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上有关进行导弹防御计划研制和部署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都与美国奉行什么样的安全战略有关。尼克松政府为了促进美苏缓和，稳定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战略力量均衡，同时实现美国从越南等热点地区的力量收缩，与前苏联签署了《弹道导弹条约》，暂时停止了美国导弹防御武器系统的部署。80年代里根政府上台后，为了从前苏联手中夺回美国的战略优势，奉行“以实力求和平”的政策，为此不惜大张旗鼓地进行“星球大战”计划。90年代以来，克林顿政府执行导弹防御计划，也是同后冷战时代美国安全战略的调整联系在一起的。
弹道导弹防御计划是美国冷战后全球军事战略调整和发展的产物，反扩散是制约美国冷战后安全战略调整方向的重要因素。
冷战后，美国的常规军力在全球占有绝对优势，无任何国家可及。此外，前苏联的解体也使得美国既没有了全球性的战略竞争对手，也不再面临全球性冲突的危险。但包括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Mass Destruction Weapons，简种MDW），以及运载这些武器的投掷系统——弹道导弹，却有扩散的趋势。按照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R。伍尔西（R。James Woolsey）在1993年初所提出的报告，全世界约有25个上的国家拥有或正在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约15个国家拥有或正在研制弹道导弹，约70个国家军队装备有导弹。而这些国家中的一部分对美国以及美国的盟国具有敌意。①
前苏联的解体以及独联体国家所处的国内政治和社会的转型时期，使得世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源”进一步扩大了。美国认为，转型期的独联体国家对核辐射物质以及核弹头的储藏和保管能力大大降低，中东、非洲和东亚的一些国家从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现在的独联体国家中可以通过金钱和秘密渠道获得放射性物质用于制造核武器，或者直接获得核武器。同时，导弹技术也在不断地扩散。导弹技术使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仅机动性能提高，而且装备成本低廉，操作技术简便。如今，这一事实不仅某种程度上降低了美国常规兵力的优势，对美国的海外驻军和海外军事行动构成了最大障碍，也给在冷战后想要在“物质和精神”这两方面领导世界的美国干预主义出了难题。
更重要的是，美国认定那些正在实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或者成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受益者的国家中，有一些是国际行为极不负责任的国家。在美国看来，这些国家要么被极端的宗教原教旨主义所控制，要么被个人专制的独裁政府所把持，国内没有约束机制，经常蔑视和挑战国际准则。美国称这些国家为“流氓国家”（rogue states）。被美国官员公开指责为“流氓国家”的有：朝鲜、伊拉克、利比亚和伊朗。
同时，随着中东、中亚和非洲的教旨主义的兴起，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呈上升趋势。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在一些所谓“流氓国家”的支持和纵容之下，与美国为敌，常常通过恐怖主义手段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这些恐怖主义势力竭力想要获取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以便可以要挟西方国象，并以此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增强实现自己目标的能力。美国将这样有组织、有目的、有规模的恐怖主义势力称之为“核生化恐怖主义”（NBC terrorism）。如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导弹落入这些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手中，并对美国发起恐怖主义攻击的话，美国将付出难以承受的人员伤亡的代价。1993年，美国的一项研究结果提出，向华盛顿这样的大城市投放100吨沙林毒气（sarin gas），将造成1000万—3000万人死亡。②美国认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运载这些武器的投掷系统——弹道导弹的扩散，是后冷战时代对美国军事力量、国家安全和盟国的最大威胁。
1993年9月，美国国防部提出的评估进行导弹防御系统研制工作的“BUR报告”，就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视为美国在后冷战时代所面临的最紧迫和最直接的安全威胁。1993年11月，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莱司·阿斯平发出了“反扩散倡议”（Counter-rroliferation Initiatives，CPI）。在这份倡议中，阿斯平认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将会持续下去，他主张从三个方面补充和发展美国传统的反扩散行动：一是要争取与盟国一起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所造成威胁的性质和范围的看法达成一致；二是减少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军事使用，促进国际军控和裁军，以便减少正在崛起的大国的潜在军事价值；三是加强盟国与伙伴国家的安全，特别是当这些盟国的邻国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况下，美国更应该保障这些盟国的安全。在第三个方面，美国明确提出的目标就是要研制和发展导弹防御武器系统，以保护美国本土、派驻海外的美军和盟国的安全，以免受来自“流氓国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打击。从一开始，克林顿政府的导弹防御计划就是同反扩散联系在一起的，是美国认为在后冷战时代有必要采取的军事行动，是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新举措，是从军事上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反制的力量（counter-force）。从军事角度来说，开展导弹防御系统的研制，也是“积极防御”（active defense）理论和防务姿态的体现。
在冷战结束以前，美国防扩散的努力主要是通过美苏两国的军备控制合作来实现的。美苏两极体系下所形成的美苏核关系规制（nuclear relations regimes）就包括有双方积极的反扩散承诺；两极体系的内在稳定要求，也为反扩散提供了基本保证。③此外，美国也通过自己的出口管制机制和西方国家的共同出口管制合作来防止武器技术扩散。1970年生效的《核不扩散条约（NPT）》作为多边国际公约，在联合国的推动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防止核武器扩散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冷战结束之后，NPT机制继续存在，但由于扩散源的扩大和美苏两极体制的崩溃，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核扩散问题确实比冷战时期更为严峻。美国认为，由于前苏联的解体，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仍然处于转型时期，管制核武器和核原料的法律都不健全，管制力量也还比较薄弱。核原料以及核技术落入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或者美国所担心的“流氓国家”手中的可能性提高了。1994年8月，德国警方在慕尼黑机场逮捕了两名从莫斯科来的旅客，在他们随身携带的行李中，搜出了500克具有高度放射性的铀235.这完全可以用来制造核武器。1996年4月，俄罗斯警方在西伯利亚发现了被偷窃的10磅可以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放射性核原料。这些核原料是在哈萨克斯坦境内制造的。
冷战结束后，美苏全球力量对峙瓦解，却导致地区力量出现了暂时的真空状态。特别是一些国家为了谋求地区霸权、扩大对地区事务的影响力以及争取挑战美国的强权政治，在各种思想和意识的激发下，追求军事力量的扩张性发展。1990年8月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与此相应的是，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瓦解，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客观上也比冷战时期有了更为便利的条件和更大的战略与战术空间，通过单边的军事行动来发展防扩散努力。因此，对美国来说，其防扩散的努力，就从“不扩散”（non-proliferation）的观念，转向了“反扩散”（counter-pro-liferation）。发展弹道导弹防御，成为了美国更为积极的、以军事手段来进行反扩散努力的一部分。为此，美国有研究机构表示，导弹防御计划是美国在武器扩散影响下，在新世纪核政策的不可缺少的内容。因为武器扩散的主要是进攻性武器，而导弹防御计划是可以否定进攻性武器扩散的重要手段。④
五角大楼的BMDO章程规定，美国军方NMD研制和部署的基本目的是保护美国本土免于受到“非正式授权的、事故性的和有限的导弹威胁”⑤，即NMD对付的是来自“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零星的核导弹攻击，而不是来自前苏联或俄罗斯有可能发动的大规模的核打击。目前重点则强调的是免受来自于所谓“流氓国家”的导弹报复。所谓的“非授权/事故性”导弹攻击是一种假设，它包括：（1）导弹发射基地被恐怖分子或者极端好战分子所占领；（2）某国的军方在没有获得政府同意的前提下自行或者蓄意发动导弹攻击；（3）导弹系统的操作人员意外地启动发射程序；（4）其他技术性的失误而导致的导弹非人为控制的误射，如电脑程序故障、导弹发射的目标认证错误等等。而所谓“有限的导弹攻击”，是指来自所谓“流氓国家”的导弹攻击。在美国看来，这些国家在相当长时间内不可能成为核武器大国，但由于外来援助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作用，它们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拥有“威胁美国”的有限导弹发射能力。
为此，NMD系统直接针对的对象：一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投掷工具——导弹技术的扩散。现任美国国防部长科恩（William P。Cohen）明确提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投掷这些武器的弹道导弹技术的扩散，是威胁的主要来源，也必须仍是美国防务政策的中心之一。美国必须落实强有力的BUD计划，这是降低、威慑和防御这些威胁的反扩散战略的一个部分。”⑥二是对付正在拥有或有可能拥有核武器和洲际导弹能力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对美国怀有敌意，一旦这些国家不听从美国的旨意，美国又企图进行军事干预时，防止这些国家用核武器报复美国。三是防止假设性的“非授意/事故性”导弹发射给美国造成的威胁，通过建立导弹防御体系加强美国国家安全。例如，美国军方认为，以俄罗斯这样的核大国，对美国有可能造成的“非授意/事故性”导弹攻击的几率是非常低的，大约为3%以下。即便如此，可能造成的后果也是灾难性的。⑦然而，以NMD来对付“非授权/事故性”导弹发射，绝非是美国NMD计划的主要目的。在美国看来，在反扩散战略中，导弹防御系统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在“假设的状况中”保护美国自己，另一方面，可以产生抑制扩散的威慑力。
克林顿政府的理论是，如果美国能够“拦截”来自于美国所提出的“流氓国家”的几十枚导弹的话，潜在的侵略者就会因为怀疑进攻性武器的效力而变得更加“听话”，或者降低这些国家发动对美国军事袭击的冒险性。在国内实行一定的导弹防御也将使得美国的“核威慑”战略更加可信。同时，美国本土和前沿部署的美军、盟国和友邦都可以避免受到武器扩散的威胁和伤害。但是，由于导弹防御系统并不能百分之百地拦截进攻美国的所有弹道导弹，因此，美国的反扩散战略除了建立导弹防御系统之外，还包括延伸性核威慑、优势的常规军事力量共三个部分。⑧导弹防御计划代表着克林顿政府在后冷战时代防扩散战略的新的发展。美国针对冷战后不需要更多地顾及大国间战略力量竞争和缺乏战略性对手的特点，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采取了军事性积极防御的政策，以此来作为防扩散战略的强势手段。有了这个手段之后，美国以军事手段处理武器扩散的威胁就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美国就可以更好地按照自己的意志介入地区性军事冲突和纠纷。除了原来的导弹出口管制、多边国际核军控条约以及动用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压力政策之外，导弹防御计划是美国为后冷战时代防扩散战略增添的军事内容，旨在丰富美国在后冷战时代建立在自己意志、实力和战略基础上的反扩散行动选择。
美国认为，如果能够建立起有效的弹道导弹防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存在价值就会降低，美国在冷战后竭力推行的武器出口管制就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加强。目前，美国正在研究如何将导弹防御体系与武器出口管制相联系的方案。美国所设想的是，一旦完成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研制和部署，现有的武器管制条例和方法都将重新谈判和设计。⑨
美国宣扬受到武器扩散威胁，是美国在冷战后继续保持军费上升和庞大军事力量的重要基础。2000年以来，美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客观上对美国所宣传的“流氓国家”威胁论是一个否定和缓解。由于朝鲜半岛南北首脑会议即将举行，6月19日，美国取消了对朝鲜的部分制裁。但美国国防部长科恩并没有减低美国受威胁的论调。5月28日他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会见报界）节目中表示，美国在10年内将面临恐怖主义分子利用核武器、生物和化学武器对美国领土发动袭击的“真正威胁”。⑩6月27日，伊拉克试射了“萨穆德”导弹，引起了美国的强烈反对。美国媒体称伊拉克正在重新启动其导弹计划。[11]“萨穆德”导弹的射程不足150公里，它并没有违反海湾战争结束后联合国通过的有关伊拉克问题的决议。美国现在坚决不同意取消对伊拉克的制裁，原因之一就是美国认为一旦取消制裁，伊拉克将会立即恢复制造包括导弹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而再度挑战美国。
然而，迄今为止，美国解决核扩散问题的所有成功案例都是通过外交手段，而不是通过军事手段取得的。这也从实践上否定了美国将“战略防御”视为国家安全战略一部分的合理性。这些外交努力特别是在解决除了俄罗斯之外的独联体国家的核武器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1991年苏联解体时，乌克兰拥有约1900枚战略核弹头，一下子成为发展中国家中的核大国。虽然乌克兰从来没有真正拥有对这些核武器的实际控制权，但其庞大的核力量仍然引起了美国的严重关切。此外，哈萨克斯坦境内也有104枚SS-18重型洲际导弹和40架可以装载核弹进行核攻击的“逆火式”战略轰炸机。白俄罗斯境内则部署有500枚战术和战略核武器，81枚SS-25洲际弹道导弹。1991年，美国参议员纳恩和卢加尔提出合作减低威胁的方案，以提供这些独联体国家销毁核武器所需经费和技术，并提供经济援助的方式，促使这些国家朝着“非核化”方向努力。在美俄共同努力下，1992年开始，乌克兰将其境内的核武器运回俄罗斯，俄罗斯则给予了乌克兰2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并承诺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美国则承诺在以后的20年内，购买从乌克兰运回到俄罗斯的核导弹中拆解下来的铀，并增加对乌克兰的经济援助。1996年6月，乌克兰将其境内的所有核导弹都运回到了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核导弹在类似的安排下，也在1996年9月全部拆除，“逆火式”战略轰炸机则全部运回到了俄罗斯境内。白俄罗斯境内的所有核武器也在1996年11月23日之前全部运回了俄罗斯。其结果，除了俄罗斯之外的独联体国家的核武器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美国与俄罗斯以及独联体国家中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还达成了每半年交换一次谅解备忘录的协议。协议规定，有关各方将每半年彼此通报列入削减规定的核武器的位置、型号和数量的资料。同时，美俄还决定在日内瓦设立常设咨询委员会，就削减战略武器问题进行定期磋商。到1997年3月，美俄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的大部分削减内容得到了实现。美俄双方所拥有的核弹头已经下降到美国8000枚、俄罗斯6800枚的水平。[12]目前，朝鲜的“导弹威胁”问题，也是因为有了南北朝鲜的首脑会晤，以及各方的外交接触，才出现了真正缓和的趋势。2000年8月，金正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交换信件中再度重申，如果外国可以帮助朝鲜免费发射几颗卫星，朝鲜将停止其导弹研制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