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河口起义，是辛亥革命前又一次武装推翻清政府的尝试。它虽然失败了，但有些经验教训还是可以总结的，以提供我们研究辛亥革命成败的原因。本文试图对河口起义作些论述，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教！
一、河口起义的背景
1905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这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团结在反清旗帜下的各派革命者，终于有了统一的组织，有条件整齐步伐，一致号令，向着清政府冲锋陷阵了。这使孙中山无比的兴奋，他说：“自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后，予之希望则为之开一新纪元。”又说：“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可见孙中山高兴的心情，以及他对革命充满了信心。孙中山在同盟会成立宣言中提出了包括“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这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它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清朝的统治来“建立民国”，这在当时，是符合全国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的。
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以后，会员们很快地就分头回国到各地去组织革命团体，联合爱国人士，准备起义。全国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就云南来说，法国那时在云南修建的滇越铁路已通到昆明，并且掠夺了七个府的矿产开采权。英国也伺机侵略我国边疆的片马等地。法、英帝国主义对云南省的加紧侵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云南人民更感到“内巩国基，外御强敌”的迫切，于是积极起来反抗。1907年，云南同盟会会员创办了《云南》杂志，在发刊词中号召云南人民“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万死不懈，以抗强敌”。一时以昆明、腾越的同盟会支部为中心，联络爱国革命人士，组织了许多革命团体，这样，云南就成为策动革命运动的重要省份之一。
云南现代地方史研究与此同时，同盟会迅速展开了和改良派“革命与改良”的大论战。经过论战，改良派失败了，丧失了在思想和舆论界的领导地位，于是，必须用武力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中国近代出现了又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
孙中山懂得，处于清政府的暴力统治下，要想夺取政权，建立民国，只有用暴力对付暴力，进行武装起义，推翻清政府的政权。于是伴随着革命派在论战中的节节胜利，就出现了以萍、浏、醴起义为开端的武装起义高潮。
萍、浏、醴起义虽然失败，但它爆发于中国腹心地区，以劳动人民为主体，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参加人数之多，为历次起义所不及，是同盟会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起义，它激起了巨大的反响。继之，孙中山又着手领导了南部起义：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之役、防城之役、镇南关之役、钦廉上思之役、河口之役。
1908年3月，越南法国殖民当局应清政府要求，驱逐孙中山出境，孙中山临行前，命胡汉民留守越南河内机关部，同时命黄兴为总司令，再次在钦廉地区发动起义，并命黄明堂规划进取云南河口。
二、河口起义
河口地处中越边界，有滇越铁路经过，北可达昆明，因此，清政府也很重视，在此建有炮台四座，重兵防守，而孙中山的机关部设在越南河内，计划在云南发动起义，河口当然是必争之地，所以谋取河口，进图蒙自，以窥全滇，是河口起义的目的。
1908年4月，孙中山委派黄明堂筹划云南起义事宜，以王和顺、关仁甫为辅。关仁甫事先进入河口，对清军防营进行策反工作，并且奖励凡携械投降者，给银元1元。准备工作完成后，4月29日夜2时，黄明堂等率所部200余人从越南边界渡河，得到清军防营一部响应，共500人，向河口进攻。4时，占领河口。城内警兵相率反正，清军管带岑得贵等惊慌失措，赶忙逃入半山炮台，与防务处督办王镇邦合力死守。4月30日，起义军奋力攻山，管带黄元贞投降，王镇邦也诈称愿降，但却暗中命亲随射杀上山说降的革命党人王槐廷。起义军大愤，全力进攻。清军守备熊通用枪押着王镇邦，率部反正，清军全部投降，河口4座炮台均为起义军占领，得枪千余，子弹70000发。革命军处死了王镇邦，成立了云贵都督府，河口起义成功。接着，黄明堂以“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名义出示安民，声称：“本军政府因义讨暴，以民请命”，《神州日报》1908年5月13日。并宣布军律若干条，同时向各国发表宣言：“本军政府今起国民军，拟欲推倒现今之清政府，建造社会主义之民主国家，同时对于友邦各国益敦睦谊，以维持世界之和平，增进人类之幸福。”其条文主要有：
军政府占领地内之外国人民财产一体保护；
军政府占领地内，外国人于条约上已得之权利，皆得继续有效力；
外国人若直接援助清政府妨害国民军者，国民军将其认作敌国；
外国人若以战争用品接济清政府，则国民军立即没收之。
在革命非常时期，制定正确的对外政策是保证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
义军还得到了河口商人和越南华侨的资助。河口商人资助1700余元，越南华侨资助4000余元，并运来大米400余包。
5月2日，关仁甫率军400人左趋蛮耗，准备进兵个旧，攻取蒙自。一路连克巴沙、田防、安定、新街、万河等地。4日，王和顺率兵沿铁路北攻，清军纷纷来降，王部占领南溪。
5月3日，孙中山在新加坡电委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7日，黄兴进抵河口，力催黄明堂沿铁路进攻昆明，黄明堂担心粮食不继，犹豫迟疑。黄兴焦急，准备亲率各军前进，黄明堂仅派百人。由于缺乏思想基础，主力军又多半是变兵，所以行军不到一里，士兵便向天开枪，齐呼疲倦；再行半里，便一齐哄散。黄兴无法，只好折回河口，派人至前敌找王和顺商量，王也以兵疲弹缺为虑，在此情况下，黄兴仍拟率军先取蒙自，而将士多不听命，并要求再发一月的饷。不得已，黄兴于5月9日返回河内，准备多买一点驳壳枪，成立一个司令部或敢死队，强制士兵服从命令。住一日，复乘车北上，过老街时，被法警截留，解送出境。
河口义军初胜利之时，蒙自关税务司柯必达（法国人）、法领事白鼎业即电总税务司及驻北京法公使。彼等立转清廷之总理衙门，遽以上奏，一声迅雷，举朝震惊；军机处传旨，一面将云贵总督锡良交部议处，以及临安开广兵备道增厚、开化镇白金柱等摘顶留任，责以恢复，并派金柱总统前敌各路之兵先进；一面电饬赴京引见之云南藩司刘春霖，路途折回，驰赴前线总统诸路之兵，迅图恢复。同时电饬广西巡抚严防边界，必要时出境会攻，及电川黔两省，整兵待命赴援。同时求法使代电该国由越出兵夹击，并电驻法公使刘式训向法政府乞师，作一网打尽，清廷以只顾眼前之计，竟未考虑引狼入室的后果。
5月6日，法政府表示“自当竭力相助”。《驻法公使刘式训致外交部电》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初七日，军机处电报档案。21日，法国驻蒙自代领事罗柯声称：“尽快结束目前的骚乱实为至要，否则它会给我们带来不祥的后果。”这一时期，越南法国殖民当局封锁边界，禁止起义人员及粮械进入云南。26日，在清军白金柱部进攻下，河口失守，黄明堂率600余名战士突围撤入越南，被法国殖民当局解除武装，强行押送到新加坡遣散。
在此期间，比利时中国留学生听到河口起义胜利的消息，非常高兴，同时知道清政府电驻法公使，将借兵平乱，留学生们愤慨万分，便电告东京《云南》杂志社。5月24日，杨振鸿、赵伸、吕志伊等以云南留日同乡会名义，邀请全体留日中国学生召开云南独立大会，宣称：“云南人绝对的不受清廷之支配，亦绝对的不受他国之干涉。”会后杨振鸿邀约数十人秘密返国，打算入滇援助义军，到达香港时，知道起义已经失败，就没有再到河口，而是到仰光去了。
至此，孙中山在中国南部亲自领导的6次起义全部失败。
三、河口起义的经验教训及其意义
根据以上河口起义的背景及经过，我们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河口起义的经验教训：
第一，孙中山因为两广和云南都是近代中国社会动荡剧烈的地区，会党势力深厚，人民富于反抗精神，这一地区离清政府的统治中心遥远，统治力量相对薄弱；又有漫长的海岸线或国境线，便于从国外输入饷械和人员，而且1903年的云南周云祥起义、1904年的广西陆亚发动起义，都曾给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巨大鼓舞，由于这些有利的条件，所以孙中山选择南方为“起点之地”，而取云南，拟先取河口，进而蒙自，进而全滇。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第二，河口起义军由黄明堂等率所部300余人从越南边界渡河，得到滇军防营一部响应，共约500人，起义军攻占河口后，城内警兵相率反正，4月30日，河口4座炮台被攻下，士兵英勇奋战，沿途也有一些苦力参加，故而很快打败清军取得胜利。
但是，因起义军中，多以变兵为主，他们多因清廷官吏贪污腐败、克扣粮饷，故而广大士兵不满。这时，关仁甫于起义前先入河口对清军进行策反工作，与清军防营约定，起义军入境时，清军内应，如能携械投降者，还奖给银元一元。当起义军攻下河口后，对这些反正的变兵应该及时做思想宣传工作，把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斗争道理，向士兵宣传，同时与当时人民反对封建压迫、剥削的斗争结合起来，起义军才有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矗可是，义军领导急于进攻蒙自，没有很好地整顿队伍，教育团结广大士兵，因而当孙中山为加强起义领导力量，派黄兴到河口具体指挥起义时，黄兴又没有召集各路领导者开会统一思想，而是急于进攻蒙自，结果，士兵多不听命，行军才一里多路，就一齐哄散，黄兴进攻蒙自失败，无法指挥士兵，又得不到其他指挥者的支持，只好折回河内。这种没有思想基础的单纯军事行动，必然会遭到失败。
第三，河口起义虽然出了安民告示，但是没有认真细致地宣传、组织发动群众，做群众的思想工作，用群众的力量来支持革命的军事行动，在当地自筹粮饷或从敌人手中夺取，支持起义军的长久革命行动。起义军完全靠外援支持，坐镇河内的胡汉民要求孙中山赶快接济十万元（粮饷及武器各一半），孙中山在海外四方求援，可是由于各种原因，一时外来接济不上，这就很被动，必然影响到整个军事行动的进展。所以起义军没有牢靠的群众基础，没有群众的支持，单纯地靠外援支持军事行动，也是行不通的。
第四，河口攻下时，黄明堂曾以“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名义及时出了安民告示，安定社会秩序，使人民照常生活，列车照常运行，这种做法是对的，让群众知道起义军的目的，以安定民心，使起义后的河口社会秩序迅速恢复，让人民了解起义革命军的本质，是应该肯定的。
与此同时，对外也有一些条文规定。
我们知道，制定正确的对外政策是保证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河口于1895年辟为通商口岸，法国政府就在这里设立了副领事署。革命军所颁布的条文，注意保护外侨的生命财产，反对帝国主义和清政府勾结，是正确的。而承认“外国人于条约上已得权利”，这虽然在当时的非常时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就是作了这种过分的让步，革命行动也没有取得法帝国主义的同情。相反，法帝国主义者和清廷勾结，很快进攻革命军，使河口失守。
第五，起义军缺乏统一的领导、统一的指挥和充分的酝酿，以及周密的组织，仓促上阵。义军攻占河口后，孙中山才派黄兴去指挥，然而黄兴7日到河口后，也没有及时召开指挥员会议，统一思想及步调，更没有整顿士兵，进行革命思想工作，巩固现有的军队，招募扩充新军，改造建立成一支革命的新军，而是急于进取蒙自，攻占昆明。黄明堂、王和顺等思想又不统一，相互之间得不到真诚的支持，所以进军失利。这样，起义军就只可能在个别地方突破而不可能有大片区域的发展，必然无力抵御清兵的四面围攻，更应付不了外援断绝后的艰难局面。
第六，此次义军不但得到河口商人和越南华侨的资助，还得到了国外留学生和爱国热血青年的响应，他们纷纷回国支援义军，这些都说明腐朽的清政府的统治，已到了崩溃的边缘，起义军的革命行动，是得到人民的拥护与支持的，反映了当时人心所向及华侨的爱国传统。它感召影响了一大批爱国青年投入革命的洪流中。朱德说：“我就是在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影响下，1909年在云南讲武堂参加同盟会的。”
河口起义的意义：
第一，包括河口起义以前所有起义，虽未成功，却沉重地打击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自此以后，清政府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形成了“各省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清吏皆尽入恐慌之地”，甚至“一日数警”。孙中山的这一说法，完全刻画了当时清王朝在被起义军不断地严重打击下，处于四面楚歌的崩溃前夜的惊慌失措的情景。
第二，这些武装起义，有力地推动了群众运动的迅速高涨。革命党人不畏牺牲，前赴后继，英勇奋战的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热情，使“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当时在各处起义军的影响下，群众斗争彼伏此起，遍及全国，与革命派的武装起义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巨大的革命洪流，势不可挡，向着腐朽的清朝统治政权，汹涌澎湃地席卷而去，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向了新的高潮。
第三，这些武装起义，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统治者，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它还为即将爆发的武昌起义提供了可贵的经验教训。
这些起义的历史证明：“这几年孙总理、黄克强等在沿海几省，靠几处会党，携少数器械，东突西击，总是难达到目的。”“革命地应居中不宜偏僻。”这些说法，就是根据历次武装起义的情况而总结出来的，因此，一些革命党人吸取了以往历次武装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以后，决定在中国的中部举事，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部，以加强对中部的组织领导，具体指导长江流域的革命斗争。于是湖北共进会和文学社实行联合，这就使长江流域的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不久终于爆发了导致清朝覆亡的武昌起义。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权，最终被推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