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一”运动发生在1945年12月1日，那时，抗日战争胜利刚刚三个月。
这是一个以反内战、争民主为中心内容的爱国民主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运动发生于昆明，席卷全国；开始以学生为主，随后得到工人、农民、市民等各阶层爱国人士的支持和参加，形成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泛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
“一二·一”运动，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众多的革命青年学生和爱国人士被毒打、监禁、迫害；数十名学生被打伤；南菁中学教员于再、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是抗战期间由华北迁来云南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南开大学等三校联合组成的。学生潘琰、李鲁连和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又名荀极中）等四人惨遭杀害。
这个运动是怎样发生的？四烈士是怎样牺牲的？
人民的愿望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在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面前，以蒋介石为头的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方针，把祖国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寇，使千百万同胞受尽日本强盗的蹂躏与欺侮。为了拯救中华民族，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从日寇手中收复了大片国土，解放了千千万万的人民。抗日战争历时八年，中国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最后，终于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1945年8月14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
抗战胜利，全国人民感到无限欢欣鼓舞。因为，“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给人民”。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大耍反革命两面手法：表面上高谈“和平”，虚情假意地电邀中共中央领导人去重庆谈判，商谈“和平建国大计”；背地里却积极调兵遣将，准备发动内战。这时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上百万抗战时龟缩在西南大后方的国民党军队，由美国的军舰、飞机运往东北、华北各地，抢占战略要地。1945年6月，美帝国主义的海军陆战队十四万人在天津登陆，帮助国民党抢占战略要地。8月，蒋介石向各个国民党战区秘密发送所谓《剿匪手本》，同时下达了进攻解放区的命令，9月中旬，国民党军队公然进犯我河北张家口、山西上党等解放区。到11月，国民党进攻解放区的军队已达一百二十万人，一场大规模的内战迫在眉睫，即将爆发。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充分反映和代表着人民的愿望。早在1944年9月，中共中央就向全国公开提出了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1945年4月，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进一步阐明了中共中央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这一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抗战刚结束，党中央于1945年8月25日发表了《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方针。28日，毛主席不畏艰险，亲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商量团结建国大计，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制止内战，“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也清醒地看到，敌人决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党中央决定用革命的两手向敌人展开斗争，一方面通过谈判，揭穿敌人，教育人民，力争实现和平；另一方面，积极领导全国人民反对内战。在解放区，广泛动员和教育军民从精神上、物质上、军事上做好充分准备，实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对于来犯者，“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巩固解放区人民已得到的果实。在国民党统治区，通过党的地下组织发动人民开展反内战、争民主运动，孤立反动派，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就是党领导下的第二条反内战战线。
反内战，争民主
抗战胜利，也给昆明带来了极大的欢欣。但昆明人民庆祝胜利的欢呼声余波未逝，内战阴云就立即笼罩。为了巩固后方，放手发动内战，蒋介石打着“统一军令政令”的旗号，于1945年10月3日，使用阴谋诡计，用武力改组了云南伪省政府。龙云垮台后，蒋介石任命李宗黄为云南省代理主席、关麟征为云南警备司令，建立了他在云南的嫡系统治。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下的昆明，政治上毫无民主可言，大街小巷，军警遍布，特务横行，进步人士惨遭迫害，民主运动备受摧残和镇压。真可谓遍地荆棘，满街狼犬。经济上，田园荒芜，工商倒闭，一片萧条，民不聊生，饥寒交迫，像闻一多那样著名的大学教授也弄得薪水不足以养活家小，不得不去中学兼课，甚至替人刻图章补贴生活，才能勉强糊口，一般劳动人民生活之痛苦，更不可言喻。
一切革命的人民，一切要求进步、有正义感和民族气节的人们，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怎能不奋起反抗！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昆明人民，特别是政治上比较敏感的青年学生，在这国家民族的危急关头，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挺身而出，为反内战、争民主而战，在国民党统治区点燃了反美蒋斗争的第一把火。
为了揭露敌人的内战阴谋，让人民识破国民党反动派假和谈、真备战的真相，团结起来，反对内战，制止内战。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和英语专科学校等四所大学的学生自治会，决定于1945年11月25日晚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晚会地点原定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国民党反动当局得知这一消息后，李宗黄和关麟征立即召开了“党政军紧急治安联席会议”，接着发布了一个命令：禁止集会结社游行。并强迫云南大学当局不准把礼堂借给学生开会。反动派以为这样一来，学生们的反内战时事晚会就开不成了，他们发动内战的阴谋就不会被揭露了。可是，爱国学生的决心是吓不倒的，时事晚会必须按计划召开。
11月25日晚，云大当局屈服于反动派的压力，不借礼堂，学生们便临时把会场改在联大民主草坪（今云南师范大学田家炳书院前之草坪），照样举行。尽管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威胁、破坏和阻挠，到会的大中学生、教授、教师和社会各界人士仍达六千余人。晚会于7时开始。会上，有四位教授发表了专题讲演。他们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和反动派发动内战的目的；一致要求制止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呼吁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敌人采取种种卑劣手段，破坏这个时事晚会。首先是派出大批武装军警，包围联大，进行恐吓。恐吓不成，敌人又割断电源，企图以此制造混乱，使会议无法进行。虽然会场上一片漆黑，但大家仍很镇静，秩序井然，点着汽油灯继续开会。同时，派人检查线路，接上电线。敌人的第二手破坏失败后，又抛出了第三手：公开捣乱会场。当一位教授正在讲演时，突然从台下跳出一个人来，登上讲台，自称是“老百姓”，打断那位教授的发言，说：“你们联大是讲民主的，我是老百姓，我要讲话。”大会主持者经过研究，认为可以让他讲。可是，那人却大放厥词，胡扯一阵，重弹国民党“内乱非内战”、“政府平内乱不是打内战”的陈词滥调，为国民党反动派挑动内战的罪恶辩护。到会群众越听越愤怒，强烈要求轰走他，大会主持者采纳群众意见，将他轰了下去，并立即审查他的身份。经过审查，此人原来是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委员兼调查统计室主任查宗藩。国民党特务的卑鄙行径，从反面教育了人民，时事讲演晚会越开越激昂。国民党反动派眼看他们的破坏活动接二连三失败后，便恼羞成怒，兽性大发，反动头子命令包围联大的反动军人向会场开枪射击。步枪、冲锋枪、机枪子弹不断“嗤嗤嗤”地从大家头顶上飞过，更激起了大家的仇恨，更增加了大家反内战、争民主的决心。群众激愤的口号声和雄壮的歌声，压倒了敌人枪炮的吼声。大会通过了《昆明四大学全体学生致国共两党制止内战》和《吁请美国青年反对美军参加我国内战》等通电。最后，晚会开到深夜10点多钟，在高唱《我们反对这个》的革命歌声中散会。由于各路出口，联大围墙缺口、凤翥街、大西门一带均被反动军警封锁，到处架着机关枪，禁止通行。参加晚会的数千人被迫在深夜的寒风中踯躅。后来，发现附近农场小路可通至云南大学后门，人们才从此路进城。
国民党反动派对爱国民主运动的破坏与镇压，使昆明愤怒了！
当晚，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连夜发起罢课，抗议反动派非法侵犯集会自由。罢课抗议书一个宿舍接一个宿舍的传下去，学生们一个个毫不犹豫地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在联大的民主墙上、教室门口、黑板上、饭厅前，到处贴满了对军警暴行的抗议书。次日早晨，“民青”（即“中国民主青年同盟”，它是中国共产党云南省工委直接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的秘密组织）召开紧急会议，研究罢课问题，随即向党组织请示罢课。党组织同意举行大罢课。于是，联大、云大、中法大学、英专等四大学从26日起开始罢课。
26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刊登了中央社发的一条造谣消息：“西郊匪警，昨晚枪声”，公然诬蔑革命学生举行的爱国时事晚会是“匪警”，视参加会议的学生、教授和社会各界人士为“匪”。这更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慨，于是各校纷纷响应罢课，从当天下午起，即有三十所大中学校的学生宣布总罢课。至29日，全市四十一所大中学校除两所被特务把持的中学和两所护士学校外，都参加了总罢课。各校都先后成立了罢课委员会。为了便于领导和指挥，在各校罢课和会的基础上，又成立了“昆明市中等以上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简称“罢联”，并出版《罢联通讯》，交流斗争情况和指导运动。
“罢联”成立后，立即发表了《反内战、反饥饿宣言》。28日，召开大中学学生代表大会，又发表《昆明市大中学生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告全国同胞书》。强烈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向国民党反动政府提出了几项要求，主要内容是：（1）立即制止内战，实现和平；（2）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美军应立即撤离中国；（3）成立民主联合政府；（4）切实保证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游行、人身自由。同时还要求云南地方政府反动当局追究射击联大事件的责任；立即取消禁止集会游行的非法禁令；保障同学人身自由不许任意逮捕；更正诬蔑学生为“匪”的造谣消息，并向当晚参加大会的人道歉。为实现上述要求，11月29日，全昆明市学生举行了五千余人的示威游行。
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镇压民主的法西斯罪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投入反内战斗争，“罢联”在发起总罢课的同时，还发动各校组织宣传队，从27日起，上街进行反内战的宣传活动。通过讲演、传单、活报剧等方式宣传反内战、争民主的主张。国民党反动派派出大批特务，流窜大街小巷，专门从事破坏学生的街头宣传。特务们用石头、棍棒、扁担等凶器沿街追打学生宣传队，有的还用手枪、匕首行凶杀人，甚至拘捕入宪兵队。如在南屏街特务公然用刺刀、手枪刺杀手无寸铁的学生，至使一学生臂部受伤住院。在武成路，一联大学生正在宣传时，竟遭数十个特务包围殴打成重伤。面对敌人的野蛮镇压，革命学生不畏强暴，从11月27日至30日，每天坚持外出宣传从未间断。
反动派用暴力镇压学生正义行动的政策惨遭失败。经过宣传发动，昆明市的人民群众行动起来了，他们以各种方式对学生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表示支持和同情。昆明自来水厂、电灯公司、云南纺织厂、机械厂的工人从28日以后，开始酝酿罢工。反内战运动有向三罢（罢工、罢市、罢课）扩大的趋势。工人阶级投入斗争，力量就更强大了。对此，敌人十分害怕。27日，云南反动当局召开中等以上学校校长和警宪头子参加的紧急会议，研究制定进一步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反动措施。制定了“以宣传对付宣传，以组织对付组织，以行动对付行动”的反动方针，并决定采取以下反动措施：命令各校当局交出“思想有问题”的学生名单；限各校在28日复课；由省党部负责在各校组织“反对内战委员会”（或“反罢课委员会”）和“行动委员会”，组织特务学生和反动学生对付参加反内战运动的进步学生；从即日（27日）起，禁止各校学生往来，凡在街上或学校遇有未带证章和请假条的学生，宪警可随时将其当做“散兵游勇”予以拘捕等等。云南警备司令关麟征还在会上咬牙切齿地叫嚣：“学生有开会的自由，我也有开枪的自由！”这是反动派发出的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反革命动员令。根据这个反革命动员令，反动派积极投入大屠杀的准备工作；11月30日，出动了大批美国卡车，将石头、瓦块、砖头运到联大、云大校外的公路上，作为镇压学生的凶器；一批又一批的军警在联大门口示威，三青团的一个头目率领一批特务进行投掷手榴弹的演习；特务头目查宗藩召集特务训话说：“现在党国处在危机之中，党员要忠于党国，联大学生都是共产党员，我们要去打死他们。”种种迹象表明，国民党反动派要下毒手了。
惨绝人寰的“一二·一”大屠杀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做好迎接国民党反动派挑衅的准备，“罢联”作出如下规定：12月1日各校暂停校外活动，整理内务，准备战斗。
果然不出所料，反动派经过一番精心策划之后，终于向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举起了屠刀。大屠杀开始了。
12月1日清晨六点钟，拓东路联大工学院有人敲门，自称是学生。校警刚把大门打开，两只美国冲锋枪便冲了进来，后面跟着十几人，有穿便衣的，有穿军装的。他们进校后，顿时动手撕毁壁报、标语。随后，这群暴徒冲进职工宿舍，见人就打，见东西就抢。
九点钟左右，一批杂色军人，手持木棍、扁担等凶器，冲入云南大学。这伙暴徒进入校门便无理取闹，肆意挑衅，把门口新贴的反内战壁报、标语撕去，打烂岗棚，捣毁校具和募捐用的桌椅、木箱，抢去捐款等物，并追打学生。当场就有许多学生受伤。反动军人还号叫：“冲上去！”但因云大教学大楼石级太高，加之学生早有准备，当反动军人往上冲时，学生们进行自卫还击，居高临下，用石头、瓦块、硫酸之类打敌人，敌人无法冲上去，只好呼啸而去。云大罢委会考虑：敌人既然来云大捣乱，也绝不会放过当时被誉为“民主堡垒”的联大。于是，立即把消息通知联大。联大接通知后，立即组织学生紧急戒备。
10时许，两三个撕标语的反动军人在联大门口肆意寻衅。随即，佩带“军官总队”符号的百余名军人和一些穿便衣的特务来到联大校门口，借口要看联大“民主墙”上的壁报，强行冲入联大，暴徒们一冲入校门，便用木棍、石块殴打学生和校警。联大学生奋起反抗，将窜进校内的三十余名反动军人和特务推出门外，紧闭校门。校外的反动军人、特务便用准备在公路两旁的石块、砖头向校内投掷，并由队长以口哨指挥，猛冲校门。虽然校内学生竭力抵御，但经三次猛冲后校门被毁，随即冲进特务、军人数人，殴打学生。联大学生再次群起反攻，又将暴徒逐出校门外，并捕获反动军人一名，终于守住校门。此时，联大学生展开政治宣传工作，纷纷登梯上墙，向国民党士兵进行反内战的宣传。但却遭砖头、石块飞击，上墙学生均被迫退下。几次攻门不下，国民党刽子手们杀机大起，向联大校门投掷手榴弹。眼看一颗冒着青烟在地下旋转着的手榴弹就要爆炸了。如果这颗手榴弹炸响，毫无疑问，将会使校门内的一大批学生造成伤亡。在这千钧一发之时，路过联大门口的南菁中学年轻的音乐教师于再，见义勇为，连忙上前劝阻，用自己的身躯挡住了这颗手榴弹。一声巨响，于再被炸倒在血泊中。于再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拯救了在场的联大学生。当联大学生出来抢救身受重伤的于再，并向反动派抗议时，学生们又惨遭毒打，十余人受伤。
11点钟左右，另一批法西斯匪徒，在三青团云南支团部秘书兼宣传股股长周绅率领下，强行窜入龙翔街联大师范学院，至饭厅前院时便开枪射击和投掷手榴弹。师院学生猝不及防，推开礼堂窗户退入隔壁昆华工校，与工校学生联合进行反击。在反击中，年仅十七岁的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挥舞大棒，冲锋在前，带领着同学们与匪徒搏斗。经两校学生共同努力，终将匪徒赶出校门。丧心病狂的法西斯匪徒们这时向门内投掷了两枚手榴弹，学生多人当场中弹倒地。联大师院学生李鲁连重伤。奋勇救护受伤同学的联大师院女学生潘琰，胸部被弹片炸伤，手指被削掉，倒在血泊中。前来援助师院战友的张华昌，头部被弹片穿破。国民党法西斯匪徒再次冲进门后，用石块、木棒猛击受伤后倒地的学生。一个名叫龚正德（新中国成立后已被人民政府镇压）的特务，看见潘琰未死，便抖出藏在“文明棍”中的匕首，在潘琰的腹部狠狠刺了三刀。当同学们围在潘琰周围救护她时，她用微弱的声音向大家呼喊：“同学们，团结呀！”匪徒溜走后，师院门外群众聚集，大家看着高等学府满壁弹孔，爱国学生流血遍地的惨景，一个个都愤怒了，纷纷质问：“这是什么世道！”
师院受伤学生，由联大及云大医学院闻讯赶来援救的学生抬往云大医院抢救。路上，又被大批反动军人包围。这伙暴徒不仅抢走学生们的钢笔、手表和学生证等物，并毒打伤员和护送伤员的学生。受了重伤躺在帆布床上的李鲁连又被匪徒拖下来毒打，顿时气绝，成为“一二·一”惨案的第一个牺牲者。不少学生又被打伤。连云大医院出来劝阻的一位姓马的女护士也被打伤。
当天中午12时左右，又有便衣暴徒五六十人闯入钱局街联大附属中学，任意捣毁校具，殴打师生。
此外，还先后有数十、数百名反动军警和特务去中法、南菁等大中学校捣乱。
这一天，镇压和屠杀从上午6时起，一直延续到下午4时。
惨遭国民党法西斯暴徒屠杀，身受重伤的于再、潘琰、李鲁连、张华昌四位师生皆因伤势太重，医治无效，于12月1日当天先后逝世，人称“四烈士”。
这一天，惨遭毒打的爱国师生上百，数十人被打成伤。联大学生缪祥烈，腿被打断一只，成了残废。
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一二·一”大屠杀！
“一二·一”惨案是“三一八”惨案“三一八”惨案发生于1926年3月18日，北京学生和民众团体示威游行，抗议北洋军阀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出卖中国，被段祺瑞政府残酷镇压，二百五六十人伤亡。以来，反动派屠杀爱国学生最严重的一次大惨案。人民公敌蒋介石屠杀革命青年的“丰功伟绩”，为北洋军阀段祺瑞、宋哲元之流望尘莫及。《新华日报》在12月5日的社论中指出，无论是“三一八”或“一二·九”，都是在学生上街示威游行时，才遭受军警的屠杀，而这次却是军警、特务冲进学校来杀人。这真是中国反动派的一大“进步”。当时郭沫若同志为“一二·一”惨案所作的《进步》愤怒、辛辣地讽刺道：
谁能说咱们中国没有进步呢？
谁能说咱们中国进步得很慢？
“一二·九”已进步成了“一二·一”了。
不信，你请看，请鼓起眼睛看看：
水龙已经进步成了机关枪，板刀已经进步成手榴弹。
超度青年的笨拙的刽子手们，已经进步成为了机械化的好汉……
宋哲元大将军在地下击掌赞叹，希特勒大领袖自从他战败以后，第一次才表示着会心的喜欢……
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个人站起来血，爱国青年的鲜血，四烈士的鲜血，绝不能白流。
“一二·一”惨案使整个昆明沸腾了，更加愤怒了！
惨案发生以后，“罢联”立即发表《昆明大中学生为“一二·一”惨案告全国同胞书》，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并重申11月28日的要求外，又向反动当局增加了三项要求：（1）严惩12月1日事件的主谋凶犯关麟征、李宗黄、邱清泉；（2）负担死难同学之抚恤费、受伤同学医药费；（3）赔偿一切公私损失。
为了进一步揭露敌人，发动广大群众投入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党组织决定对四位死难烈士举行公祭和扩大宣传活动。
12月2日，为烈士举行入殓典礼。四烈士的灵堂设在联大图书馆内。灵堂布置得严肃悲壮，烈士遗体停放在图书馆中央，烈士遗像前面悬挂着“党国所赐”四个大字。它悲愤地向大家揭示：国民党及其国家机器所“赐”给人民的就是大屠杀！墙上贴着“不要流泪，要恨！”的标语，四周墙壁上挂着用大字书写的《惨案实录》和反内战壁报，每个字都充满着悲愤和复仇的烈火。下午3时，入殓典礼在沉痛静穆的气氛中开始。有一万多人参加，其中有各大中学校的学生、教授、教师和社会各界爱国人士。成千上万的人们带来的花圈和挽联，把灵堂和灵堂外面的“民主草坪”都堆满了。灵堂周围的挽词写道：“你们没有死，你们将活在千千万万人心里，活在永恒的历史里……”入殓典礼结束时，大家在死者面前发誓：“我们不仅哀悼，我们誓死为争取民主自由奋斗到底，我们要复仇！我们踏着死者的血迹前进，决不后退一步。”
从4日开始，举行四烈士公祭。每天从早晨到黄昏，人们川流不息地涌进灵堂，瞻仰烈士，表示决心。他们带来了花圈和挽联，更带来了对死难烈士的哀悼和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从4日至24日，参加公祭的团体达五百二十多个，人数达十五万，人员来自各阶层，有工人、农民、学生、公务员、商人、和尚、尼姑，甚至还有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下级军官和一些社会上层人士。这说明昆明各阶层的爱国人士已经被广泛发动起来了，反内战、争民主的力量更加壮大了。
在公祭的同时，“罢联”组织了强大的宣传队，向人民介绍惨案真相，从12月2日起每次出动一百至一百五十个宣传队，到全市大街小巷进行宣传。宣传队以大字报、讲演、传单、演唱、活报剧等多种形式开展活动。他们演出的《匪警》、《审判前夜》、《潘琰传》等街头剧，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凶残和无耻；他们演唱的《安息吧，勇士》、《凶手，你逃不了！》、《不买中央报》等歌曲，成了昆明当时最流行的歌曲。宣传队还深入工厂、农村和居民家中进行宣传访问，使惨案真相家喻户晓。为了扩大运动的影响，“罢联”还印刷了几十万份《惨案实录》和通俗传单，在全市散发；派代表到蒋管区各地报告“一二·一”惨案真相；还用外文译印各种宣传材料，通过各种关系寄往海外。
通过这些活动和斗争，昆明学生的爱国运动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赢得了全国人民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在昆明：联大教授于12月2日组织“教授会”，为“一二·一”惨案向反动当局提出抗议，并举行记者招待会，控告杀人凶手关麟征、李宗黄、邱清泉，说明惨案真相；宣布从4日起，罢教一周。原来一直未参加罢课的惠滇医院护士学校和昆华医院护士学校的学生，这时也正式宣布罢课，并组织服务队，轮流看护受伤学生。6日，全市大中学校四百多教师发表《罢教宣言》，宣布“一致罢教，至学生复课日止”。爱国师生团结一致，共同战斗。斗争锻炼出了一批知识分子，坚定的更坚定，一些以往不关心政治的学生也开始觉醒。他们站在烈士遗体面前庄严地说：“血，叫我们看清了统治者的嘴脸，我们决不能让你们白死！我们要脱掉怯懦的衣服，勇敢地投入斗争！”曾经对美蒋抱有幻想的所谓个人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如闻一多先生等，这时也纷纷“拍案而起”。昆明市的工人、农民也热烈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云南纺织厂工人响应反内战，声援学生。黑龙潭无线电器材厂工人，自2日起开展募捐慰问工作，募款支持反内战运动，慰问受伤同学。印刷工人夜以继日，接连几宵不睡觉地为“罢联”赶印宣传品和文件。一个农民老大爷的儿子在斗争中受了伤，他从老远的地区赶来看望，泪流满面地对学生们说：“你们反内战，争太平日子，是为后代造福，现在我捐出五十块钱，我更愿捐出我的儿子。”这位老大爷的话，道出了千千万万农民的心声。在烈士公祭的日子里，每天几乎都有不少农民赶来哀悼和募捐。
在云南省内：各地中小学纷纷举行罢课，进行募捐，以实际行动声援昆明学生。鹤庆、宣威、昭通、沾益、弥勒、泸西等地中学举行罢课。建水、石屏、元江三县的中小学捐助款达两百万元，并派代表送到昆明交给四烈士治丧委员会。玉溪中等学校组织了援助伤亡同学募捐委员会，开展募捐活动。建水东区、新平高安、华宁乡村的中心小学和安宁八街的中心小学，均派代表前来昆明悼唁四烈士。
在全国：各地人民纷纷集会、抗议，发通电，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昆明学生的暴行，声援昆明学生的正义斗争。昆明惨案的消息传到解放区后，党中央、毛主席对这次学生的爱国运动十分关怀。毛主席在1945年12月1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中，就曾指出我党当时的斗争任务之一，就是要援助“以昆明罢课为标志”的国民党区域正在发展的民主运动。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版，《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周恩来同志在延安各界青年代表纪念“一二·九”十周年，声援昆明学生爱国运动的大会上，对“一二·一”运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指出：“昆明惨案就是新的‘一二·九’……’‘一二·九’未完成的任务，由今天的青年运动继承起来。”《新华日报》第2版，1945年12月18日。党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以及《新华日报》以极大的热情报道了昆明学生的斗争和各地支援昆明学生运动的情况，还多次发表社论，声援和指导昆明学生运动。《解放日报》1945年12月7日社论：《昆明惨案》中写道：“我们对于昆明学生与教授，表示我们极其真诚的同情。昆明学生与教授的命运，也就是全国人民的命运。我们声援在苦难中的昆明学生与教授，因为他们的奋斗，就是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斗争，是这个斗争的一部分。”在延安，“解放区青联筹备会”召开了几千人参加的大会，声援昆明学生运动。全国各地的进步团体、著名作家、诗人和社会知名人士，也纷纷写诗撰文，悼念烈士，投入战斗。重庆、成都、上海、遵义、桂林等大中城市，也纷纷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声援昆明学生的正义斗争。
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个人站起来！在很短的时间内，在“一二·一”运动的影响下，反内战、争民主的烈火，迅速席卷全国，形成燎原之势。
人民革命的力量，给予了国民党反动派巨大打击，使蒋介石之流又怕又恨。惨案发生后，刽子手关麟征害怕事态扩大，企图平息学生怒潮，伪装慈善，硬着头皮到联大表示“慰问”。爱国学生愤怒已极，把他的“慰问品”掷回去，怒斥道：“凶手就是你——关麟征！”关麟征被吓得抱头鼠窜。国民党反动当局为了平息学生运动，又扮演了一出假“公审”丑剧。他们找了两名特务，装成杀害四烈士的凶手，事先编好供词，妄图把罪状推到所谓“共党分子”身上，借此转移目标，欺骗群众。这一拙劣伎俩，马上被大家识破，“罢联”宣布拒绝出席这种假“公审”，并重申：凶手就是关麟征、李宗黄、邱清泉，一定要严惩！事情越闹越大，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出马处理昆明学潮。一方面发表《告昆明教育界书》，威胁学生；另一方面玩弄权术，假意宣布：关麟征“停职议处”，李宗黄“调离”待处，掩护关麟征、李宗黄逃离昆明，调卢汉接任。
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党组织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认为罢课可以暂停，但运动必须继续。于是昆明学生于12月27日复课搞运动。“罢联”改名为《昆明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罢委会通讯》改名为《学生报》，坚持斗争。
定于1946年3月17日安葬四烈士，党组织决定举行出殡游行，教育人民，发动人民，永远记住四烈士的鲜血，把革命斗争进行到底。反动派听到这一消息，十分害怕，竟无理规定：出殡时不准喊口号，不准贴标语。下令强迫商店当天关门。在出殡前一天的晚上，反动军警挨家逐户通知市民：“明天不准出来看，把家门关紧。”军警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临大敌。
3月17日清晨，三万多人的送葬队伍先集中在联大举行公祭，11点钟开始出殡游行。四人一列，整整齐齐抬着四烈士的灵柩、遗像和挽联，迈着沉重而坚定的步伐缓缓前进。游行队伍经过西站、龙翔街、大西门、青云路、华山西路、华山南路、向市中心进军。一路上，大家没有悲哀，只有愤怒；没有口号，只有挽歌。同学们沉痛地唱道：“天在哭，地在号，风唱着摧心的悲歌。英勇的烈士啊，你们被谁陷害了……”沿途设了许多路祭，祭文和挽歌通过广播向四处传播。出殡游行队伍所到之处，人民群众根本不理睬反动政府的禁令，纷纷夺门而出，集聚街头，路旁人山人海，向死难烈士告别。每当反动军警和特务企图驱散群众，阻挠游行时，大家便手挽着手，高唱“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奋勇前进。看到烈士遗容，群众心中的怒火在燃烧，一个老大妈指着张华昌烈士的遗像说：“这还是一个小娃娃嘛，李宗黄、关麟征这么杀人，真是凶恶极了！”青年、妇女、老人、小孩都不顾反动军警和特务的阻挠，纷纷带上黑纱参加到游行队伍中来。经过五个多钟头的游行，下午4时出殡队伍回到联大烈士墓地。在悲壮的歌声中举行了入葬仪式。闻一多先生发表了讲话，他说：“今天我们在死者面前许下诺言，我们今后的方向是民主，我们要惩凶，关麟征、李宗黄跑到天涯，我们追到天涯。这一代追不了，下一代继续追。血债是要用血来偿还的。”在葬仪上，同学们也表示了坚定的革命信心：“假使我们的工作不能在我们这一代完成，我们也愿下一代的人走上我们用鲜血铺成的路！”
光辉的一页“一二·一”运动在中国革命史册上，特别是青年运动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继承和发扬了“五四”、“一二·九”的光荣传统，在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时昆明爱国的学生青年和知识青年，在共产党领导下，高举“反内战、争民主”的大旗，不怕流血牺牲，前赴后继，向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一二·一”运动对解放区军民反击国民党反动派进攻的自卫战争，是一个很大的支援，为解放战争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这个运动再次证明，中国的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军”。
“一二·一”运动给予了国民党反动派巨大打击，它搞得敌人惊恐万状，狼狈不堪。它是迫使美蒋反动派不得不在1946年宣布停止内战，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二·一”运动和历史上的任何伟大革命运动一样，锻炼出了一批革命的知识分子，使他们走上了与工农结合的道路。昆明的青年学生，经过这次战斗洗礼，逐步提高了觉悟，认识到要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光靠学生的罢课、示威游行是不够的，只有与广大的工农民众结合在一块，拿起刀枪，开展武装斗争，才能达到目的。于是，他们纷纷走出课堂，离开学府，到云南农村去，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在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以后，配合人民解放军打击敌人，终于在1949年底，迎来了云南人民的解放。
试论“一二·一”运动的深度、广度及主力“一二·一”运动是一次反内战、争民主的革命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宏观方面来看，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主力是工农大众，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就“一二·一”运动本身来讲，参与这一运动的主力究竟是谁呢？我认为革命的青年学生和爱国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一起，共同构成了这次革命运动的主力，而且青年学生是主体。也就是说，革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革命的青年学生，在这场斗争中既起着先锋作用，也承担了主力军的作用。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就得将民众参加这一运动的广度和深度作一番了解。
这次运动所发动的民众，就其深度和广度来讲，是前所未有的。它超过了我国近代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学生运动。
从广度上看，运动过程中每次大的活动所发动的民众，都是成千上万。如这次运动的开端，1945年11月25日晚，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和英语专科学校所举行的时事晚会，参加人数虽然众说不一，但至少也有五六千人。这次时事晚会的参加人数，有下列几种说法：《解放日报》引新华社1945年11月29日电讯，说有五千学生参加；12月1日引合众社的电讯又称“六千学生于11月25日召开群众大会”。闻一多先生在1946年2月所写的《“一二·一”运动始末记》中，指出到会者为五千余人。在民盟机关报《民主周刊》所登载的《民盟昆明支部发言人抗议非法的武装干涉集会自由的声明》中，说“到会人数过七千人”。《民主周刊》第19期所刊登胡剑《谁是匪徒》一文中，又称到会青年有八千人。继时事晚会之后，在为抗议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武装恐吓和《中央日报》的造谣中伤，以及反内战、争民主而举行的罢课斗争中，昆明市所有的四十四所中等以上学校，都先后参加了罢课。参加罢课的学生总数约三万人。“一二·一”惨案发生后，整个昆明都沉浸在悲愤之中，人们对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愤怒到了极点；对于再、潘琰、李鲁连、张华昌四位师生的牺牲，无比悲痛。这一情绪，在为四烈士举行的入殓和公祭中充分地反映了出来。12月2日，举行四烈士入殓典礼，有一万余人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