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家楼起火了！
五四运动使沉寂的北京变作了一座活火山。如果说《新青年》的创办是一个信号，一种征兆，那么这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便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产生断裂的历史性象征。在断裂带，崛起的知识分子群体，最先进的生产力的未来代表，首次显示了变革中国现实的巨大的潜能。
1919年1月，为处理战后的世界问题，巴黎和会在英、美、法、意、日等“五强”的操纵下召开了。中国代表迫于国内舆论的压力，在会上提出废除袁世凯政府对日承认的“二十一条”，以及取消列强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等问题。可是，帝国列强不但拒绝讨论，而且做出决定，将战败的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全部转让给日本。
“公理战胜强权”成了一句空话。中国知识界对巴黎和会的幻想破灭了。
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等十三所高校的三千余学生，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他们拟定了宣言，提出“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主张立即召开国民大会。学生们手执各色各样的标语和旗帜，上面写着“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保我主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国民应当判决国贼的命运”，等等。有的还用英文和法文书写，画着山东地图及各种漫画。集会结束后，他们开始游行，口号如震怒的雷声此起彼伏，一致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队伍浩浩荡荡，从中华门开始，向警备森严的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由于巡捕和军警的阻拦，转而开往赵家楼胡同的曹汝霖住宅。愤怒的学生冲入宅内，把在场的章宗祥痛殴了一顿，然后放火！
火！火！火！……
所有的喧声，火光，都在会馆的围墙之外。
孙伏园和北大同学一起，刚刚参加了集会游行，心里兴奋得很，完了独自跑到南半截胡同里来，找他平素最敬爱的先生。
见面以后，鲁迅随即问起天安门大会场的情形，还有游行时大街上的情形，问得十分详细。
可是，孙伏园太早离开了队伍，不知道后面还有火烧赵家楼那样更为壮烈的一幕。当人流从讲述中滔滔而过，使孙伏园意外的是，先生竟没有任何激动的表示。
这一天过后，紧接着就是罢课，讲演，销毁日货，大逮捕……赵家楼的大火在全国迅速蔓延开来。
从报端的时态看来，中国也不是全然没有希望的，只是道路太迂远了。他总觉得这样。当人们都为眼前的变动亢奋不已，他已经看到了它的不祥的结果。他怀疑，这一回学潮是否是当年东京留学生的先驱活动的回声。在长达十年的沉默之后，一旦听到这样一个似曾相识的集体的声音，他有理由唤起某种警觉，暗暗抵抗着，以免受到新的诓骗。昔日的风云人物，如今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改革者到了后来往往再度成为改革的对象？今日的卖国贼，不就是昨日东京的热血青年吗？除了思想革命，他不相信还有别的办法可以改变国民的素质……
对于自己，他就觉得很难摆脱那些毒气和鬼气的纠缠：一面作白话文，一面钻故纸堆；一面鼓吹自由意识，一面恪守传统道德。只要从旧时代过来，要蜕变成新人就很难。然而，青年一代又如何呢？世上到底有没有如自己所说的“没有吃过人的孩子”？他始终凝视着无涯际的黑暗，逃不出“原罪感”的折磨。
既然他已经确定了思想革命的主题，那么，作为变革社会的一种方式，五四运动对他来说也就没有提供什么新的东西；如果说有，也只是把肩上的闸门放的更沉重，自觉更压迫罢了。希望是什么？他在东京时所珍爱的瓦支的画，画抚着竖琴的盲诗人，所有的琴弦已断，惟剩最后一根，在茫茫太空中作着只有诗人自己才能察觉的震颤。对鲁迅来说，思想革命，大约也就是这样一根生命之弦吧？
一年之后，正是5月4日，他在通信中谈到对传统和改革的看法：近来所谓新思潮者，在外国已是普遍之理，一入中国，便大吓人；提倡者思想不彻底，言行不一致，故每每发生流弊，而新思潮之本身，固不任其咎也。
要之，中国一切旧物，无论如何，定必崩溃；倘能采用新说，助其变迁，则改革较有秩序，其祸必不如天然崩溃之烈；而社会守旧，新党又行不顾言，一盘散沙，无法粘连，将来除无法收拾外，殆无他道也。
……中国人无感染性，他国思潮，甚难移殖；将来之乱，亦仍是中国式之乱……看得出来，他对中国改革的前景并不乐观。
使人难以理解的是，鲁迅的内心很阴暗，很疑虑，有时甚至绝望到近于虚无，但是显露出来的锋刃却是斩钉截铁，坚定而且明快。“五四”当天发表的四篇“随感录”，简直可以看做是运动的预言或檄文，其中《“圣武”》一篇尤其激烈。
外来思想，总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气息，在中国有什么呢？没有精神的燃料，出声的弦索，共鸣的发声器，什么思想主义都与中国无关。秦皇汉武以降，历史的整数里面只有“刀与火”——权力崇拜。满足于威福，子女，玉帛的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保存死尸，就是古今一切大小丈夫的最高理想了。所以对于外来思想的侵入，他们才有了一种恐慌，极力加以防范。其实，无论什么主义，全扰乱不了中国；从古到今的扰乱，也并非因为什么主义造成的。我们连发表思想都要犯罪，讲几句话也为难，怕什么自由主义呢？我们等级森严，甚至连人身也有各式各样的依附和买卖，又怕什么人道主义呢？最近时常听得人说“过激主义来了”，却没有听得人问什么是过激主义？虽然我们还无从知道其中的实情，但可以肯定：“过激主义”不会来，只有“来了”是要来的。
真正抗拒了这“来了”的可怕思想，而牺牲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锋刃，用血液浇灭烟焰，这样，才会在刀光火色的衰微之中，看出新世纪的曙光！
稍后，鲁迅又写作了两组短文，片断地记录了他的思想轨迹。
其中的“自言自语”，可以说是后来的《野草》和《朝花夕拾》的素描练习。而“寸铁”栏内的文字，精悍之极，真可谓寸铁杀人。
他指出，造谣说谎诬陷中伤等，作为中国的大宗国粹的存在，这是一个事实；先觉的人，历来总被阴柔的小人昏庸的群众压迫排挤倾陷放逐杀戮，在中国又格外凶也是一个事实。但是，古来的许多鬼祟著作，却自行消灭了，而酋长也终于改了君主，改了预备立宪，又终于改了共和了，难道不也是十分彰明的事实吗？他终于用了最明亮的调子写道：“喜欢暗夜的妖怪多，虽然能教暂时暗淡一点，光明却总要来。有如天亮，遮掩不住。想遮掩白费气力的。”
天真的快亮了吗？
从小说《明天》，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在这个问题上所遭受的困扰。虽然这是一个假托的事实，但是，如果中国的出路问题没有成为鲁迅的意识中心，就不会选择“明天”的命题。在此前后，他有不少文章都是与这个主题密切相关的。
小说写的是一个孤苦无援的寡妇单四嫂子，她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的身上，儿子一死，希望也就仅仅在于做一个会见儿子的好梦而已。即使暗夜为想变成明天而仍在寂静里奔波，于她又有什么关系呢？天亮了，梦也就没有了。对作者来说，也只有当他完全进入了记忆之乡，我们才可能窥见他的心灵深处，那个蛊惑了人类几千年的希望之所在。而在他的杂文里，却是很难看到这种失落的悲哀的，他用理性给掩盖起来了。即使在这个短篇里，也都因为主将不主张消极，而自己又不愿将寂寞传染给青年的缘故，终于没有明白说出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只用了“朦朦胧胧的走入睡乡”这样一个句子含混了过去。
稿子写好以后，便托钱玄同交给了《新潮》。
对于《新潮》，他一直抱有好感，并且给过不少具体的指导。这不但因为它是一个创作的杂志，重要的是，杂志的创办人是一群在校的稚嫩的青年。在鲁迅个人，倒是很想破破寂寞，从中闹出几个新进的作家来的。
如果说中国真有所谓希望，那么希望也只能属于这些青年。虽然，青年所给予他的印象未必便好，然而毕竟旧习不多，比较单纯，易于疗救和改造。五四运动以后，青年问题，在鲁迅的战略性思考当中无疑占据了一个突出的位置。
是8月的头一天，孙伏园找到鲁迅，笑嘻嘻地说：“还是请先生做点东西。”
这是不应该推诿的。伏园才转到《国民公报》当编辑不久，应当不断支持他的工作，可是，此刻却想不出什么好名目，便说：“文章是做不出来了。有一个日本人的剧本却是很值得翻译的，只是双方正在交恶，有点不合时宜，怕读者不喜欢看。”
这个剧本，就是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
自从看了作人写的一篇介绍性的文章，鲁迅便设法把剧本找了来，读后很受感动，觉得里边的思想很透辟，信念很坚强，有一种很亲切的声音。
“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他觉得这句话特别精彩。
国家这个东西，虽然现在仍是人类真诚相爱的障碍，但相信总有拆除的一天。在剧本里，恶魔操纵了帝国主义，煽动它们互相残杀，而受害的是和平的人民。在惨酷的战争当中，画家寻找艺术，乞丐寻找良心。在人类纯正的心灵之间，应当充满爱，充满同情和感谢。所有不把人当人的事，幸灾乐祸的事，压迫和掠夺别人的事，都应当从这世间消灭掉！可是在中国，社会上却大抵无端地互相仇视，争斗不已；现在成了世界上出名的弱国，南北还没有议和，打仗比欧战更长久。他觉得，这个反战的剧本对于中国读者是很合适的。作者让青年由一个“不识者”领进梦中去经历战争，那么让中国青年也都通过剧本去领略一回吧，让他们都去忧虑人类的命运，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来！
在半夜里，多么需要有上高楼大叫着撞一通警钟的人！
日本是有人了，所以他们是幸福的。中国呢？虽然仿佛有许多人觉悟，但他始终不敢相信，生怕是旧式的觉悟，到头来仍然免不了落后。即便如此，撞钟便没有必要吗？
晚上，他点了灯，看见书脊上闪光的金字，不由得忽然想起作者在《新村杂感》里的另一段话：“家里有火的人呵，不要将火在隐僻处搁着，放在我们能见的地方，并且通知说，这里也有你们的兄弟。”他们在大风雨中，擎出了火把，而自己却总是用黑幔去遮盖它！他回想起白天的说话，不禁对自己怀疑了起来，接着是不满，恐怖，而且惭愧！
“人不应该这样的。”他想到这里，便立即动手翻译起来……
次年，从他正式到学校兼课时起，青年就不再是一组意念，一群影子，而是日常生活中的结结实实的组成部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