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曾着力研究过北京周围的古代建筑，并合著《平郊建筑杂录》一书，其中有一段精彩的表述：“北平四郊近二三百年间建筑物极多，偶尔郊游，触目都是饶有趣味的古建……无论哪一个巍巍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或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这不像是理论性的文字，简直为北京地区的古代建筑唱了一首情真意切的赞美诗。在他们的理解中那些饱经沧桑的亭台楼阁、寺庙塔院也有灵魂，为昔日的繁华吟咏着缠绵悱恻的挽歌，而且是神秘的历史最可信赖的证物。
正是基于这份刻骨铭心的爱，新中国成立后，被任命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提出了把北京改造成新中国首都的建议：第一，北京市应当是政治和文化中心，而不是工业中心；第二，必须阻止工业发展。因为它将导致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人口剧增和住房短缺；第三，严格保持紫禁城；第四，在老城墙内的建筑物要限制在两层到三层，在城西建造一个沿南北轴向的政府行政中心。只可惜除了保留紫禁城这一条得到采纳外，其他的都被政府否掉了。
其后，北京城的面貌便开始了自明清以来最大的演变。古城墙全被拆毁，除了保留南面的前门和北面的德胜门以及东南角楼外，其余的城门楼子也都被夷为平地。梁思成在他一生的最后20年里（他于1972年逝世），一直遗憾地关注着这一切。在当时的北京，他恐怕算最心疼的一个人了。尤其城墙的拆毁对于他来说，肯定比拔牙还要痛苦，但他也只能无奈地接受现实。“文革”中，他在笔记本里如此排遣自己的积郁：“在思想上我觉得整个世界在飞跃前进，我实在跟不上。奈何！奈何！”他曾被作为复古主义思想的典型一批再批，只能在内心坚持自己的观点。直到今天，人们才认识到并承认他的良苦用心。
梁思成一直认为建筑是一本石头的史书，忠实地反映着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不能否认历史，更不能切断历史。他说：“我对北京市的城市规划正是从这个历史观的角度提出来的。对北京这个历史留下来的杰作，我们不能轻举妄动，它是封建社会的精华，它完整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是一个巨大的博物馆。我并不是认为北京城就不能动了，我们就不能建设了。但是首先应当有一个严密完整、有远见的总体规划，才能行动。像龙须沟这样的地区当然必须改造，但是比如像西长安街上金代庆寿寺双塔，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拆掉？为什么不能把它保留下来作为一个街心绿地看一看？如果效果不好再拆还不迟嘛，这就是要慎重。”只是在当时破旧立新、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中，他的声音太弱小了，很快就被推土机、起重机的喧II给淹没了，但这弱小的声音也是很宝贵的，历史会感激他的。真难得他能保持局外人般的清醒，也许不是清醒，而是出于对北京城的近乎狂热的爱恋。梁思成在“文革”期间曾遭受揪斗，据说他当时胸前挂着一块黑板，上面用白字写着打了一个大X的“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踉踉跄跄地沿街游行。
但他作为20世纪中国杰出的建筑学家，最终还是获得了姗姗来迟的肯定。他的老友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在《梁思成与林徽因》一书结尾时写道：“梁思成于1972年1月9日逝世，终年七十岁。十四年后，在本来该是他八十五岁生日之际，清华大学举行了对他一生事迹的纪念会。一大批同事、学生、家属和朋友，以及一些官员参加了会。面对差不多七百名参加者，约有四十人致词颂扬他的人格和成就。这些颂词都刊载在清华大学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的题为《梁思成八十五周年诞辰纪念文集》的白皮书中。”
梁思成出身名门，他是梁启超之子，又是北京忠实的儿子。他虽然对中西建筑文化了如指掌，并且曾经留学美国，但他在北京一直喜欢住在老式的四合院里。靠近东城墙的北总布胡同三号的一座四合院，就是他和林徽因在30年代的旧居。
林徽因原是新月派诗人，后受夫君影响在建筑学方面也有造诣。她参与过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以及国徽的设计。1948年，女学生林洙成了梁家的小客人，林徽因经常给她讲北京城的规划、讲建筑，培养起了她对建筑的兴趣。说来也巧，林徽因病逝七年后，林洙成为梁思成晚年生活的最后伴侣。她一直认为，“林（徽因）先生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生活的领路人。”
林徽因是1955年离开梁思成、离开这个世界的。用美国学者史景迁的话说，是“在寒风凜冽的北京，在最后一堵庞大城墙颓然倒塌之时死去的”。史景迁为《梁思成与林徽因》一书写了前言：“我还看到，思成和徽因一道，乘火车，坐卡车，甚至驾骡车跋涉于人迹罕至的泥泞之中，直至最终我们一同攀援在中国历史大匾的梁架之间，感受着我们手指间那精巧的木工和触手即得的奇迹，以及一种可能已经永远不可复得的艺术的精徽。”对于梁思成与林徽因而言，古代建筑不仅是历史大厦的梁柱，也是艺术的祭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