有好几块，每块之间相距很远。验契时先验地亩大小，再议地力等级，议了半天，往往争执不下，工作进展很慢。为了加快进度，高登榜请来伽师县的正副县长，找了当地几个老农民一起商议。经过实地试验可以看出，如果充分发挥原有土地登记册、地契、纳税票的参照作用，可使验契工作进度大大加快。据此，高登榜及时向行政长汇报了伽师查地验契工作的进展情况，提出了积极的建议。行政公署同意推广实施，提高了工作效率，加快了工作进度，农户也较快地拿到了新的地契。通过验契查田，土地亩数明显增多，当年秋收上缴的田赋粮也明显增加，全区的财政收入大大增加。
喀什有两项大的税收，即田赋、牧税。执行起来，收牧税远比收田赋困难得多。喀什地域广，牲畜分散。一年一度的税收开始时，税局工作人员要到牧民的牲口圈里查点牲口数目，工作量很大。有的牧民往往在税收前夜，偷偷转移部分羊只和牛马，以减少纳税。1940年财政厅颁发《征收牧税奖惩条例》，其中几条很受欢迎，如规定了“对于储足冬草、搭盖圈棚保养羊只好的牧民，减免部分牧税”，“对于农民耕地使用的牛马减免牧税”，“对隐匿羊只偷税漏税的要予以惩罚”，等等。为了做好收缴牧税工作，由区税局出面，举办牧税人员训练班，选择过去曾参加牧税征收、有经验的人员以及本年度准备派去收税的人员编组进行培训。培训期满，便委派这批人员下到乡村开展工作。
关税是喀什区税收的重要内容，占的比重相当大。全疆关税最多的是伊犁，其次是喀什。当时苏联有较多的物资从喀什进来，喀什等地也有土特产品出口，如皮毛、棉花、牛马羊等。居住在喀什的印度商民由塔什库尔干进口的一些商品和出口土特产品，也征关税。
鸦片战争之后，英帝国主义曾一度从政治、经济上控制了南疆大部分地区。英国在喀什设有领事馆，一些县里设有代办处、教堂和学校。形形色色的英国人带着商帮纷来沓至，往返于国境线上，抗拒中国方面的检查，致使走私情况十分严重。在大批外国商品倾销喀什市场的同时，许多违禁品如军火、鸦片、大麻、鼻烟等被源源不断偷运入喀什。在频繁的走私活动中，英国商人获取高额利润。成箱的黄金、宝石和稀有矿藏源源不断地运出边境，落入虎口。
喀什税局配合边防哨卡，稽查来往商人，加强边卡防守和进出口货物的检查。出塔什库尔干县城有一条通往印度的小道，来往商人骑着马，赶着牦牛运送货物出入于这里，这也是走私集团来往的主要通道之一。对此，税局人员分别组成许多小组，配合边卡，在这条通道上加强了对行旅商货的盘查，取缔非法活动。每天都能查出几起贩毒、走私、贩运军火等案件，轻者照章罚款，重者全部没收，或者连人带物扣压起来进行审讯。蒲犁边卡的任务较重，那里是主要进出关口。蒲犁税局经常把大批查获的违禁物品和金银钱物运来喀什市，经喀什区税局查验处理。缉私工作抓了之后，有力地遏制了不法奸商的走私活动，稳定了市场贸易和社会秩序。
当时，喀什城内有十几家商店囤积居奇、偷漏税十分严重。为了牟取暴利，他们暗地里也参与走私活动。高登榜和新任局长张同智商量，着手调查摸底，跟踪追寻。他们在老百姓的协助下，弄清了这些大奸商进出货的途径和走私的情况。然后，派出稽查员到市区商店出示证据，对这批胆大妄为的奸商以沉重打击，查封了一批秘密仓库，缴获了大量违禁品。在人证物证面前，这些老板们低头认罚，再也抖不起威风来了。
喀什税务总局原局长李英才调职后，检查团成员张同智受命留下接任局长。张同智上任不久，便请假回迪化接家眷。说来也巧，就在高登榜代理局长期间，竟出了一桩意料不到的事情。按照历年的老规矩，喀什区每月向省财政厅送报表时，都是把各分局前一个月的报表数字加上总局本月的报表数，作为本月的税收上报省厅。这是因喀什地域辽阔，乌恰、塔什库尔干等地距离喀什十分遥远，当月的报表数字不能在月底报来，总局往往要在下个月才能把各分局的报表全部收齐。对这一客观情况，省财政厅的老工作人员是了解的。就在高登榜代理局长的第一个月里，报表送到省厅。省厅科室几位参加工作不久的人员不了解喀什区的这一具体情况，见报表与税收现款差距甚大，便通知停发喀什税局的奖金。当时的奖金多于薪俸，对家庭生活影响比较大。奖金扣除后，税局人员收入大减，人心惶惶，上上下下都在议论。负责核算的一位青年工作人员为这事成天郁郁寡欢，没过几天竟寻了短见。区公安局为这事专门派法医和公安人员来局里调查死因。谁也没有想到税务上例行的出入账，竟闹出这么个乱子来。
局长不在家，高登榜肩上担子很重，还受到一些责难，心里很难过，连续给省厅税务科写了几份报告，皆如石沉大海。高登榜想起毛泽民代厅长，猜想他未必知道喀什税局历来的报表惯例和眼下出的问题。他把自己关在房子里，埋头给毛泽民写信。信很长，有20多页，除了反映问题外，在信的末尾还写道：“若要了解详细情况，请来电通知，我将随时赴厅述职。”信写好后，他请局里的一位老誊写员帮助誊抄清，然后挂号寄往迪化。毛泽民看到信后，立即召开厅里科室人员开会，就这件事批评了有关人员不做调查研究，工作不细致，认为责任在厅税务科，不在喀什税局，奖金应该立即补发。郑亦胜代表财政厅来南疆视察，到喀什税局告诉高登榜，对高反映的问题，厅里研究过了，情况已经弄清，不用去省厅述职了。郑还悄悄告诉高，这封信轰动了财政厅，尽管信中对厅里工作大加批评，但毛泽民并没有说批评得不对。郑来喀什不久，省厅的通知和奖金也发到了喀什税局，紧张空气立刻缓和下来。那段时间，张同智局长也因为没有收到局里的信函而纳闷，从迪化返回喀什后，高登榜才把详情告诉了他，并请他看了那封信的底稿。张同智恍然大悟，对高登榜这样处理问题感到非常高兴。当天晚上，张同智请他去家里做客，拿出当地老酒，把他慰劳了一番。
高登榜刚到喀什时，对当地民众的生活习惯、民情、习俗、语言等很生疏。平时在机关上班，有翻译协助处理公务，十分方便；一旦离开翻译，出门买东西，下班串门聊天，在民族同胞中就得借助手势，语言障碍很大。为了使工作和生活更加方便自如，他努力学习维吾尔族语言，渐渐地能说一些常用语，一些比较难的话虽然说不出来，但能心领神会。群众对内地来的干部是信赖的，把他们看做自己的亲人，逢年过节，经常请他们去家里做客，吃一顿有民族风味的饭，表达相互间的信任和友谊。税务局里有一位同事结婚，新郎比高登榜的年纪还要大一些，请他去当主婚人。盛情难却，他认真地按照当地风俗习惯主持婚礼。乐声悦耳，礼仪彬彬，他祝愿新郎新娘美满幸福，白头到老。
盛世才为人阴暗，疑心很重，一旦对某个人不放心，就随便扣上“英帝国主义走狗”、“托派反动分子”等高帽，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逮捕入狱。他还经常使用秘密逮捕、囚禁以至暗中处决来清除所谓的“异己分子”。喀什警备司令兼行政长蒋有芬，后来也被盛世才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入狱，割去舌头，活活整死。盛世才执政期间，逢年过节，多少百姓泪流满面，思念着被关押在狱中的亲人。
喀什税局有一位维吾尔族副局长，一家妻小住在城外一个花园。一个晚上，突然人声嘈杂，传来恶狠狠的敲门声。高登榜以为是公安局的人来搜查，开了门。进来几名凶神恶煞的便衣，一看他是汉族，连连说弄错了，扭头就走。第二天他刚上班，就看到维族副局长的家属站在院子里哭泣，这才知道这位副局长昨天晚上被不明不白地抓走了。这件事使全局上下人心惶惶，身心俱震，深感人身安全没有保障。高登榜也受到很大触动，立即给党代表写信，汇报了南疆的情况和自己的一些想法。信是托人带去的，信中流露出这里有人人自危“白色恐怖”之感。后来，盛世才把高登榜逮捕后，审讯时就追问他有没有说过“白色恐怖”的话。
其实，那些不过是冰山一角，不愉快的事情相继发生。不久，便风传盛世才收到一封信，内称从延安来的共产党员中，担任蒲犁县县长的许亮和蒲犁边卡大队长胡鉴有矛盾，信中“揭发”了所谓问题。有意思的是，盛世才对这封怀有不可告人目的的匿名信奉为至宝，指令要彻底追查。他亲自电令喀什警备司令兼行政长蒋有芬负责查清这件事，并特地点名要高玉成参加调查组。高玉成是高登榜的化名。蒋有芬奉命组成四人调查组，蒋的一位副官具体负责，区公安局一人，行政公署一位科长，加上高登榜共四人。这是一个圈套，是盛世才的嫡系，公安系统的某些人一手操纵的。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先诬告延安来的人自相不和，然后又让延安来的人自己审问自己，按照他们设下的圈套往下走，从而一箭双雕。调查组见到所谓的“证人”，是县公安局的人员。他一开口便信口雌黄地说了一通胡编乱造的“事实”，这些谎言都是公安系统事先安排的。调查组揪住其中自相矛盾的破绽，层层批驳，问得证人哑口无言。其余的证人，有不少是在公安局的刑罚和引诱下昧着良心说的，在事实面前无言以对。各种诽谤和捏造破绽百出，由县公安局长一手导演的闹剧只得狼狈收场。
1942年2月，高登榜接到了赴沙雅县任税务局长的调令后，便只身匆匆赶往沙雅。沙雅县属阿克苏区，税收上弊端频生、问题不少。早在1932年，该县除了关税以外的各项税收，一律实行包税制度。包税人从中作弊，公开贪污，已成了普遍现象。盛世才上台后，取消了包税制，设立了税收提成办法，但仍然未能真正取消包税制。另一方面，由于实行税收提成，各地税收名目繁多，增设名堂五花八门。人民负担倍增，生活拮据。
高登榜做了一番调查研究，整顿了税务机构，取消了不合理的税收，减免了额粮，千方百计地帮助老百姓摆脱贫困，以做到上不亏公、下不累民。
一次收田赋的时候，有位农民交来5斗粮。税收人员用斗一量，硬说不够5斗，农民叫苦不迭。这事被高登榜遇上了，要求重量。原来这个工作人员收粮不用平斗，非要斛满冒尖不可。5斗谷子经过这么一量，分量就不够了。情况弄清之后，他狠狠批评了这个收税人，并以此为戒，重申收税纪律，任何人员在收粮谷时不许大斗进、小斗出，大秤入、小秤出，巧立名目、坑害百姓。这事在局里引起了震动。平时，他还要求每个工作人员自己首先要弄懂税收条文，办事讲求效率，遇事不疲沓，不推诿。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他们的工作逐步开展起来了。粮食收来后，原有的仓库已经不够使用了，报请财政厅批准，又新建了仓库，同时对旧仓库进行了维修。为了防止偷税漏税，他们还在商人频繁出入的地区新增设了几处关卡，另外还设立了粮食市场和屠宰场，方便了群众。
高登榜到沙雅后，正赶上征收牧税。当时，盛世才同苏联的关系已开始破裂，苏联多次逼盛世才限期还债，而债务必须以实物偿还。盛世才不顾百姓死活，对这要求竟表同意。因此，与往年不同的是，这一年交纳牧税不收纸币，必须以牛皮、羊皮、马皮等实物代之。这对广大农牧民来说不能不是一个灾难。
六、七月份，天气酷热，日日高温，奇热难当。高登榜和税务局几位干部顶着烈日分别到乡下看牧民纳税情况。在南疆那炙热的骄阳下，老百姓正流着眼泪，宰杀牛羊。不少妇女痛哭失声，在苍蝇嗡嗡嘤嘤的包围之中剥着羊皮。高登榜问有什么困难无法解决，一位老人哭诉：“老天爷啊，大热天宰杀这么多羊，吃不完就要烂掉。这样下去老百姓怎么活啊！”高登榜看着横躺在地的羊眼中闪烁着的令人难受的垂死目光，心里顿时沉下来，觉得问题严重，又走了几个乡情况都差不多。他看到老百姓呼天叫地的惨状，心急如焚，马上通知各科室负责人和在各乡村收税的工作人员立即回局，研究如何改变目前这种状况。按照原来的规定，如果一户养羊在20头以上的须缴纳羊皮若干张，养得越多缴纳越多，对于养羊在数百只以上的牧民来说，则是个沉重打击。作为主管税收的干部，怎能看着老百姓哀啼遍野、泪水长流？怎能看着群众利益受到严重损害而束手无策呢？每户按养羊多少确定缴纳皮数，这一条是个死杠杠，没有灵活的余地，但如果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是可以解决不少问题的。他想，既然有关税收的各项规定不得更改，那就在一些方式和方法上变通一下吧！这个办法在税务会上通过了，但在执行中出现户头多而税票不够等问题。高登榜当机立断，决定自刻自印税票，然后报请财政厅备案。他心想：事到如今，只能先斩后奏了，你同意最好，不同意也只能这么办了。票一印出，立即按数下发。这样，牧民只杀了很少量的牛、马、羊。好多牧民欣喜若狂，在赤日炎炎之下大喊“胡大！胡大！”同事们都惊奇他的胆量大，因为邻近的新和、库车、拜城、轮台等地也出现类似情况，但并未采取这种办法。
毛泽民调任民政厅代厅长，高登榜心里一直有疑问。1942年5月9日林基路调到省里“另有任用”，6月以后其他同志也一个一个接连不断调回省里“另有任用”，在阿克苏区税务局工作的陈九柯、在阿克苏报社工作的陈清源也在这时回省“另有任用”了。秋风渐凉的11月，高登榜接到盛世才命令，要他交卸清楚，去职回省“另有任用”。接到电报后，他把事情移交清楚，同时登门向各位同事辞行。大清早，县长、副县长、公安局长、商会会长、邮政局长等县政机关负责人和部分县政务委员以及街道居民、农牧民等一二百人骑着马、乘着马车前来送行。大家依依不舍、握手话别，一直把他送至“送宾亭”才回去。
车到库车，高登榜发现有人暗中跟踪监视，思想上做了充分的准备。车到迪化八户梁，有个便衣模样的人截住车后在下面喊，车上有没有沙雅县税务局长高玉成？便衣说是奉督办的命令在这里给他找了住处。他下了车，在南门外一个客栈里登记住下，第二天清早便到督办公署报到。承启官接待后进去向盛世才报告，过了片刻，一溜小跑出来说：“督办身体不好，不见，指示我送你去一个地方休息。”他上了一辆新疆称为“皮卡夫”的小车，车后已坐着一个军人。司机拉上窗帘，便看不清外面的景物了。车驶到三角地，黑大门一开，全副武装的士兵和锃亮的机关枪蓦然出现在他的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