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无功，何以成六府？乾无利，何以具四德？”
“夫以天下之大而存乎吾之志，则除天下之患，安天下之民，皆吾之责也。”
在品味朱熹的时候，我们说到了他的“理”和“性”的思想观点，也知道他大力提倡用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来约束和控制人性之中的恶，这种观点就是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对朱熹的如此观点，我们今天的读者需要采用一分为二的态度：既要明白它的必要性，也要知道它的局限性。必要性上文已经说到，在这里我们专讲它的局限性。正如上文所说，在人性之中并非所有的欲望都是邪恶的，有些只是人为了生存所必需的欲望，对于这些欲望根本没有磨灭的必要。可是，南宋的理学发展到后来，越来越强调对人欲的控制和磨灭，这实际是在走极端：倘若一个人连基本的生存欲望都要被灭掉，那么人还怎么去实现那些道德伦理价值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有着其局限性。
任何思想观点都是要能够对现实有所指导、有所效用的，这样思想才会具有坚实的基础，也才是有生命活力的。我们知道，中国的南宋王朝是一个贫穷挨打的朝代，长年兵荒马乱，人民生活异常艰难，社会经济也非常凋敝。按理说，在这样的时候思想界应该大力提倡强国富民的观点才是符合现实需要的。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思想界盛行的却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由于这种学问只知道空谈“性理”，因此根本没有注重发展经济和军事，实际上是毫无用处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人民已经朝不保夕的生存境况下，理学却在大力提倡什么“存天理，灭人欲”，这岂不是空谈？这种学问岂能不是祸国误民？
正是由于看到了理学的空谈和局限性，一位思想家横空出世，大力倡导事功，猛烈地抨击了理学思想的危害，这位思想家就是南宋的陈亮。如果我们今天要用一句通俗的话来概括陈亮倡导事功的思想，那就是：“干出实绩才算牛。”
作为陈亮思想之中的核心概念，“事功”一词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什么是事功呢？说得简单一点，就是要强国富民，也就是在政治经济上使南宋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然而，在陈亮看来，当时南宋王朝的社会情况却是：“民疲兵老今亦极矣。”（见《陈亮集·又壬寅夏书》）在这样的时候，本应该大力发展军事和经济。可是，当时的统治者却只知道“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见《陈亮集·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也就是说，当时的治国者们只知道读一点儒家经书，用里面的道德伦理观念来治理国家，却根本不明了形势的危险，更不会大力倡导事功。即使是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治国者们也只知道空发议论，却毫无半点有用建议。在陈亮看来，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的情况，原因就在于这些人受理学“性理空谈”的毒害太深了。因此，要大力倡导事功，鼓励统治者发展经济和军事，就需要首先批判“性理之学”。下面我们就来看陈亮是怎样进行批判的。
陈亮对“性理之学”的批判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的。首先，在陈亮看来，正是由于“性理之学”的兴起，才使得事功被忘却：“道德性命之学一兴，而文章政事几于尽废。”（见《陈亮集·廷对》）为什么会这样呢？在陈亮看来，由于“性理之学”强调学问应该着重于钻研人性和道德伦理等，因此学者必然关注修身养性，而不注重实务。可是，“天下岂有身外之事，而性外之物哉？”（见《陈亮集·问答下》）意思是说，谈性理这些东西也离不开身体，因为人作为一个人必然需要衣食住行。没有这些东西，人怎么有精力去谈论和修养性情呢？用陈亮更为精辟的话说就是：人“不可以赤立也。”因此，在陈亮眼中，那些认为“身与心内也，夫物皆外也。循外而忘内，不若乐其内而不愿乎其外也”的观点都是十分荒谬的。（见《陈亮集·问答下》）除了上面这个方面的批判之外，陈亮还指出，由于“性理之学”只知道教导人们修习儒家经书，以追求所谓圣王之道，这必然使得人们的思想越发保守和僵化。如此一来，人们哪里还会想着变革政事，以图强国富民呢？在陈亮眼中，儒家先贤的经书实际上在束缚着当时学者的思维，使得他们形成了很多政治上的教条和低能。比如，“论恢复则曰修德待时，论富强则曰节用爱人，论治则曰正心，论事则曰守法。”（见《陈亮集·上孝宗皇帝第二书》）说得简单一点，就是：所有的国家政事都是用儒家那套修身养性的办法来处理。这样的政治思维，不导致政治上的失败才怪呢！
由于以上的原因，陈亮开始大力倡导事功，呼吁人们经世务实，讲求功利。在他眼中，“禹无功，何以成六府？乾无利，何以具四德？”（见《宋元学案·龙川学案》）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陈亮才发出了如此的豪言：“夫以天下之大而存乎吾之志，则除天下之患，安天下之民，皆吾之责也。”（见《陈亮集·酌古论·吕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