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是元朝的产物，蒙古人把元大都的街巷叫做胡同，据说在蒙古语里的意思是水井。莫非那时候每条胡同都挖有一眼水井，供居住的军民饮用？
想一想也可以理解，来自沙漠与草原的游牧民族，是很重视水源的，虽然他们尚不是十分适应人烟稠密的都市生活，然而门前若有水井相伴，也一样可以饮马北京城。况且那是一个没有自来水的年代，水井就是命根子啊。现在你去那些最古老的胡同走走，仍然能发现几口已枯竭的井眼。有的井栏上有绳索长年累月磨损的痕迹一在岁月面前，石头也是挺脆弱的；有些上面索性盖上了一个盖子，估计是提防孩子失足跌落。看着这些废弃不用的枯井，你会觉得那是对胡同的名称最好的注释与追悼。水井在当年，可是深宅的居民们抬头不见低头见、摩肩接踵的社交场所，在井边与左邻右舍谈天说地、嘘寒问暖，恰恰可以弥补四合院的封闭性所带来的不足，既保护了每个家庭的隐秘空间，又为邻里之间提供了交流的机会。胡同与四合院的完美组合，体现出元大都统治者在城市建设与管理方面的聪明之处。胡同横平竖直，四合院错落有致，怎么看都像是军事化管理的结果。若无胡同的分割与疏通，北京城便成了一座由游牧民族安营扎寨的大军营。
水井既要饮马，又要养人，难怪蒙古人对此感恩不尽，甚至把日常居住的街巷命名为胡同呢。宋朝时曾如此形容词人柳永在民间的影响：“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妇女们在井边淘米洗衣、梳妆打扮，都会情不自禁地哼唱柳三变的慢词。蒙古人取而代之、夺得江山之后，又是什么情景？应该是“有井水处皆有元曲”吧。关汉卿、王实甫成了当红的明星，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并使元大都的戏曲艺术繁荣一时。那时的元大都俨然已成了举世瞩目的文化中心了，一曲传出，便在帝国的疆土上众口相传、不胫而走。今北京西四南大街丁字路口西南侧，有一条砖塔胡同（详见？301“砖塔胡同”）在元朝时堪称京城的演艺圈。
许多很有典故的胡同名字，大都是明清时给起的。譬如王府井大街北段西侧的东厂胡同，是因明朝永乐十八年（1421年）在此设东厂署而得名。东厂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家特务机构，而且由太监直接指挥，设诏狱、兴厂刑，京城上下一片血雨腥风。这胡同名称因有“东厂”二字，令今人读之仍有毛骨悚然之感，恨不得绕道而行，想来那里孽债太重、阴魂不散。又如东单附近的外交部街，曾叫石大人胡同，五百多年前，这里有明代天顺年间忠国公石亨大将军的府宅。石大人曾率领禁卫军杀入皇城，拥戴英宗发动了南宫复辟（又叫“夺门之变”），并废掉景'帝，他也因这场宫廷政变而一举成名、权倾朝野。皇帝赏赐的这套豪宅比一般的亲王府还要奢侈，可惜若干年后又被皇家收回，因石亨有谋反迹象而被抄家，后死于牢狱之中，可石大人胡同的名称就一直这么叫下来了。清末，又在石亨旧第新建外交部的迎宾馆（相当于接待外国使节的国宾馆）。袁世凯登上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宝座后，便在此办公。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来北京，也下榻于迎宾馆。
东皇城根北街有一条弓弦胡同，本没什么名气，但这里面有个半亩园却吸引着文人雅士，它是清初中丞贾汉复请李渔设计、修筑的私家园林。半亩园因李渔而出名，弓弦胡同又因半亩园而出名。说到底，北京城里的许多胡同，皆是因人而出名的，不管这人是胡同的主人呢，还是客人。人与事，才是胡同潜在的主题。
有关胡同的例子，就像胡同里发生过的人与事一样，举不胜举。北京城是座露天的大博物馆，胡同是其最公开、最生活化的展览品。
铁狮子胡同属于比较宽阔的胡同了，也有极袖珍的胡同，譬如耳朵眼儿胡同，这名称是很形象的。还有钱市胡同，最窄的地段只有04米，最宽处也不过08米，据说明清时是极繁华的金融市场。真让人难以相信，银号会开在这里面，至少在今天，运抄车是开不进去的。
到了20世纪，尤其是解放后，胡同纷纷改名换姓，保持原有名称的胡同越来越少了。窨如将新街口附近的猪八宝胡同改为珠八宝胡同，大哑巴胡同改为大雅宝胡同，王寡妇胡同改为王广福胡同，羊尾巴胡同改为小羊宜宾胡同，等等。难道真的非改不可吗？这无异于让老头老太套上不合身的花衣花裤。改了之后，也许字音字义上好听一些，但也破坏了其原有的俗俚风采。
来北京的人们最喜欢去的地方往往是那些著名的景点，而那些著名的景点多半是属于帝王的。要想了解老北京平民的生活，胡同自然是非去不可的了。当然，一个人走街串巷也多有不便，那就乘坐一辆人力三轮，来一趟“胡同游”吧，不消半日，旧京风俗人情便可尽收眼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