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日是理所当然义不容辞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自由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部分。对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作些探讨，对世界战史及我国抗日战史的研究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杨杰提出的抗日的战略战术思想，是从中日两国的具体情况提出的，因而，有必要对此进行一些研究。
日本侵略中国，是不可避免的事，小国临大国，不难打败日本。
日本明治天皇所遗留下来的永久国策：“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我对满蒙之权利如可真实到手，则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之假面具风靡支那四百余州。再以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与南洋群岛以及中小亚细亚及欧洲之用。”这是众所周知的田中义一上日本天皇奏折中的名句，因此，日本要侵略中国是不可避免的事。
当然，发动战争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必须要有足够的物质做基础。当时日本并不是一个富翁，也可以说是个穷鬼，因为当时国防所必需的煤、铁、棉花、汽油、橡皮、铜六种基本原料，它没有一种能够自给自足，要执行永久国策，不打主意就不能实现，所以，日本多年来就以对外贸易来争取战争资源，使它储备了战争买不到而生产又不足的大量原料，之后，它以这些资源为本钱，去进行侵略战争，取得资源丰富的殖民地，通过开发、榨取，以保证战争资源的独立，因此，1931年9月18日，日本悍然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就并不是偶然的，更不是一般的“地方事件”，而是日本帝国主义既定方针、永久国策的第一步实践。
日本的外交家是配合日本军阀的侵略行径的，当日本军阀宰割弱小民族的一部分领土时，外交家们就把这种惊天动地的大事用“事变”两个字轻轻地掩蔽起来，说它是“地方事件”，希望用和平的手段就地解决，避免和被侵略的中央政府谈判，更不愿和第三国打交道，以大事化小事，脔切法配合上就地解决的孤立法，构成了日本外交独具风格，掩护军阀的侵略暴行，把侵略他国，使人家亡国灭种，说成是“共存共荣”，把对被侵略者的反抗镇压的罪行，美其名为“自卫”，以此又构成了一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方式：第一步是派第五纵队到敌国内部去制造摩擦和分裂；第二步是出其不意，实行武装占领；第三步是在占领区树立傀儡政权；第四步是首先承认傀儡政府；第五步是运用外交手段，要求世界各国承认既成事实，使侵略成为合法行动；第六步宣布两国自愿合并。最后，被侵略国完全被并吞，达到侵略目的。
只有充分认识日本侵略中国的实质及手段，认识这一问题的严重后果，才能理解坚决抵抗日本军阀侵略中国的罪行，是理所当然、义不容辞的事情。国民党国防战略家杨杰，正是深刻地认识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实质及其严重性，因而，从“九一八”开始，他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非常愤怒与重视，主张坚决抵抗，他根本不认为这是“地方事件”，更不对“国联”抱有幻想，他在几次国民党中央会议中以及在庐山座谈会上都大声疾呼坚决抵抗日军侵略，为获得同僚们的同情与支持，他分析了日本的国内矛盾，他说：对日本的侵略行动，我们“应该打，打起来日本一定会垮”，因为“日本目前有军阀与财阀之争，陆军与海军之争，陆军中又有少壮派与老成派之争，全国不是一条心，无论海军空军都无实战经验；掌握军权的人，眼光都很短浅，只能看见近处，不能看见远处，以小国临大国，又不可能倾全力来犯；外交上既要以苏联为敌，又得罪了英美，四面树敌，犯了兵家大忌……因此，我们不难打败日本。”表现了杨杰坚决抗日的主张及立场，使不少人以为然。
事实上，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几年里，是以全力生产国防资料为主。日本对于国内一切工业实行管制，它通过企划院来调整物质资源和劳动力，使全国的精神资源和物质资源成为战争的潜力；又通过资金调整委员会，把资本管制起来，使全国的金钱向战争最需要的方面投资。日本的这些做法就是为了扩大侵略战争。然而，蒋介石却不面对现实，总想大事化小事，希望国联主持公正，制裁日本；总想以妥协换取日本的谅解，对日本的侵略行为，作为“地方事件”解决，这当然是日本求之不得的。因此，蒋介石对杨杰提出坚决抗日的要求根本不重视，更违背人心的是，蒋介石将国家的财力、物力，不惜一切代价地去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杨杰坚决不参加这种战争，认为：“中国内战，不但日本人觉得开心，就是其他各国，也都得到一些好处。”因为内战会“破坏国防的健康，抵消国家的作战力量。国防建设的指导者，必须认清这种事实，致力于国内战争的消弭，不论这种战争采取那一种方式，都是足以致命的危机”。杨杰的这些看法无疑是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的，不仅深远，而且是非常正确的。
1933年初，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完成建立满洲国的侵略计划，开始向热河进攻，1月16日，日军进攻山海关，何柱国部队奋起抵抗，长城抗战开始。起初，蒋介石要杨杰主持北平军分会，处理中日之间的事务，并任杨杰为第九军团司令官，指挥关麟征、黄杰、徐廷瑶等师，在长城古北口一带抗击日军，阻止了日军前进。日本天皇知道杨杰指挥军队在古北口一带抗击，下谕日本侵略军：“支那名将杨杰指挥中国军队抗击，尔等要格外小心。”杨兆龙回忆。杨杰在古北口抗战，是他从事“军事生涯”中第一次指挥大兵团，为了保卫祖国的独立，对外国侵略的作战，不似北伐战争消灭国内封建军阀，更不似中原大战，新军阀争权夺利的大混战，因此，他以热爱祖国的深情，怀抱一腔热血，以必胜的信心，驰骋沙场，与侵略者较量。
长城抗战，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情绪，人民群众要求抗日的呼声一时高涨，为此，蒋介石在3月23日、24日秘密来到北平，了解长城战事的具体情况，他在居仁堂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要各方的高级将领都出席会议，向他报告长城战事的情况。古北口方面总指挥杨杰参加了会议，他向蒋介石作了长城战事的具体报告后，进而提出了用后退配备的战略，对付日军企图用速战速决一举歼灭国民党军的战略。他向蒋介石报告：日军采用调集各路会师承德，然后分兵进攻长城各口，一举消灭中国抗日守军的战略。因此，我们具体对付的办法就是用口袋战术克制敌人。杨杰提出把南天门阵地（即古北口以南的阵地）的军队，主动向后撤退到密云县以东的地区，引诱敌军深入，又在两侧配备两个军同时出击，一举可以歼灭敌人主力，长城战事就可以转守为攻，乘胜追击，歼灭敌人，不致坐着挨打。杨杰向蒋介石报告了这一克制敌人的战略后，并慷慨激昂地报告了日本不断增加兵力，前方战事非常激烈的战况，要求增援部队，坚决抗击日军。何应钦在旁听了杨杰的这番话，很不高兴，他说：“前方没有什么激烈的战事吧！”杨杰说：“我刚才从前方回来，难道还不清楚吗？”何应钦就叫王伦打电话去前方问问徐廷瑶，前方的情况怎么样？王伦回来说：“前方很平静”。杨杰听了非常气愤：国难当头，这些达官显贵，可以不顾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扯其谎，自欺欺人，蒋介石本来就不愿坚决抗战，现在有此回电为根据，不支持杨杰当然就不会受谴责。
蒋介石走后，还是害怕抗日情绪不断高涨，于是“召请日本留学生出身之蒋作宾、张群、黄郛诸要人，前往南昌，以华北问题作为对象，而加以讨论，经各方要人以抗日之徒然不利，向蒋氏献策之结果，如命中央军停战，以确保华北之中央地盘，同时在华北以谋与日本折冲接近，驯致中日关系，渐有复为归正常趋势之意见，业有一致之象。”南昌会议后，蒋介石得到亲日派的支持，而且又有会议讨论结果为依据，蒋介石就“名正言顺”地命令长城古北口的国民党中央军四个师团后退于密云怀柔一线。杨杰的后退配备战略最终不得采用，只好愤慨地辞职。
蒋介石即任何应钦、黄郛主持北平军分会，由徐廷瑶代理杨杰总指挥职，结果，长城战事失败，何应钦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签订了可耻的《塘沽协定》。
杨杰在日本侵略中国初期的第一个战略计划终未能得以实现。此后，在整个抗日战争中，蒋介石再也没有将军权交给他去和日本对抗，杨杰反抗侵略者，保卫祖国的独立自由的夙愿不得实现，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憾事。
二、消耗战略
针对日本侵略者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杨杰提出节节抵抗、诱敌深入、一举歼灭敌人的消耗战略，以克制敌人。
1934年至1935年，杨杰对欧洲二十个国家进行了考察，特别对德、意考察后，进一步认识到不仅日本要扩大战争，世界大战的爆发，已成不可避免的了，他写了《欧洲各国军事考察报告》一文，向蒋介石建议：赶快进行重工业的建设，进行国防工业重心的兵工业的根本建设，克服依赖外国武器的弱点，力求自强，建设独立自主的兵工业，否则“职预料世界火拼战祸一开，必蔓延全世界。是时，各国自顾不暇，敌必以海军封锁我各口岸，断我军火之来源，是时，虽以万万金，不能得一御侮之工具。”蒋介石没有采纳，却用巨资去修建沪杭公路，给日后日本进攻上海提供了方便。
杨杰认为，要打仗，就必须研究战略战术，认识战略战术。他指出：“战术，就是战场（专指战斗区域）以内指挥一军队的方法。战略，就是战地（可大而至全国）以内，统帅诸军的方法。”关于战术、战略的认识，世界上有两派，一派认为是科学，称为软派，一派认为是艺术，称为硬派。杨杰认为世界上各次战争指导上，虽守有一定不变的法则，但实际应用后，不可能像数学一样，产生同样的结果，所以“战术之为艺术而非科学”，因此，研究战术的着眼点：1.须明了各兵种之性能，及其使用之方法。2.以精敏之眼光，清醒之头脑，判断地形之价值，而有利使用之。3.须有实战之经验。4.多读战史，以求教训。5.活用原则。为此，其先决条件：须对原则彻底了解，切实牢记；须有强大的审判能力，以辨别各种原则之运用，是否合乎状况之要求；须有推理的智能，俾举一反三，闻一知十；须有冷静的头脑。要具备这些条件，才能很好地研究战术、认识战术、运用战术。虽然战术者，生死之道，存亡之地，但是战术并非神秘不可测，它也有一定的作业方式。杨杰举例说明：例一，表示简单之决心者，如“军师继续攻击当面之敌”，此“攻击”二字，即决心之表示。例二，决心而带处置者，如“师以攻击敌人之目的，以一部由某道向某处主力攻击前进”，以一部由某道向某处主力攻击前进为处置，攻击二字为“决心”。例三，决心带处置及理由者，如“师以各个击破敌人之目的，主力……攻击……之敌”为处置。例四，决心之中又带决心者，如“师预期与敌遭遇，向……前进”，预期与敌遭遇是决心，“向某处前进”亦是决心。例五，现在之决心牵动将来之决心者，如“师以于明拂晓攻击敌人之目的，现在某地宿营。”现在某处宿营为现在之决心，但宿营时并须准备明拂晓攻击敌人，故牵动将来之决心。所以他认为否定战术作业有一定之方式是不对的。
杨杰从理论上阐述了一般的战略战术之后，进一步研究了世界列强的战术，他分析：自1927年以及今日，八年之间，世界战术，又随时代之进化而变迁，世界各国皆因国家民族之环境，兵器素质，国民性之不同，遂各有独得之战略战术。不肯东施效颦，墨守前人阵法。于是某国，因其当前之敌为二国，而此两国之土地人口，皆数倍于某国。若以迟缓之战术，则某国必不能久持，难于取胜，遂倡为速战速决之战术。以雷霆万钧之势，克服敌人。所谓运动战解决战争是也。再言俄国，其战术，名为逐退战术，其用意在脱离其不利之战场，与敌决战，而利用有利之地形，以达成其目的。又如法国，因自度其数年来之准备，其势力之雄厚，足以灭其敌人（德），遂取攻击战术（但法人做事稳慎，在未攻击之先，务将国境要塞筑设坚固，以为万一攻击不利时退守之支撑点。使敌人不得越法境一步）。至于英国，则以海军关系，高唱游击战术，以巩固其领海权。凡此皆形势使然，不能强其一致者。这就是1927年以来，世界战术根据各国不同的具体情况而变迁之趋势。
杨杰在分析了列强的战略战术之后，明白地指出，我们的敌人，就是帝国主义，他们对我们是极其凶残的，他说：“我国唯一的敌人即为帝国主义，彼之对我，无所不用其极。”因此，“我国处此趋势之下，非有一出自心裁之战术，必不能自适其生存，吾人既知我国仇（日本）之战术，以速战速决为唯一法门，则我之所以应付之者，除应用节节抵抗，诱敌深入，然后一举歼灭之消耗战术之外，别无他法。”杨杰是在理论上研究、认识了战略战术的基础上，又研究分析了列强的战略战术，进而研究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做到了知己的主观之观察，又有了知彼的客观之观察，才提出了这一具有持久战性质的消耗战术，以克制敌人的速战速决战术，这是完全正确的，中国人民八年抗战的实践也雄辩地证实了这一点。他的这一战略战术思想提出后，他反复对国民党陆大的学员讲解，企图以此来统一全国全军的抗日战略战术思想，在对敌斗争中克服各吹各打贻误战机的缺点，给予敌人有效的还击。
杨杰更可贵者，反对抄袭世界列强的战略战术，提倡根据我国的国情及特殊的地形，利用其有利于己的特点，创造出适合我国反侵略战争的各种各样的战术。他说：“我国沟圩纵横之地极多，即应创立圩塘战术，我国长江、黄河、珠江、淮河等之大河，世界鲜有，即应研究大河战术，村落错杂之地极多，即应研究村落战术，水田为我国特色，即应研究稻田战术。”他强调指出，山地、海岸、遭遇、攻击、防御等等战术，都要对地形勤加侦察，彻底认识，细心研究运用之良法，甚至地形河流如何改造，兵力如何配备，都要胸有成竹，才能掣肘敌人、战胜敌人。
在论述河川战术时，他指出，河川战争之物质，是人为的短隘路线，随时随地皆可构成，其攻防之指导，与其他之固定隘路相比实为困难。河川战术防御之种类可分四类：
1.河川后之防御：即隔岸防御，如为决战之目的，则直接配备，并控制机动之部队。如为持久防御，则因正面过广，以后退配备为宜，并须主力完全控制，但如能确知敌人渡河点之所在，则亦可直接配备。
2.河川前之防御：即背河防御，假定敌人自北岸来攻，防者即可架桥，以主力于北岸防御，因河之依托，不虑敌之包围，因桥之便利，可以进退自由，可免无背水阵之弊害，况今日战争以机关枪为战斗核心，且又为纵深配备，故正面极为坚强，如实施得当，必成金汤之固。
3.河川侧面之防御：此系判断敌人渡河之后，欲必经过河川之侧面，并非变换阵地不可，故即就河川之侧面以主力防御，趁敌人变换阵地之际实行击破之。
4.夹河川于中央之防御：即在河之两岸同时防御。
关于渡河的方法，杨杰认为可用强行渡河、隐秘渡河、可疑点渡河等方法。
杨杰在论述防御战术时认为：防御之最大要求厥为占领阵地，固如金汤，不为敌人攻击所动，然后方可以言转守为攻也，兵家常言，趁敌过失，转移攻势，此固至善至美之战术，然敌人不待我察觉早已弥补，故唯有占领阵地能固如金汤，不为敌人攻击所动之后，则不必待敌人过失亦可随时发挥极大之战斗威力，毅然转移攻势。因此，正确利用地形及正确判断敌人主攻指向是最要紧的两个条件。
鉴于战争中，遭遇战的发生是极为普遍的，因此，杨杰特别用心研究。他觉得世界上现有的两种遭遇战术：1.认为遭遇战经过迅速，全为直路直进的正面，为戒包围。2.认为遭遇战正面坚强，不易突破，而易成持久战。随着时代的进步，各个时代有其特点，杨杰认为，这两种战术都有不足之处。根据时代的要求，他创立了一种指导今后遭遇战术的准则：
（1）预先遭遇战术，于前进发起之先，务有极整备之包围态势，即系以强大之兵力，控制一侧，与敌冲突，直接取得包围态势，此乃展开即包围之意也。盖既俱有利之态势，自应付正面有余，全部展开，自然将敌包围在内。故展开完了，即是包围成功。但行此法，最注意者，即遭遇线，务须判断准确，始能尽为所期，完成使命。否则指导线错误，在前在后之地形变换，而仍实施原来之企图，自不免产生意外之障碍，遂致运用不灵。但欲判断准确，则非有清醒之头脑，以洞察敌情，通晓地形不为动。
（2）全盘避开过早之展开，并控制适当之兵力，正面在敌人展开之先，展开完了，取猛烈之攻击，以控制之兵力，使用于敌军之一翼。盖包围敌人为最有利之举动，但因其有利，则顾虑不可不周到。例如仅与敌人正面作战，而不同时并行包围，则虽攻击，亦不能成功。反之仅先行包围，而正面不同时猛烈并进，则适暴露我之企图，及正面之薄弱，敌人正可乘包围尚未成功之先，以雷霆万钧之势，直路直进，向我中央突破。故为避免此种弊害，自然不能展开过早，同时在行包围之际，必先使正面之部队，向敌人猛烈攻击，以掩我之包围企图，而靡敌向我先行突破之意志，及其后方对我包围之企图。然后正面可以支持，而包围亦能成功。
遭遇战展开之方式，可分为统一展开，及逐次加入战斗两种，但权衡利害，则以统一展开为有利，因逐次加入战斗之方式，为被动地位之行动，且战场秩序，容易混乱，部下不明企图，精神更难专一。凡此皆为战败之根源，故为情况许可，在可能范围内总以能避免为最妙。但若在欲确保前卫既得之要地，或减少前卫之痛苦，或扩张战果等紧急之情况下，因统一展开较为迟缓，则逐次加入战斗之方式仍有采用之必要。
杨杰认为，地形可以左右战争的胜败，现地战术即是以地形为主，所以凡是一个问题出来，总要把地形的价值判断清楚。战术之道无他，只要懂得心理物性，就能发挥好战术，换言之，只要能将平常事物的性理，运用到战争上去，就能打胜仗。
杨杰的这些战略战术思想的论述，绝大部分是对国民党陆军大学学员讲的。他从1931年至1937年春主持陆军大学以来，培养出来的陆大学员，正好赶上国共第二次合作，参加了抗日战争。杨杰自己既然不能亲自去指挥抗日军队，因而他希望能够统一中国军队的战略战术思想，在实际战场上不至于因意见不合贻误战机，或相互配合不当而使战役失败。陆大学员应用杨杰的战略战术思想，在抗日战争中是起过积极作用的。
但是，在蒋介石集团片面抗战方针的指导下，杨杰的战略战术思想没有发挥出应该起的作用，如针对敌人速战速决的战略，杨杰主张采取节节抵抗、诱敌深入、一举歼灭敌人的消耗战略，这显然是主动的持久战略思想，但在实际中国民党军队结果是形成了节节败退、失地千里的被动局面。与此相反，共产党领导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采取全面抗战的方针，由于军队得到人民的支持，各种游击战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抗日战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统一战线正式成立，中国政府决定抗日。蒋介石叫杨杰作出一个对日作战的抗战计划，杨杰根据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侵略本质的了解分析，提出了采用“持久战的战略战术，利用空间争取时间，逐渐削弱敌人，使我转弱为强，最后战胜敌人”的战略计划，呈给蒋介石，希望蒋介石能够采用，并能任他为统帅部的参谋长，让他全盘运筹指挥对日作战，打击侵略者，保卫国家、民族的独立，以尽军人的天职，了却终生的夙愿。可是，蒋介石没有任用他，而是任用亲日派何应钦做了参谋长。杨杰在“卢沟桥事变”时，根据敌我力量、我国的国情及各种特殊的地形，再次提出了持久战思想的抗日战略战术是正确的，然而仍然得不到采用而不能实现。但蒋介石利用杨杰的才能为他出力，所以派他到苏联争取抗日军事物资的援助，杨杰到苏联后极力陈述中国抗战的困难及对世界和苏联的影响，得到了苏联上下的同情与支持，获得了苏联的提供贷款、军事物资及军事人员的全面援助。
武汉失守后，蒋介石电示杨杰，望他要求苏联一次派几百架飞机，轰炸日本的重要城市及军事根据地，以使战局能够“急转直下，一举成功”，事实上，在世界形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苏联也在争取时间，积极扩军备战，当然不可能替中国抗战，为此，杨杰除向苏联求援外，他给蒋介石写了立足于自力更生基础上的《抗战建议书》，提出：
甲，西南为政治经济资源防战之右轮，故对于广州视为生命之门户，不惜牺牲锐意克服之，同时倾全力注重英、法之外交，西北为反攻予敌包围运动之左轮，故于西北各省，集结强有力之兵团时出威胁（敌之侧背），同时在西北着手训练新军，指导游击队之大规模之活动（实应积极着手）以分敌势而期持久。并加深中苏之大量援助，俾倭苏仇嫉益深，终于开衅。
乙，征练新兵数百万，维持战斗员之补充。以新法土法并用，尽量开掘矿产品，以资抵换军需品。
丙，打通滇缅公路及安南之借道，俾军需接济应时而到。
杨杰认为，此时“日本的战略必以最大努力要求在同盟军的力量未集中之前进行决战，它所争取的优势，不在全面而在决战点。”杨杰针对日本的战略计划，提出这一简短的《抗战建议书》，表明了武汉失守后，杨杰对中国抗日战争提出的全面战略计划。这是他立足于自力更生、坚持长期抗战的认识的基础上对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的主张，这是符合于当时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的。
杨杰把西南定为抗日政治、经济、资源防战之右轮；把西北定为反攻包围敌人的左轮，这是有策略而有全局思想的。以西南为防战，可避免作战物资的被切断，起到坚持顶住敌人的作用和消耗敌人的作用。以西北为反攻包围敌人之侧面及背后，可以动摇敌人的后方，分散敌人的势力，以期持久，达到最后打击消灭敌人的目的。表现出了战略家的深远战略及智谋的视野。杨杰还提出要注意英、法外交，争取国际援助。杨杰在任驻苏大使时，蒋介石曾派杨杰去巴黎和英、法商谈，杨杰和法国总理会晤后，得到了军事物资的援助。杨杰提出在西北着手训练新军，指导游击队大规模之活动的建议。蒋介石采纳了这项建议，西北新军在中国共产党的具体帮助下，组织、训练成一支思想、军事技术都有一定素养的抗日军队。但是，它的成长，使蒋介石不能容忍，因而，在国民党反共摩擦中，又攻击解散了这支军队，自己损害了自己的抗日元气，使新军没有能够发挥出杨杰预想的作用。可是，被解散后的新军，绝大多数投入了八路军队伍，在正确的军事思想指导下，在抗日战争中，仍然起过相当的作用。至于杨杰的征练新兵数十万，维持战斗员之补充的建议蒋介石也采纳了，但是，由于蒋介石政权十分腐朽，官员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多数官员反以借征新兵而中饱私囊，因而，征兵不问素质，抓了一些老弱残病者以充其数，官员又克扣士兵粮饷，虐待新兵，引起士兵和家属的不满，当然就不能够在战场上发挥战斗员的作用。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杨杰在抗日战争中的相持阶段的战略战术思想，虽然是符合国际国内的具体情况，符合敌我双方的情况，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是正确的，是可以行之有效的，但是，由于政治制度的腐朽，上面的命令、意图，下面不能执行、贯彻，因而不能发挥它应有的积极作用。这说明再好的战略、战术计划，也需要相应的政治制度来配合。
三、毁点战术
抗日战争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针对敌人以点制面的战术，我们要采取毁点战术，迫使对方不得不放弃这些据点。
1940年初，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反苏逆流，英、美为了自身的利益也开始较积极地支持蒋介石，于是蒋介石在国内也掀起了反共高潮，在这样复杂的国际国内条件下，杨杰被免去驻苏大使的职务回国。
杨杰自始至终主张抗日战争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对日军应该主动积极地展开反攻，他反对不切合实际依靠外国替中国抗战。为坚定抗日信心，他深刻指出：“日本与德、意轴心的关系，只想共胜利而不愿共失败。如果德、意两国在争夺非洲作战中取得了胜利，他们自然也要推波助澜，趁机进攻印度或澳大利亚；如果德、意在非洲失败，日本仍可转而进攻我国。切不可认为一旦德国失败，日本就不能过日子。我看日本即使放弃进攻印度和澳大利亚的企图甚至退出南洋群岛，但他们绝不会轻易放弃灭亡中国的打算……说到底，抗战主要靠自力，而且应该深信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也可以展开反攻，收复失地。敌军进攻我国，历来采取以点制面的战术，我们就要针锋相对，采取毁点战术，迫使对方不得不放弃这些军事据点。”
由于日本是小国临大国，随着国民党战场的溃败，沦陷区扩大，日本兵力不足占领大片土地，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沉重地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迫使他放弃全面占领而采取重点占领，因此杨杰主张采取毁点战术是正确的。事实上，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游击队就是一个一个拔掉日本侵略军的据点，使敌人在中国的统治逐渐缩小和动遥。
1944年，同盟军在欧洲接二连三地打胜仗，而我们在豫湘桂却吃了败仗，有些人就没有信心坚持抗战，认为只有等待盟军来打日本了，杨杰不赞成这种看法，他说：“有些人很悲观，只是眼巴巴地希望盟军来打倒日本，自己不肯卖力，以为胜利可期，我个人看来，打倒日本是要我们来当主角，我是相信小可以敌大，弱可以克强的人，认为是有方法可以打倒敌人的，我们应该将敌我强弱的程度切实分析一下，在相差一间之比例下，只要改变战争方式，是绝对的可以独立的打击敌人的，在盟军作战的配合下可以得到胜利的，因为我们的命运是要靠我们自己去开拓它，不是靠人家可以解决我们的命运的，若是存依赖心，我恐怕盟军是胜利了，我们仍然是失败的。”“我们与盟军只能讲配合协同，不能专靠盟军的胜利来代替我们的胜利，更不要望盟军的胜利分给我们，若果自己的命运自己不去开拓它，就如一个穷人自己不努力，专存依赖心，一味望着有钱人来布施他，解决他的生活一样，如此中国的胜利恐怕要成空喜欢，结果去了一个又来了一个，甚而来了几个支配的。”杨杰如此深刻透彻的分析，不仅体现了他具有客观、科学精神的军事战略家的卓识远见，而且表现了他希望国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爱国热情。特别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帝国主义代替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中国人民的胜利真的成了空喜欢，历史的进展雄辩地证明杨杰的分析完全正确。
杨杰从军事观点出发，认为国民党军队落伍的原因有几点：
1.中国军队从全体上说，患的是时代病（落后于时代），全体既有了病，自然不能叫某一部分能健全了。
2.中国不问时代，不辨环境，不审对象，老是不尚科学、不切事实，专事谈仁义道德，反说物质有时而尽不若仁义道德礼让和平之当。
3.打了好几次败仗也不会醒悟……眼看领土都丧失大半了，还是昏昏迷迷的过日子，没有长进，想是民族已衰老了。
4.更可怪者依靠心更比以前更甚，前几年还有点朝气奋发有为，现在只是一味望敌人垮杆或是盟军胜利，或是老天眷顾。
5.军队的腐败更是怕人，挨了打不去考察失败的原因，也不去向敌人学习，也不想办法打击敌人，坐望山河破碎。
6.军队训练总是脱离不了旧套练兵，也不实际射击，这样的队伍用它来作护卫或者可以吓老百姓，若用他来打仗是毫无力量的。
杨杰对国民党军队打败仗的原因分析，是切合国民党军队的实际的，而且非常尖锐。知道了军队落伍的原因，怎么办呢？任其自流吗？当然不行，必须改变这种落伍的现状，要打败敌人，就要改造军队，可是打仗期间，当然没有充裕的时间，因此，只能边打边改造。
杨杰认为，要改造军队，打败敌人，第一，要提高战斗本领。他说：“我想必先确定战术思想，在今日对优势敌人作战，必须采用阴阳战术。即用三个手段阻止敌人进攻，以免再失土地，就要用阻塞战术，阻塞者配以阻塞及破坏材料，用阵地战方式作战；处处打击敌人，使敌人不敢深入，就必须用游击战术，任游击者配以轻兵器及破坏器材，分便衣（伪装）、武装两种奇袭方式或潜伏方式作战；要反击敌人，就必须用精练的部队打敌人要害，或其薄弱处袭击敌人，任反攻者，装备较优、正规训练，提高战斗水准，专攻敌人弱点。第二，打胜仗唯一的方法是各官兵有专精的技术和不怕死的精神。第三，技术的提高不外教育与各个本身之自动学习。英、美、苏不惜将原来的旧方法一脚踢开，专门学习敌人，更专钻制胜之术，故有惊人的表演，中国人如能照办，英、美、苏所能做到的，中国人亦能做到。”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要战胜敌人，杨杰不仅提出具体的阴阳战术来克制敌人，更可贵的是把提高专精的战斗技术与不怕死的精神，作为战胜敌人唯一的方法，说明士气和武器都是重要的，并特别指出：“此两者关系于战争胜败的成分，比较起来，实以精神力为多，因为物质力永远不变，毫无伸缩变化之可能，而精神力则不然，真是其大无内，其小无外。”“因为精神力的伸缩伟大，物质又随之变为利器，也可以随之变为废物。”所以，有为的指挥官就是能够操纵精神。就是能够立于主动的地位，主宰战场支配战局。然而攻击、防御、退却、追击四者虽都是战术的方式，都可以主动地实施。
此时的杨杰，已经认识到战争与人民的关系、战争与社会制度的关系，因为，从“九一八”事变以来，他提出了总的抗日战略计划，又提出了适应各个阶段实际情况变化的战略计划，以及各种战术方法，但是，都未能在国民党指挥的抗日战场上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作用，这使他万分感慨、万分悲愤，从而认识到：“战争是一棵有生命的树，它必须深入到广大民众里，它的枝叶才会茂盛，才会生生不已。”国民党片面抗战的方针，不要人民，也不敢发动人民参加抗日，战争这棵有生命的树，得不到滋润灌溉，当然枯萎。
他指出：“意大利政变，墨索里尼倒台，这说明法西斯政治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孙子所讲的‘上下同欲’就是民主，就是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因此，我们可以断言，民主国家必能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我们的抗战要取得胜利也要发扬民主，加强团结，如果政治上还想走独裁、法西斯的老路，必然自取灭亡。”铁面无私的客观历史事实鞭策着他，教育着他，使这位真正热爱祖国的军事战略家，最终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