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从迪化（乌鲁木齐）出发颇有点诡秘。组织上只告诉蔡博是跟毛泽民乘飞机去苏联，哪几个人去？如何集合？都不知道。蔡博的姑妈是蔡畅，姑爹是李富春。她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被转送到西安办事处，打算去延安。因为胡宗南的特务专门在西安一带搜捕去延安的青年学生，她就按姑爹李富春的意见，既然姑妈蔡畅、表姐特特都已去了苏联，马上又有由苏联运送医疗用品的卡车大队从延安返回苏联，最好趁此机会去苏，比较安全。她到迪化，被安排在新兵营俄文班学习了几个月的俄语。
1939年5月，临行的清早，蔡博和林彪原夫人张梅被送到机场的飞机里面。不一会儿又来了一位，名叫“岳菲”。蔡博以后知道他就是李天佑。他们被叮咛静坐等待，别被人瞧见。机外人声纷杂，蔡博一抬头，看见“老太爷”登机进舱，坐在了最前面。那时，人们习惯称毛泽民为“老太爷”，他到苏联去看病。毛泽民是新疆财政厅代厅长，这次以考察苏联农业的名义出国，他的外交护照允许携带家眷。蔡博正是利用这个机会，可是问题就出在护照上。护照只准带两个人，而他们却是三个。迪化起飞时没什么问题，因为他们躲在机舱里，没人进来检查，到苏联阿拉木图就出了麻烦。
“你们护照上写着携带眷属两名，为什么有三个人？”苏联边防军官面带笑容质问。
毛泽民只是微笑着假装说：“不懂俄语，不懂俄语！”
苏联边防军认真起来，把他们送进市里一家旅馆待命。在阿拉木图等待的几天里，他们实在闲得发慌，也找不到一个翻译，和苏联机关方面谁也无法表达自己的心意。在这种窘境下，蔡博觉得也许能应用几句学到的俄语，但口语很差说不上来。她用钢笔写了一句“我们要吃饭”，拿去给苏联军官看。苏军官一看连连点头，立即帮他们安排了吃饭的问题。蔡博来了兴趣，又写了一句“我们要看电影”给那位军官。军官很快给他们买来了《列宁在十月》的影票。
毛泽民没料到蔡博在新兵营学了点俄语，派上了用场，高兴地直夸奖她。
经过几天的联系，边防军向莫斯科和共产国际请示后，终于批准他们前往莫斯科。从阿拉木图到莫斯科，他们是坐火车，走了三四天。他们的车厢是软卧，两人一个房间，中间有个盥洗室，实际是一个单元。毛泽民和李天佑一间，蔡博和张梅一间。这样高级的安排大概是照顾毛泽民的吧。火车开动后，他们庆幸地议论起来：边界上的纠缠终于化险为夷了。火车在轻松的议论声中奔驰着。
大家一路上说说笑笑，无拘无束。被大家尊称为“老太爷”的毛泽民，诙谐逗人，平易可亲，见广识多，无话不谈。他皮包里带了几本书，有中文版《资本论》，不时拿出来翻看。蔡博第一次见到《资本论》，顿时起了好奇心，顺手拿走一本，回到车厢里反复看。毛泽民看到后，不但没有责备，反而亲切地考问她，究竟能不能看懂，有什么想法。毛泽民发现她对剩余价值的概念多少有点入门时，表示很满意。后来毛泽民还把她看《资本论》的事告诉了姑妈蔡畅，姑妈给她送了一份礼物——《资本论》。在火车上，大家海阔天空地畅谈。他们几个人总想知道点毛泽民与毛泽东兄弟关系及一些家庭情况，而毛泽民总是冷冷两句：“他当他的主席，我当我的党员，我们谁也不靠谁！”
火车平安到达莫斯科近郊的克桑车站。他们被接到莫斯科郊区的中国干部居住点库钦诺。这里是中国干部来苏学习和生活的地方，抗日战争时期不少人都曾在这里住过。病员和休养员一方面在这里学习，一方面等待皇宫医院的治疗。蔡博的姑妈蔡畅以及杨之华、欧阳钦、贤诚、马明芳、刘亚楼、林彪等都在这里。
毛泽民带着蔡博从食堂走向宿舍，寻找她的姑妈。突然，在宿舍走廊通向草地的90度拐弯处，一位穿着苏式布拉吉的中年妇女，使劲推开走廊的玻璃窗门，高声喊叫：“老太爷，老太爷！”三步两步跑到毛泽民跟前，双手挂在毛泽民的脖子上，两只脚蜷缩着离开地面。毛泽民抱着她举了两举，窘迫地笑着说：“蔡大姐，你看我把谁带来了！”蔡畅转过身来，仔细端详了蔡博一番，然后一只手搂着，一只手拉着，亲热地领着蔡博坐到了阳台的凳子上，抚摸她的脸，详细询问家中和路上的情况。库钦诺的干部招待所并非蔡博应呆的地方，她应该去设在莫宁诺的第二国际儿童院。那里集中了中国干部的子女，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经迪化送往苏联的。
毛泽民是1938年2月21日乘飞机到迪化的，准备转道去苏联治病。因中、苏边境发生传染疾病，边界封锁，只好在迪化作短期停留。中共中央驻新疆党代表邓发对毛泽民来新疆非常高兴。因为盛世才对新疆财经极端混乱的状况束手无策，曾向邓发提出要求，从延安派一名财经干部来新疆帮助理财。邓发深知毛泽民的理财经验和本领，向毛泽民谈了有意留他在新疆工作的考虑，并介绍了新疆的情况，特别是财政经济情况。既然是工作需要，毛泽民欣然表示愿意留在新疆。邓发立即请示中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意毛泽民留在新疆工作。就这样，毛泽民在新疆担任了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的职务，化名周彬，人们称他“周厅长”。毛泽民是中国共产党内久经锻炼的理财专家，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家银行行长，中央总金库主任，长征到达陕甘宁边区后任中国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