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63～公元1620年)
在位时间：公元1572～公元1620年
曾用年号：万历
谥号：无
庙号：神宗
安葬地：定陵
公元1563年，明穆宗第三子朱翊钧出生。
公元1572年，明穆宗去世，朱翊钧即位，是为明神宗。
公元1573年，张居正开始实行改革。
公元1577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是我国赋税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
公元1601年，江南爆发了一次明朝末年最有声势，组织最严密的反矿监税使的斗争。
公元1618年，后金努尔哈赤以杀祖杀父等“七大恨”告天，誓师伐明。
公元1219年，明军与后全军展开“萨尔浒之战”，明军大败，明军与后金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逆转，明军从此转入防守。
公元1620年，明穆宗死去，时年58岁。
公元1572年，8岁的朱翊钧被父亲明穆宗册立为皇太子，几个月后，父亲穆宗去世，于是这个刚被立为太子的朱翊钧在懵懵懂懂中被抱上龙椅，接受百官的朝贺，成为明朝历史上第13个皇帝，明神宗。
朱翊钧是穆宗的第三子，5岁的时候，就被父亲批准读书，这在大明历代皇子中，可算是一个特例了。他的老师便是后来叱咤风云的名相张居正。张居正对这个小皇帝的教诲可谓是孜孜不倦，为了让这个小皇帝能够对历史对为君之道有个初步的了解，张居正将尧、舜以来天下君主所做的可效法的善事81件，应警戒的恶事36件，编成类似于连环画的故事书《帝鉴图说》。后来，张居正又从历代皇帝的实录和明太祖的《宝训》中，分门别类地编成《创业艰难》、《励精图治》、《勤学》等40本书让万历阅读。上课之余，张居正总向朱翊钧讲一些如何为君的正论。张居正行事端正，似乎永远是智慧的象征，他很注重外表，袍服每天都像崭新的一样折痕分明，他不开口则已，一开口便能点中事情的要害，这些使少年朱翊钧极其敬畏。李太后对此极为赞赏，每当张翊钧不用功的时候，她便把张居正搬出来，说：“告诉张先生吧，怎么样？”或者“这叫张先生知道了可如何是好？”朱翊钧虽害怕，但也暗暗地滋生了不满情绪。这给以后朱翊钧残酷地报复张居正埋下了祸根。
朱翊钧即位后的前十年，是万历朝最为昌盛的时期，当时国泰民安，太仓的积粟可用10年，国库的钱财多达400余万。当然，这主要是张居正励精图治的结果，
张居正是穆宗东宫时的亲信，穆宗上台后，张居正也得以进入仕途，于公元1567年被选入阁。第二年，张居正便向穆宗上了一封《陈六事疏》。主张实行改革，提出“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覆名实”、“固邦本”、“饬武务”六大急务，深得穆宗嘉许。但可惜穆宗早逝，张居正当时又不是首辅，所以这些颇具见识而又切中时弊的主张暂时还得不到实行。不过张居正还是受到穆宗的重视，让他负责对朱翊钧的教育。朱翊钧即位之初的内阁首辅是高拱，高拱自以为是先帝重臣，对小皇帝朱翊钧并不是很尊重，因此张居正立即献上奇计，高拱于是下台，张居正取而代之。此后，大权在握的张居正便雷厉风行地将他的改革梦想付诸实施。
这场改革最先从政治上开始。张居正力主整顿吏治，为的是解决当时全国贪污腐败成风，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的日益恶化的形势。公元1573年，整顿吏治的措施“考成法”出台了，这项由张居正提出来的措施，着重点在于清查官吏的腐败问题和提高政权机构的办事效率，此令一出，可谓轰轰烈烈、朝野震动，吏治与办事效率有了明显改观，为其他改革的推行，奠定了基础。
张居正随后进行的便是经济方面的改革。张居正首先是裁减冗官冗费，而且控制皇室费用，以减少开支，随后于公元1577年，清查丈量全国各类土地，实现“开源”，增加生产。在此基础上，张居正开始施行“一条鞭法”，这个制度后来被称为我国赋税史上的一次大改革。它主要包括统一役法、田赋及其他土贡方物一律征银、以县为单位计算赋役数目、赋役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等四项内容。这次改革所取得的效果，是生产和货币经济都得到充分发展。在军事方面，张居正主要进行的是是整顿军备，加强边防。他重用了戚继光、李成梁、王崇古等名将加强边防，同时对蒙古采取安抚睦邻政策，从而确保了明王朝边防的巩固。对此朱翊钧非常满意，他曾为此褒扬张居正说，“先生公忠为国，所用的人没有不当的。”
但张居正并不是一个完人，首先他并不是个廉官，曾利用权力为自己的家人谋私利；其次就是张居正父亲的死后，张居正居然不回家丁忧，而是继续在朝中当值，这现在可以说成是一心扑在事业上，但在当时，却是非常大逆不道的事情；而后来张居正回家葬父，大肆铺张，沿途官吏纷纷前来郊迎，甚至连藩王都得出府迎接这个当朝最为权重的内阁首辅。
公元1582年，这个深受朱翊钧和皇太后重视的内阁首辅张居正终于去世。朱翊钧最初十分悲痛，他特意下诏罢朝数日以志哀，追赠张居正上柱国的荣衔，赐谥文忠公，并命四品京卿、锦衣卫堂官、司礼太监等人护送归葬江陵。身后的恩礼如此隆重，在大明历代的臣僚中，都是极罕见的。但是不久，朱翊钧的态度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促使朱翊钧对张居正态度改变的，便是曾被张居正设计陷害而被罢官回家的高拱。高拱临死前，曾写了一本《病榻遗言》，里面揭露了早年张居正和冯保等人的一些丑恶事情。这本书被辗转呈到朱翊钧的手里，朱翊钧看后大怒，首先就将冯保逐出宫去，查没其财物。这次对冯保的查抄，朱翊钧得金银100余万、珠宝无数，结结实实地尝了次查抄的甜头。
冯保被抄后，朱翊钧下一步就会将矛头对准张居正了。这也是出于树立自己的权威，达到总揽朝纲的原因，但还没有找到借口。这时，恰有大臣弹劾张居正十四条罪状，朱翊钧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于是在张居正死后一年，朱翊钧下令追夺张居正的上柱国、太师荣衔，文忠公谥，并罢其两子的官职，随后对张家进行查抄。查抄的结果，却只得黄金一万余两、白银十几万两，算不上什么巨富。钦差觉得不好向朱翊钧交代，于是把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抓来拷问，张敬修受不住皮肉之若，信口说还有30多万两银子，分藏在别人家里，结果那些人家也受牵连，被查抄。不久张敬修投河自尽，张家的惨状也令朝野惊悸，于是大臣们上疏请求从宽处理，朱翊钧才下诏留空宅一所、田10顷，赡养张居正的母亲。
在对张居正和冯保清算报复之后，朱翊钧终于扬扬自得地亲政了。但这个从小就受到张居正严格教育的皇帝，却因为那段中规中矩的学习生活，产生了严重的逆风心理。张居正曾劝他做的都不做，张居正执行的政策他统统废除，全然不管这些措施是否是真对国家有利。于是被张居正革除的冗官冗费恢复了，皇室的生活用度也大大地增加。而张居正千辛万苦地教育朱翊钧，希望他成为一代明君，朱翊钧也反着来，日夜纵酒作乐，动辄大醉，醉后必怒，怒了则要胡乱打人，宫女、中官稍不留意，就要遭杖责，重的常被打死。他还逐渐学会了抽大烟，玩花鸟。最后就连日讲经筵和早朝等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到后来索性以“圣体违和”为由，停止了日讲和早朝，于是大臣们就很难再见到这个当朝皇帝，于是便纷纷上疏劝谏。朱翊钧见了大多大臣们的上疏，烦也烦死了，干脆把不理朝政公开化，从公元1590年起，到死都不再临朝，大臣的章奏，他的批示、谕旨，全靠内监传达。甚至连郊祀等礼仪，也不亲自参加，而让别人代替。直到公元1615年因要解决自己宠爱的郑贵妃的“梃击案”，这才召见过一次群臣。朱翊钧的反叛心理是越来越突出，张居正专权期间，提拔了大批的官员，朱翊钧便将这些官员大多免职，之后也不再进补。到公元1602年，官员短缺的现象已令人震惊。中央九卿要员中空缺一半，有的衙署竟无一人。到公元1612年时，内阁仅剩下叶向高一人，六卿仅有赵焕一人，都察院连续八年没有领导，全国半数以上的府没有知府，而新科文武进士及教职数千人，却待命在京无人管。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公元1617年的一天早晨，官员们上朝的时候，发现有100多个人在长安门外聚集，围成圈跪着号哭，上前询问，回答说是镇抚司所管犯人的家属，因“衙门里没有主事的官，好长时间犯人不得判决，只在那里耗着，人都快死光了！”
朱翊钧是幸运的，因为在他即位后的那段时间，中国已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城市更加繁华，物产日益丰富，贸易往来也急剧增加。大量的钱财搜集上来，使得这个本来就贪财好货、纵情酒色的朱翊钧更是放开手脚，极尽铺张浪费之能事。为给他的皇子办冠婚礼，朱翊钧竟然花费了相当于今天4亿人民币的银两。为买称心的珠宝，一次就花掉相当于20多亿人民币的白银。在朱翊钧的带动下，朝廷兴起一股奢靡之风，不久就将国库掏空了。为了继续维持庞大的花销，朱翊钧竟然搬出了当年张居正开源节流的做法，“节流”当然没有必要，而“开源”则是个好办法。于是，他以空前的热情，开始了敛聚钱财的活动。
万历最初想到的“开源”的点子，首先就是让官吏向他“进奉”，把进奉财物的多少，作为衡量官吏是否效忠皇上的标准。他平白无故地把大监拖来拷问，兜一阵圈子后，就要他们献金银珠宝。头脑灵活立即献上的，当即释放，执迷不悟的，就往死里打。这样搜刮上来的钱财毕竟为数不多，朱翊钧于是又将手伸向百姓，他借口乾清、坤宁两宫被烧需要大笔款子修建，抽调大批太监，充当“矿监”、“税使”，分派到全国各地，搜刮民脂民膏。这就是十分有名的“采榷之祸”。万历皇帝对钱财的奇贪，前无古人。当时征税的对象，不仅是商人、土地所有者，就连官吏、农工等也都成了征税的对象，凡是涉及房屋、车船、米、麦、鸡、猪、牛、马等等，没有一样不纳税。
但税使要同矿监比起来，可真是小巫见大巫了。矿监们都是些不学无术的阉货，根本就不懂什么勘探，而是随便指鹿为马，不论田园房屋，只要看好就可以敲诈一笔。有的还借口找矿，到处挖掘坟墓，搜取金银陪葬品。
这矿监和税吏还曾经停止过一段时间，原因是朱翊钧的一次病危。朱翊钧在公元1602年皇太子大婚典礼刚结束不久，就一病不起，朱翊钧害怕自己亡故，于是在安排了托孤之事后，又下令将矿税、江南织造、江西陶器等停止，关押的罪犯都放掉，固上疏而削职的官员也都官复原职，并将官员统统擢升，以补朝廷衙门的缺。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使文武百官兴奋不已，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但他们还是失望了，朱翊钧很快就起死回生，并要大臣们将前边的诏旨统统收回。
朱翊钧统治的中后期，政治极端腐败，朱翊钧的挥霍无度、横征暴敛，加上水、早、蝗之灾连年不断，百姓穷困，搞得国家财政枯竭，民怨沸腾，尤其是矿监税使肆元忌惮地压榨，更使人民的反抗情绪如干柴烈火，反抗斗争遍及全国。公元1601年，江南就爆发了一次明朝末年最有声势、组织最严密的反矿监税使斗争。
这时，北方的女真族已趁机迅速崛起，统一了女真各部的努尔哈赤，于公元1616年称帝，建立后金，并以“杀祖杀父之仇”等“七大恨”告天，誓师伐明。
努尔哈赤率军南下，很快就攻克了抚顺。朱翊钧这时才着急起来，命令兵部调集了约10万人马，企图将后金一举歼灭。但这时因国库无钱，军饷竟缺300万两银子，于是户部请求从银两充足的大内存银中调拨。但是，向来视内库为己库的朱翊钧认为，要自己掏钱给国家去打仗，这实在是太划不来了，因而他坚决不同意。户部无奈之下，只好自己去东拼西凑，总算是凑齐了所需军饷。随后又于公元1618年要求增加赋税，以筹征辽银两。朱翊钧一看捞钱的机会又来了，马上同意，三年之内每亩田赋竟增达9厘，年田赋增征。总颇为520万余两，但这些银两大多都被朱翊钧充实到自己的大内库中去了，国库里还是没有多少银子。许多农民因此被夺去土地，流离失所，怨声载道，终于导致后院起火，山东、河南等地农民暴动接连不断。
公元1619年春，明军兵分四路合围努尔哈赤主力，结果被努尔哈赤采用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歼灭的战略方针，打得明军伤亡4.6万余人，大将战死300余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此战过后，后金与明的力量对比得以扭转，后金的军事力量大大增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此时的朱翊钧已经是风烛残年，再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便于公元1620年夏死去，结束了他荒唐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