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领导学中，最忌讳没有大谋划，即仅在小问题上用尽心思，而失去真正行动的大目标。真正有魄力的领导总能紧抓“大谋划”三个字，并以之为解决“大问题”的手段，从而让自己的管理局面出现良好的成功态势。
刘伯温的领导心智是：统筹考虑全局问题，不能只抓一点而不顾其它，更不能缺乏有效的手段控制局势。
1.政务四诀：清、全、思、则为政当有做实事的态度，此为领导者一身之准则。刘伯温信守为政四诀：清、全、思、则。
刘伯温规定自己，每天早上列出当天应办的事情，当天办完。如农家早起分派当天的农事一样。如果每天的事情都干完了，这样或许积压就少了。这还只是具体的办事风格，刘伯温还有一些抽象的办事方法。他归结为四点：
1.条分缕析
从政的人往往有这样的体会：闲起来闲得要死，忙起来忙得要命，清闲的时候，还可以从从容容，忙碌的时候，就显得焦头烂额。当很多事情一起涌现，就要临阵勿乱，要把各种事务集中起来，分清主次，分清轻重，分清难易，分清缓急。即使是办一件事情，也应该用这样的方法，抓住主要的、重要的、难度大的、紧急的，其他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不仅信心十足，也会轻松自如。
2.相互关联
世上万物都是有联系的，很多人看不到这一点，办起事来，往往只是孤立地去做一件事情，结果牵一发而动全身，由于一件事情没有处理妥当，导致其他几件事情也陷入被动的局面。所以做一件事情，就应想到它的前后因果，左右羁绊，上下影响。一件事情办不好，其他事情也不会办好。刘伯温说：“大凡办一件事情，其中常常有互相曲折交汇之处，如果一个地方不通，那么处处都会受到牵制。”
3.详细思考
刘伯温办事很谨慎，这主要表现在深思熟虑上。如果对所办的事情没有周详的思虑，不仅所办的事情办不成，往往导致功亏一篑。刘伯温怕文官不勇敢，怕武官太粗率，他总是反复叮嘱。他自己办事也力图考查详备，比如怎样办好盐务，刘伯温有两句话，太平之世出处防偷漏，售处防侵占；乱离之世暗贩抽散厘，明贩收总税。这就把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方式，不同策略考察得清清楚楚，交待得井井有条。
4.遵守原则
办事一定要讲原则，没有原则就失去了办事的尺度，也失去了检查的标准。和稀泥、踩西瓜皮都于事无补，反而会把事情越办越糟。比如军中吃饭宜早，就是一个原则，有了原则就一定要遵守，不能内外有别，亲疏有别，君臣有别。
2.用最快的速度网罗人才
人才难得，不言而喻。刘伯温的人才观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对人才的重视；寻求发现、造就人才的途径，但必须速度要快。
刘伯温重视人才，对于发现、造就人才的方法，他概括为八个字。他说：“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
“广收”，指广泛访求、网罗人才。这是延揽人才之道。主要有以下三点：
1.衡才不拘一格
刘伯温反对以出身、资历衡量人，“凡有一技一长者……断不可轻视”。他说：衡人“不宜复以资地限之。卫青人奴，拜相封侯，身尚贵主。此何等时，又可以寻常条例困倔奇男子乎！”刘伯温认为，当今不是没有人才，而是只待人们搜罗、发现而已。人才“无人礼之，则弃于草野饥寒贱隶之中，有人求之，则足为国家于城腹心之用”。为此，刘伯温认为不能因求全责备而埋没人才。他说：“衡人者但求一长可取，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才。如果过于苛求，则庸人反对幸全。”刘伯温本人就是人才不拘一格的延揽。
2.求才不遗余力
刘伯温说：“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
白圭，战国时周人，以善于经营、贱买贵卖著名。他捕捉赚钱的时机，就如同猛禽猎取食物一样迅速。自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任法。”他的这一套生财之术引起当时天下商人的效法。刘伯温主张求才要像白圭经营生产一样，一旦看准，就要像鹰隼猎取食物一样迅速，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刘伯温平日注意对僚属的才能观察了解，并善于从中发现人才。为了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以免因自己一时言行不慎或处事不当而失去有用之才，刘伯温力克用人唯亲之弊，同时，自强自砺，“刻刻自惕”，“不敢恶规谏之言，不敢怀偷安之念，不敢妨忌贤能，不敢排斥异己，庶几借此微诚，少补于拙”。从其一生的实践看，他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刘伯温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各类人才，幕府之盛，自古罕见，求才之诚，罕有其匹，事实证明其招揽与聚集人才的办法是正确和有效的。
3.注重人才的互相吸引，“得一而可得其余。”
刘伯温说，求才“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得其余”。
蚨，即青蚨，是类似虫的一种小动物。“生子必依草叶，大如蚕子。取其子，母即飞来，不以远近……以母血涂钱八十一文，以子血涂钱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子钱，或先用母钱。皆复飞归，轮转无已”。“雉之有媒”，是说猎人驯养的家雉能招致野雉。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刘伯温以青蚨子母相依不离，家雉能招致野雉，比喻在求才时须注重人才互相吸引，使之结伴而来，相踵而至，收“得一而可及其余”之效。
“慎用”，就是知人善用。刘伯温说：“办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收之欲其广，用之欲其慎。”“慎用”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用其所长，尽其所能。刘伯温说：“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俗流。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骐骥不可以守闾；千金之剑以之斫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故世不患无才，患有才者不能器使适宜也。”刘伯温以良药不适于病，质地好的木梁可以撞开城门，却不可用它去堵鼠洞。不可以用强壮水牛去捕鼠，也不可以骏马守望家门等比喻，批评用人不当，指出对于人材必须“器使而适宜”，使其特长得到充分发挥。用其所长，这正是领导者的用人艺术。
“慎用”另一方面的意思是“量才录用”。刘伯温对人才的使用极为谨慎，他认为行政之要首在立法与用人二端。而他生当末世，主要使命是“扶危救难”，维护旧制度，基本上无“立法”之责，而其事业之成败利钝，也就主要在于用人得当与否。故称“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着力之处”。为用人得宜，不致因用人不当而偾事，刘伯温对人总是反复测试、考察。
刘伯温不仅重视选拔人才，而且重视培养人才。他说：“权人之道有二，一曰知人善任，一曰胸熔造就。”他对部属进行教育、培养、熏陶的原则是“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所谓“用仁”，就是视部属如子弟，教育其努力上进，帮助其成才、发迹；所谓“用礼”，则是指对部属恪守礼法，持之以敬，临之以庄，保持尊严和得体，避免言行举止的失态。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人才造就之法。
刘伯温把各种人才招来以后，先要对人才有个或长或短的“访察”，即考察过程，以辨其贤否、真伪，然后“权其材智长短器使之。聪俊愿悫，各尽其用，人无弃材”。所以，除了一些直接破格超擢授以重任者外，刘伯温一般是将所罗致的人才先安置到自己的幕府即大本营内。让他们办理文稿、充当参谋等，使他们得到实际工作的锻炼，增长才干，取得办事经验。同时对他们进行经常性的品德教育与熏陶，这种熏陶、教育、培养，既有他以自己日常生活中一举一动的无言表率来潜移默化，也有他对部属们进行经常性的训话、交谈和约束加以陶铸，通过一段时间这样的教育、培养和锻炼，把他们造就成才，并伺机荐任合适之职。
刘伯温曾论述过育才之法，提出“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强调正人先正己，以身作则。他最恨官气，因此就屏弃官府排场，力禁部下迎送虚文；他最恨懒惰，自己就首先做到放醒炮即起，而对部下僚属，小到个人治心治身，大到治军治饷，无不以自己的信条、经验严格要求，耐心训导。在他给部下的批牍和书札里，训导劝勉之语甚多，刘伯温赋予他的幕府两种职能，一是治事，一是育人，使幕府不仅是治事之所，也是培养人才的学校。
3.知人善任，物尽其用
“知人善任，物尽其用”这八个字，人人皆知，但不一定人人能用。作为成功领导者应当知其义理而能用之，刘伯温的主张，可见一斑。
刘伯温在《郁离子》举例说：
州之庸问于郁离子曰：‘云山出也，而山以之灵；烟火出也，而火以之畜，不亦异哉？’郁离子曰：‘善哉问。夫人之用智者亦犹是也。夫智人出也，善用之，犹山之出云也；不善用之，犹火之出烟也。韩非囚秦，晁错死汉，烟出火也。’郁离子谓执政曰：‘今之用人也，徒以具数与，抑亦以为良而倚以图治与？’执政曰：‘亦取其良而用之耳！’郁离子曰：‘若是，则相国之政与相国之言不相似矣。’执政者曰：‘何谓也？’郁离子曰：‘仆闻农夫之田也，不以羊负革仓；贾子之治车也，不以豕骖服。知其不可以集事，恐为其所败也。是故三代之取士也，必学而后入官，必试之事而能然后用之，不问其系族，惟其贤，不鄙其侧陋。今风纪之司，耳目所寄，非常之选也，仪服云乎哉？言语云乎哉？乃不公开下之贤，而悉取诸世胄昵近之都竖为之，是爱国家不如农夫之田、贾子之车也。’执政者许其言而心忤之。
刘伯温在这里大意讲了这么一则故事：
州之庸向郁离子问道：“云出自山中，而山把它奉为神灵；烟出自火中而火把它积储，这不是很奇怪吗？”郁离子说：“问得好啊。人们使用有才智的人也就像这种情况一样。有才智的人出现了，善于使用他，就像山里出现的云；不善于使用他，就像火中出现的烟。韩非子被秦国囚禁，晁错被汉朝杀害，这就是从火中出现的烟。”
善用人才，犹山之出云；不善用人，犹火之出烟。人才固然可贵，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善于使用人才，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如果使用不当，则会白白浪费人才甚至使其无端受损，故常言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郁离子对执政者说：“如今用人才，是只凭凑数呢？还是认为贤良而倚靠他来图谋治国呢？”执政者说：“也是选取那些贤良者而录用的！”郁离子说：“倘若是这样，那么相国您的执政和您说的话就大不一样了。”执政者说：“为什么这样说呢？”郁离子说：“我听说，农民耕田，不用羊负轭；做买卖的商人赶车，不用猪担任骖服。因为知道它们不可能成事，恐怕被它们弄坏了事啊。所以夏、商、周三代取士的办法，首先必须学习，而后才可做官；必须用处理政事考核他，若有才能，然后才录用他。不管他的世系家庭如何，只看他是否贤良，不轻视那些有才德而地位卑微的人。如今担任法度和纲纪职务的人，担负着像耳朵和眼睛那样重要的使命，要严格选拔。只看仪表服饰吗？只听言谈词语吗？您却不能公平对待天下的贤士，而全部录用那些世家贵族的后代、与自己关系亲近的纨绔子弟为官。您这样爱国家的做法，还不如农民爱耕田、商人爱车的做法呢。”执政者虽然口头上同意他的话，但内心却不以为然。
总之，刘伯温认为，人才所系，国之安危。没有人才辈出的局面出现，就没有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的繁荣发展。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时人才往往难以脱颖而出，一展宏图。一些自命为伯乐的人，虽然嘴上高喊选贤用能，实际上却压制人才，任人唯亲。如此作为，实为社会发展之大患。故人为国之本，治天下者能人也，任人为贤，尊重人才，提高人才的价值和社会地位，同之甚盛，民之富饶。
4.两手抓：“举重若轻”和“举轻若重。”
“两手”抓，抓什么？刘伯温认为“举重若轻”和“举轻若重”即是。这“两手”是否能抓好是一名领导者能否成功的表现。
在刘伯温看来，人的品德、志向、才能和性情不同，只有在与之相适应的地位上才能发挥特长。有的人举重若轻，提纲挈领，大刀阔斧，具有当主帅的素质；有的人举轻若重，处事周密，思虑精细，具有当配角的素质。
在《百战奇略》中，刘伯温说：
“将之器，其用大小不同。若乃察其奸，伺其祸，为众所服，此十夫之将。夙兴夜寐，言词密察，此百夫之将。直而有虑，勇而能斗，此千夫之将。外貌桓桓，中情烈烈，知人勤劳，悉人饥寒，此万夫之将。进贤进能，日慎一日，诚信宽大，闲于理乱，此十万人之将。仁爱洽于下，信义服邻国，上知天文，中察人事，下识地理，四海之内，视如家室，此天下之将。”
刘伯温大意是说：
由于将领的性情和才能各异，他们的作用也大小不同。暗察奸情，侦知祸乱，举动受众人佩服，这种人能做十人的将领。起早贪黑，勤奋工作，说话严密，口齿清楚，这种人能做一百人的将领。性格耿直而又腹有良谋，勇猛过人而又善于作战，这种人能做一千人的将领。外表威武严肃，内心情感真挚，理解士兵的辛劳，体贴他们的饥苦，这种人能做一万人的将领。用仁慈博爱的行为恩泽部下，以诚信重义的品格慑服邻国；不仅懂得天文地理等自然知识，而且还能悉心体察人情事故；志向高远，以国为家，这种人能做天下所有人的将领。
刘伯温在这里开宗明义地指出，将领的品德、志向、才能和性情不同，因此所担任职务的高低也就各不相同，体现了很深刻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这四个方面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每一个方面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着，而是与其他方面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它们之间是辩证的统一关系。这四个方面不同的排列组合，决定了不同的将领类型，因而也就决定了他们所发挥的不同作用。如果对将领的使用不当，就会出现鸟占凤巢、鹰被鸡非的现象。
刘伯温还从刘邦和韩信才智不同而各得其任这一史实中汲取经验和教训，运用于他的扶明伟业中，从而成就了千古功勋。
韩信当年在项羽手下郁郁不得志，投靠刘邦的初期，也未受重用，他在失望之余就想远投他人。由于萧何与陈平的极力推荐，刘邦这才筑台拜将，委以重任，使韩信得以施展才华，建功立业。“萧何月下追韩信”，讲的就是这段故事。韩信对自己也是十分自知与自信的。有一次，刚登上皇位的汉高祖刘邦与由楚王贬为淮阴侯的韩信讨论将领们的指挥能力，韩信一一指出他们的优劣。刘邦与韩信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对话：
“你看我可以带多少兵？”
“不超过十万。”
“你可以带多少兵？”
“我带兵是越多越好。”
“那你为什么被我擒住呢？”
“陛下不能将兵，却善于将将，因此我被您擒住。况且您是天授，非人力可及。”
流传于世的成语典故“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就来源于此。韩信说刘邦的才能是天授，“非人力可及”，虽然含有自我解嘲的意味，但也道出了人的才能各不相同的实情。
刘邦一向被人们认为“痞性”太多而“德性”太少，但就是这位流里流气的汉高祖却具有知人善任的大才，就连韩信这样的盖世英才，对他这一点也是叹服之至。有一次刘邦与众位文臣武将讨论项羽是如何失去天下的，大家众说纷纭，各抒己见，但都说不到点子上。刘邦说：
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擒也。
由此可见，刘邦确实具有作为一个大政治家的真知灼见，并非庸才。他也有自知之明，对萧何、张良和韩信充分信赖，大胆使用，使他们尽情发挥自己的长处与才能。刘邦最后能够战胜不可一世的楚霸王项羽，有其必然性。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如果让品德与才能都属平庸的人处于高位，那同样会给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一将无能，累死千军”，“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等俗语都是讲这个道理。本来只有武大郎的身材，却硬要让他承担栋梁柱的责任，那真是勉为其难。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帝王，如果按照他们本人的才学，实在是不适合做皇帝，但命运把他们推到了那个至高无上、而本人又无力胜任的职位上，到头来不是昏庸之主，就成亡国之君。
关于人的才能与性情不同，因而其作用也各异的问题，刘伯温专门写过一篇《论诸子》的文章，对此做了精辟的概括：
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尾生长于守信，不可以应变。王嘉长于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许子将长于明臧，不可以养人物。此任长之术也。
意思是说，老子擅长于修身养性，但不能应付危难局面；商鞅擅长于以法治国，但不能推行道德教化；苏秦、张仪擅长于外交辞令，但不能与之结盟立誓；白起擅长于攻城略地，但不能收揽普通士民；伍子胥擅长于以谋破敌，但不能保全身家性命；尾生擅长于遵守诺言，但不能因事随机应变；王嘉擅长于辅佐明君，但不能侍奉昏庸之主；许劭擅长于褒贬善恶，但不能培养有用人才。刘伯温这篇论文，揭示了扬长避短的道理。他在文中所举的这些人物，都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老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商鞅是法家的代表人物，苏秦、张仪是纵横家的代表人物，白起是战国时秦国的著名将领，伍子胥是吴国的著名政治家，尾生是中国有史以来守信者的楷模，王嘉是西汉哀帝刘欣时的宰相，许劭是东汉末年的人物评论家。就连这些著名人物，都各有专长与不足，对于一般人更是不能求全责备。刘伯温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这些先贤们进行客观的分析评论，汲取其长处，舍弃其短处，并且在实际中加以正确运用，这正是刘伯温胜人一筹的地方。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史学家王夫之在其晚年写了一部著名的史学著作《读通鉴论》，根据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所载史事，评论了上自秦始皇、下至五代的许多历史人物。他还对刘伯温的政治才能做了很高的评价：
“军不治而唯公治之，民不理而唯公理之，政不平而唯公平之，财不足而唯公足之。”
刘伯温的才能，除了本人天赋高一些这一因素，更主要的是靠，他平时勤奋学习，努力钻研得来的，并不是高不可攀。
5.制定一条铁的定律
所谓铁的定律，即把一切行政过程制度化。刘伯温把政令和教育合一，并以之为法，可谓抓住了根本问题。
刘伯温治军既重政令又重教化，他曾嘱咐猛将常遇春说：
“教令之政，谓上为下教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上之所为，人之所瞻也。夫释己教人，是谓逆教；正己教人，是谓顺教。故人君先正其身，然后乃行其令。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变乱。故为君之道，以教令为先，诛罚为后，不教而战，是谓弃之。先习士卒用兵之道，其法有五：一曰使目习其旌旗指麾之变，纵横之术；二曰使耳习闻金鼓之声，动静行止；三曰使心习刑罚之严，爵赏之利；四曰使手习五兵之便，斗战之备；五曰使足习周旋走趋之列，进退之宜。故号为五教。教令军阵，各有其道，左教青龙，右教白虎，前教朱雀，后教玄武，中央轩辕。大将军之所处，左矛右戟，前戈后弩，中央旗鼓。旗动俱起，闻鼓则进，闻金则止，随其指挥，五阵乃理。正阵之法，旗鼓为之主。一鼓，举其青旗，则为直阵；二鼓，举其赤旗，则为锐阵；三鼓，举其黄旗，则为方阵；四鼓，举其白旗，则为圆阵；五鼓，举其黑旗，则为曲阵。直阵者，木阵也；锐阵者，火阵也；方阵者，土阵也；圆阵者，金阵也；曲阵者，水阵也。此五行之阵，辗转相生，冲对相胜，相生为救，相胜为战，相生为助，相胜为敌。凡结五阵之法，五五相保，五人为一长，五长为一师，五师为一枝，五枝为一火，五火为一撞，五撞为一军，则军士具矣。夫兵利之所便，务知节度。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壮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粮牧，智者为主，乡里相比，五五相保，一鼓整行，二鼓习阵，三鼓起食，四鼓严办，五鼓就行。闻鼓听金，然后举旗，出兵以次第，一鸣鼓三通，旌旗发扬，举兵先攻者赏，却退者斩，此教令也。”
刘伯温的意思是说：
教令之政就是上为下教。不合乎法度的话不说，不合乎道义的事不做。上边的所作所为，都是人们观瞻和效法的榜样。放纵自己却去教化他人，称为逆教；端正自己而去教化他人，称为顺教。所以，君主首先应端正自身，然后才可发布政令。自己不端正，那么即使发布政令也得不到服从；政令得不到服从，那么就会产生事变祸乱。因此，为君之道，应以教化政令为先，诛伐惩罚为后，不进行教化训练而仓促发动战争，就等于抛弃他们于死地。首先演习士兵用兵的方法，基本训练内容有五种：一是使士兵用眼睛演习旌旗指挥的无穷变化，纵队横队交互变化的战术；二是使士兵用耳朵演习闻听金鼓的不同响声，或动或静，或行或止；三是使士兵用心演习感受刑罚的严厉，赐爵奖赏的好处；四是使士兵用手演习五种兵器的优势以及战前如何防备；五是使士兵双腿演习四处周旋，奔跑和慢行时的各种队列，前进和后退要适合时宜。所以，又号称“五教”。教化政令，排兵布阵，各有其法，左阵称青龙，右阵称白虎，前阵称朱雀，后阵称玄武，中央叫作轩辕。大将军所处的位置，左矛、右戟、前戈、后弩，中央设有旌旗战鼓。指挥的旌旗一旦挥动，全军都做好战斗准备，听到战鼓之声就前进，听到锣声就停止，只要听从调遣指挥，各种阵法就能得到掌握并有条理。训练排兵布阵的方法，应该把旌旗和锣鼓作为中心。擂动一次战鼓，就举起青旗，那么演变为直阵；擂动二次战鼓，就举起赤旗，那么演变为锐阵；擂动三次战鼓，就举起黄旗，那么演变为方阵；擂动四次战鼓，就举起白旗，那么演变为圆阵；擂动五次战鼓，就举起黑旗，那么演变为曲阵。直阵就是木阵，锐阵就是火阵，方阵就是土阵，圆阵就是金阵，曲阵就是水阵。这种五行阵法，辗转变化，相生相克，攻击对阵，相斗相胜，相生相发为了自救，相克相胜为了作战，相生相发为了自助，相克相胜为了对敌。一般情况下，想构建五阵之法，就应五五相保，五人组成一长，五长组成一师，五师组成一枝，五枝组成一火，五火组成一撞，五撞组成一军，那么一个军的战士建制就具备了。兵各有优劣，务必要了解怎样使用才能各得其所。身材矮小的拿矛和戟，身材高大的就拿弓和弩，健壮的挥动旌旗，勇敢的击鼓鸣金，弱小的供应粮草，牧养马匹，足智多谋的主要出谋划策。乡里相互牵制，五五相互保护。第一次擂动战鼓，整理队列；第二次擂动战鼓，演习阵法；第三次擂动战鼓，起灶吃饭，进行休整；第四次擂动战鼓，严明刑罚，重申军令；第五擂动战鼓，就开始出发。听到擂鼓鸣金，然后举起旌旗，按照次序出兵，鸣金一次，擂鼓三次，旌旗飘扬，举兵戟进攻，赏赐激励首先进攻者，惩罚斩首后退者，这就是教令的内容。
总之，刘伯温认为，只有政教合一，才能从根本上落实治军备战的各项措施。
6.统兵治军的四总则：
“禁”、“礼”、“劝”、“信”作为领导者，一定要有独特的方法，才能做事见效率。刘伯温认为统兵治军有四大总则——“禁”、“礼”、“劝”、“信”，可以此作为行动之纲。
刘伯温在总结良将统兵的经验时说：
“古之善将者有四：示之以进退，故人知禁；诱之以仁义，故人知礼；重之以是非，故人知劝；决之以赏罚，故人知信。禁、礼、劝、信，师之大经也。未纲直而目不舒也，能战必胜，攻必取。庸将不然，退则不能止，进则不能禁，故与军同亡。无劝戒则赏罚失度，人不知信，而贤良退伏，谄顽登用，是以战必败散也。”
刘伯温大意是说：
古代善于统兵作战的将领遵循四条法则：指示士兵前进后退，使他们知道什么是禁令；引导士兵博爱节义，使他们知道什么是规矩；告诉士兵是非对错，使他们懂得如何能上进；处理事务赏罚严明，使他们明白什么叫忠信。因此，禁、礼、劝、信这四个字是将领统兵作战的根本法则。如果把这四条法则比作鱼网的总绳——纲，那么各种具体事项就好像网眼——目。纲举则目张，只要这些根本法则确立了，处理各种具体事项也就顺畅了，这样就能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平庸的将领则正好相反，士兵后退时不能及时阻止，前进时无法有效制约，这种将领在带兵打仗时必然遭遇全军覆没的悲惨下场。将领如果不对士兵进行勉励与告诫，那么奖赏与惩罚就失去了客观标准，人们也就不讲忠信，这样就使得贤良君子怀才不遇，而奸诈小人却飞黄腾达，因此，军队在作战中必定遭受失败，甚至可能溃不成军。
刘伯温作为一代贤臣良将，在其出将入相的长期政治与军事生涯中，积累了有关治国治军的丰富经验，因而对“纲举目张”的外延与内涵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本文就是他总结自己与前人的经验，向为将者提出“禁、礼、劝、信”这四条带兵打仗的根本法则。
刘伯温还从汉名臣贾谊和宋名将岳飞身上汲取经验和教训。
中华民族在自己浩翰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许许多多杰出人物，文能治国、武能安邦的将相之才更是不胜枚举。刘伯温平常在阅览史籍中，最敬佩的就是“两武”：一个是武侯诸葛亮，一个是武穆岳飞（宋孝宗时追谥岳飞武，后改谥忠武，宋宁宗时追封鄂王）。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诸葛亮与岳飞就是这样的“大丈夫”。明朝著名宰相张居正说：“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诸葛亮与岳飞就是这样的“非常之人”，并且都成就了“非常之功”。刘伯温所倡导的“禁、礼、劝、信”这四个善将条件，在岳飞的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特别是他那“精忠报国”的爱国情怀，不仅感动着他所率领的将士们，激励他们勇敢地投身于抗金保国的民族战争中，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成为教育子孙后代为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永恒教材。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岳飞只是一员战功赫赫、彪炳史册的武将，实际上他兼资文武，能诗善书，是典型的儒将。史称岳飞“重气节，沈厚寡言，家贫力学，尤好《左氏春秋》、孙吴兵法……好贤礼士，览经史，雅歌投壶，恂恂如书生”。诸如此类的评价，说明他是一位能文能武的将相之才。岳飞也正是从文才与武功这两个方面体现了刘伯温所倡导的“禁、礼、劝、信”的善将条件。
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元年），贾谊在二十二岁时被文帝征召入朝，立为博士，一年之中，又破格晋升他为太中大夫。贾谊虽然年轻（在当时的博士中，他的年纪是最小的），但对于当时的社会政治问题却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每逢汉文帝向朝廷官员咨询问题时，有些资格很老的官员都回答不出，而只有贾谊能够全部回答，并且说出了其他官员想说而又说不出或者不敢说的话，提出了许多改革措施。因此，在朝廷官员中，大家都认为贾谊很有才能，其他人都不如他。汉文帝对他也十分赏识，在把他破格提升为太中大夫不久，又与诸大臣商议，想擢升他为公卿。但是，这项提议遭到了绛侯周勃、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等人的反对。据《史记》中记载，这些人反对贾谊升擢，主要是嫉妒他的才华，他们在汉文帝面前诽谤贾谊说：“这个洛阳来的人，年纪轻轻的就想专权，把各种事情都搞乱了。”汉文帝听从了这些大臣的意见，不仅没有升擢贾谊，而且还有意疏远他，不再采纳他的意见，还将他派去当长沙王的太傅。后来，贾谊在政治上一直郁郁不得志，因心情压抑而英年早逝，死时只有三十三岁。
对于贾谊的才华，后人也极为推崇。例如，鲁迅先生就认为他的《治安策》、《过秦论》等文章“皆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对于贾谊政治上的受挫，一般史书都将其归因于周勃等人出于对他的嫉妒而有意陷害。实际上，这只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另外还有政治倾向不同（周勃等人比较保守，对贾谊的激进改革思想持反对态度）以及贾谊自身性格上的因素，而后者可能是更为主要的因素。由于他少年得志，于是乎就年轻气盛，恃才傲物，对大臣们多有不敬，尤其是向文帝进言时的那种气势，根本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就是对汉文帝本人也多有微词，这样一来，他就得罪了许多人。与张俊相比，周勃等人还算是比较忠厚老实的，特别是周勃，刘邦对他的评价极高：“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认为周勃虽然文化不高，但对刘氏政权忠心耿耿，是国家的栋梁，将来必定能起到力挽狂澜、安定社稷的作用。周勃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可以说是汉文帝的心腹重臣。贾谊却不注意与这些人搞好关系，以至于一旦机会来临时，他们就一齐向他发难，贾谊的悲剧命运也就是意料中的事了。
在封建社会中，臣子干预皇室立储事宜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往往不会有好结果，因此，要特别慎重对待。刘备当了汉中王后，在刘封与刘禅之间该立谁为嗣子的问题上征求诸葛亮的意见，诸葛亮以“此乃主公家事”为由予以回避；关羽却直言不讳地认为应该立亲儿子刘禅，结果也因此而得罪了刘封，后来也不注意主动与他搞好关系，结果当他兵败麦城时，刘封见死不救，导致关羽被擒遇害。实际上，岳飞身为前线指挥作战的将领，只要把收集到的情报上奏高宗就算尽到责任了，完全不必对此问题发表意见，免得引火烧身。诸葛亮可谓智者，岳飞却犯了与关羽相同的错误，因此更加受到高宗的猜疑。
上述各种主客观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就决定了岳飞的悲剧命运。掩卷搁笔，不由得使人泪眼婆娑。岳武穆啊岳武穆，遥想当年，面对强敌压境的“风波恶”，你慷慨赋词，发出了“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的豪言壮语，这是何等的振奋人心；谁曾想到后来你被诬含冤，身陷囹圄，满怀着“天日昭昭”的悲愤，丧生在这令人心碎的风波亭，这又是何等的撕人肝胆！你没有殉命于敌寇却丧生于国贼，伍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的复辙为什么又让你重蹈呢？难道只一声“生不逢时”的悲叹就能抹平一切人间的无奈吗？“功成身合死，事去言难赎”果直是世间英雄唯一的结局吗？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刘伯温善于从古人古事中汲取教训，丰富自身的智慧，所以才能完成扶明大业。
7.拿出驱策之力
所谓驱策，即激发下属的干劲，在领导学中称为激励术。
刘伯温在《百战奇略》中写道：
“夫出师行军，以整为胜。若赏罚不明，法令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之师，无益于用。所谓整师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挡，退不可逼，前后应接，左右应旄，与之安而不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矣。”
刘伯温的意思是说：
军队行军打仗，必须保持良好的军容风纪，这是取胜的基本条件。如果赏罚不明，法令不申，鸣锣不止，擂鼓不进，纵然有百万之众，也毫无用处。所谓良好的军容风纪，是指宿营时遵守规矩，出发时威武雄壮，前进时锐不可挡，后退时敌不敢追，行军时首尾相顾，列阵时左右呼应，这样就可使军队总是安然无恙而不会遇到危险，全军上下总是精诚团结而不会离心离德，在战场上总是英勇作战而不会疲惫不堪。
刘伯温所说的“整师”有两方面的含义，一种含义是说一个单位或一个组织应该具备良好的精神风貌，就像一个整体；另一种含义就是说要发扬“团队精神”。作为个人修养来说，一定要具有这两种精神，通俗一点讲，就是要“合群”，只有“合群”，才会有“整师”。在伦理学的词典中，有一个“舍己为群”的成语，它是蔡元培先生首先提出，蔡先生认为，人是群体的动物，不能孤立存在，因此每个人都有舍己为群的义务。他说：“舍己为群之理由有二：一曰，己在群中，群亡则己随之而亡……二曰，立于群之地位，以观群中之一人，其价值必小于众人所合之群。牺牲其一而可以济众，何惮不为？”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思想并不是蔡先生首创，而是古已有之。从古至今，人们都极重视“群”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样做，那么整个国民的素质就提高了，也就达到诸葛亮所倡导的“整师”的要求了，这才是国家能够战无不胜、永保活力的不二法门。中华民族在这方面有着优良的传统，我们理应发扬光大，同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更应该以博大的胸怀，向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要有明确的认识，在某些方面承认落后，承认不足，这样才能够虚心地向别人学犀才能不断取得进步。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韩国国民所表现出来的整体素质，就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际带兵打仗中，刘伯温的“整师”策略都是高人一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