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文！你今天下午还有事情要做的吗？”
许钦文在《法律评论》社做抄写、校对和发行工作。白天，他一面做工，一面到大学旁听。这一天，他下课以后，匆匆忙忙地折返报社，在东华门前，忽然听到叫他的熟悉的声音。
他扭头一看，见是鲁迅，十分高兴，随即高声回答道：“没有了！”
拉车子的跑得快，许钦文还留在东华门，鲁迅已经进了南池子的北口了。
“我们一道到中央公园喝茶去，我等你！”鲁迅旋转身子大声喊道，到了南口，又补充说：“长美轩，或者来今雨轩！”
许钦文快步经过天安门，买了门票，先到长美轩一望，茶摊上已经坐满了人，只是不见鲁迅。他继续向北走，一转弯，果然有人远远地向这边招手了。
鲁迅招呼他坐下以后，让他在一旁喝茶，自己则拿着报纸默默地翻阅，等茶房走过，轻声说了些话，不久就送来了一盘热气腾腾的包子。
放下报纸，鲁迅拿起一只包子，微笑着说：“这里的包子，很可以吃，不过我有一个就够了。”说着，用另一只手把盘子推到钦文的面前：“来，这些就由你包办吃完罢了。”
他很快吃完了一个包子，就又把报纸拿了起来。
不用多久，许钦文也把盘上的包子吃完了。这时，他才放下报纸，折拢，和茶桌上其余的报纸一起叠好，从衣袋里摸出一个铜元来压在报纸上，缓缓地说：
“以前，我还在日本的时候，写了稿子，自己以为还不错的，寄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去投稿。从此，一直等候着登载这稿子的刊物能给我寄来。过了许久终于寄来了，可是并不是盼望中的那刊物，而是我寄去的稿子，还是原封不动的呢。我不灰心，继续写文章，仍然寄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去。不久又退回来了，而且附来了字条，说是这样的稿子，不要再寄去了。这自然使我感到失望，但仍不灰心，还是写了文章寄去。后来，我到底出了几本书，是翻译的。回国以后，到北京来做事，商务印书馆也要出我的书了……”
“说这些干什么呢？他不是也在课堂上说过的吗？”许钦文暗暗猜想。
他接着说：“不过，事情总是多方面的。我和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人员，虽然非亲非友，却也没有什么仇恨。我们写文章，总得有点新思想，总得发表点关于改革的意见，总得要让读者吸收点新知识。尤其是有为的青年读者，不满现状，渴望改革，总得设法给他们一点什么。编辑人员呢？本来是应该站在读者一边的，后来我明白了，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且不说其中还有相当保守的部分，惟恐出了乱子要敲破饭碗，因此总是编发一些四平八稳的文章，即使是维新的，总也有所顾忌，因为编辑人员的上面还有总编辑和馆长、社长之类的老板，他们更要考虑到利害关系，害怕讽刺性的文章。如果触犯了有权势者，不但编辑的饭碗要打破，连刊物也要办不下去。当然，我们不会因此搁笔，仍然要写讽刺文章，仍然要揭破黑暗。不过要注意写得含蓄一点，不大刺眼。又要使明白的读者能够领会到。总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写文章投稿的就得多化一点心思，写得能够通过编者的眼睛，实际上，也不要使他们太为难，否则，发表不出去，不是等于白写了吗？”
鲁迅一边说，许钦文一边点头，“唔唔”地表示同感。其实，他心里还是在猜疑，先生为什么要邀他到公园里来说这番话……
静默了一会，鲁迅拿起茶杯，喝了一口，说：“钦文，你那两篇稿子，我看都可以的。可是，听说有一篇退回来了，是吗？”
许钦文这才恍然明白了。原来鲁迅介绍他的两篇稿子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去，知道有一篇退回了，担心他以后不敢再把稿子投到上海方面去，于是特地安慰他，鼓励他继续写稿的。他觉得眼眶里潮乎乎有一股热意，连忙回答：“是的，退回的那篇稿子，我已经收到了！”
鲁迅听了，微微一笑，习惯地环顾了一下四周。
卖报人疲惫不堪地缓步走来。鲁迅定神看了看他那打皱的脸部，随即从他面前的报纸里抽出一份，往衣袋里摸出几个铜元，加在原来压在报纸上的铜元上面，指着抽出的报纸，说：“这一份，我买下了。”
“是！”卖报人略一弯腰，拿起铜元和报纸又缓步走了过去。
“你在北京，已经为一般读者所知道；即使有人不赞成，因为你要讽刺他们，使他们皱眉头，但总算熟悉——有点知名的了。在上海，却还不行。自然，采用老作家的稿子比较稳当，编辑也不至于冒险，但老是用他们的稿子，新作家怎么能起来呢！”鲁迅点起纸烟，吸了几口，说：“所以，我总想自己办点刊物。不让新作家起来，是不行的！”
他显得不胜感慨，苍白的脸，也因此变得微红起来。这时，许钦文感到自己与先生的距离顿然缩短了许多，于是壮着胆子，把一个总想探究明白而又不好意思开口的问题终于说了出来：
“大先生，你为什么要给《幸福的家庭》加上那样一个小标题呢？常常有人向我提到这个问题，我回答不好，说实在话自己也很想弄个明白。”
1923年，不少报刊发起关于“爱情”、“配偶”之类的问题讨论。其中，有些意见是十分荒唐的。许钦文在《妇女杂志》上看到《理想的配偶》的征文启事，觉得可笑，便写了一个讽刺性的小说《理想的伴侣》。发表以后，鲁迅因此生了一篇小说的构思，这就成了《幸福的家庭》的来由。发表时，他加了一个副题，曰：“拟许钦文”。
鲁迅的小说比起许钦文的原作，显然具有更为开阔的艺术视野。他不仅没有局限于批评个人至上的狭隘的幸福观，针对五四运动的高潮过后，青年知识分子相当普遍的逃避现实、脱离社会的倾向，进一步批判了他们对于现存制度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小说写一个文艺家的角色，为了捞取几文稿费维持生活，面壁虚构了一个题名为“幸福的家庭”的文稿。他不断为现实问题所困扰，最后写不下去，只好抓起仅仅写了一行题目和一堆草草的稿纸揉成一团，掷到字纸篓里。这对鼓吹“天才”和“灵感”的创造社一流的文艺家，也是一个讽刺。总之，只要黑暗而混乱的社会存在一天，就根本不可能摆脱个人的困境，什么爱情、婚姻、家庭的种种讨论，都只是梦呓而已。
见许钦文如此认真地提起这个小说的小标题，鲁迅不禁笑了，反问道：“你是怎样猜想的？”
“因为你早就留了胡子，而且在机关里办公，从来不写这类男女私情的小说，所以做一个声明，还有，就是想拉我们青年人一把，是吗？”
“不是的，”鲁迅笑着摇了摇头，说，“不是这样的。”
“究竟为了什么呢？”
“我不是已经在《附记》里写明白了吗？”
“是因为看了我的小说，你才产生了写作的动机，是不是？”
“这也是，不过那小标题还是有一个‘拟’的问题，所谓‘拟’，首先是拟你的轻松的讽刺笔调。”
“讽刺的作法，我原是从你那里学来，而且还没有学好……”
“但你那篇小说，用的是个轻松的讽刺笔调。”
“你讲《儒林外史》的时候，不是强调这个方法，叫我们好好利用的吗？”
“是的，不过你没有听清楚‘轻松的’这三个字。自然，我不是说你的笔法已经很老练了，你年纪还轻，怎么可能老练呢？”鲁迅停了一下，说：“我也常常写讽刺文章，但是没有你的轻松，往往弄得很沉闷，我那《幸福的家庭》，你看写到后面，不就渐渐地沉闷起来，露出了本相——‘拟’不成了吗？”
说完，自嘲似的大笑起来。
“大先生，”静默间，许钦文谈起了小说史的课程，说：“我总觉得你讲的不完全是中国小说史，甚至重点也不放在那里，是不是这样呢？”
“唔，是的，如果只是为《中国小说史》而讲中国小说史，那是一点意思也没有的。现在的问题是，首先要使大家明白，我们的老祖宗有许多乌烟瘴气的东西，非反掉不可。但这并不是几个人口头上说说就可以做到的，总要养成一大批能写的青年作家才好。要韧斗，要在文化上有成绩，非韧不可。但是旧势力也很韧，决不是一下子可以消除的。”鲁迅一口气说下来，使劲吸了几口烟，又继续说，“为了那个小标题，《幸福的家庭》发表以后，就起来了一种‘广告’论，说是我那个小标题，是给你做广告的。‘广告’就‘广告’，算得了什么！但不久又起来一种‘同乡’论，这就很无聊了，说是我给你做‘广告’，是因为同乡的缘故。你看，无聊不无聊？”
不等许钦文回答，他仰起脸，自顾自地哈哈大笑。
冲开水的过来，鲁迅要他把账算了，把一块银元交给那人，顺熟地打开小包裹，放进报纸，随手包好以后，余钱已经送来。他没有检点，顺手塞进衣袋，就站起身来往外走。许钦文发现，先生的动作分外敏捷，也许是突然想到了时间？
在砖塔胡同的极其简陋而拥挤的小房子里，鲁迅一共写出了十余篇作品。
其中，除了《祝福》和《幸福的家庭》，还有两篇小说：《肥皂》和《在酒楼上》。著名的讲演稿《娜拉走后怎样》和《未有天才之前》，都是在这期间经他校正发表的。另外，还写了论文《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校勘了《嵇康集》，编完了《中国小说史略》下卷。
《呐喊》的出版完成了一种状态。以《祝福》为过渡，鲁迅的小说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前一个阶段主要取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为背景，人物大多是记忆中的农民，他们代表了中国的传统意识，自私、保守、自大、蒙昧、麻木，在一个古已有之的封闭的社会里默默挣扎；而刚刚展开的小说创作，则多以受洗于五四运动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为主角，虽然经济条件的改善仍然是他们争取的目标之一，但是使他们深感痛苦的主要是精神追求本身。因此，小说不再重在客观地描写社会现状，而着力表现个体心灵的差异、矛盾与分裂。如果说前者是“遵命文学”，倾注着人道主义的巨大的热情，那么后者的战斗意气已经退减了不少，由于个性主义的挫折和理想主义的幻灭，在刻画一代知识分子的形象时，不免掺入了作者自己的孤独与伤感。前者结构严谨，语言简朴，凝炼含蓄；后者的技巧方面圆熟多了，形式更富于变化、流丽、泼辣，且恻恻有哀情。
对于社会人生的严重关注，鲁迅从来未曾改变自己，但是在艺术上却不许有丝毫的重复。《肥皂》和《在酒楼上》是以两个历经改革风云的人物为中心构成的小说，其中一个类似戏剧，一个颇像抒情诗，格局是很两样的。
四铭是一个具有高度认识价值的人物。在戊戌维新的浪潮中，他做过“奉旨改良”派。从前他极力提倡开学堂，后来竟称之为“胡闹”；他曾经攻击过反对女子的守旧派，结果大彻大悟，以为军人土匪还情有可原，搅乱天下的女学生是必须严办的。他是一个处于五四这一特定社会背景中的反改革派，一面骂“鬼子”，一面将儿子送进“中西折中的学堂”；一面保存国粹，一面不用国粹的皂荚子而用肥皂；一面复古，一面崇洋；一面淫猥不堪，一面维护道统；一面统摄家政，一面非常“惧内”，可以因太太一顿斥诘而成“无告之民”。可怕的“二重思想”，是很容易为中庸之道统一起来的。其实，这两者都是国粹，是中国文化传统所特有的东西。
如果说，鲁迅对四铭是无情的冷嘲，对吕纬甫则是有情的讽刺，在运动的冲击下，吕纬甫也曾经是一位“改革家”：到城隍庙里拔神像的胡子，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曾几何时，往日的幻想、自信、敏捷、精悍，都已消磨殆尽，变得模模糊糊，敷敷衍衍，随随便便，做了教师以后，甚至连教ABCD或《女儿经》之类的新学旧学之争，也看得无可无不可了。然而，从另外的两件事情看来，却又未失其认真、严肃与热情。一是为了满足母亲的祈愿，回乡迁葬小兄弟的骨殖；二是为了补偿旧日的心愿，送给邻居顺姑以她喜爱的剪绒花。既然改革已经无望，这类的小事情有什么意义？何况小兄弟已经踪影全无，寻找的少女也久离人世了呢？难道只有借无聊的事情，才能体现一个人的人格、价值与潜能？有所体现又怎么样？倘使全然为了心的慰安，那么这又是何其渺小的满足呵！
在酒楼上。酒，烟，对着窗外的废园，两个旧日的同学朋友就这样相聚在一起。“我”因懒散与怀旧的情绪而甘心于远行，吕纬甫则为无聊的事情而绕点小圈子。“我”说：“觉得旧乡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游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吕纬甫则说：“以后？——我不知道。你看我们那时豫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在这里，“我”和吕纬甫都是一个人，鲁迅只不过借了他们作心灵的对话而已。关于干雪与柔雪的抒情文字，一看就知道，那是后来的散文诗《雪》的精魂。他们或有所期待，或有所不安，无非是作者个人的苦闷彷徨的独白。
作为艺术形象，当然不可能完全等同于作者本人。譬如写于两年前的《端午节》，教书兼做官的方玄绰分明有着作者的影子，连“‘差不多’主义”也未尝没有鲁迅的思想在内的，但是，恼太太之无教育之类，又显然风马牛不相及。小说中的人物构成，其中一部分是意在回避副作用，另一部分则使用艺术上的夸张，特意把自己身上所有的缺点尽量夸大，即运用所谓“性格反语”，以最强烈的自嘲和诅咒鞭打自己。这种憎恶与决绝的心情，一般人是很难理解的。
鲁迅的小说创作，动机在疗救社会，那是包含了疗救自己在内的。按照他的逻辑，解剖自己是一个前提，尤其在写知识阶级的时候，他总得先行反省一下。总之，他不会让自己轻松和超脱起来，他简直在找机会虐待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