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厦门的生活，始终笼罩着淡淡的哀愁；但他也承认，中间还夹带些愉快：复仇的愉快，爱的愉快。
上海分手以后，当他乘海轮颠簸于浪涛之间，便一直凝视着后面不远不近的一只轮船，疑是许广平乘坐的广大号。这时，他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害马”了。到了厦大以后，几乎每天都到邮政代办所里等许广平的信。寄出的信也很频繁，有时天天一封，一天两封，甚至在夜里出门把信投入邮筒，直到接到许广平的“命令”，不准“夜半临深池”而后已。
预期会面的日子太迢遥了，哪怕是两年。时空的距离使人煎熬得苦。作为一种抗拒，他常常独坐而默念远人，尤其在电灯下，窗外大风呼呼或明月皎皎的时候。
比起男性，女性的思念特别热烈而柔韧。从赴广州的头一封信开始，许广平便用英语“亲爱的老师”称呼鲁迅，文中或称“乖弟弟”、“傻孩子”，具名是英语和拉丁语的合写：“你的害马”，信写得很长，很细致，常常以鲁迅的健康和安全为念。她也喜欢默念，在那夜不成寐和早上梦醒的时光。为了使鲁迅在冬季取得一种恒定的温暖，她赶织了一件藏青色毛背心，同一枚日本进口的“金星石”图章一起寄去。在图章上面，镌刻着世界上最美丽的两个字……
从此，信件穿梭般往来，邮筒成了彼此共同关注的中心。
对于鲁迅，许广平不但交付了全部的女性的热情，而且以她对社会和人生的直观把握，影响着自己的这位阅历丰富而疑虑颇多的师长。
到校才几天，她便了解到全校学生的政治态度以“右倾”为多，有少数是西山会议派，其余都是盲从。对中山大学的五委员，她也做了比较中肯的分析，以为从总体上“完全左倾”。在她看来，广州虽然复杂，但思想较为自由，“现代派”是禁止的，而“共产书与人”则可以明火执仗，通行无阻，所以积极鼓动鲁迅前来广州。
后来，她颇惊异于“广州一般人也不欢迎共产”，通过进一步观察，发现在“党立政府”内部派别繁多，甚至出现“互相倾轧”的“叫人闷气”的现象。她认为，广东“民气甚盛”，“有似法国革命时情形”，如果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联合，是不难打倒右派的，但是，也得看北伐的前景如何，是否可以继续向帝国主义胜利进攻，在党内组织方面是否压倒反动派。她虽然已经发觉中大的一些委员向右转，向后转，中央政府的人物，也多是灰色接近树的派的，然而仍旧主张鲁迅按原计划南下。
她表白自己的看法说，一个人在没有被打倒或自行倒下之前，教书是好的，倒下后则可以闭门创作。但是，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倒下后的著作是否还一样保持原有的地位呢？鲁迅认为，“以中国人的脾气而论，倒后的著作，是没有人看的”。她对此持有同样的见解，所以，即使已有中大为右派掌权的传言，还是殷殷劝诱道：“你是人目为没深色彩的，姑且做文艺运动，再看情形，不必因他们气馁……”
总之，许广平是很有主见的。在与鲁迅两人之间长达一个多月的关于“牺牲论”的讨论中，亦刚亦柔，或纵或收，更见新女性的丰采。
鲁迅接到中山大学的聘书后，心里很乱，收到许广平的信好几天了，也想不到如何作复，这在他是很少有的。11月5日，他终于执笔写了。他把到广州“不合”的几点告诉许广平，其中着重的一点是，“不愿失了我的朋友”。回顾不平的世路，感触良多，他觉得真正为他悲哀的只有两个人，就是自己的母亲和“一个朋友”。他故意称许广平为“朋友”已不复是一种调侃，欲亲反疏，这里蕴含着沉重的心情和亲切的期待。对于此后所走的路，他列举了三条，随即表示难于下一决心，希望“朋友”代为选择，给他“一条光”。
从文字上，许广平已经感应到了他近来几天的空虚和苦闷，所以在16日的信里，这样深情地劝解他：“你的弊病，就是对一些人则期望太殷，于是不惜赴汤蹈火，一旦人家不以此种为殊遇而淡漠处之，或以待寻常人者对你，则你感觉天鹅绒了。这原因，是由于你感觉太锐敏太热情，其实世界上你所深恶痛绝的和期望太殷的，走到十字街头，还不是一样吗……”又说：“至于异日，唉！那你还是照我上面所说罢，不要认真，而且，你敢说天下间就没有一个人矢忠尽诚对你吗？有一个人，你说可以自慰了。你也可以由一个人而推及二三以至无穷了，那你何必天鹅绒呢……总之，现在还有一个人是在劝你，就请你容纳这点意思……你有闷气不妨向我发，但愿莫别闷在心里。”前一天，也即鲁迅发信求援的时候，她已经明确表示去留的态度了：“你如定在广州，我也愿在广州觅事，如在厦，我则愿到汕，最好你有定规，我也着手进行。”
她把主动权完全交给了鲁迅，对于她，一样愿意“合同”早满的。此前说去汕头，其实并没有非去不可之意，只是鲁迅害怕失去，心里太急躁罢了。
11月21日，许广平收到鲁迅一连几封“发牢骚的信”。下午，她在复信中详细地谈了学校的事情，但是对于“一条光”的期冀却不置一辞。太为难了。
两个人相爱，中间多出一个人，总是绕不开，总是要回到那里去。但是，自己是没有责任的，需要维护的只有爱的权利。他可不同了。在社会上，他是一个有地位的人，对于婚姻的背叛，必将给他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从经济直到声誉。此外，他还有家庭，母亲，容得下硬做吗？他的负担是沉重的。可是，你不能代替他下决心，你没有分担的资格。中国的道德是森严的，上流社会尤其如此。如果各种攻击不至于危及生活，那倒也罢了，然而也不行，所谓真的人生到底是什么东西？要爱，就无所顾忌地爱去，何必给人以这么多枝节的纠缠呢！
次日深夜，她冒着“煽动的嫌疑”，终于直率地写出了自己的意见，虽然遇到敏感的地方还是不得不拐一个弯子。
关于鲁迅到广州的“合”与“不合”问题，只消寥寥数语就解决了，足见她的明敏。鲁迅十分关心她的行止，这是她知道的，因此明确表示“留粤成分为易”，以免除他的后虑。剩下的，便都是“一条光”了。
她对鲁迅说：“你的苦了一生，就是一方为旧社会牺牲，换句话，即为一个人牺牲了你自己，而这牺牲虽似自愿，实不啻旧社会留给你的遗产，听说有志气的人是不要遗产的……”在这里，“遗产”显然是指代朱安。她分析了鲁迅作为“觉悟”的“农奴”，又不能抛弃“遗产”的种种困境以后，说：“我们是人，天没有叫我们专吃苦的权力，我们没有必受苦的义务，得一日尽人事求生活，即努力做去，我们是人，天没有硬派我们履险的权力，我们有坦途有正道为什么不走，我们何苦因了旧社会而为一人牺牲几个，或牵连至多数人……”最后，谈到“遗产”的处理问题：“而事实上，遗产有相当待遇即无问题，因一点遗产而牵动到管理人行动不得自由，这是在新的状况下所不许，这是就正当解决讲，如果觉得这批评也过火，自然是照平素在京谈话做去，在新的生活上，没有不能吃苦的。”她把所说的一切交与鲁迅去裁决，如果鲁迅还是不能抛弃“遗产”，她也仍当爱着，仍当“吃苦”，仍当牺牲。她愿意背十字架。
可是，对于许广平的爱情，鲁迅还不是充满信心的。空间的障碍，从某种程度上加强了他固有的自卑和疑惧心理。因此，对于许广平的去汕，他是无可如何的；况且，从根本上说，他就很不赞成她专门从事政治活动，关心政治而又得保持某种距离，要给社会做事而又要顾及自己，大约这就是他所说的“矛盾思想”。他知道许广平生性好动，一旦置于政治环境之中，那结果将很容易滑入政客一流。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他讨厌政客。所以，在11月18日的信中，他不安地问道：“我不知道你自己是要在政界呢还是学界？”
此后一周间，鲁迅进入了一种自省状态：你说，决心献身于社会事业有什么不好呢？你反对青年读中国书，不就是希望他们做“好事之徒”的吗？待到她真的行动起来时，你又为什么要阻拦呢？你不觉得你太自私，太要别人为你做牺牲了吗？你知道，她还是一个青年，没有你的暮气……想到这些，他的心就沉下去了。
11月20日，他写信报告说：“从昨天起，我的心又平静了。”虽然他自称是因为做出了赴粤和回击高长虹的两项决定，其实“平静”之来，与许广平的去向密切相关。26日的信，他的真实心态便袒露出来了：“HM不如不以我之方针为方针，而到于自己相宜的地方去，否则也许做了很牵就，非意所愿的事务，而结果呢还是不能常见，我的心绪往往起落如波涛，这几天却很平静。我想了半天，得不到结论……自然，以后如何，我自然也茫无把握。”接着说：“我想HM正要为社会做事，为了我的牢骚而不安，实在不好。想到这里，忽然静下来了，没有什么牢骚了。”HM，即是许广平信中习惯使用的罗马拼音的缩写：“害马”。显然，鲁迅心里得不到真正的安宁。他之所谓“平静”者，实际上是故态复萌，自轻自贱，听其自然而已。
11月27日，他接到许广平22日的复信和包裹通知单，“一条光”果真把灰暗的心理照亮了。
雾散云开，晴天霁日。当晚，由于学校发生用电事故，电灯俱熄，无法写信。直到次日午时，几页笺纸就给一种压抑已久的激情填满了。
他检讨说：“我一生的失计，即在历来并不为自己生活打算，一切听人安排，因为那时预计是生活不久的。后来预计并不确中，仍须生活下去，于是遂弊病百出，十分无聊。后来思想改变了，而仍是多所顾忌，这些顾忌，大部分自然是生活，几分也为地位，所谓地位者，就是指我历来的一点小小工作而言，怕因我的行为的剧变而失去力量。但这些瞻前顾后，其实也是很可笑的，这样下去，更将不能动弹。”很明显，鲁迅接受了许广平关于“遗产”处理的建议。对于将来，他这样写道：“总之我以前的办法，已是不妥，在厦大就行不通，所以我也决计不再敷衍了，第一步我一定于年底离开此地，就中大教授职。但我极希望那一个人也在同地，至少也可以时常谈谈，鼓励我再做有益于人的工作。”
兴奋之余，他说：“我觉得现在HM比我有决断得多。”表示了由衷的感佩。
对于前信提及在政界还是学界的问题，许广平自觉学力不足，教学固然不易，而以“直率之傻气”，也颇难于适应政界环境。但是，“不惯在金钱下呼吸”是可以肯定的。无论是鲁迅迟疑于抛弃“遗产”，还是两人分头做事的计议，其实不都是曲为经济而没法吗？所以她说，“人总得要钱，但以钱来叫精神吃苦，总不上算”，从而主张“反叛”，另寻“改善的方法”。这完全是出于以爱情为本位的考虑，结果，她在11月30日的信中做了最后的决定：“汕头我未答应去，决意下学期仍在广州，日来中央政府移至武昌，我的心又飞去好几次，但一默念，总是决定不去，无论如何，我想抵抗物质压迫，试试看是它胜过我，还是我打倒它。”
不意读到鲁迅的“平静”说，这使她的心重又变得烦乱起来。为什么不从两个人的共同生活这方面去考虑呢？为什么只是考虑单个人？所谓“社会事业”者，说破不值一文钱，难道你愿我终生被播弄于其中而不自拔？而且你仍愿忍受旧地方的寂寞无生趣的苦境？单独为“玉成”他人而自放于孤岛，难道这是应当的么？她觉得书信的传递实在讨厌，写罢，措辞多不达意，恐怕还会引起鲁迅的一些奇怪的想法；不写几个字罢，又怕鲁迅等着看信。这时，她真想有一个见面的机会，能彼此痛痛快快地谈上一场！
通信都是参差进行的。鲁迅根本不会想到他的“平静”会带来别人的不平静，至今，他一直沉浸在“一条光”的暖意之中。
12月2日，他写信给许广平说：“在钱下呼吸，实在太苦，苦还不妨，受气却难耐。大约中国在最近几十年内，怕未必能做若干事，即得若干相当的报酬，干干净净。”所以，办事与教书虽然都是淘气之事，在目下也只能如此。他已经能够侃侃而谈了。
这个为现实所困扰的人，居然还有兴致提到相当遥远的未来生活，说：“我想此后只要以工作赚得生活费，不受意外的气，又有点自己玩玩的余暇，就可以算是幸福了。”在自己的生活范围内，他好像从来没有使用过“幸福”的字眼，这该算是第一回罢？谈到去广州的事宜，他说，中央政府的迁移与否于自己并没有什么。他直率得可爱，说：“我并非追踪政府，却是别有追踪。”屈指算来，留厦至多也只有两个月了，还是容易混过去的，何况还有“默念”呢。他以十分亲昵的语调告诉许广平：“这默念之度常有增加的倾向，不知其故何也，似乎终于也还是那一个人胜利了。”
信刚刚发出，就又想写了，其实并没有要紧事，闲谈而已。他兴奋得有点过度。下午，当他在信中谈及未来的广州之行，言辞颇带幽默：“政府一搬，广东的‘外江佬’要减少了，广东被‘外江佬’括了许多天，此后也许要向‘遗老’报仇，连累我未曾搜括的外江佬吃苦，但有害马保镖，所以不妨胆大。”接着，他报告了身体的状况，以及节制吸烟的计划。近来，他吸烟已经发展到每天三十支了。回忆在北京时，许广平深夜流泪劝戒烟的旧事，心里很难受，深觉辜负故人的好意。想到动情处，他写道：“但愿明年有人管束，得渐渐矫正，并且也甘心被管，不至于再闹脾气的了……”
接到许广平12月2日来信，他的神经突然紧张起来，立即写信解释所谓“平静”的缘由，他说，惟恐牺牲别人是自己的一贯思想，但无论如何，将“害马”卖掉的意思是绝对没有的。
假使自己愿意做牺牲呢？许广平接信后，立即写信说他的怕将人当牺牲的思想是十分错误的。她说：“天下断没有人而肯甘心被人宰割，换言之，这一方出之爱护，那一方出之自动愿意，则无牺牲可言。”她认为天下是无所谓“牺牲”的，个中道理，三尺童子可知，而鲁迅这个“三尺多的小孩子”反而误解，于是下罚令道：“当记打手心十下于日记本上。”
同一天，鲁迅收到许广平的一小批礼物：三封来信，一件背心，一枚图章。自然，他很高兴，当即把背心穿在小衫外面，并告诉许广平说，这种穿法比穿在夹袄之外暖得多。他问：“或者也许还有别种原因？”
其实，不说穿比说穿了要暖和得多。几天前，许广平有信取笑他说：“‘默念增加’，想是日子近了的原故，小孩子快近过年，总是天天吵几次，似乎如此，你失败在那一个人手里了么？你真太没出色了。”“出色”乃“出息”的笔误，鲁迅抓住这点，又带出了一小篇“胜败论”。他说：“我之失败，我现在细想，是只能承认的。不过何至于‘没出色’？天下英雄，不失败者有几人？恐怕人们以为‘没出色’者，在他自己正以为大有‘出色’，失败即胜利，胜利即失败，总而言之，就是这样，莫名其妙。置首于一人之足下，甘心十倍于戴王冠……”
简直是微醺中的话了。
鲁迅读到关于“牺牲”的阐释，还有何话说呢？但他并不承认该“打手心”，只是宣布：见面时再行“争斗”。
至此，“牺牲论”的讨论方告结束。
12月底，章廷谦应聘到了厦大。
来前，由于他接到北京朋友的来信，说是厦大里有人要谋他的饭碗，想把他挤掉，一时颇为犹豫。鲁迅是主张他前来就职的，虽然也说了“勿作长久之计”，“随时预备走路”的话。仍然以为可行者，理由很简单：“只要为‘薪水’，念兹在兹，得一文算一文。”
这种“薪水观念”，给章廷谦很深的印象。
到校的第二天，他便到图书馆楼拜访鲁迅。住室的陈设是：一只小水缸，上面浮着一只马口铁的水杓；水缸旁边有铜制的打汽炉，大大小小的铝锅，烧开水用的水壶；板壁上挂着若干大小不等的纸包。自然还有床、书桌、书架、脸盆、暖水瓶，以及其他的碗盏、瓢盆、桌椅板凳之类。
一间可容五六十人的大教室，被利用为卧室、书房、接待室和小厨房，既空虚又充实，既杂乱又严整。
鲁迅动手烧水了。他熟练地倒上酒精，然后打汽，点火，扭动汽门，蓝色火焰便从引擎四沿篷然而出，呼呼作响。整个房间散发着一股浓重的气味。
“常常这样吗？”
“每天大约三四次。”
“这样，如何看书写东西呢？”
“现在也惯了。”
接着，两人又从桌面上吃剩的半碟子炒豆腐干丝谈到饭菜。鲁迅说，今天这个还算好菜，可以吃下半盘；有时不但饭中带沙，炒菜也会夹带一些蚝的碎壳，那是会把嗓子给划破的。他介绍孙伏园走前的状况，说是那时连菜也没有了，只有饭，不得已买罐头牛肉吃，或者由孙伏园自己动手做。章廷谦不禁“嚯”了一声，他对孙伏园的烹调技术是很了解的。
“伏园有一次烧出一满盘血红的白菜来，我问是‘什么菜？’他说，‘似乎红烧白菜之类’，你想‘之类’上面还要加个‘似乎’也就可想而知了。”
章廷谦听罢，和鲁迅一同大笑起来。
“伏园的本领比我高，”鲁迅说，“我是连‘似乎’之类，也没有法子弄的。肚子饿的时候，只好吃点心和散拿吐瑾了。”
其实他是会烧菜的。有一次请吃午饭，章廷谦才发现，他竟是烹制火腿的好手：不但收拾得干净，而且善选佐料，火候也恰到好处。
就在吃火腿的当晚，当章廷谦再去看他时，发现他穿着的棉袍前身烧了一个大洞，直径约半尺左右，忙问：“酒精炉出事啦？”
“没有，”他笑了笑，“叫香烟给烧的。”
原来午饭后，章廷谦辞出时，他正坐在书桌旁边的躺椅上吸烟，大约不久便这样睡着了。
“烧伤了没有？”
“没有。”
“是被烫醒的吗？”
“没有。”
“那么，你怎么会忽然醒来的呢？”
“我也不知道，”他幽默地一笑，“忽然醒来，已经是这样一个局面了。”
章廷谦将这件遭了火灾的棉袍子拿回家去，请女工缝补好再给他。后来到了上海，他还穿过这件打了补丁的袍子。1928年8月，在给章廷谦的信中，他还特地提起这位在厦门给他补过袍子的大嫂。
在沙漠中生活，人情就是绿洲。但是，要找水，还得到广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