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和两个影子。
谈话持续了好一会儿，周树人打开书册，取出一张照片递过来，说是给许寿裳做个纪念。
一个青年从掌上凝视自己，那目光像在探问，明澈中显得有点儿沉郁。头发留的很短，几乎整个开阔的前额都暴露了出来。圆圆的脸廓，似乎着意保留童稚的纯真；正直的鼻梁底下，微张的鼻孔和紧闭的嘴唇，却又分明表现着成人的执拗。深色的学生制服，领子关得很严，两个耀眼的铜钮端端正正地钉在制服上，把整个人衬托得格外深沉和稳重。
翻过背面，是一首题照的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神矢的情爱，故园的黑暗，迷茫的星光，祭坛的热血，一个异乡游子所身受的八方刺激，都通过这几行小字显露出来了。
没有谁比许寿裳更能理解这位青年人。平时，他们像兄弟一样亲爱相处，一起读《天演论》，读张苍水，读各种各样的哲学社会科学书籍。每到书店，两个人就划分范围，锐意穷搜，得到名著立刻欣然相告。坐在一起的时候，就评述会上或书里的各种观点的优劣得失，自然也会激烈地争论起来。这是一位“畏友”。许寿裳知道，他富于热情，极易冲动，处事果断，雷厉风行，无怪王立才送了他一个“富士山”的诨名；但他也极爱沉静，善于观察，见解深刻，一针见血，为此，邵明之还给了他一个绰号叫“毒奇”。动和静，在他的身上形成奇妙的两极，有如正负电荷，不时碰出炫目的火光。
最近，周树人明显地有了改变，昂奋的时候少了，沉淀多于沸腾。他感觉到了无边的寂寞。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寂寞。而周树人的是大寂寞，因为他拥有一个更为辽阔的时空。时空的伸延使目标变得那么遥远，甚至看不到通往它的确切的道路；这样，就与他对社会责任的强烈意识和实行干预的紧迫感觉构成为巨大的根本性矛盾，使他怎样也无法逃避这种张力的撕扯。这时候，在生理上他才刚刚走向成熟，刚刚进入青春期。这是一生中的分裂时期，危机时期，冲突时期。为心理学家所称的“角色延缓”，多少带有类似的悲剧性质。他远离故国，不时想念家人，但显然不再全心全意地属于他的家庭了；他的周围有不少中国同学，虽然缺少但也并非完全没有朋友，然而，他又必得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受着各种关系的制约，却又具备某种超越性。思索本身是一种超越，思索的对象——精神也是一种超越。在东京，他是一个“孤独的旅客”。
当时，日本思想界流行着黑格尔和康德的德国古典哲学，梁启超也开始在《新民丛报》谈起“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来了。周树人虽然并不欣赏这位“报纸派”领袖人物提倡的所谓“公德”，但如何认识和改造国民性，开发其中积极的方面，却不能不成为他思索的全部问题的核心。
留学一年来，他就认识到日本的崛起，跟整个大和民族的性格有关。它那积极进取的精神，又恰恰是中国国民所缺乏的。按照“天演”公例，中国的希望理应属于青年，但是周围的青年是怎样的一群呢？只要想起经常出入于会馆，夸夸其谈，扭屁股跳舞，关起门来大炖其牛肉的新式人物，他就感到恶心。那些志为人臣者固不待言，连一些颇具民族意识的学生，也大抵以早经褪色的先民的历史自炫。例如说日本“无一非我皇汉二百六十年前国有之习尚风俗”，见到店铺的一些招牌，也常常指点赞叹说是大唐遗风，并以在中国失传为憾，还有的说汉人死后入殓，将辫子盘上头顶，仍然不忘恢复大明，是谓“生降死不降”；另有一部分人，则改名为“扑满”、“打清”之类，算是英雄。就拿有名的吴稚晖来说，姑不论在成城事件中是否有过在清朝公使面前下跪的事实，后来的跳水便很可怀疑是不是一种姿态，因为那城河水浅他不会不知道的。这样一些国民，难道是可信赖的么？如果说革命志在光复，那么，光复以后又将是怎样的一番局面？他有点茫然。
只要有空，周树人就跑到许寿裳的自修室里去，同他一起探讨这样三个相关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两人的聚谈每每忘了时刻，最后，还是没有满意的结果。
在周树人的抽屉里，珍藏着他心爱的书籍，除了惟一一本线装的日本印行的《离骚》，全都是洋书。这个发现，不能不使他的挚友感到诧异。前些天，许寿裳曾经问他：你最喜欢《离骚》的哪些句子？他不假思索，随口背了四句：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马。
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这种登高怀远、不胜寂寞的心情，许寿裳是理解的。当照片递交到他手中，也只是默默地看，默默地放好，默默地陪对友人。他没有话说。
5月，许寿裳开始接编《浙江潮》。
他平素就佩服周树人的见识与文才，及至亲自编辑一个刊物，自然找上门来商量。对于《浙江潮》，周树人是非常关切，每期必读的。当他听到要由好友主办的消息，兴致很高，当即答允帮忙看稿子，并且表示，设计封面或者撰文，也都可以的。
隔了一天，稿子便交来了：《斯巴达之魂》。
这是一篇从日文重译，然后再行改写的小说。公元前480年，古希腊的斯巴达三百勇士坚守要隘温泉门，抗击波斯数万侵略军，终因众寡悬殊，全部壮烈牺牲。只有一人因患目疾未曾参加战斗，得以幸免归来。回家后，妻子烈娜引为奇耻，乃至以死诤谏。将军柏撒纽闻悉死讯，大为感动，于是特建了纪念碑，作为斯巴达国魂的象征。
早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际，沙俄政府便借口“保护中东铁路”，调集了十六万军队，占领了东北三省。经过清政府出面交涉，仍一直拒不撤出。4月，进而提出七项无理要求，妄图将中国领土长期置于铁爪之下。上海爱国人士于是发起“拒俄运动”，坚不承认沙俄政府的条件。月底，消息传到日本，东京留学生立即召开全体大会表示声援。会上决定成立“拒俄义勇队”，开赴东北，抗击沙俄。这次运动声势浩大，致使几个月后，弘文学院还因为它的影响而几乎停课。
由于客观方面的原因，周树人与矿路学堂毕业前来的几位同学都没有参加，也没有捐款。从个人意愿来说，他也未必会主动担任其中的一个角色。首先，义勇队不可能独立行动，不可能充分履行自己的爱国职责。大会曾致电北洋大臣袁世凯，请将义勇队编归他的部属，这种把爱国者的命运交由一个本来早就应当被颠覆的腐败政府去掌握的做法，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而且这时候，他已经越来越倾向于有准备的反抗和长时间的韧战。他不是缺少热血，但并不愿意作如此轻贱的倾洒。他愿意留下来，慢慢地磨自己的锋刃，从而等待一个必要的出击机会。
即使这样，他对许寿裳、苏曼殊等朋友加入义勇队的爱国热情，仍然十分感佩。这时，正好赶上许寿裳拉稿，便借了流行的斯巴达的故事，讴歌一种超乎个人利益的献身精神。
周树人同东渡的同学，包括自费生陈师曾等一共八个人，住在楼上的一个狭陋的房间里。楼下是自修室，也不见得宽大，供他们集体使用。这群二十余岁的青年，终日挤在一起，有时商量大事，推敲文字，研讨新知；有时共抒雄图，计在光复；有时痛饮浊醪，狂论高歌，很有点罗曼蒂克的味道。《斯巴达之魂》完稿以后，大家都围拢来看。有的手执日文书，一边说，一边补充；有的抢先高声朗诵。当读到“呜呼，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帼之男子乎，必有掷笔而起者矣”；“飘飘大旗，荣光闪灼，于铄豪杰，鼓铸全身，诸君诸君，男儿死耳”等句，就有人用笔加上密圈，传诵一时。这篇译作充满着政治激情，在译笔方面，既有点梁启超的淋漓酣畅，也有点严复的古朴凝炼，还带点林纾的典雅清丽，因此留给大家的印象都很深刻。此后，只要在杂志中发现斗争性较强的短论，大家一定说：“恐怕又是豫才的手笔罢！”
在《浙江潮》同期发表的，还有另一篇译作，那是从雨果《随见录》中节选的《哀尘》。
还在南京读书的时候，周树人就读过雨果的小说；及至日本，这位法国浪漫主义文学领袖的名字，已经随着“政治小说”的流行而风靡岛国了。《新小说》登载过他的照片，名著《悲惨世界》及其他一些作品也都先后有了日译和汉译。雨果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他对封建王朝、教会和上流社会的揭露，以及对底层人物的同情，自然赢得周树人对他的倾慕。
与《斯巴达之魂》一样，饶有意味的是，《哀尘》的主角也是一位女性。不同的只是，前者是深明大义的女丈夫，后者是无心薄命的贱女子。她们分别作为社会上的强者和弱者的代表人物，而呈现在读者之前。
《哀尘》叙述芳娣惨遭恶少诬辱陷害，辗转无依的经历；在她的身上，第一次体现了未来的天才作家对于人的命运的关注。伟大的同情心，不仅来自先天的人性遗传，或后天的文化修养，重要的是植根于早期的“乞食”生活，与曾经身受的屈辱血脉相连。因此，周树人绝对没有出身优裕的人道主义者那般从容不迫，他对压迫者的憎恨已经深入骨髓，乃至在译述这个异国故事时，特意选择了“频那夜迦”作为恶少的名字，借诅咒印度神话中的恶神进行发泄。在这个短篇中，首次表现了译者对他所向往的西方文明的怀疑。然而，既找不到前途，又不甘退转，他便只好在时代给予的局限里继续忍受痛苦的熬煎。在《译后记》中，他慨然写道：“嗟社会之陷阱兮！莽莽尘球，亚欧同慨；滔滔逝水，来日方长！使嚣俄（雨果）而生斯世也，则剖南山之竹，会有穷时；而《哀尘》辍书，其在何日欤？其在何日欤？”发表时虽然用了传说中降伏妖魔的神人“庚辰”作笔名，表示抗暴的决心，而笔端所及，毕竟流露了深沉的寂寞。
邹容在惩罚姚文甫以后不久，被迫离开了日本。4月，他回到上海，住进“爱国学社”，认识了有名的革命家和国学家章太炎，从此结为亲密的“双子星座”。
正当周树人编译《斯巴达之魂》时，邹容完成了一个宣传民主革命的小册子——《革命军》。这个中国近代的《人权宣言》，以浅近直截的语言，鼓吹自由、平等、博爱，主张“天赋人权”，提出结束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中华共和国”的革命纲领。它在上海秘密出版，接着公开印行，销售达数十万，堪称震撼社会的“雷霆之声”。
当时，《苏报》的笔政大权已经转移到章太炎、蔡元培、章行严等革命派的手中。为了配合《革命军》的出版，报上连续发表《〈革命军〉自序》、《介绍〈革命军〉》、《序〈革命军〉》、《读〈革命军〉》等系列文章，“排满”、“仇满”、“革命”、“民主”一类字眼，一时挤满版面。6月底，摘要发表章太炎有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这就给已经燃起的烈火投进了又一束柴薪。
7月，清政府突然查封了《苏报》馆，章太炎和邹容一起被捕入狱。轰动一时的“《苏报》案”发生了。
在这期间，周树人和许寿裳相约拜访了蒋观云。这是一位极负盛名的人物。他不但诗文做得好，难得的是能够摆脱君主立宪派的宠幸，从一个《新民丛报》的主要撰稿者，变为《浙江潮》的主笔。由于手编的刊物，可以给青年以焦渴的真理、知识和热血，因此，他们都乐于登门请教。
头戴绅士帽的蒋观云，今天的言谈特别激烈。针对“《苏报》案”，他发表一通观感之后，接着出示了章太炎写在狱中的几首诗。诗人一生作诗，诗在华采；革命家余事作诗，诗在精神。章太炎的诗实在做的好极了。“螭鬽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像这样的诗句，是何等识见，又何等气派！两位青年吟诵过后，都非常感动。不久，许寿裳把这些诗都拿到《浙江潮》上发表了。
章太炎成了新的崇拜对象。
首先，不是因为他的理论，而是作为革命家的风范吸引了年轻的思想者。在具体行动方面，周树人已经越过政治的峰峦，而沉潜到了更深邃的思想领域。不过，两个人都意识到了西方社会的矛盾性，都同样偏重于思想方面的探索，都在同时摸索着中国走向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独特的道路。然而，他们毕竟是两代人。周树人并没有章太炎同传统文化的那种强固的联系，他年轻得多也便激进得多，“西化”的倾向明显得多。“国民性”的改造，在他看来，除了革命，必须借助西方科学的力量。所谓科学，既是物质，也是精神。当他沉浸于精神的追索时，也并没有忽略世界的物质性。一个同世俗世界联系那么紧密的人，即使苦难熬炼出了一种哲学气质，也不可能把他变为纯粹思辨的哲人。他没有来得及，或者可以说根本不可能构成自己的哲学体系，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实际斗争中，对民族出路问题作全方位的考察。当革命以具体的形式继续进行，他的激进的同志使用了暗杀、内战，和最猛烈的政治性文字进行搏斗的时候，他仍然执著地把科学知识压进炮膛，作远距离射击。
航标灯在哪里？革命的浪潮汹涌而来，他最终会发现光在自己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