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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走向田园的陶渊明诗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陶渊明《神释》

荷尔德林在《面包和酒》中提出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连它们也沉默,那古老神圣的戏剧?

为什么现在没有圣洁的舞蹈欢乐陶陶?

海德格尔也同样发问:“词语,那一度是词语的词语,对诸神从前的显现之所隐瞒起来了。词语曾经是怎样的呢?在道说本身中发生了神之临近。道说本身就是让道说者所洞察到的东西显现出来,因为它先已看到了道说者。这种看把道说者和倾听者带入人与神之间的争执的无限亲密性之中了。”可是,那凌驾于诸神和人类之上的东西完全支配着这种争执,就像安提戈涅所说的那样:

给我送来音信的并非宙斯……

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魏晋世族名士和玄言诗人们历经两个世纪的探索,岂不是要把我们这个精神贫瘠的民族带入人与神之间的争执的无限亲密性之中吗?当何晏见王弼《老子注》而惊赞时,不禁由衷感叹:“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在“天”和“人”的争执的亲密性中,魏晋玄言诗人最初执著于那不可言的天道,然而,当时代进入晋宋之交时,探索天道和人事的秘密终于有了较理想的结果,即发现了语言和天道若即若离的关系。

因此,虽然从传统的角度看,纯正意义上的玄言诗风在晋宋之际消歇了,但其余响则仍旧回荡在这个时期的一些新兴诗体中,并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玄言诗,也由此延续了玄言诗的新的生命。我们可以认为,慧远诸人的庐山僧侣诗渗透着玄言诗的余韵,谢灵运的山水诗回荡着玄言诗的余响,而陶渊明的田园诗却是玄言诗最完美的终结。这其中,尤以陶渊明最得玄言诗的精神气韵,他深刻领悟了语言与玄道的关系,从而得以在中国诗歌中开辟出新的境界。

玄言诗向田园诗的转移,是传统文化在“文史哲学化”前进中又折回其“自然土壤”的历史之路。但在陶渊明的田园诗中,我们却处处可以品味出魏晋世族玄学人格的光影与世族文化理想的印痕。陶渊明在中国诗歌史与文化史上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他巧妙地将玄理融入日常生活与人生感悟中,从而开辟了别具中国风味的田园诗世界;他成功地将世族文人曾经高举的人格旗帜插在了中国文化的大地上,从而真正树立了为后世文人景仰的人格高标。

当然,陶渊明并非世族文人或玄言诗人,但无论就社会地位还是精神世界而言,他都是世族诗人向平民诗人过渡中的重要一环。因袭于东晋世族文化以门第相高的时风,陶渊明也有着承续家族传统推尊祖德的贵族情怀。但在现实生活中终究沦为平民,故在他的诗中又广泛地触及平民式的田园生活。作为东晋世族文化精神的余波,陶渊明也有着如玄言诗人那样去追问宇宙、社会、人生的玄思。他的玄思不再是纯精神的高蹈,而是将说理的形式融入具体的生活世界与乡野田园。晋宋以后,植根于中国自然文化土壤的田园诗能够超越平民文化的纯感官欲求而展现其超越精神,陶渊明无疑有承先启后之功。

一、世族文化的遗风

人们常常歌颂陶渊明的平淡冲和以及亲近劳动人民躬耕自给的伟大,却忽略了他身处晋宋之际所可能受到的世族文化遗风的影响。考察渊明身上潜藏的世族文化精神特质,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洞悉其诗歌创作的动机,并进一步理解晋宋之交时代风气的转换。总的说来,渊明身上或其诗作中所体现出的世族文化遗风主要有三个方面:尊祖德,喜酒,爱琴。

先看尊祖德。中国历来有尊祖德的传统,但魏晋时代的尊祖德又是和重门阀联系在一起的。魏晋士大夫重门阀,尊祖德,是整个时代的普遍风尚,如王粲《为潘文则作思亲诗》、潘岳《家风诗》、陆机《与弟清河云诗》之类。陶渊明与东晋世族阶层一样,强调一种家族文化精神的传承,而其部分诗作就是受此世族遗风影响所作。如袁行霈先生指出,渊明《命子》追述祖先功德,以家族为荣,即属于世族文化遗风影响下的产物。这里我们对《命子》诗略作评述。

《命子》诗共十章。一章,言陶姓氏族源起,“悠悠我祖,爰自陶唐”,历史悠久,祖德不衰。二章、三章,追述汉代时陶舍、陶青之德业。而尤令陶渊明自豪的则是其曾祖长沙公陶侃,“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陶侃卫护东晋的事业让诗人向往。六章,述祖父及父亲之德操,“肃矣我祖,慎终如始”,“於穆仁考,淡焉虚止”。七章,述盼子之情,“三千之罪,无后为急。我诚念哉,呱闻尔泣”,写诗人因自己不能承祖宗功德而内怀歉疚,唯一的希望就是不要让自己成为宗族的罪人,断了祖先的香火。故而当诗人“厉夜生子”时,便抑制不住喜悦,因为对于自己荣耀祖先的祭祀,已不会从自己这一代断绝。九章,望子成才。十章,诫子以祸福。应当说,贯穿《命子》诗的主导精神就是尊崇祖宗功德,弘扬家族文化。而这在世族门第观念尚占据统治地位的晋宋年间,无疑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除了《命子》诗完全是从宗族荣耀绍续祖德方面祭奠祖先外,《赠长沙公》四章,也大多是对曾祖陶侃功德的歌颂。“余于长沙公为族祖,同出大司马。昭穆既远,以为路人”,但诗人仍抑制不住家族的自豪感,深情地祭奠其先祖:

於穆令族,允构斯堂。谐气冬暄,映怀圭璋。爰采春花,载警秋霜。我曰钦哉,实宗之光。伊余云遘,在长忘同。笑言未久,逝焉西东。遥遥三湘,滔滔九江。山川阻远,行李时通。何以写心,贻此话言。进篑虽微,终焉为山。敬哉离人,临路凄然。款襟或辽,音问其先。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陶潜的家族虽不被东晋更高层的世族所看重,但他本人却无疑有着一种精神贵族的自豪感。这种“精神贵族”并不仅仅着眼于自身精神世界的超尘脱俗或清高自赏,而同样有着源于家族文化传承的荣誉感,远祖特别是曾祖陶侃的勋德尤让诗人自豪。他虽不能以此作为向更高层世族炫耀的资本,但在世族文化兴盛的时代,如没有可树为楷模的祖先,就可能导致自身或后代在心理上的自卑,这也是陶潜不能免俗,而自觉地以祖先特别是陶侃的德业来激励自己和子孙的原因所在。

再看喜酒。酒在先秦两汉还主要是和政治的荒淫堕落相联系。但在魏晋,诗人爱酒,却成了玄学名士对抗名教,展示自然性情的文化象征。嵇康、阮籍、刘伶爱酒,“越名教而任自然”;元康八达嗜酒,达到了自然放纵主义与蔑视名教的顶峰;兰亭诗人集会,流觞赋诗,酒是触媒,并深入文化精神的核心。《世说新语·任诞》载:

王光禄云:“酒正使人人自远。”

王佛大叹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

酒使人玄远超拔,使形神合一,这是名士诗人们对酒的感悟。渊明爱酒,正是对这种物我冥一的名士“酒神”精神的遗承。《南史·隐逸传》载:“贵贱造之(渊明)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曰:‘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渊明著有《饮酒诗二十首》,其序曰:

余闲居寡欢,兼秋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

如果说,“诗酒风流”自魏晋名士始,那么,渊明则是这种风流的最佳代表。这里,渊明不能无酒,且爱名酒,酒醉而有诗,诗成而欢娱。酒的沉醉,诗的精神,生活的欢娱,皆合而为一。渊明的《饮酒诗二十首》写“酒”并不多,却实际篇篇有酒。正是酒中的书写,流溢出渊明真率自然的个性,“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在物我两忘的诗酒沉醉中,诗人挥洒着个性,否定着名教的仁义说,批判着佛教的报应论。

可以说,渊明喜酒就是《庄子》醉者坠车而神全的“忘”,是魏晋名士在世俗而超世俗的“玄”: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因为沉醉,因为面向大道的精神寻求,渊明居住在“人境”,却不闻车马“喧闹”之音。《世说》云:“酒正使人人自远。”栖居田园中的渊明,真正领悟了“酒”的人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渊明无心而得道、醉中归自然的本真生活世界的展现。“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是光明在黑夜中升起,是生命在归途中绽放。“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是庄子“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的自适其适,是真理的自行澄明。庄子云:“大辩不言”,“道不可言,言而非也”,“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王弼云:“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渊明未曾自言其境,而其境已显;未曾自道其意,而其意已见。这是渊明对传统诗学“诗言志”、“诗缘情”与玄言诗学“山水以形媚道”、“玄对山水”的熔裁创造。正如袁行霈先生所云,该章末二句“涉及魏晋玄学言意之辨,乃当时士大夫关注之哲学命题也”。

魏晋名士喜酒,从嵇康、阮籍到陶渊明的“酒”意变迁,我们可以看到世族文化的兴衰起落:嵇、阮饮酒,意在抗争,显名教之虚伪,发内心之苦闷;元康八达饮酒,变而为沉沦,为放纵,示名教之堕落,明世族之颓丧;兰亭诗人饮酒,变而为玄心超远,证自然名教之和谐、之妥协;渊明饮酒,变而为平淡冲和,表明自然名教之争已成历史,预示世族渐微与文化平民化。酒从贵族的手中转入平民的世界,酒不再仅仅是有闲阶层的消遣,而成为诗性精神的化身。

最后看爱琴。萧统《陶渊明传》载:“潜不解音声,而蓄素琴一张,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渊明设无弦琴,似乎是中国文化中一道横空出世的奇异风景,备受后人称叹。实际这道风景并非凭空出现,而是承继先秦音乐精神与魏晋玄学文化精神的结果。先秦儒、道两家都极其重视音乐。孔子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音乐顺导民情,是达成和谐社会的最高阶梯。《庄子·天运》有黄帝奏咸池之乐,“奏之以人,征之以天,行之以礼义,建之以太清”,“奏之以无怠之声,调之以自然之命”,“天机不张而五官皆备。此之谓天乐,无言而心说(悦)”,这种音乐让听者“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此亦老子所云:“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这种不以人们可视可听的真实乐器或单声为准而寄意于全美的道,当是渊明蓄无弦琴的最初思想渊源。

渊明蓄无弦琴还有玄学音乐观的时代文化背景。擅长音声,也是魏晋世族名士的重要特征。嵇康、阮籍、阮咸等都长于音乐。《晋书·嵇康传》载:“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作《声无哀乐论》,甚有条理。”嵇康《广陵散》因为被害而永远飘逝在时空的长河中,对于后人来说,这正可谓大音希声,无言而心悦的天乐,它超越了一切音乐着眼于表达现世情感教化需要的层次。嵇康《声无哀乐论》实际也表明了最高的音乐境界所应具有的超越世俗情感的高远追求。这种对世俗情感教化的超越,正是魏晋玄学人格精神的意脉所系。东晋宰相王导常常以为谈资的就是《声无哀乐论》、《养生论》、《言尽意论》。魏晋音乐正是在这种摆脱儒家名教,向往道性自然的境界追求中,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渊明受此时代风气影响,应是在情理之中。“无弦琴”遂也成为魏晋玄学人格崇尚自然、得意忘言的象征。

二、《形影神》的玄思

渊明身上有浓厚的世族文化遗风与名士精神特质,他的诗作中也同样有着承继于魏晋玄言诗的玄思品格。兹以《形影神》三首为例作以说明。

《形影神》是渊明对魏晋玄学与玄言诗理性思辨精神的继承,是其对魏晋社会人生等诸思想学说进行的一次总结和升华。这三首诗可说是陶渊明人生观、社会观、历史观的集中表达,并在精神气质上与魏晋主流玄言诗一脉相承。不过,渊明以更流畅的语言,更深邃的情感,更具生命意识的体悟,融哲学与生活为一体,从而矫正了魏晋主流玄言诗中哲学思想观念与现实生活环境严重脱节的弊端。

《形影神》序云:

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

细品《形影神》组诗,可发现这是渊明对魏晋一系列重要玄学问题的集中思考,而又以诗歌的形象表现了出来。“形”、“影”、“神”又带有寓言的意味。“形”指代道教养生求长生的旧自然说,“影”指代儒家追求立德立名以期不朽的名教说,“神”指代随缘不强求的精神自然说。陈寅恪先生将这种精神自然说区别于嵇康等人求长生的“旧自然说”,而命之以“新自然说”。但渊明“新自然说”并不仅仅针对玄学的旧自然观与名教论,而且也是批判当时弥漫思想界的佛教“形神”观念的结果。袁行霈先生指出:“此诗盖针对释慧远《形尽神不灭论》、《万佛影铭》而发,以反对当时的宗教迷信。释慧远元兴三年作《形尽神不灭论》,本年又立佛影作《万佛影铭》。”渊明长期居住在庐山脚下,慧远则以庐山为中心弘扬佛教,渊明处此佛学鼎盛的时代氛围中,虽然从中国主流传统文化中改造儒、道学说,自创己说,但对佛教形尽神不灭观念进行批判,对佛教新兴思想资源多所吸收,却是可信的。

《形赠影》:

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

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

奚觉无一人,亲识岂相思。但余平生物,举目情凄洏。

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

这是代表“旧自然说”的“形”在发言,而其中熔铸了老庄及魏晋玄学自然养生派观点。“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取《老子》七章“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之意。谓天地因随顺自然的本性,所以能长久存在。草木虽有荣枯,然荣而复悴,悴而复荣,亦可谓得到恒久之道。人虽为万物之灵,偏不如草木之得常理也。这是对魏晋玄学文学中“人”之主题的反拨。向子期《难嵇叔夜养生论》曰:“夫人受形于造化,与万物并存,有生之最灵者也,异于草木。”陶渊明反其意而用之。“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这是对源于秦汉,成熟于魏晋的道教“仙化”说的质疑。《抱朴子·论仙》:“按《仙经》云:‘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蜕,谓之尸解仙。’”腾化,指天仙而言。诗人对道教养生派的“仙化说”不屑一顾,无疑是理性思辨的结果。因这理性的沉思,诗人遂不再执迷于神仙说的虚妄,而宁愿在酒中自得其乐。

《影答形》:

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

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憩荫若暂乖,止日终不别。

此同既难常,黯尔俱时灭。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

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

这是代表“名教说”的“影”在说话。首四句承《形赠影》结语,谓长生不可期,神仙不可求也。诗人汲取了传统自然说的精华,而抛弃了其求仙服食的糟粕。因为渊明“新自然说”对于先秦至魏晋玄学中服食养生的道教自然说而论,是“新”的,但对于老、庄迄魏晋玄学中乐天委命、任运迁化的自然达生观来说,却无疑有其承续性。《庄子·达生》云:“世之人以为养形足以存生,而养形果不足以存生,则世奚足为哉!”《庚桑楚》载老子答南荣趎卫生之经,大意谓精神与形体合一,“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祸亦不至,福亦不来。祸福无有,恶有人灾也?”这种达生任命的自然观无疑是渊明思想的源头。

如果要说“新”,魏正始以来的玄学自然观区别于先秦老、庄及秦汉黄、老自然观,就是“新”的。因为无论从政治、社会、个性、人格方面说,它都具有一种思想解放与启蒙的意义。先秦老、庄自然说中尚蕴藏着三代及其以前的原始因子,更多一种自然界的自然。天、地、鬼、神、人同为自然之物,互化共在。鲲鹏互化,庄蝶互化,都保存着神话思维与原始意识中物化自然观的遗痕。追求自然而然的社会心态与存在方式,是从老、庄延续到嵇、阮,再到渊明的清晰红线。渊明自然说的“新”不仅在于批判嵇、阮自然论中的服食求仙及名教学说中的功名观,更在于对当时盛行的佛教善恶报应说及形尽神不灭论的抨击。应当说,“形”与“影”的争执与对话正反映了魏晋时代玄学自然派与儒家名教派的冲突与妥协。渊明这两首诗是对魏晋政治与思想的一次浓缩与升华。诗人正是在“形”与“影”的相互攻击中,将自然养生论、名教功利论,乃至佛家善恶报应论的弱点予以揭露,从而作为进一步颠覆的基础。

《神释》:

大钧无私力,万物自森著。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

与君虽异物,生而相依附。结托既喜同,安得不相语?

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

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

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这是代表渊明“新自然说”的“神”在沉思。首八句,明“神”贵于“形影”的原因所在,此实渊明之自托。这种较新的“精神”观念,既是批判儒道文化遗产的结果,但也有源于佛教的影响。渊明作为一敏锐诗人及思想学说上有创见者,无疑关注着整个时代玄学昌盛与佛教盛行的总体文化环境。对于这些旧说,他要么赞同,要么反驳,而不可能置身于这种总体思想文化背景之外。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到处都有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到晋末,乱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和平的文章的人有陶潜。”这都说明渊明源自佛教的思想背景。丁永忠先生也认为,陶渊明诗中如“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流幻百年中,一觞聊可挥”等诗句表现出一种人生的虚幻色彩,“陶的这种看法理应属于魏晋佛教的‘人生无常’观念”,并指出当代学界大多不承认陶渊明诗文中融入了佛理,这种看法的根本失误之处就在于完全混淆了魏晋佛教哲学与当时老庄玄学的本质区别。因为“无论是先秦的老、庄,或是魏晋的何、王、向、郭,他们都没有像陶渊明那样明确地否定过人生的真实存在。恰恰相反,倒是魏晋佛教才普遍地宣扬人生‘如幻如梦’,虚妄不真”。渊明和平冲淡思想的育成,不能不说是受佛教感染过的整个大时代学术氛围浸润所致。

正是在此基础上,渊明对儒、道传统学说有了一种空前的怀疑。“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既反对名教善恶说,也批判佛教报应说。“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对道教旧自然说者长生求仙之论,名教说者立善不朽及遗爱之言,以及佛教善恶报应论与形尽神不灭观进行了总体批判。这正是渊明思想精髓所在。“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结语谓旧自然说、名教说与神不灭说皆非,而提倡一“新自然说”,则水到渠成也。

从对《形影神》的分析中,我们可看到,陶渊明的“新自然观”首先并未完全脱离魏晋玄学与玄言诗的理性思辨土壤,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玄言诗的余响。如果从文化的深层次说,我们可认为,陶渊明的前脚刚迈进新兴平民文化的沃野,而后脚却还滞留在东晋世族文化的旧土中。《形影神》即是对世族文化理性思辨品格的继承。

三、田园诗的玄趣

渊明田园诗中处处洋溢着玄意,其着眼点已不在玄理的思辨或吉凶祸福的揭示,而在于生活情趣与人生理趣的感悟。渊明的田园诗虽已不可视为玄言诗,但在其中却可处处听见玄言诗激起的回音。兹举《劝农诗》前三章:

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

智巧既萌,资待靡因。谁其赡之,实赖哲人。

——《劝农诗》一章

哲人伊何,时惟后稷。赡之伊何,实曰播植。

舜既躬耕,禹亦稼穑。远若周典,八政始食。

——《劝农诗》二章

熙熙令音,猗猗原陆。卉木繁荣,和风清穆。

纷纷士女,趋时竞逐。桑妇宵兴,农夫野宿。

——《劝农诗》三章

诗人开篇即将视线拉向悠远的上古社会,那是人类历史刚刚开始,而民风淳朴、人民安居乐业的黄金时代。然而,随着文明的发展,智术巧计逐渐困扰人类,人的欲求难于满足。这只能依靠后稷、舜、禹等伟大的哲人。他们教育人民种植百谷,躬耕稼穑,人民由此丰衣足食。正是在圣哲的引导中,整个社会又再次恢复了原始的真淳美好,“卉木繁荣,和风清穆”,人类生活在祥和气氛中,士女、桑妇、农夫都各得其所。

应当说,诗人在对田园生活的描写中,逐渐以田园诗取代玄言诗,洗去了魏晋诗人崇尚玄理思辨的枯燥色彩。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诗人的田园写生中,仍旧洋溢着一种不易察觉的受玄思浸润的“玄趣”。这种“玄趣”的奥妙就在于以平实的生活融化着老庄及魏晋玄学的玄妙哲理,从而将玄学引入了生活。而这同时又使日常生活充满了丰富的意味,使现实世界得以升华。如诗人认为上古民风淳朴,而后世民风诡诈,就是老子、庄子、阮籍等人玄学历史观的形象化表达。认为上古先民的生活是傲然自足、无待他求的,又是郭象适性即逍遥说的发挥。认为先民抱朴含真,保持着美好的人性,又同样源于老庄“复归于朴”(《老子》二十八章)、“法天贵真”(《庄子·渔父》)的思想。这些都隐含着批判现实、追求世外桃源的理想。其中有着对人类历史的思辨因子,但涵化在生机盎然的田园生活中。这也是渊明田园诗充满玄趣的原因所在。

诗人的其他许多田园诗篇,也同样在田园生活中展示玄趣:

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飚开我襟。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

——陶渊明《和郭主簿诗》

这首诗几乎是描绘了一幅动态的图画:画中的田园山居,仲夏的炎热中时时吹来的清风轻拂着庭院中树木的浓阴,诗人在盛夏的清风中陶醉,他断绝了与世俗的交往,或是看书,或是弹琴,田园中的蔬菜与家中储藏的旧谷让诗人欣慰,他不期望太多,只求温饱而已。稍有余粮,就酿作美酒,在自斟自饮中自得其乐。而小儿子则嬉戏在诗人身旁,学着诗人讲话,真是活泼顽皮、可喜可爱。诗人陶醉其中,忘记了岁月催人老的惆怅。

这里诗人似乎不过是一田夫野老,而没有传统文人的清高脱俗,没有心忧天下、敢为天下先的壮志豪情。“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理想对他没有任何吸引力。他只是沉醉于自我的世界,游戏于生活的世界。我们不禁问,诗人对这种宁谧的田园生活为何如此沉迷?诗人为何就没有更崇高的理想追求?细细咀嚼,我们不难发现,在诗人漫不经意的田园描写中,隐藏着他对生活的理解,那就是生活的平淡才更显示出生命的本真,只有悄悄倾听生活,才能发现生活的秘密。外在的功名理想都不过是生活的赘饰,是生命的异化。我们何以能在诗人的诗中听出他心灵的私语?抑或这种理解只是我们的臆测?其实,我们的这种理解并非毫无根据,因为诗人溢满纸面的生活情趣描写,已然是他心灵回声的印证,并意味着他对生活的全情投入。而最后一句诗“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则无疑将诗人对生活的理解导向了一个响应历史、应答存在的层面。当诗人在田园生活中陶醉之时,他蓦然四望,发觉现实中的芸芸众生都在为功名利禄而奔忙,诗人和他们不是同道者。仰望天上的悠悠白云,诗人似乎突然化成了自由的“闲云”,看着千古兴亡,过客匆匆,只有逆流而上,返回时光之初,才能找到那些与诗人一样陶然自足、毫无心机的淳朴先民。诗人由此而深深地沉入了历史。这种对历史的沉入又是对历史先行者的响应。那些先行者就是老子、庄子、魏晋玄言诗人,因为他们曾经在歌唱中为诗人先行描绘了一幅太古之初无为自然、自由自在的美好世界。诗人在这里不经意地承续了历史,流露出曾经为玄学世界所向往而又被诗人生活化的情趣。这种情趣是对生命存在本身的呼唤与应答。在这里,诗人与玄言诗人们走在同一条路上,不过他以一种更生活化的方式表现了出来,而这就化为了诗人田园中的玄趣。

可以说,诗人在田园诗中对玄趣的表现是无处不在的。例如,《归园田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是对挣脱世俗尘网而回归田园自然的欣喜,是对玄言诗人们曾经追求过的自然之道的进一步发挥。《归去来兮辞》“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乎天命复奚疑”是表现诗人超越功名,纵情适意,游戏田间,委运任化,倾听天命的至乐境界。《咏二疏诗》“大象转四时,功成者自去。借问商周来,几人得其趣”是表达天地迁化、功成不居的圣人境界。在这些田园诗中,诗人将玄思与生活完美地融为了一体,从而使中国古典情志诗与魏晋玄言诗实现了历史的有机结合。

因此,整个魏晋时代,逐渐成长的世族文人队伍,就是不断以玄学作为理论武器,向经学威权文化挑战,寻求思想解放,谋求独立自由人格的历史过程。陶渊明是玄学人格的完美代表,但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玄学人格的终结者。陶渊明之后,传统皇权政治体制复兴,再次摧毁了世族文人建立在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上的人格尊严与个性独立,诗人或多或少地不得不屈从权力的淫威。陶渊明的诗篇并不一定比其他许多诗人特出,但他展现于田园诗中的独立人格却永远闪耀在后世诗人心中,成为无法替代、无法超越的文化符码。因为后世诗人虽然始终在权力之网中挣扎,但他们却永远在追寻着渊明曾经赢获的诗人本真。那就是超越权力的书写与对自由生命的揭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陶渊明是从世族诗人向平民诗人过渡的重要一环。因为有世族文化延续中的惯性,陶渊明无疑也会像世族玄言诗人那样去追问宇宙人生的奥秘,故而在他的诗中,总是不乏玄理、玄趣。又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诗人终究沦为平民,故在他的诗中又广泛地触及平民式的田园生活。在晋宋之交,要真正书写田园的美丽风光,非有如陶潜式平民化的世族诗人并兼有其淡泊心境不可。因为真正的平民诗人往往不甘于地位的低下,而汲汲于功名,故无心于田园;而真正的世族诗人又不可能深入田园,领略田园中平民化生活的情趣。当然,即使沉沦的世族诗人,如无陶潜的淡然心境及诗才,也不可能写出其笔下那种诗化的田园风光。就陶渊明作为晋宋之交世族诗人向平民诗人转化的典型个案来说,完整意义上的玄言诗是结束了,但玄言诗的精神尚在士人步入田园的生活中发出余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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