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反弹道导弹武器研制的国家，从50年代后期，反弹道导弹系统的研制在美国就已经开始起步。但直到80年代中期之前，与进攻性导弹技术和武器系统的发展比较而言，美国对反导弹系统的研制、投入和重视程度要远为逊色得多。在过去30年中，美国曾两次就是否研制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展开过辩论。第一次导致了1972年与前苏联签署了《反弹道导弹条约》（简称ABM）；第二次是以里根总统的“战略防御倡议”（简称SDI）为中心，这一次由于苏联的瓦解和冷战的结束而告结束。现在，导弹防御计划的问题在美国第三次被提出来了，但却是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为了不同的目的。
“弹道导弹防御计划”（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简称BMD）是TMD—“战区导弹防御计划”和NMD—“全国导弹防御计划”的总称，TMD和NMD只是BMD整个计划中的两大组成部分。该计划虽然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正式成型，但与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SDI计划”有着直接的继承和发展关系。
美国导弹防御计划的历史沿革
从1983年里根政府提出“SDI计划”后，1987年9月，“第二阶段战略防御系统计划”（简称SDS-PHASE 2）出台。这项计划表明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研发构想、技术可行性和部署目标与80年代初的水平相比，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SDSPHASE 2”第一次将里根的“SDI计划”从构想变成了具体的武器系统的研制计划。其核心仍然是建立天基反弹道导弹武器系统，以便能够形成“天网”，拦截来自苏联的大规模核导弹攻击。和最初的计划相比，SDS-PHASE 2调整了星球大战武器系统的结构，缩小了规模，提出用15—20年的时间完成技术准备，预计所需经费为6000亿美元。①
正当里根政府的“SDS-PHASE 2”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时，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苏联东欧剧变宣告冷战走向终结，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已经不再面临来自苏联的大规模核导弹攻击的危险。针对这样的变化，1989年12月底，布什政府提出对SDI进行新的评估，以适应正在出现的“世界新秩序”。1990年3月，美国驻日内瓦首席军控谈判代表亨利·库伯（Henry Cooper）为执笔人的SDI评估报告完成，并送交白宫。在这份报告中，库伯提出，冷战结束后对美国最大的威胁已经由来自苏联的大规模核攻击，变成了未经授权的、或来自于恐怖主义势力的、通过导弹而进行的有限的核攻击。而且，随着弹道导弹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技术的扩散，驻扎在海外的美军所受的导弹攻击的威胁度越来越大。为了对付这样的新局势，美国以保卫本土免遭大规模核导弹打击的SDI计划，应该转变为防御有限的导弹核打击。②库伯的建议得到了布什政府的广泛支持。1990年7月，库伯本人被任命为SDIO的第三任局长，具体负责执行SDI使命的转型。同年11月，SDIO被指派负责由国防部统一领导的战区导弹防御计划的研制工作。
随后，美国基本放弃了天基战略防御系统的研制，而将反导弹武器开发的重点转向陆基导弹防御武器系统。1990年，波音公司与美国政府签署了一项陆基外空动能拦截导弹的研制合同。根据合同将于1998年中期进行动能拦截器的试验。同时，休斯公司也与政府签订了同样的合同，只是试验的时间不同。③
1990年8月爆发的伊拉克人侵科威特事件以及美国率领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所采取的军事行动证明了库伯报告的预见性。在“沙漠风暴行动”中，对美军构成最大威胁的恰恰是伊拉克所使用的“飞毛腿”（Scud）式导弹，最令人关注的军事技术对决是在美国的“爱国者”反导弹系统和“飞毛腿”导弹之间进行的。“飞毛腿”导弹使美国对导弹技术扩散和由此对美军构成的威胁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④美军为了对付日益突出的“飞毛腿”这样的战区导弹的攻击，1991年1月29日，布什总统表示，美国国防部正在将SDI研发的目标由对付来自苏联的大规模导弹攻击，转变为对付战区导弹和对美国本土的有限核攻击。SDIO迅速提出了一个新的战略导弹防御计划，称之为“防御有限导弹攻击的全球保护系统”（Global Protection Against Limited Strikes，GPALS），取代了原有的SDS-PHASE 2.GPALS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陆基的“国家导弹防御计划”（简称NMD），陆基的“战区导弹防御计划”（简称TMD），以及天基的“全球防御计划”（简称GD）。
在武器系统作战能力构想方面，GPALSS着眼于研制和部署1000枚天基的太空拦截器，即俗称“鹰眼”（Brilliant Pebbles）系统，750枚陆基反导弹系统。其目标是可以一次拦截100—200枚敌方洲际弹道导弹的攻击。GPALS还是以前苏联庞大的核武库为主要假想敌，立足于在美苏冷战行将结束的时代背景下对付未来有可能来自前苏联的核攻击。⑤
GPALS方案的出台，是SDI和美国导弹防御发展里程中的历史转折点，它既在冷战结束后保持了美国大力从事战略导弹防御研究与部署的连续性，又对导弹防御计划研发的技术和装备重点进行了实质性调整。传统美国军方所执行的导弹防御计划向来以本土导弹防御为核心，以对付来自苏联的大规模导弹进攻为目标；但是，GPALS第一次确立了TMD在美国导弹防御计划中的位置，以对付战区导弹威胁的TMD计划成为了与保护美国本土的NMD计划并重的内容。由此可见，美国研制和部署“战区导弹防御计划”和“全国导弹防御计划”的初步设想，在布什政府后期就已经明确提出来了。冷战后美国面临的安全与军事战略的新形势，是TMD和NMD计划的催化剂。当时布什政府的设想是，到90年代中期部署保护美国海外驻军的TMD系统，90年代末期部署用于保护美国本土的NMD系统。⑥
随着90年代初冷战的结束，布什政府一度设想削减军费开支，收缩美国在全球军事存在并落实美俄军控协议。在这样的背景下，1992年，美国国防部公布了“5141号指令”，取消了“星球大战计划”，SDIO也随之被撤并。⑦但将近10年的“星球大战计划”的研制，美国在反弹道导弹武器开发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作出了巨大投入。里根和布什政府为SDI花费了100亿美元的军事预算，平均每年花在反导弹技术研制方面的经费高达10亿美元，⑧即使1992年SDIO被撤并，这样的经费投入和研制也并没有终止。到1993年克林顿政府上台，美国军方在陆基、海基和空基反导弹技术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正处在如何提高反弹道导弹武器的命中精确度和把对付有限的导弹攻击发展到可以对付各种导弹攻击的关键阶段。BMD计划的推行，也是对“战略武器倡议”10年成果的自然继承和延续。美国军方坚信对SDI的投入是正确的和富有成果的，研制和部署反弹道导弹武器系统是美国继续保持军事力量和武器技术优势的重大步骤之一。⑨80年代里根政府所倡导的“星球大战计划”为美国在反弹道导弹武器系统的发展方面奠定了重要基础。
199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导弹防御法案》，授权美国政府加紧进行TMD系统的研制工作。该法案同时批准部署有限的NMD系统，指示美国国防部长在《反弹道导弹条约》所许可的单一地点内快速部署；敦促总统与前苏联谈判达成《反弹道导弹条约》修正案以便准许美国发展更广泛的导弹防御系统；同时，该法案还授权并拨款支持GPALS计划。此后，TMD系统研制经费出现了大幅度攀升的现象。1990财政年度的TMD拨款是1.75亿美元，1991年达到3.92亿美元，布什政府为1992财政年度提出的TMIID拨款是6.59亿美元。⑩可以说，是海湾战争掀起了美国的“TMD热”。
更何况SDI研制还是一块“大肥肉”，巨额的经费投入让美国军方、企业和受企业支持的国会和政府官员三方都尝到了好处。冷战结束了，原来直接针对苏联的SDI过时了，但SDI这样的“大手笔”的利益还在。为了让这样的“大手笔”的军费投入继续下去，就必须设立新的导弹防御项目。因此，原来强调对苏对抗和战略优势性质的SDI就必须改名为“弹道导弹防御计划”，以突出对美国本土及其盟友的保护性和防御性的特点。选择发展BMD，既可以保证美国军方将军费预算维持在较高水准，兼顾大型军工企业集团军事定单和军工生产利润，同时，也为代表军工企业利益的国会议员和政党领袖们找到了表现他们政治才能和政治作用的新主题。特别是BMD计划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上马，具有冷战后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政党竞争的深刻背景。双方都需要利用导弹防御计划为其工具，攻击对手的国家安全政策和主张。总之，BMD研制、开发和部署，可以使军方、军工企业和受这些企业支持的国会与政府的政治人物三方受益，是冷战后时代，美国可以集政治利益、安全利益、战略利益与经济、科技利益于一身的武器发展计划，也是着眼于美国战略力量和科技竞争力优势的国家投资项目。这也是白宫和军方提出BMD计划方案，而受国会强烈支持并从研制尽快走向部署的重要因素。
此外，冷战结束初期，美国国内反对美国海外军事卷入和军事干涉主义的思潮开始抬头，大多数美国人已经厌倦了美国太多地介入国际事务，而要求政府更多地关心国内状况和国家经济发展。克林顿是凭借对改善国内事务、特别是振兴美国经济、减税和削减政府赤字的承诺上台的。入主白宫后，与这样的国内政治、舆论需求相适应，克林顿政府采取了降低军费开支的政策。为了照顾到美国的安全利益以及美国人民要求对本国事务有更多关心的呼声，发展弹道导弹防御计划也成为了新政府改善美国本土安全的一项针对性的措施。与此同时，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WMD）技术的扩散成为对后冷战时代美国安全的重大挑战。弹道导弹防御计划也成为克林顿政府反击武器技术扩散的重要措施。
最后，就美军在后冷战时代的发展来看，弹道导弹防御计划的出台也具有重要意义。军事力量优势是美国追求世界“霸权”地位的重要基础。高科技武器所主导的“军事技术革命”是未来全球军事力量发展的基本方向。BMD计划事实上是美国在其军事力量配置和构成上正在进行的一场新的“军事技术革命”（Revolution of Military Affairs，RMA）。这场革命成功之后，美军的高精尖技术含量将会进一步提高，其军事优势也会显著加强，在全球和区域层次上美国军事行动受威胁的可能性将会进一步降低。结果是，常规和非常规武器、各兵种兵力在美军中的构成将会进一步得到调整，有利于美国从90年代以来一直进行着的整军规划，更有利于美国在继续核裁军的过程中保持足够的战略威慑力。因此，美国在后冷战时代选择发展反弹道导弹武器系统，一方面可以在美军现有常规和非常规武器力量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其战略和战术力量优势，另一方面，也是旨在弥补军事力量构成上的某种“缺陷”，将“军事技术革命”全面贯彻到美国的军事战略中来。克林顿政府的弹道导弹防御计划可以说集当代高科技武器技术之大成，BMD的开发不仅能够继续保持美国在军事技术和装备方面的全球领先地位，而且更可以为美国远期先进防务技术的发展打下基础。
美军在90年代面临着工资低、福利水平差等诸多压力，但由于冷战的结束美国又无法通过大幅度提高军费来解决这些问题。从1990—1998年，美国的国防预算基本稳定，和80年代相比则明显下降。1997年度的军费预算只相当于1984年的70%。美军要在现有军费预算中调整解决各种问题，从总量上裁军是美苏全球战略对抗瓦解后的必然趋势。但美国要维持在欧洲和亚太地区庞大的海外驻军，又要保持军事力量的足够优势和处理区域危机的能力，常规力量裁军并非惟一办法。其目前的解决办法就是缩减军事力量规模、提高快速反应能力、强化区域作战效果、增强军费使用效率。BMD有助于美国在继续保持军事力量威慑力和优势的前提下，对军事力量构成作出进一步的调整，配合裁军进程，解决既要维持军事行动所足够的力量需要但军费又不能大幅度增加等现实矛盾。
1993年年初克林顿政府上台之后，根据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的新形势，为了强化美国在后冷战时代的军事战略和军事优势，继承了里根—布什政府的“SDI-GPALS计划”，并作出了进一步的调整和发展。1993年5月13日，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莱思·阿斯平宣布，以防御前苏联大规模洲际导弹进攻为目的的SDI计划正式结束，美国国防部下属的SDIO将改名为“弹道导弹防御局”（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Office，BMDO）。在阿斯平的主持之下，美国国防部就后冷战时代的防务需求开展了新的评估活动，并在1993年9月提出了一份名为“兜底评估”（Bottom-Up Review，BUR）的报告。这份报告除了将导弹防御列为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中心之外，将未来重点进行的导弹防御研究和部署计划称之为“弹道导弹防御计划”。
克林顿政府随后正式批准了国防部提出的建立BMD的“兜底评估”报告，根据1991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导弹防御法案》，以“BMDO”为专职机构，负责执行导弹防御计划的具体事宜。克林顿政府继承并继续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所从事的反导弹研究和装备构想正式由此而得名为“弹道导弹防御计划”（即BMD）。这标志着美国正式将“导弹防御”列为军备建设和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美国国会分别在1993—1995年连续三年的“国防授权法”中，对1991年的《导弹防御法案》进行了修正，通过并要求美国国防部以TMD为BMD计划研发和部署重点，对TMD、NMD的研制经费作出了正式拨款。美国国会全力支持导弹防御计划，并一再要求提前部署。
BMD基本构想由三大板块组成：保护美国海外驻军和盟友的TMD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保护美国本土、用于拦截长程导弹的NMD系统以及能够与美国所认定的导弹威胁同步发展并不断改进TMD和NMD武器系统性能的更高级技术。[11]在“更高级技术”方面，美国的设想是“为了随着时间推移不断保持整个BMD系统的已有活力，就必须不断改进技术，为导弹防御提供更多的、更先进的选择”[12]。美国现在在这方面投入研究的重点是对突破导弹防御系统的反制研究、从技术上抵制进攻性导弹技术的升级，特别是对使得导弹防御复杂化的高爆炸力的高级弹头的研究、减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明显危害、降低导弹防御系统部署和使用成本以及增加TMD或NMD武器的可持续操作性等方面。
1998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计划的研制和开发出现了加速趋势，到1999年3月，部分“弹道导弹防御计划”中的武器系统已经试验成功。美国国会要求将该计划付诸具体实施的立法程序也在不断发展，1999年3月，美国国会正式通过了“国家导弹防御法案”（National Missile Defense Act，简称NMDA）。虽然有关其技术成熟度始终存在着巨大的争议，国际社会对导弹防御计划部署后的种种消极作用，也进行了坚决的批评，中国、俄罗斯站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立场，为了防止出现新的军备竞赛，坚决反对美国研制和部署NMD武器系统；但是，从当前形势来看，美国决定部署NMD只是一个时间早和晚的问题。NMD一旦进入部署阶段，其深刻的军事、战略和政治含义，必将在当代世界政治中产生重大而又具有历史意义的影响。
克林顿政府“BMD计划”的具体内容
在美国的反弹道导弹武器系统的开发历史上，克林顿政府的弹道导弹防御计划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具体的作战要求上，都是一项创新性的举动。
50—70年代中期美国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如“卫兵”和“哨兵”系统，都是以核能为爆炸拦截手段的。这一阶段美国反导武器的能力还无法做到精确击中目标导弹，只能依靠拦截导弹在到达目标导弹附近空域时的核爆炸，产生巨大的爆炸能量来摧毁目标导弹。它有效拦截空域也是在目标洲际导弹重人大气层之前或者之后才能进行。这时，目标导弹距离目标攻击点的飞行时间一般不超过5—10分钟，因此，有效反应和拦截时间都非常有限。无论是拦截的准确度还是拦截的破坏力都受到了很大限制。80年代的“战略防御倡议”主要是以天基定向能拦截器为主，尽管构想美妙，但投入实战的技术可行性非常低，而且所需资金几乎接近天文数字。
克林顿政府的“弹道导弹防御计划”首先放弃了对大规模核大战情况下导弹防御体系的追求，而转向了对有限核导弹攻击的防御能力的设计。这样，就不需要像“战略防御倡议”那样建立大规模天基导弹防御系统，这也适应冷战后美国削减军费开支的国内政治需要。相应来说，NMD对导弹防御系统的技术要求降低了，武器系统的研制规模也相应缩小了，不再需要可以同时对付大规模弹道导弹攻击的防御系统；其次，从天基的定向能武器系统，转向了陆基的动能武器系统。具体来说，是利用EKV技术，通过“迎头撞击”的方式来实现拦截和摧毁目标导弹的目的。这将使得对目标导弹的拦截精确度大大提高。第三，该计划的具体目标是建立多层次、多空域、全方位的导弹拦截网络，希望以此来对付各种类型的弹道导弹的攻击，适用于各种类型的战场形势以及美国本土导弹防御的需要。所以，在BMD计划中，既有对付远程洲际弹道导弹的NMD计划，也有对付各种短程导弹、中程和中远程弹道导弹的TMD。[13]“SDI”的目标以对付前苏联为主，而“BMD”计划却着眼于对付有限的导弹威胁。这种有限性，在TMD中，是对付射程在3500公里以内，飞行速度为每秒5公里以下的战区导弹；在NMD中，是对付同时攻击美国的5—25枚中远程或者洲际导弹。
在第一任期内，克林顿政府对导弹防御计划采取了比较克制的态度。BMD计划与布什政府的GPALS计划相比，一是在研制方向上进一步转向精干、高效和实用。比如，在拦截导弹方面，1994年年初美国军方决定采用具有“击中一摧毁”能力的“扩程拦截器”（Extended Range Interceptor，ERINT）。ERINT采用动能摧毁弹头，可以大大克服以往拦截导弹使用核弹头或常规弹头的不足。二是与此相联系的是，在预算规模上也随之缩减。1993年初，克林顿政府上台时，军方所提出的今后5年的导弹防御研发费用为390亿美元，但为了适应冷战后美国军费规模不可能明显提高这一趋势，1993年9月的兜底评估报告（BUR）将之缩减为180亿美元。BMDO在1994年对BMD所编列的预算，基本上贯彻了BUR报告的经费评估精神。[14]三是加强了研发中的TMD武器系统与美军现有武器装备之间的部分衔接与发展关系。比如，TMD中的海军战区防御系统和海军全战区扩展导弹防御系统，都强调对现有“宙斯盾”（Aegis）战舰和“标准”舰载反导弹系统的利用和升级，[15]NMD雷达也是对现有美军远程预警雷达的扩充和增强型。
就军事目的而言，克林顿政府希望通过导弹防御计划的发展，在后冷战时代，为美国军事力量在反导弹“面防御”（area defense）以及战略防御方面带来实质性的突破。当导弹防御计划，特别是NMD系统一旦投入部署之后，世界军事科技将在反战略导弹能力方面获得前所未有的提升。当只有美国一家掌握和运用了这一系列反战略导弹武器技术和装备之后，国际战略平衡将被打破。武器技术的发展将再一次使国际安全面临何去何从的艰难选择。
在克林顿政府正式批准全面进行弹道导弹防御计划之前，美国在“反战术弹道导弹”（Anti-Tactical Ballistic Missiles，ATBM）武器系统的开发和部署方面已经取得长足进展，如美国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宙斯盾”军舰上配置的“标准”防空导弹等。ATBM导弹防御系统只能对付战术性陆基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各种反舰、空地导弹。根据1987年美苏签署的《中程导弹条约》，战术导弹的定义为射程低于500公里的弹道导弹。此外，ATBM武器系统的拦截范围也非常有限，它们通常只能够在大气层内的低空层拦截目标导弹。在防御的地理区域上，也只有局部防御能力。因此，ATBM系统也称为“点防御”（point defense）系统，是用于防御机场、海港、指挥中心、军事设施和城市免受战术弹道导弹攻击的武器系统。正因为如此，ATBM虽然也是导弹防御系统，但不受1972年美苏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的限制。美苏在80年代中期之后都发展出了各自的ATBM系统，苏联80年代中期装备的SA-12防空导弹就是这样一种系统。由于ATBM防御弹道导弹的能力有限，无法对战略导弹形成防御能力，所以它们可以增强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却无法产生战略性影响。这样的反导弹系统只是“战术防御”，而不是“战略防御”。
克林顿政府的BMD计划中的NMD武器系统则完全不同，它们都着眼于拦截攻击性战略导弹，具有“战略防御”能力。部分TMD系统和整个NMD系统中的反弹道导弹，通常被称为“ABM导弹”，即主要是《反弹道导弹条约》禁止研制和部署的反弹道导弹。[16]TMD中的部分武器系统，如“战区高空域导弹防御系统”和“海基高空层导弹防御系统”，程度不同地都具有对战略导弹的拦截能力；为了实现TMD拦截功能而配置的先进雷达、太空导弹追踪系统（Space Missile Tracking System，SMTS）、协同运作系统（Cooperative Engagement Capability，CEC）以及太空传感器联线（Space Sensor Cueing，SSC）等TMD武器组件，在原则上都是反导条约所禁止研制和发展的，它们都将有助于产生和提高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战略防御能力，即可以拦截中远程弹道导弹或洲际导弹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部分TMD武器系统同样也成为了ABM系统，是《反弹道导弹条约》所禁止的。[17]TMD、特别是NMD一旦投入实战部署阶段，由于美国独自一国有能力将“战略进攻”与“战略防御”能力集于一身，势必将打破传统建立在“确保相互摧毁”基础上的核威慑战略，也将波及整个国际战略平衡的全球局势，最终将对世界战略力量平衡和稳定发生重大消极影响。
TMD和NMD虽然是克林顿政府导弹防御计划中的“双子星座”，但由于其在战场上的用途不同，以及不同的战略需要，无论是武器系统的规划、研发重点，还是其作战用途，都有明显的不同。
（1）从一开始，美国的BMD计划就选择了以TMD为研发和部署的重点。
在开始阶段、NMD的“概念”远不如TMD那么明确。由于顾及《反弹道导弹条约》，BMD在起步阶段就包括有NMD的设想，但克林顿政府的NMD立场较之TMD来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要“犹豫”得多。
1994年6月美国国防部颁发的BMDO作章程指令，对其使命作出了如下规定：一是“研发出有效并能够快速部署的TMD，以保护前沿部署和特遣部署的美国军事力量，并保护美国的盟友和友好国家”；二是“研发和根据指示部署能够为美国本土提供有效防御能力的反弹道导弹武器系统，以便阻止和拦截由于意外、非正式授权发射或对美国故意的弹道导弹进攻”；三是“说明高级技术，以便不断替代和加强早期的BMD系统，例如发展空间部署的导弹防御武器，以及相关的跟踪器，为陆基拦截武器提供帮助”；四是“继续进行基础的和应用性的研究，以便为了近期和未来的技术和武器更新发展出相关的新的防御手段，促成美国持续拥有高效化的导弹防御系统”[18]。可见，BMD一经确立，TMD就在其中占据了首要的位置。
在克林顿总统上台初期，NMD最早只是作为一项技术研发方案而出现的。[19]在1994—1995年间，NMD并没有一个明确的部署方案，只是在BMD使命中阐明了要直接在美国本土建立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预估目标。从先后次序上来说，NMD明显排在TMD之后。直到1999年1月，才正式出现了NMD和TMD并重的局面。1995年4月，首任BMDO局长马尔科·奥尼尔在众议院国家安全小组委员会上答询时，对NMD和TMD在克林顿政府的“弹道导弹防御计划”中的地位和作用首次作出了系统说明。[20]当时，将NMD明确定位在研制阶段，是否部署，则要视今后的具体状况来决定。
（2）TMD与NMD在美国行政和立法程序中得到授权的时间上也有明显的差别。
在BMD问题上，美国行政部门从一开始就下定决心进行TMD的研制和部署。有关战区导弹防御的构想在“沙漠风暴行动”结束后不久就于1991年获得了美国白宫和国会的认可和批准。美国军方迅速开展了TMD研制和基地建设，并被授权在研制成功之后就立即进行部署。1993年BMD计划正式问世时，TMD早就在3年前进入了研制阶段。只不过在BMD框架下，TMD地位更突出、战略更明确、规划更全面和研制更集中而已。1994年，五角大楼为BMD研制所编制的经费预算为450亿美元（1995—2005年），其中TMD占据了整个BMD经费的70%以上。NMD虽然一直是BMD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93年的“兜底评估”报告就提到NMD是后冷战时代美国反弹道导弹计划的应有内容，但白宫在1999年1月以前始终没有提出正式部署的时间表，直到1997年5月，美国国防部长科恩才要求增加NMD研制拨款。白宫在1999年1月才最终下决心具体落实NMD部署的各项准备工作，并提出将在2000年夏天作出部署NMD的正式决定。
（3）与上述原因相联系，TMD和NMD迄今以来所获得的经费支持也不同。
从1996—1999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国防授权法为整个BMD拨出的研制经费约为160亿美元。其中，用于TMD的研制经费占到了71%，约为110亿美元。[21]从1993—1999年，美国导弹防御计划的总体预算分配情况为：NMD计划（23.6%），TMD计划（58.9%），相关支援科技开发（8.6%），其他部分（8.9%）。[22]这一经费分配结构主要受NMD系统的研制进度和缺乏明确的部署时间的影响。1999—2000年度美国国防预算中加大了对TMD和NMD的经费投入，NMD新增研制经费22亿美元。在该年度，NMD经费增长幅度首次超过了TMD研制费用的增长。1999年3月中旬，美国国会正式通过法案，授权并要求美国军方进行NMD的研制和部署，NMD在拨款总额上出现了迅速攀升。
（4）作为国际战略武器领域的新发展，BMD必然会同当代国际武器控制框架，特别是美俄之间限制和削减军备的有关协议发生冲突和矛盾。其结果是，TMD和NMD在美国外交日程上的地位和命运也各不相同。
由于TMD不是在美国本土部署的反弹道导弹武器系统，在某种程度上绕开了1972年的ABM协议，再加上美国的外交压力，1997年，美国副总统戈尔与俄罗斯签署了TMD问题上的“划界协议”。该协议规定，美、俄双方将互不部署针对对方的TMD武器系统，在此前提下，俄罗斯“不反对”美国研制和部署TMD。而NMD则明显违反了反导条约，美国要“合理合法”地部署NMD，首先就必须说服俄罗斯废除或修改该条约。俄罗斯却一直反对就此条约作出任何修改和废除。美国试图再三说服俄罗斯改变态度，但俄罗斯均未作任何妥协。美国国会在1999年3月中旬通过部署NMD的立法决议后遭到了俄罗斯和中国的强烈抗议。因此，NMD部署决定可以说是彻头彻尾地违背了国际武器控制的现有架构，是美国“霸王硬上弓”的强权做法。
（5）TMD同NMD最为重要的区别，还是这两者在具体的系统武器配置和研制路径上的区别。
TMD是在美国本土之外部署和使用的武器系统，又面对着今天攻击性导弹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美国海外驻军及盟友中需要保护的目标的多样性，所以美国军方特别强调单一的TMD系统不能达到有效的导弹防御目的，强调TMD各武器单位的机动性和相互支持性。为此，TMD由陆基、海基和空基三大武器系统构成，是一个导弹防御武器的“系统家族”。这样，既可以形成立体式的严密的导弹防御网，又可以充分利用美国海陆空军事力量的现有装备，同时，避免在部署时受到基地所在国在主权等问题上的牵制。而NMD直接部署于美国本土，所以不存在武器系统海外基地选择方面的任何限制，而且也可以充分利用美国北美防空战略司令部下属的各种军事设施，如雷达站、军事卫星和军事通讯、指挥系统，NMD在武器单位的构成上较TMD简单得多。
在战斗构想方面，NMD将主要是在外空击落敌方来袭的目标导弹。其战斗空域为距地面220公里以上的高空。而TMD武器系统的拦截高度可以依照其不同系统要求而不同。例如，PAC-3和海军低空层导弹拦截系统（NAW）的拦截高度是距离地面4公里的大气层内（endo-atmosphere），主要拦截飞行阶段都是在大气层内中低空层的短程导弹和巡航导弹；而战区高空层导弹防御系统（THAAD）则可以在大气层外（exo-atmosphere）对中远程弹道导弹进行拦截。[23]海军低空层（NAW）与高空层战区导弹防御系统（NTWD）的联手，可以在距离地面150公里高度内拦截各个飞行高度的战区导弹。在对付的目标导弹的射程方面，NMD最主要的使命是拦截和摧毁射程超过5500公里的远程弹道导弹以及洲际弹道导弹，而TMD系统拦截的是射程在3500公里以下的各种类型的导弹。
由于美国处于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地理屏障优势，无论是南美还是北美都不存在对美国的导弹威胁，世界其他国家的陆基中短程导弹都不具备直接攻击美国本土的能力，因此，NMD只是为美国本土构筑远程战略导弹防护体系。而TMD是力图在区域冲突中直接使用的武器，要面对各种射程的导弹，TMD的技术要求和防御能力在整体上有别于NMD武器系统。但是，TMD中的海基THAAD系统，由于以水面舰艇为发射平台，具有机动性和突击性。因此，可以大大扩大NMD防御的范围，从美国本土的外围构筑NMD的协防体系。因此，一旦TMD投入现役，完全可以对NMD形成巨大支持和补充，甚至TMD可以先于NMD对攻击美国本土的远程战略导弹作出发现、跟踪到拦截摧毁的战斗反应。这也是从1993—1997年在美国BMD日程上TMD要优先于NMD的一大因素。
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的BMD计划和部署战略呈现出了三个方面的基本特点。
（1）给BMD设置高目标，并通过大投入来保证BMD研制计划的成功，以便使TMD和NMD一旦投入使用，基本上能够一步到位地建立起可以适应各种战场形势、多种战略需要的、高拦截能力的反导弹武器系统。
（2）在BMD的武器配置上，强调系统性和多样化的结合，以反导弹武器的家族概念来形成严密的导弹“防护网”。同时，注意现有武器装备与反导弹技术发展之间的结合、武器的有效性与实际操作性之间的结合、技术要求与生产和部署成本之间的结合以及现有技术的成熟度与后继技术发展之间的结合。
（3）在部署的时间考虑上，强调军事目的与政治和外交目的之间的结合，以BMD的研制和部署促进美国战略、政治和外交目的的实现，并以战略、政治和外交利益，来主导BMD研制、发展和部署的重点和节奏。但是，以部署反弹道导弹武器系统作为美国未来军事力量建设中的“重中之重”的地位不会变。
弹道导弹防御计划的研制和实施，都是高投入的军备扩张计划和防务建设计划。从1955年美国开始着手从事导弹防御研究到1999年，美国总计花费的资金为1380亿美元（以2000年的美元价格计算）。美国政府现在正在从事的NMD计划一旦投入部署，无疑将会使得弹道导弹防御计划成为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为昂贵的武器系统。它对国际战略格局和大国关系的影响力，在国际军事技术和武器系统的发展历史上，只有核武器的出现以及核导弹的广泛使用，才能与它相提并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