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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秦散文：就是指秦统一天下之前的散文，它包括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历史散文也称为叙事散文，是指先秦时代流传下来的一批历史著作；诸子散文也称为说理散文，是指先秦时代流传下来的一批体现个人或者学派的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的著作。
（2）九流十家：春秋以来出现的社会变革引发了思想界激烈的骚动，到了战国时代又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学者们以满腔热情关注现实，干预现实。因为思想观念、利益趋向的不同，出现了不同的学术思想派别，其中著名的有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还有名家、阴阳家、纵横家、农家和杂家，以上被称之为“九流”。再加上“小说家”，又被称之为“十家”。这种学派林立的局面，就已反映出思想活跃、学术繁荣的盛况。
就先秦叙事散文的萌芽及发展来看，它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甲骨卜辞
人类文字的历史比语言的历史晚得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开始用文字记载事件，中国历史上至今可考的最早的文字便是甲骨文。甲骨文主要指殷墟甲骨文，又称契文、龟甲文、龟甲兽骨文，甲骨刻辞、卜辞、殷墟文字等，现通称甲骨文，是中国商代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它是中国已发现的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也是中国叙事散文最早的雏形。
古代商王朝，科学并不发达，统治者“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占卜之风极为盛行，达到了“事无不卜”的程度。他们相信鬼神的力量，常常借助占卜来预测事情的发展，并判断事情的吉凶。他们占卜的内容也非常广泛，如打仗能不能胜利，会不会有灾祸，农作物是不是有好收成，应该对哪些鬼神进行哪些祭祀，以至于生育、疾病、做梦等事情都要进行占卜。占卜所用的材料主要是乌龟的腹甲、背甲和牛的肩胛骨，先民们先在已选好的甲骨的背面凿一些排列整齐的小圆孔，在圆孔的旁边再凿一条长槽，即“钻凿”，然后用燃烧的木炭加热甲骨，使其表面出现裂纹，即“兆”，然后由“卜官”负责观察纹路，判断吉凶。商王就是根据这些裂纹的长短、粗细、曲直、隐显，来判断事情的吉凶、成败。占卜后，将占卜的时间、内容和结果刻在卜兆的近处，这就是卜辞，刻有卜辞的甲骨被当作档案资料妥善收藏在窖穴中，遂得流传于后世。除了卜吉凶之外，先秦甲骨文中还有少数是用来记事的。
现存的绝大部分甲骨文发现于殷墟。殷墟是著名的殷商时代遗址，在河南省安阳市西北小屯村、花园庄、侯家庄等地，殷商时代后期中央王朝都城设立于此，距今已有3300多年的历史。商灭亡后，殷都成为废墟，甲骨文也被埋入地下3000多年。19世纪80年代甲骨被河南小屯村民发现，将其当成“龙骨”卖给药店。1899年，时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在北京发现了带字甲骨，遂进行收集整理，殷墟甲骨文才从“龙骨”变成了珍贵的古代文化研究资料。后来，王懿荣所藏甲骨流入其好友金石学家刘鹗之手，刘鹗又进一步收集，所藏甲骨增至5000多片，于1903年拓印《铁云藏龟》一书，这是甲骨文的第一部著录之作。不久，学者孙诒让根据《铁云藏龟》的资料，又写出了甲骨文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契文举例》。1908年，学者罗振玉多次派人收购甲骨，又亲自前往安阳进行实地考察，并考释甲骨上的文字。先后共搜集到近两万片甲骨，于1913年精选出2000多片编成《殷墟书契》（前编），随后又编印了《殷墟书契菁华》（续编），为甲骨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继罗振玉之后，许多著名的学者，如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于省吾、胡厚宣等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释和研究，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甲骨学，如今甲骨学已成为一门蔚为壮观的世界性学科。
目前出土并存留的大约有15万片甲骨，4500多个单字，其中约有1700个单字已被释读。这些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商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内容，而且涉及天文、历法、医药、家族、征伐、农业、田猎、祭祀、灾祸等内容，是研究中国古代特别是商代社会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的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从这批资料来看，当时汉字已经成熟，书面语言的应用也已达到一定水平。
作为最初的文字叙事，甲骨卜辞也对后世叙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叙事具有高度的严肃性和神圣性。占卜的目的在于向天征问人的命运，因而，占卜者的态度是非常严肃虔诚的，而对结果的记录也必将是秉笔直书、一丝不苟的态度，这种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后世著史者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如：癸巳卜，壳殳贞，旬亡田（咎）？王占曰，有祟，其有来艰。气（迄）至五日丁酉，允有来艰自西。（郭沫若《卜辞通纂》第五一二片）。
这段话如实地记录了一次占卜，癸巳日，王问十天内有无祸患？占卜的结果是有祸祟，这次祸将会是一次突来的灾难。迄至五日丁酉时，这灾难来自西方。
其次，形成了一种叙事的模式。殷墟卜辞一般包括前辞、命辞、占辞、验辞，前辞包括占卜的时间、地点、人物，命辞指占卜所问的事情，占辞指根据兆象判断某事是否发生，验辞则指某事发生的具体情况。这种模式包含着对一件事情较完整的叙述，尤其是验辞会写明事情发生的经过及所涉及的人物、地点等，因而其叙事色彩相对较浓。如《甲骨文合集》一四一三八版：
戊子卜，贞：帝及四夕令雨？贞：帝弗其及今四夕令雨？王占曰：丁雨，不辛。旬丁酉，允雨。
此段文字的意思是戊子日占卜，问道：上帝到第四天晚上允许下雨吗？又问到，上帝到第四天晚上不允许下雨吗？时王武丁占视兆相认为，丁酉日下雨，辛卯日不下雨。第十天丁酉日，果然下雨了。
再如，《甲骨文合集》二八四六六版关于狩猎的记载：戊午卜，贞：我狩，擒。之日狩，允禽。获虎一，鹿四十，狐一六十四，獐一百五十九。
此段文字记录了戊午日占卜，问道：我到地围猎，该能捉到野兽吧？这一天围猎，果然捉到了野兽，捉到虎一只、鹿四十只、狐一百六十四只、獐子一百五十九只。这段文字详实地记录了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对于细节，如捕获的猎物的数量也有了明确的记载，说明甲骨文已经有了细致化的倾向。不过，其时间的表达还不规范，地点标识也不甚清楚，人物身份不太明确，事件的叙述也比较简单。
再次，甲骨卜辞的语言，一般都很精练，形成了简洁的叙事风格。如：辛未卜，争贞：妇好其比沚瞂伐印方，王自东亳（薄）伐，陷于妇好立（位）（《甲骨文合集》）
此段仅20个字，意思却相当丰富，而且表达得颇为简洁清楚。甲骨文记载，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有一年夏天，北方边境发生战争，双方相持不下，妇好自告奋勇，要求率兵前往，武丁犹豫不决，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好起兵，结果大胜。此后，武丁让她担任统帅，从此，她东征西讨，打败了周围20多个方国（独立的小国）。1976年春，在宫殿区附近，小屯村北偏西100米处，发掘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将军妇好的墓，这是殷墟发掘的唯一保存完整的殷代王室墓葬，出土的很多器物上都刻有铭文，与甲骨文、历史文献相印证，从而进一步确定了墓主的身份和年代。
最后，甲骨文有问有答，开启了以问答开始的叙事方法。作为一种从对话开始的叙事模式，甲骨卜辞体现了中国早期叙事散文中记言与记事并列、记言色彩较浓的特征。
甲骨文不仅仅是一个文明的符号、文化的标志，它对“文献不足征”的商代历史研究来讲是极为珍贵的资料，从中印证了包括《史记》在内的一系列文献的真实性，把有记载的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了近5个世纪。同时，在甲骨文中体现出的叙事要素、叙事风格、叙事方法等，这些都对后世产生了影响。
二、青铜铭文
中国的青铜时代始于公元前20世纪，经夏、商、西周、春秋时期，历时1500年左右。从晚商到西周，青铜冶铸业逐渐成熟，君王、公侯、臣等均可用铜制礼器。同时，随着文字的进步，先民开始在青铜上刻凿文字，即青铜铭文，又称金文、钟鼎文。商周青铜铭文广泛地反映了商周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商至周青铜铭文的发展也有一个由简至繁的过程。商代铭文记事简单，形式一律。如“丁巳，王省夔京，王易小臣俞夔贝，惟王来征夷方，唯王十祀有五，肜日。”（《殷文存》上二六·后）先说明事件发生的时间，然后叙事，再写告于先祖的祭日，最后讲明了祭祀的方法，肜，即血祭。
周代铭文字数增加，内容相对复杂，前期《大盂鼎》29字，中期《史墙盘》284字，后期《毛公鼎》497字。不仅有记事文字，还出现了与《尚书》诰命类似的记言文字。例如，以记言为主的《毛公鼎》，其中的训诰已和《尚书》没有什么区别。以记事为主的《曶鼎》，先写了周王策命曶继承父业为王卜者；又写了曶用匹马束丝购买五个奴隶，引起纠纷，曶胜诉之事；还记载了匡季带其奴仆抢劫了曶的十秭禾，曶向东宫控告匡季而胜诉，得到了加倍赔偿的事。可见，周代青铜铭文的叙事已具有了一定的规模。
青铜铭文的叙事能力之所以有如此的发展，除了冶铸水平的提高和文字的发展以外，还有其时代政治原因。周灭商后，追随武王的周室宗族成员得到分封，君王、公侯、臣都使用青铜礼器，并在青铜礼器上刻凿长铭文，将天子锡命、祖先贡献与自己的功劳昭告天下，以传后世，同时也显示出宗室承袭权力与地位的合法性与正统性。
青铜铭文为后世所重之处并非其政治作用，而在于其征求史实的功能。与其他的文献资料的载体不同，青铜铭文“一字一句均古人之真迹”，对于我们研究两千多年前的史事提供了无可置疑的文本，这种“坚硬”的文字方式为后世提供了客观准确的研究资料。在叙事散文的发展史上，青铜铭文表现了如下的特点：
首先，青铜铭文出现了正式的叙事文体。据统计，西周铭文共有徽记、祭辞、册命、训诰、记事、乐律等10种格式，这些格式中大多具有较多的叙事成分，其中训诰、记事、追孝则近乎纯粹的叙事散文。铭文记载的事情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形形色色的史事都在青铜上留下了痕迹。如《史墙盘》即是将国史与家史放在一起，这篇铭文先颂扬周代开国君主的文治武功，然后写自己家庭的辉煌，是一篇较完整的叙事文。
其次，铭文叙事范围更加广泛，叙事规模也更为阔大。一般来说，铭文有数十字甚至数百字，这样的叙事规模保证了完整反映事件始终的可能，也可以使叙事更为详细。如《毛公鼎》铭文共计497字，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长的铭文，它详尽地记录了“王训诰”“毛公受诰”“颂恩”“作器”及“祝愿”等一系列行动，内容相当丰富。有的铭文，仅数十余字，也可以连续且较完整地表达一个事件。有些铭文还对叙事诸要素，如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已经有了较规范和清晰的表述。如惟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邵宫，旦，王格大室，即位。
再次，铭文中已经有了虚构的因素，初步显示了文学性的叙事。比如铭文赞美祖先和今王，颂扬祖先的美德，夸颂自己的功业，其中难免有溢美之词，这也必然会借助于夸张、想象等文学叙事的手法，这种手法在后世的辞赋等文体中发扬光大。同时，在叙事的过程中，也会有意识地发扬“隐恶而扬善”的指导思想，这样，一些不光彩的事情就会被曲笔掩饰。另外，其文学性也表现在铭文中韵语的出现，这使铭文具有了韵律感，在方便记忆与诵读的同时，也增加了叙事的形式美。如西周后期的《虢季子白盘》上的四字韵句：
搏伐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趄趄子白，献馘于王。王孔嘉子义，王格周庙，宣榭爰飨。王曰：白父，孔显有光！王赐乘马，是用佐王。锡用弓，彤矢其央。锡用钺，用征蛮方。子子孙孙，万年无疆。
铭文中的语言艺术有了一定的发展，记言在这里得到重视，铭文已经产生了诸多的叙事格式，但在每一种格式中，几乎都存在记言的内容。从铭文的记言中，可以看到先祖在记言方面的特点及成就：其一为雄辩性。例如，《毛公鼎》中周王诰语用“王曰”分出了层次，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其二为生动性。铭文中的人物语言已经显得生动活泼，如《曶鼎》即用语言记载了买卖活动和官司纠葛，后半部分的语言更为生动传神。其三为个性化。铭文中的对话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铭文的记言性质不仅记载了一些史实，同时，语言本身雄辩、个性、生动的特点也使铭文的创作具有了文学叙事的色彩。
青铜铭文以其特殊的载体传递着历史信息，同时，使得中国的叙事散文真正地开始萌芽。
三、《周易》爻辞
《周易》成于商周之际，是西周时期人们卜筮所用之书。人们占卜之时，以蓍草排列成爻，由爻组卦，便有了六十四卦，每一卦均有卦辞，《周易》即是记录卦名、卦辞和爻辞的筮书。《周易》的卦辞和爻辞篇幅不长，其功能在于标示人事的吉凶祸福，内容包括殷商与周初零碎的历史记录及巫史们积累的生活经验，因而其记录内容是叙事与吉凶判断交替进行。各个卦象已经连成了一个系统，在叙事记言体例上，已经比甲骨文和青铜铭文更为进步。
卦辞和爻辞除了述及王公的史事外，更多的是社会生活中的普通事件。不过，各卦辞和爻辞已纯化为理性记载，省去了具体的何人、何时、何事，卜筮的记事内容采用了简奥幽晦的表达方式。这种叙事方法传递出的信息含混不清，但是却有利于卜筮者的阐释发挥。
《周易》卦辞和爻辞的叙事虽然缺乏完整性，但也表现出一定的叙事特点。首先，较为形象地描写一些事件、动作、事物，有些语言甚至于流传至今成为成语。如《离·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即“突如其来”的出处。再如《中孚·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也抓住了事物的主要特征进行了形象地描述。其次，叙事时常常用韵。有学者考察，《周易》隐藏着比《诗经》更早的民间歌谣，这些用韵的歌谣常常用在叙事描写之中，而在判断吉凶时则不用韵。如《乾》卦辞“见龙在田，或跃在渊，飞龙在天”，《坤》卦辞“龙战于野，其血玄黄”。由于古代歌谣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因此这些古代歌谣进入卦辞和爻辞的时候就同样使其具有了叙事性。再次，叙事中带有隐喻性。商周史官记载历史主张秉笔直书，很少具有意象及象征，而在《周易》的卦辞和爻辞中出现了大量的意象，如飞龙在天、群龙无首、虎视眈眈、不速之客、密云不雨、夫妻反目等，这些意象至今仍然会引起人们的心理反应，可谓意义深刻丰富。同时，这种隐喻性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后世的诗文创作具有了含蓄蕴藉的文学效果。因而，周易对叙事散文文学性的生成有着一定的贡献。
四、《尚书》及《春秋》
《尚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集，是商周时期记言史料的汇编，其时间跨度与甲骨卜辞和青铜铭文相近，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有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之分。
《汉书·艺文志》云：“《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刘知己《史通·六家》亦云：“《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可见，《尚书》的功能为记录政治号令，其记言特征也由此而决定，而典、谟、训、诰、誓、命也被后人归纳为《尚书》之六体，显示了商代史官文体意识的萌芽。尽管《尚书》六体仍显得非常粗疏，但却是古代文体的渊源所在。因而，《文心雕龙·宗经》曰：“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文体明辨序》亦曰：“夫文章之体，起于《诗》、《书》”。
在《尚书》的各种文体中，“诰”“誓”“命”又是最为重要的，多记周公言论，反映周公的心态、周人的政治思想和周的社会关系。“诰”即“告谕”，约占了今文《尚书》的一半篇目，所以韩愈在《进学解》中用“周《诰》殷《盘》”来指代《尚书》。在“诰”中保存了训诰之辞以及统治者对臣民的话语，最能体现《尚书》发号施令的特点，带有一定的情感倾向和政论性。这种政论的倾向使《尚书》的叙事具有了一定的风格特征。其一为直陈其意，直言不讳。因为《尚书》论事以政治为出发点，因此必须鲜明直接地发号施令。如《盘庚·上》记“王若曰：‘格汝众，予告汝训汝，猷黜乃心，无傲从康’。”其二为情感激昂。因为统治者在发号施令时，一定要使自己的评议具有感染力，具有激昂的情绪，慷慨陈词，才能令人听信并服从。如《秦誓》记：“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其三为严辞峻语。因为《尚书》所论之事都与政事有关，因而，统治者不仅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还有做到恩威并重，用严辞峻语以确保施令的施行。如《甘誓》记：“王曰：‘嗟！’六事之人，予拆告汝：……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拏戮汝。”其四为重复言说。由于《尚书》多出于口语，不少篇章显得逻辑性不强，且有重复繁缛的感觉。
《尚书》除了“论事”的功能及其显示出的语言特征外，还频繁地使用比喻，这与日常社会生活有关，因此，《尚书》的有些文字也具有生动、形象的特征，许多语言还频繁地使用在今人的生活之中。
《尚书》中还有作品兼及记言与记事，《周书》中的《金滕》和《顾命》即以记事为主。《金縢》写武王克商后患病，周公向先王祷告，愿代武王死，武王病愈。后成王嗣位，周公摄政，武王之弟管叔等散布流言诽谤周公，并煽动殷遗民叛乱。周公率兵平定叛乱，成王心中对周公仍有疑忌，周公避居。于是“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成王与臣启《金滕》之事，亲迎周公回朝，情节曲折且具有传奇色彩。《顾命》写成王死，康王立，事件的过程和宏大的场面铺叙得很清楚。
总之，《尚书》的叙事水平超过了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而且这些文诰都单独成篇，有完整的结构，对先秦叙事散文的成熟有直接的影响。
在叙事散文萌芽的过程中，如果说《尚书》以记言为主，那么《春秋》则与之同享盛誉，以记事为主。《汉书·艺文志》云：“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文心雕龙·史传》亦云：“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
《春秋》原本是史书的通称，后特指经孔子修订的鲁国编年史，它大纲式地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至哀公十四年（前481）间242年的历史。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写明了孔子修订《春秋》的原因及原则：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可见，《春秋》的主要功能是通过“记事”来传道，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社会价值取向。在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中，《春秋》表现出了如下的特点：
其一，依照时间顺序进行叙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说明《春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如果说《尚书》的记言是在一种无序的状态中进行的，《春秋》则显示了明确的时间观念，这在叙事散文的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开启了中国史书编年体的体例。《春秋》不仅按年、季、月、日记事，同时，还按照鲁国“十二公”的顺序——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分年记事。如《桓公四年》记载“春正月，公狩于郎”，清楚地表达了人物、时间、地点、事件。这种叙事方式表明至《春秋》叙事散文的发展也渐趋规范，以时间为纲的叙事方式，使历史不再是孤单的独立事件，而是相互关联，共同组成了历史的网络。编年体的开创也为后世纪传体及纪事本末体做了必要的准备。
其二，叙事简明扼要、凝练精悍。如果说《尚书》在记言时具有繁缛拖沓的不足，《春秋》则在记事时显示出其简明扼要、凝练精悍的特点。刘知几在《史通·叙事》中称赞《春秋》：“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事；《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诚然如此，《春秋》在叙事时处处都尽量将文字精减到最大限度，历来为人称赞。
但是，由于过于简单，《春秋》还不是成熟的叙事散文。叙事散文的功能为记事，表达清晰、叙事完整是最基本的要求，可是《春秋》长则40余字，短则仅1个字，为读者解读历史带来了困难。因而王安石便称《春秋》为“断烂朝报”，即破烂的官方文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云：“苟不知其事迹，虽以圣人读《春秋》，不知所以褒贬。”
其三，叙事表示出明确的思想倾向和政治观念。《春秋》被称之为“礼义之大宗”（《史记·太史公自序》），其非常明确的目的在于维护周礼而“使乱臣贼子惧”，因而具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和褒贬倾向，对此，《文心雕龙·史传》评曰：“褒贬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孔子并非把这种褒贬倾向用议论性的文辞表现出来，而是渗透在对史事简略的记述之中。《春秋》可以一字寓褒贬，在谨严的措词中表现出作者的爱憎以及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和看法，比如杀有罪为“诛”，杀无罪为“杀”，下杀上曰“弑”等。还可以在称谓中表现褒贬，如僖公九年称宋襄公为“宋子”，即是因为宋襄公在宋桓公尸骨未寒之时就去参加诸侯之会，因而在行文中显示出贬义。此外，《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虽然这种作法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一些历史的真相，但的确也表现了作者鲜明的思想观念和强烈的感情色彩，对后世的史传文学有一定的影响。
总之，《春秋》作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依照时间顺序进行叙事、叙事风格简明扼要、叙事倾向性明确等特点构成了中国叙事散文的传统风格。在叙事散文萌芽的时代，《春秋》当之无愧地成为叙事散文之典范，并且成为后世叙事散文创作之圭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