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战争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向前推进。
7月，国民革命军分三路从广东出发，主攻目标是直系军阀吴佩孚。前锋于7月11日攻克湖南首府长沙，8月占领平江和岳阳，10月10日夺取了整个武汉。短短三个月内，革命战争的烈焰遍及长江流域，吴佩孚的主力已被击溃，一个全新的军事政治格局开始形成。
正当北伐革命军攻下汉口，包围武昌的时候，鲁迅来到厦大。在沉寂的生活中间，这个消息恐怕是惟一可以给他鼓舞的了。9月14日，他写信告诉许广平说：“此地北伐消息也甚多，极快人意。”此后，还经常不断地传递着有关这方面的传闻。
这时，厦门市区的阔人纷纷搬进号称“万国公地”的鼓浪屿里来，因为他们以为革命军一来，马上就要“共产”了。这种气氛，使鲁迅自然回忆起民元的日子。多少梦想，都因为革命的成功而告破灭了，但愿眼前发生的一切不复成为虚幻！
南方人的精神状态，加强了他对中国革命的信心。双十节的一天，看国旗在庄严的仪式和万岁的呼声中徐徐升起，他的灵魂也随之猎猎高扬起来。在校内，有演说，运动，放鞭炮，所有的活动都充满活力，使他欢喜非常。厦门市上也很热闹，商民都自动地挂旗结彩庆贺，不像北京那样，要等官方的吩咐，才迟迟挂出一张污秽的五色旗来。北京的人，似乎是厌恶有这样的一天似的，沉沉如死。这里人民的思想则很不同，在他看来，实质上是属于国民党一边的，并不老旧，所以双十节才过得像一个节日。他听北京过年的鞭炮听厌了，乃至对鞭炮也产生了恶感，奇怪的是，这回竟觉得实在有点好听。
广州方面如何呢？
许广平刚刚带领学生游行回来，便写信告诉鲁迅说，那边的人民是冒雨庆祝的，到处舞狮助兴，锣鼓喧天，商人燃放大炮竹，比较北京只挂一面国旗是热闹得多了。而且在那里，五色旗已被取消，国旗代以一色的青天白日，气象是很可快慰的。
对于鲁迅，北伐战争是他与中国社会的最富有生机的联系，是他自五卅运动高扬起来的政治意识在新时期中的衔接点。因此，纵使远离了斗争的环境，甚至不时感觉到无可诉语的寂寥，他仍然能够从整体上保持一种饱满的状态。他对“学者只讲学问，不问派别”一类论调最反感，当政治问题足够构成影响中国国民命运的最迫切的问题时，为什么要回避呢？他以为，在这时候标榜所谓的“超脱”只能是知识分子的虚伪和耻辱。难道研究造炮的学者，将不问是蒋介石，是吴佩孚，都一律为之造吗？回答是否定的。在他看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与军阀吴佩孚分别是中国的革命和反动势力的代表，是完全对立的两极。
事实上，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正在悄悄地培植个人势力，等待机会给中国革命以毁灭性的打击。居漫天幕中，鲁迅当然难以识辨，即使已经知道在国民党内部也有不同的派别。
要对一个人做出准确的判断不是容易的。尤其是中国式的政客，由于几千年频繁的权力斗争的经验而被培养得格外阴柔。热情和轻信不是错误。反革命的得计，只是因为伪装得太好了，何况时势总是在掩护他们！
但不管怎样，北伐战争仍在进行……
11月11日，鲁迅接到广州中山大学的聘书。
广州，是他神往的地方，不仅因为那里有他的“害马”。但是，机会来到以后，他竟迟疑着不敢决定了。
本来他早就有了离职之意，而且有过想到广州，联络投奔革命的创造社，进一步打击研究系的“野心”的，他所以彷徨无计者，为人，就只怕自己一走，林语堂要立刻被攻击。从北京到厦门不过两个月，无论是校方的聘书还是私人的合同，期限都还未满。想到林语堂在校做事的勤勉和对故乡的热心，他就感到歉疚。对于自己的南来，他知道林语堂是颇费周折，而且期许甚高的；到来以后，一家人也颇为自己的生活操心。前些时候被黄坚的举动所激怒，他曾一度辞去研究教授的兼职，因为听说林语堂为此一度睡不着觉，这才将辞意取消。而今，难道就可以绝裾径去了？
学生对自己的感情尤其好，到课堂里听讲的人数最多，不但是国文系的全部，而且还包括英文和教育系的。惟恐在这里住不惯，有几个本地的学生甚至星期天也不回家，预备自己会到市上去玩，他们好一块陪去作翻译。这样，怎么能走呢？每想起这些就使他感到不安。大事情他可以应付裕如，可诧异的是，却能为这样的小问题所牵引。
至于在自己这一面，所虑的是功课太多，倘使孙伏园也到了广州办副刊，做文章一定也万不可免。这时，他已经确信教书与作文是势不两立的了，况且，受了高长虹的打击，他便决计不再被人利用来做工具。根据孙伏园亲历的和报上披露的情况看，广州的局面好像也有点可虑，如果政府移至武昌，熟人随之离粤，则不但不能实行自己已有的大计划，恐怕连经济来源也将成了问题。更何况，自己根本不是搞行政方面的材料，治校行吗？
此间，许广平的去向，成了一个带决定性的因素。
回到母校以后，她被校长廖冰筠聘为训育主任兼舍监，负责学生的思想和管理工作。鉴于环境的复杂性，她没有公开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却致力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教育，开展同右派学生的斗争。学校的学生会为右派所把持，在未经校方许可的情况下，曾单方面推选参加广州学联的代表，从而引起纠纷。为此，许广平同左派的校长和教职员一起进行坚决抵制，开除了两名反动骨干分子。“树的派”于是纠集起来散发传单，扬言罢课，要挟校方收回成命。他们直呼校长为“反革命”，发出画有短剑和手枪的恐吓信；对于许广平，也同样抱着敌视的态度，背后骂她是“共产党走狗”。考虑到校长的软弱和改革无望，她决定离校。
这时，适值有人介绍她到汕头做妇女部长，她便将情况告诉了鲁迅，虽然行止未定，毕竟表态说“以去汕成分为多”。
鲁迅感到很为难。倘使“害马”真的他去，那么虽到广州，又与在厦门何异呢？
如果留下来，就等于下决心继续忍受各方面的压力，物质的，精神的。对于敏感的鲁迅来说，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
他给章廷谦去信说：“至于学校，则难言之矣。北京如大沟，厦门则小沟也，大沟污浊，小沟独干净乎哉？既有鲁迅，亦有陈源。”相当多的教授，惟校长的喜怒是瞻，妒别科之出风头，中伤挑眼，攻击排挤，正不下于北京。据鲁迅的观察，顾颉刚是反对国民党的。他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个人，俨然学者，不问外事而专一看书，其实都是假象。单是他所安排的羽翼，就有七人之多，而且携眷而来，大有江山永固之概。最可恶的黄坚，便是他所荐引，他说鲁迅是“名士派”，散布不少不利于鲁迅的流言，鲁迅是知道的。初来厦大时，他曾经在林语堂面前反对章廷谦来校任教，但写信给章廷谦时，却又说“事已办妥了”，这种虚伪圆滑，专用手段的做法尤为鲁迅所不满，鲁迅知道，他无非是害怕章廷谦与自己相亲近会危及他的地位，所以才极力加以排挤罢了。
既然不想在这里挣帝王万世之业，本来这一切都尽可以一笑置之，然而他总是放不下，有时候想起来颇气愤。他向许广平吐露说：“我是不与此辈共事的，否则，何必到厦门。”他有一种天生的洁癖。
北京是官地，厦门是商地，厦大当局则既官且商。校长是尊孔的，但又很看重金钱，因为在教授们的身上投资不少，便汲汲乎要收获些经济实效。林语堂窥知此隐，所以极力张罗，以国学院的名义开了一个古物展览会。
开会之前，沈兼士要鲁迅将所藏的碑碣拓片拿去陈列。他答应了。房子里只有一张小书桌和小方桌，他见摆不下那么些古董，便伏着身子，把它们摊在地面上慢慢选出。待拿到会场时，除了孙伏园自告奋勇帮助陈列之外，再没有第二个人。这样，师生俩只好一起穷忙，高处还得在桌上加放椅子，由鲁迅亲自站上去。弄到中途，黄坚竟然硬把孙伏园叫去了。沈兼士看不过去，便跑过来帮忙，因为喝了一点酒，跳上跳下，连累晚上大吐了一通……
许广平知道了这情况，揶揄他说：“一点泥人，一些石刻拓片，就可以说开展览会吗？好笑……”
“你以为可笑吗？还有可笑的呢。”鲁迅回信时，果然又说了些展览会上的乌七八糟的情形：国学院考古导师陈万里将他所拍的几张古壁画照片陈列起来，说是与“考古”有关，此外还有牡丹花，北京夜景，刮风和苇子之类。莫名其妙，然而谁也不觉得可笑。还有国学院从商科借的一套历代古钱，大半是假的。鲁迅主张不陈列，没有通过，便又建议标明“古钱标本”，也不见实行。后来如何呢？结果是看这假古钱的人最多！
总之没有办法，留在厦大就得吃些这样大大小小的苦头。
不久，还遭遇了两位名人：一个是到南普陀寺讲经的太虚和尚，一个是到厦门演说的马寅初博士。对于他们，厦门大学是极备欢迎的。不料，鲁迅上午在信里说了佛教青年会欢迎太虚的笑话，下午便收到了公宴太虚的请柬。
他决计不去，厦大的职员硬要拉他，说要是不去将影响到学校的声誉。他一时窘极，根本没有想到个人的行动会如此涉及全体，只得穿一件蓝洋布大衫赴宴去了。
入席时，要他同太虚一起并排上座，他坚决推辞，换了一个哲学教员供上去。在宴会上，太虚并不专讲佛理，却多说些世俗的事情，而作陪的教员偏偏好问佛法。还有许多看热闹的乡村妇女，听说太虚是得道和尚，结果跪下来大磕其头，得意之状可掬。识字与不识字的，都一样愚不可及，使鲁迅从旁看了不免要感到悲哀。
对于中国银行总长马寅初，厦大所有来自北大的教授列队欢迎，只有鲁迅一个人没有参加。
他告诉许广平：“我固然是‘北大同人’之一，也非不知银行之可以发财，然而于‘铜子换毛钱，毛钱换大洋’学说，实在没有什么趣味，所以都不加入，一切由它去罢。”浙江学生拉他同去照相，他毫不敷衍，严词拒绝。学生们都觉得奇怪，其实他们不知道，在北京女师大风潮中，马寅初是同陈源们一起站在杨荫榆一边的。“道不同不相与谋”，这便是鲁迅做人的原则。第二天，校长设宴招待马寅初，又要请他作陪。他发火了，在通知单上写一个“知”字：完了。
反正来厦大也不是为了陪阔人的。
沉重的打击来自高长虹和《狂飙》的一群。想不到的是，后院起火了！
对于放火者固然激愤，对于被焚毁者却不无悲凉。创办《莽原》，组织“未名”，鲁迅把希望全都寄托在青年的身上，根本没有想到自己还要因此遭受新的压迫。至于对厦大，对林文庆，对顾颉刚之类，说实在的，却从来未曾期待过。
鲁迅离京以后，《莽原》由韦素园等主持。其中，有部分不能确定刊用与否的文章，则寄给鲁迅亲自决定。
向培良投去一个独幕剧《冬天》，韦素园答复说可以发表，但是由于版面的关系，结果一而再地迁延了两期。直到9月下旬，韦素园听说《冬天》已经收入即将出版的《沉闷的戏剧》一书，便将原稿退给了向培良。《冬天》是向培良自觉比较光明的一个剧本，他认为压稿和退稿是别有用心的，于是愤愤不平，立刻和韦素园闹了起来。这次吵闹，成了鲁迅和高长虹等冲突的导火索。
这时，高长虹住在上海，收到向培良的来信后，在10月17日出版的《狂飙周刊》发表了两则“通讯”，公开向鲁迅挑战。
在《给韦素园先生》中，高长虹连连诘责，咄咄逼人，最后说：“《莽原》须不是你家的！林冲对王伦说过：‘你也无大量大材，做不得山寨之主！’谨先为先生或先生等诵之。”在《给鲁迅先生》中，说韦素园“曾以权威献人，今则用以白献”，又说由鲁迅“自任”编辑的《莽原》内部有“党伐”现象，“几无处不显示有入主出奴之分”。在表白与韦素园等彻底决裂的态度以后，他一方面希望继续得到鲁迅对《狂飙》的“助力”，一方面迫使鲁迅表态。
其实，在这以前，高长虹对韦素园编辑的《民报》副刊中的广告就已非常反感。广告说，副刊“专登载学术思想及文艺等，并特约中国思想界之权威者鲁迅、钱玄同、周作人、徐旭生、李玄伯诸先生随时为副刊撰著，实学术界大好消息也。”高长虹认为，中国所需要的正是自由思想的发展，为什么要提“权威”呢？因此他把广告看做是韦素园对“周氏兄弟”的有意吹捧。所谓“曾以权威献人”，出处就在这里。从思想到实践，高长虹都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他对“权威”的态度也许是可以索解的吧？但是，这也毕竟暴露了他对鲁迅的甚深的积怨。
鲁迅远在厦门，怎么可能对北京发生的纠葛立刻作出判断呢？其中底细，他还需要看一看。不过，单看那文章，高长虹未免太过分了！
几乎是紧锣密鼓，高长虹不待答复，又发表了一篇长文：《1926，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
鲁迅成了主要的攻击目标。文章说：“鲁迅当初提议办《莽原》的时候，我以为他便是这样态度。但以后的事实却不能证明他是这样态度。这事实却证明他想得到一个‘思想界的权威者’的空名便够了！”年龄、疾病，都成了嘲笑的材料，说：“鲁迅遂戴其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入于身心交病之状况矣！”此外还捏造了许多事实，如说鲁迅骂郭沫若骄傲之类。用意很明显，无非是通过侮辱鲁迅的人格，推倒《莽原》进而推广“新生的狂飙周刊”的销路。
他的《心的探险》一书是经鲁迅选定的，封面也是鲁迅所作，但是，他却宣称是“自作自编”的；还诬说鲁迅主张删掉的几篇是书中的成功之作，动机盖出于“嫉贤妒能”。后来，他干脆将原书易名为《从荒岛到荒原》，从《乌合丛书》中抽出，改交光华书局出版。在打油诗《戏答》中，他把鲁迅影射为独霸《莽原》的“妖精”，而把自己比喻为《莽原》的父亲：“与她和好有一年，生了个小儿叫草原，满望小草成灌木，妖精翻脸出真相”，“而今妖心有七窍，抚养草原把仇报，生子不必知父名，我今生子种祸根……”简直利令智昏了。
高歌和向培良也相随诅咒鲁迅。高歌在《青年与老人》中写道：“青年怀里抱着的是理想，老人怀里抱着的是世故。青年是时代的创造者，老人是时代的坠后石。”其实，也是重复着高长虹的“世故老人”、“绊脚石”的调子吠影吠声。向培良一面写信要鲁迅替他谋事，一面又说鲁迅“差不多已经是我们前一个时期的人物”。尚钺也将编好的小说集《斧背》，从“乌合丛书”中抽出来，交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
这一系列的言动，足够使鲁迅寒心。
高长虹泼辣有余，本来可以算一个战斗的伙伴的；即使浮躁了些，也想不到他会卑劣到如此地步。鲁迅自觉最近也渐渐地倾向于个人主义，然而一个人顾及自己，甚至于以“超人”自居，就可以不顾一切地以践踏别人为乐吗？
在北京的几年，拼命地做，忘记吃饭，减少睡眠，带病吃药来编辑，校对，作文，谁料结出来的都是苦果子？
借自己的升沉，看世人的变化，该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先前做顺民时，每日来客不绝，但到了段祺瑞、章士钊们把自己当成祸首，压迫一来，就有人立刻来索还原稿，无须选定和作序了。甚至还要乘机下石，连请他吃过饭也是罪状了，说是在拉拢他；请他喝过好茶也是罪状了，因为好茶是奢侈的证据。现在的社会，大抵是可利用时则竭力利用，可打击时则竭力打击。譬如高长虹，简直天天吮血，一看见无血可吮便想一棒打杀，大有将肉卖做罐头以获暴利之概。而且在青年中间，又何止乎一个高长虹！
“身心交病”的字眼，对鲁迅来说尤其具有挑衅性，那隐藏的意思实在太可恶了！
深夜。
周围死一样静。窗外山脚下，闪烁着野烧的微光；南普陀寺的傀儡戏仍未收场，时时传来锣鼓的声响，每一间隔中，更是寂静难耐。电灯特别的亮，这亮度如同寂静一样，构成为一种强烈的感觉，尖锐得像刀子一样使人受伤。于是，他觉得有哀愁来袭了！
不知怎的，他蓦然忆起了他的一个已在印刷中的杂文集——
《坟》。
此刻，他似乎有些后悔于这集子的印行了，接着又很奇怪自己的后悔。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极力地想，也想不出一个确定的因由，只知道，反正这后悔在先前是不大遇到的。
《坟》。
这里包含着一种死亡的意识。他太敏感，于死是接触得太早了。晋时的刘伶，平日喝得酒气熏天，使人荷锸跟在后面，道：“死便埋我。”虽然自以为旷达，而人们也以为旷达，其实哪里是这样呢？故事把他心底的许多东西都掩盖住了。至于自己，集杂文而名之曰“坟”，究竟也还是一种取巧的掩饰：表面上是结束，是埋葬，实际上是保存，是对过往的追怀。
过去是可留恋的。虽然自己一向反对读古文和写古文，却又偏偏把自己写就的古文收进集子里，这不是很顽强的留恋吗？写作古文的时候，自己还是一个远离故国的少年，追溯人之历史，考察科学源流，论说文化偏至，呼唤摩罗诗人，那是怎样一种燃烧般的激情呵！民国成立以后，对于从前追求未果的一切，已经有很长很长的时间未曾忆及，也无从忆及了！今天，借印行集子的机会复制了出来，又将如何呢？过去的毕竟已经过去，那神魂是永远无法追蹑的了！……
《坟》。
为了一种留恋，就这样暂存了逝去的生活的余痕。如果过往的仍然可以算作生活，那么，借此也可证明自己确曾生活过了。而且，再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憎恶自己的人的面前，给他们的世界多一点缺陷，正如给来者多一点微末的欢喜一样，正是自己所愿意的。然而，你就不怕自己的那些和古书很有些关系的文字和思想，会毒害偏爱自己的果实的人么？这时，他不由得记起三四年前的一件往事来了。有一个学生来买他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他手里，那钱，灼热地分明带着体温……
可是，有什么办法？在自己，也只能弄这样的东西。他几乎无时不觉得，在进化的途中，自己也是无数“中间物”中的一分子，是应该而且必然与光阴偕逝，逐渐消亡的……
《坟》。
总算是一个结束了。至于将来怎样被踏成平地，也无须去思量。只是前路如何，自己实在不知道。近来的牢骚特别多，说到底还是个去路问题。即如今日，收到中大的电文，就不能确定是否应当前往。大的方面，自然更难说了……
上午读陆机的《吊曹武帝文》，忽然觉得古人伤逝的心情是很可理解的。曹操在《遗令》中写道：他死后的葬礼可以简单一些，但遗物中的皮衣和印绶不要分，妓乐仍当留在铜雀台上按时作乐。生命都不复存在了，皮衣、印绶、妓乐还留着做什么呢？一个明达的哲人，竟也免不了这般的恋旧……
十天前，曾经给《坟》写过一篇题记寄北京，此刻犹想就同样的名目说些话。于是他写了，就叫《写在〈坟〉后面》。
写着写着，不觉几倍于题记那么长，结尾是：“惟愿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也不过将这当作一种纪念，知道这小小的丘陇中，无非埋着曾经活过的躯壳。待再经若干岁月，又当化为烟埃，并纪念也从人间消去，而我的事也就完毕了。”紧接着，又拉来陆机吊曹操的八句韵文，作为余绪留在最后面：既睎古以遗累，信简礼而薄葬。
彼裘绂于何有，贻尘谤于后王。
嗟大恋之所存，故虽哲而不忘，
览遗籍以慷慨，献兹文而凄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