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的一天我到省城开会，一个人坐在旅店里整理资料，忽然一阵“收破烂”的吆喝声从窗外传了进来，十分顽强地挤入了我的耳膜，这声音好熟，好奇心把我从枯燥的资料堆里拽了出来，我的眼睛不由自主地越过窗户往外看去，一个半百老头正提着一杆秤在称一捆报纸，我感觉到这人面熟，一时却无法想出他是谁。
我因工作的关系，常常到省城开会、办事，自然少不了一些朋友、熟人，但是其中绝对没有“收破烂”的，可是这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在十分强烈地告知我：他是我的故人。于是，我在无意识地驱使下走了过去。
近距离的接近，有力地唤醒了我的记忆，我认出了他。他叫李成武，是他爷爷满六十奶奶满四十的那天生的，故小名叫“六四”。他可是我少年的朋友，我和他从上小学到下乡乃至下井挖煤，在一起有十五六年，直到我上学离开煤矿，我们才失去联系，这么一晃就过了近三十年，岁月的风霜已使他苍老了许多，只是他说话的神情依然未变。
他乡遇故知的喜悦令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我走过去，有些失控地大声喊道：“六四，你怎么到了省城？”
六四用困惑的眼睛看了我一眼，显然没有认出来。
我用当时在一起玩耍时的语调说道：“武宝，不记得老朋友哒啰。”
六四恍然大悟，扔掉手中的秤，将手往身上狠擦了几下，这才上前握住我伸过去的手，极为激动地说：“兵宝，你是兵宝。”
两个老朋友在一起免不了一阵寒暄，原来我们工作的那个煤矿已经破产了，六四不到五十岁就办理了退休手续，只是每月六百来块钱根本无法供养在省城读大学的女儿。好在他就是省城人，爷爷给他留下了一套四十平米的房子，于是他举家迁入这套房子里，在省城开始了他的再就业工程。他没有技术，但有一个强壮的体魄，他便依靠体力谋生，他拖过板车、当过搬运工、装卸工，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地这种强体力活使他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于是他选择了收破烂的行当，却使他如鱼得水、左右逢源，生活已经无忧，每月还略有节余。六四将生活的近况介绍完后，一看天近黄昏，忙说家中还有事，不能再聊。我虽意犹未尽，但考虑到他的实际情况，不得不挥手告别。
目送他骑上那辆三轮后，我转身正准备回旅社，谁知“叮铃”一声响，六四又骑着三轮来到我的身边，他跳下车说道：“忘了告诉你一件事，李军长死了，是他六十五岁生日那天去世的。那天矿里正宣布破产，他端着一杯酒，正准备喝，听到这个消息，酒杯掉在地下打个稀烂，人也倒了下去，当即叫救护车，可等救护车到来时，人也断了气。”六四说到这里叹了一口气：“唉，人死如灯灭，真的冒讲错，李军长从倒地到死，也不过只有十来分钟，人的生命真的脆弱，唉——”六四长叹一声，神色黯然的准备离开，突然又说道：“哦，对了，他临死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向我打听你的情况，并托我向你问好。”六四说完这才骑着三轮车走了，可我的心里却因为听到李军长死去的消息后，感到十分难受。真有一种悲从心来掩面大哭的冲动。
回到旅社，我坐在沙发上，看着摊在桌上的资料，却无法激起我动手整理的欲望，我呆呆地看着窗外，眼见天色由黄昏步入黑暗，星星悄然地爬上天空，隐入深深地云层里，偶尔闪烁着黯淡无力的光束，这种凄凉无月的夜晚，打开了我尘封的记忆，使我回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日子，一个高高个子，皮肤黝黑，寡言少语，常年剃着光头，哭丧着一副脸的形象，在我眼前闪现、跳跃……
李军长其实叫李君长，只因他长年剃着光头，那神态又酷似南征北战的那位哭丧着脸的国民党李军长，故而矿工们便将李军长官衔封给了他，久而久之，人们忘记了他的真名，连他的工资表上也赫然写着“李军长”三个字。
我认识他是在刚当上煤矿工人后的第三天，那天下班我们等在罐笼前排队，我们的矿井是立井，上下班靠的是罐笼来回升降，一次只能坐12人，而矿里上班的工人就有近千人，因此等待着下班可是一个漫长的历程，劳累了八个小时的矿工们便抓住这个时刻好好地放松一下。矿工们的话题是百无禁忌的，尤其是以相互取笑相互攻击。最为激烈，于是这等罐的地点，变成了矿工们舌战的擂台赛场，那些干了一两年的老矿工们，便一个个操练成辩论的高手，常常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我未讲完他又上，闹得不可开交。
唯有这位李军长例外，他往往是排在最后一个，静静地听别人讲，自己从不插嘴，只是他虽然无意涉足辩论场，可别人偏偏喜欢取笑他。那天他刚坐下，身旁的那位绰号叫浮皮愣子的矿工便拿他开涮了：“我讲一个为五根火柴跳塘的故事。”这位浮皮愣子具有讲评书的天分，那种抑扬顿挫的语调，很有吸引力，他见已把大家的目光吸引过来，便不急不忙地调整了一下坐姿，这才说道：“这人十分吝啬，人在矿里上班，却担心老婆在家里不会划算，于是每次上班前便将一个礼拜的油、盐、米、煤油都量出来，甚至连几根火柴都数出来，只许节约不许超支。因此他的老婆每天搞饭菜都特别小心，严格控制每一项指标，即便偶尔来了客人，也只能是多加水，不敢加米的。就这样日子过得战战兢兢，精精细细，也是合当有事，那天他老婆起来生火，在拿火柴时将两根火柴做一根使用，当划燃的一刹那这才发现，心中大吃一惊，慌乱中她忙将多余的一根火柴放回火柴盒，谁知那根被划燃的火柴又将火柴里面另外几根火柴全部引燃，就这样一个礼拜的火柴就全被燃完了，他老婆可急坏了，没了火柴这个礼拜如何度过，她想留火种，可是每天的柴火都是定死了的，势必会超支，她想找别人家借几根火柴，可是又如何去还人家，尤其是连火柴盒子都烧坏了，回来男人肯定会骂她打她的，他老婆是个老实人，脑子转不过弯来，因为五根火柴被点燃的事，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越想，一时竟想不开，要一死了之，于是她来到塘边见四面无人，便跳了下去，谁知那塘因久旱干涸，原本有两人多高的深塘，此刻只有半人来高，因此他老婆走到塘中间还是浸不死，这时他大舅哥来了，见老妹如此，勃然大怒，自然跑到矿里兴师问罪。”
浮皮愣子说到这里，话锋一转道：“你们晓得咯位吝啬鬼是哪个不？”
我们这些刚招来的新矿工几乎是异口同声地问：“是哪个？”
浮皮愣子指着李军长一字一顿地说道：“就，是，他。”
就在我们的目光全部被吸引在李军长的脸上时，只见李军长面无表情不冷不热地朝浮皮愣子说道：“那么多思想你不宣传，偏偏喜欢讲咯些摸风不着影的屁事，呷饱撑的。”说完眼睛盯着前面的罐笼，不再搭理任何人。
于是，这位李军长便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后来我特意考证过，他老婆的确跳过一次塘，他大舅哥也确实来矿里吵闹过，至于到底是不是为了五根火柴，则不得而知，不过李军长这个名字，在我的脑海中成了吝啬的同义词。
不久李军长调到我们班里，成为一名采掘工。李军长原来在运输队，相对而言应比采掘工要高一个档次，因为运输队虽然也是在井下，但只是在大巷道里推推矿车桶子而已，根本不需要进入满是煤尘的工作面去。在我们这些新矿工的眼里，采掘工与运输工之间的最大区别是：采掘工下班脸上除了牙齿是白的，其余部分都是黑黑的，尤其是眼圈，洗一个小时的澡依然还是黑黑的，甚至吐出的痰都带有浓重的炭色。运输工可就没这么麻烦，脸上总是干干净净，在澡堂里有十分钟就摆平了。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安全问题，当采掘工时时都遭受着瓦斯、冒顶等等方面的生命威胁，而运输工则远离这些危险。因此，我们这些新工人凑到一起，总是用十分羡慕的目光仰视着这些运输工，心里感叹：如果有运输工能给我换，我愿意将一个月的工资全部奉送。
差别如此之大，李军长竟然从米萝里跳到糠萝里，据说还是他主动多次要求的，为的只是每天多两毛钱的井下津贴，真是一心钻到钱眼里了。
而我见证他的节俭，则是和他在一起工作之后。每天从井下上来，他总是用斧子将支棚跺下的木头劈成柴火，一根根捆起来放在工具箱里，周末挑回家。他的理由是这些劈柴丢在井下浪费了，拿回家正好物尽其用，废物利用。而冬天里我们的换衣房里烧着一炉好大的煤火，而这炉灰的清理工作就由李军长全部包办，他常常将炉灰清理得干干净净，后来才得知他将煤灰放在一个废弃的棚里，并将大小便拉在灰堆里，周末用箩筐挑回家，他生活之节俭由此可见一斑。
他似乎是与世无争，可真要遇到什么事，却是得理不让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是油渣子事件，那天吃中餐，李军长像往常一样，打了五分钱白菜，蹲在食堂的角落上吃着，他夹了一大口放在口里，嚼了几口后，感觉口感不一样，心中一喜，以为吃了一块大油渣子，便拼命地嚼起来，谁知嚼了一气也没嚼烂，吐了却又舍不得，便用筷子将那玩意夹出来，哪里是什么油渣子，分明是一个避孕套。这要搁在别人的头上，一定会偷偷摸摸地扔掉了事，免得被人笑话，可李军长却不怕别人笑话，慢条斯理地说道：“你们食堂里怎么搞的，把避孕套放在白菜里，害得我当油渣子嚼了半天。”他的一席话闹得满食堂哄堂大笑，可他依然不紧不慢地说：“我得去找找矿长，看他怎么样关心职工生活的？”说着就往外走去。大家的哄笑声传到食堂里，事务长当时跟着打哈哈，一听李军长要去找矿长，便急了，他知道矿里正在搞卫生大检查，这事若被矿长知道，食堂全体人员这月的奖金会泡汤，他的事务长也就当到头了，事关重大，事务长不得不放下架子跑出来向李军长赔礼道歉，最后以本周每餐送他一个荤菜作为补偿，这才摆平此事。
其二是偷炭事件。这起因于每周他挑回家的那担炉灰，别人总觉得不可能只是炉灰那么简单，一定在里面藏有煤炭，于是有人报到保卫科，保卫科准备对他进行一次突击检查。而这个消息却被我无意中听到，我虽对李军长无好感，但绝没有恶感，看在同事的份上，我还是将这个信息透露给他。他听完后面无表情，未置可否。星期六下班时，他照常挑着一担炉灰回家，刚走到传达室门口，就被守传达的老头叫住，那位保卫科长走了出来，他十分严肃地说：“李军长，有人举报你的箩筐里藏有块炭。”李军长装着傻乎乎地问：“你说这里面有块炭。”李军长挑起那担炉灰，走进传达室，说：“你说有块炭，你就查，这担灰我也不要了，送给你。”说完将那担灰往地下一倒，挑起那担空箩筐就准备走。保卫科长一把拉住他说：“莫走，当你的面检查一下。”说着拿起一根荆条在灰中拨弄着，忽然科长看见一坨乌光发亮的东西，面带喜色地说道：“这是什么？”伸手捡起来。然而科长的脸色僵住了，科长的手感告诉自己，这软软的绝不是炭。可是当他醒悟已经迟了，他的手已经将那东西抓烂了，手上沾满了屎，旁边的人都捏着鼻子走开了。李军长依然不急不忙地说道：“你慢慢检查，我还得赶回家呢。”科长这下不管不顾的跑出去洗手了，而那位那位守传达的老头缠住李军长不放，请他赶快将那堆臭烘烘的炉灰担走。
李军长表面上为人木讷，寡言少语，想不到还有这些鬼聪明，可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但令我对他刮目相看的，是他做人做事的实在性。
他来到采掘班自告奋勇担任大工，每每立支棚时他总是最后一个选择，因此一些顶棚好的地方都被别人选了，留给他的就剩那些顶棚烂的了，尤其是别人用的立柱总是选择直径十来公分的小树，三斧子就砍断了，可他二十公分以下的树从来不肯用，砍一根立柱需要几十斧子才能完成。因此他支一个棚往往比别人支两个棚的时间还要长，一个班下来，他总是浑身湿透，累得筋疲力尽。
见他如此劳累，我忍不住劝他道：“李师傅你为什么不学学别人，选个好点的地方支棚，用直径小一点的立柱，你人就不会这么累了，而且支棚的速度也快得多。”
他平和地说：“没事，一班就只要支三架棚，又不是做不完，早点晚点没关系，再说顶棚差的总得要人支，只是立柱小了我总感到不踏实，总觉得不安全，反正力气长在身上，不用也变不了钱，用了也不会少一块肉，我起码可以睡一个安稳觉。”
他做事是如此，做人亦是如此认真，从不拐弯。那一年我们矿里发生了一起大的安全事故，由于瓦斯爆炸，一次死了十八个人，其中有三个和我一起招工上来的未满二十的青年。出事的那天我正好休息，不然的话我便成了这十八分之一了。李军长死里逃生，则得力于他对工作的执着。那天他看见材料工拖来的立柱太小，便趁着放炮之际自己到大巷道去拖，他刚用绳子套好一根立柱，正准备往上拖，突然“轰”地一声，一股气浪冲来，把他冲倒在大巷道的水沟里，他感觉大事不好立即用手巾捂住鼻子，拼命往外跑去，路上碰见两个运输工，他们说你们那个巷道发生瓦斯爆炸了，快跑。三人一口气从出风口逃到了地面，来到矿井口，井口已经被封死，李军长想起班上那些死去的同事，忍不住大哭起来。
矿里出了这么大的事，自然会要对这次事故进行调查，这次事故其实是矿里的野蛮指挥造成的。那天矿里下达了夺高产的计划，要求在这个采煤区一个班出煤250矿车，我们平常一个班最多产煤150车。可那个时候夺高产不仅是生产任务，而且还是政治任务，都必须不折不扣完成的。因此，当班的值班长下了死命令，完不成任务就不准下班。然而他们在打钻放炮眼时，却出现夹钻头的现象，瓦斯员在检查时也发现瓦斯异常，有经验的矿工立即判断出这不是好兆头，班长便打电话上报值班室领导，认为这个采煤区不宜再生产。值班领导大声骂道：“他妈的，你是不是有意破坏生产，要夺高产你左一个借口右一个名堂，不管怎么样，就是死也得完成指标。”班长无奈，只好继续下达放炮命令。谁知这一炮轰响，便铸成了如此重大错误，葬送了十八条鲜活的生命。当然这责任，就该归咎到值班领导的瞎指挥上。
只是那位值班领导正红得发紫，他的泰山大人是一位大领导，既然不该发生的事已经发生，不该死的人已经死了，总不能再把这位春风得意前程似锦的接班人搭进去，况且当事人已经死了，也没有谁了解内情，于是这场特大事故，被归咎于一场意外和班长的蛮干上。矿领导在台上大造舆论，李军长在台下可不干了，他不管自己身份低微，站起来大声说道：“你们说的是假话，事情不是这样的。”班长打电话时他就在旁边，他想将事情的真相披露。可惜他的话还没说出来，就被工作人员叫走了，那位戴眼镜的秘书请他到办公室，听他讲述事情的真相，并且还认真作了记录。
李军长以为他的证词能将事情的真相澄清，谁知秘书听完他的讲述后，告诫他一定要保持和领导的绝对一致，不该说的绝对不能乱说，不该问的绝对不能乱问。这三个绝对将没有文化的李军长弄得莫名其妙，他摸着头傻乎乎地问道：“什么绝对绝对的，你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秘书一听这才知道，刚才自己仔细斟酌的那一番话，算是对牛弹琴白费功夫了。于是，他打马虎眼道：“你反应的情况十分重要，但要保密不要对外人说，以免影响工人的情绪，影响安定团结。”
李军长觉得秘书说的话在理，除了后来偷偷地告诉了我，果真再没有对别人说过。不久矿里组织劳模去韶山参观，他虽然连先进也不是，也荣幸地加入了参观者的行列。他当然不知道，他去参观的那段日子，正是调查组下来了解事情真相的时候，由于没有谁了解真相，事故便按照矿领导意图作了结论。
自此，我和李军长便成为原采掘一班硕果仅剩的老队员了，因此我俩的关系亲近许多，他有什么心里话就跟我说。他有一男一女，可他满脑子重男轻女的思想，那年恢复高考，他心中的最大愿望就是能让儿子考上大学，可是他那儿子根本不是读书的料，那年他那儿子上初二，可一个简单的因式分解题都做不出，我给他至少讲了十五遍，他依然懵懵懂懂，茫然不知，而旁边读小学的女儿，反倒弄明白了。
我当时就毫不客气地向他断言：你的儿子恐怕不是读书的料，你的女儿倒有希望考上大学。后来果真如此。
我不久因考上大学离开了矿里，和李军长再也没有联系过，只是偶尔碰到矿里的熟人，向他们打听一下他的情况，听说他的儿子连高中都没考上，他的女儿倒是考上了一所师范大学。他不到年龄就提前退休让儿子顶替当上了一名矿工，只是他的儿子没干上一年就辞去工作做了生意，他知道后大发雷霆。只是儿大不由爹，他也只能是跺跺脚、骂骂娘而已。他的女儿在离矿不远的一所学校教书，他便利用看女儿的机会到矿里转转，心里才觉得踏实。毕竟他在这个矿里干了一辈子，那种对于矿山深深地恋情，已经根深蒂固刻骨铭心，绝不是用言语能够表达得出来的，正因为此，当他听到矿里破产的时候，心中的寄托精神的支柱突然间一下子倒了、垮了、塌了，他又如何能够再支撑下去，他的死去实际上是对于矿山破产的一种祭奠，他用自己的生命为消亡的历史谱写了一首挽歌。
哦，可敬可爱可怜可叹的凡人李军长，安息吧。
待一切忙完，张维这才发现，那双明亮的眼睛不见了。想到她的那篇论文还在这里，张维忙找到刘汉杰问送讲稿的姑娘去哪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