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西郊香山脚下的卧佛寺始建于唐贞观二年〔628年）。至于这尊53米长、16米高的释迦牟尼卧像，则是元至治元年（1321年）冶铜50万斤铸成的（总重量约54吨），为我国现存最大的铜铸卧佛。算起来，它已经不变姿势地躺了七百余年。
卧佛之存在，是有典故的：纪念涅槃于拘尸那国城外娑罗树下的释迦牟尼。这是无比漫长的最后的瞬间。一两千年过去了，神依然保持着初入睡的姿势：头冲西、面朝南，微抬起上半身，以右手托腮，左手则平放在腿上，仿佛正在闭目养神，抑或考虑什么问题。
娑罗树为释迦牟尼遮挡过阳光，便由此而出名了，成为佛教徒公认的圣树。卧佛寺原种有三棵古娑罗树，两棵在天王殿前，早已不存在了，另有一棵在三世佛殿前，1949年5月4日被大风吹折，现存的一棵是1954年补种的，实际是和娑罗树近似的一种七叶树，并非印度产的娑罗树。所谓的卧佛寺，仅是约定俗成的称谓，老百姓叫顺嘴了。毕竟，卧佛是其最大特征，可寺庙的本名反而被逐渐淡忘了。在三世佛殿前月台左侧，有雍正御制十方普觉寺碑；而山门殿悬挂的金匾上面，也写着“敕賜十方普觉寺”，这是雍正皇帝的赐名。
那么，在雍正之前，该怎么称呼呢？
卧佛寺的历史，简直就是不断改名换姓的过程。唐代叫兜率寺；元代叫昭孝寺，后改作洪庆寺；明代正统八年《1443年），英宗赐名安齐禅寺：至崇祯年间，又改叫永安寺。据说英宗、宪宗、武宗、世宗、神宗这五位皇帝，都曾亲自来拜谒卧佛，并为寺庙的几度重修捐噌过财物。英宗送了一部大藏经，陈列在佛殿内；宪宗敕命于寺前盖了座高六丈九尺的如来舍利宝塔及其左右二殿，并额外赐地五顷二十五亩，作为香火钱；神宗甚至拿出宫内的“私房钱”作为重新装修的费用，同时賜大藏经及锦被等物。
到了清代，帝王们来得更为频繁。三世佛殿的门额上，悬挂着雍正御笔“双林遼境”木匾，两侧又有乾隆题写的对联：“翠竹黄花禅林空色桐，宝幢珠络梵宇妙庄严”。院内那座四柱七楼式五彩琉璃牌坊，正面写着“同参密藏”，背面写着“具足精严”，均为乾隆的书法。与雍正御制十方普觉寺碑相对的，还有乾隆诗碑。至于作为本寺灵魂的卧佛殿，内悬乾隆题词“得大自在”之匾额；殿外门匾上的“怯目恒明”，及楹联“发菩提心印诸法如意，现寿者相度一切众生”的字句，均是慈禧太后的手迹。
乾隆不仅留下了墨宝，甚至连自己也留下了。三世佛殿因供奉木质漆金三世佛像（唐代遗物）而得名，“两壁列置清代泥塑彩绘十八罗汉像，所不同的是，十八罗汉中有十七位都是身着袈裟，出家人打扮，惟独东南角的那一尊却是穿靴戴盔，身披结甲，一副武将装束。据说这是乾隆帝搞的名堂，奉他的旨意，取消一个真罗汉，换上自己的圣容。在中国佛寺建筑史上，恐怕是仅此一例。”（郁寿江语）乾隆也真是的，明明当着皇帝，还想搞“第二职业”，亲自出马来给佛爷做卫士。
寺庙两侧，有三座以游廊连接的院落，系清代皇帝避暑的行宫。而寺庙东侧相对称的院落，则是僧侶们的“集体宿舍”：大斋堂、大禅堂、霁月轩、清凉馆等，以及为本寺开山祖师爷所虚设的祖师院。
卧佛寺，大抵由牌坊、山门殿、钟鼓楼、天王殿、三世佛寺、卧佛殿、藏经楼等构成，显现为坐北朝南的三组平列的院落。建筑大师梁思成说，这种讲究对称与平衡的布局方法，为唐宋时期伽兰七堂制度之遗范。
四大天王、哼哈二将、十八罗汉什么的，其实都是陪衬，那尊高枕无忧的卧佛，才是真正的主人。即使皇帝来了，它也懒得睁开眼瞧一瞧。再显赫的皇帝，也不过是历史甬道上的匆匆过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