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花会、贡花、赏花钓鱼宴——北宋牡丹玩赏活动的大众化、经常化、制度化
一、万花会：与民同乐政治理想的体现
唐人上至皇族，下至庶民，皆爱牡丹，其活动亦相当丰富，但当时牡丹种植的范围比较有限，主要在皇家苑囿、各级官署、豪家贵族以及两京寺院；玩赏牡丹者，也以有相当社会地位的人为主。白居易《买花》诗云：“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喻。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当“长安豪贵（或作‘年少’）惜春残，争认慈恩紫牡丹”之时，这个田舍翁的“长叹”，既倾注了白居易对贫苦百姓的怜悯，也反映了由于社会地位的悬殊而造成的花开时节“几家欢乐几家愁”的现实。
这种现实在北宋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但是由于北宋文人士大夫大多出身寒微，对中下层人民的生活有比较深刻的体认，因此在施政过程中，还是充分考虑到了中下层人民利益的。始于中唐的复古崇儒的思想，经由北宋前期的政治改革和思想革新，在北宋士大夫中得到了较多的认同。特别是像范仲淹、欧阳修这样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政坛，起到了振奋士风的典范作用，并使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抱负和与民同乐的政治理想为最高统治者所认可，为当时的士大夫所认同和实践。因此，当这些人走上仕途之时，他们或者努力贯彻这种政治理想，实现济苍生、安邦国的最终目的，或者至少作出某种姿态，从而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赏识，达到登上高位的真正目的。而延续数十年的北宋洛阳和扬州的万花会，在一定程度上就体现了这种政治理想。
牡丹花会，唐时即已有之。柳宗元《龙城录》有唐高宗召集群臣宴赏双头牡丹之会，段成式《酉阳杂俎》有“房相有言牡丹之会，（天宝间）琯不预焉”之语，可见盛唐时期确曾有过牡丹会之类的专门玩赏牡丹的活动。但从这两则材料看，其召集者多为皇帝，与会者则为在朝官员，参与者范围非常有限。而且，除了这两则材料之外，具有一定规模的牡丹花会见诸载籍者，在唐代极少。牡丹玩赏活动，多在京城官员之私家园林中举行，或者由市民（大多为贵族妇女、纨绔子弟）自发前往有牡丹处游春赏花，有组织的大规模牡丹花会并不多见。
北宋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却非常多，试录几则如下：
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云：
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竞为游遨，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井，张幄帟，笙歌之声相闻。最盛于月陂堤、张家园、棠棣坊、长寿寺、东街与郭令公宅，至花落乃罢。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载：
洛中风俗尚名教，虽公卿家不敢事形势，人随贫富自乐，于货利不急也。岁正月梅已花，二月桃李杂花盛开，三月牡丹开，于花盛处作园圃，四方伎艺举集，都人士女载酒争出，择园亭胜地，上下池台间引满歌呼，不复问其主人。抵暮游花市，以筠笼卖花，虽贫者亦戴花饮酒相乐，故王平甫诗曰：“风暄翠幕春沽酒，露湿筠笼夜卖花。”
金盈之《新编醉翁谈录》卷三“京城风俗记”“清明节”条云：
西京多重此日，京城合郡不以朝贵士庶为闲，每于此月，当牡丹盛开之际，各出其花于门首及廊庑间，名曰斗花会。富贵之家设宴以赏，恣倾城往来游玩。都人是日盛饰子女，车马填街，珠翠溢目。一春游赏，无出于此。
这种近乎狂欢节的景象，正是像欧阳修这样的士大夫所乐于见到的。而这种景象的出现，则与地方官吏的组织、发动有关。具体地说，他们通过万花会的形式，让全城之人一起感受牡丹开放时节的欢乐氛围。影响所及，扬州亦举办万花会。
宋张邦基《墨庄漫录》载：
西京牡丹闻于天下。花盛时，太守作万花会，宴集之所，以花为屏帐，至于梁栋柱拱，悉以竹筒贮水，簪花钉挂，举目皆花也。扬州产芍药，其妙者不减于姚黄魏紫，蔡元长知淮扬日，亦效洛阳，亦作万花会。其后岁岁循习而为……
这种“岁岁循习而为”的万花会，确实营造出了“一城之人皆若狂”的欢乐氛围，而这些士大夫们与民同乐的政治理想也似乎得到了体现。
但是，像这种有组织的大规模赏花活动，不可能没有弊端，尤其是出于地方政府首脑的意图的活动，其动机的纯粹性绝非无可挑剔；其真正后果如何，也非组织者预料所及。万花会的直接效果，是可以作为一种政绩，作为一种粉饰太平的方式报知中央，而天下太平，正是最高统治者所最希望也最乐于见到的。因此北宋的万花会，也不能排除某些奸邪之徒，以牺牲普通民众利益为代价，营造一种太平盛世的图景，从而实现其欲攀高位的目的。北宋的万花会，在体现士大夫与民同乐政治理想，营造出众人皆欢乐的太平盛世图景的同时，也造成了很多为害于民的后果，因而遭到有识之士的抨击和禁止。
首先是李师中。宋朱弁《曲洧旧闻》载有其禁洛阳万花会之事：
洛中旧有万花之会，岁率为之，民以为扰。李师中到官，罢之，众颇称焉。
苏轼更是一位坚决反对和主张毫不犹豫地废弃所谓万花会的开明的士大夫。其任扬州知州时，有感于万花会给老百姓带来的不良影响，坚决禁止了相沿成习的万花会。此事详载于他自己的《东坡志林》和张邦基的《墨庄漫录》。
《东坡志林》载：
扬州芍药为天下冠。蔡繁卿为守，始作万花会，用花十余万枝，既残诸园，又吏因缘为奸，民大病之。余始至，问民疾苦，以此为首，遂罢之。万花本洛阳故事，亦必为民害也。会当有罢之者。
宋张邦基《墨庄漫录》载：
（万花会）……人颇病之。元祐七年，东坡来知扬州，正遇花时，吏白旧例，公判罢之，人皆鼓舞欣悦，作书报王定国云：“花会，检旧案，用花千万朵，吏缘为奸，乃扬州大害，已罢之矣。虽杀风景，免造业也。”公为政之惠利于民，率皆类此，民到于今称之。
苏轼之所以反对万花会，绝不是要否定与民同乐的政治理想，而恰恰是希望给百姓带来一些安宁。扬州芍药非不美艳，扬州之人非不爱花，然万花会“用花十余万枝，既残诸园，又吏因缘为奸，民大病之”，岂能不罢！故禁止万花会“虽杀风景，免造业也”。
二、贡花：取悦于人主
贡花之举，非始于宋，早在隋代，即已有之。如颜师古《大业拾遗记》云：
大业十二年，炀帝将幸江都。……时洛阳进合蒂迎辇花，云得之嵩山坞中，人不知名，采者异而贡之。会帝驾适至，因以迎辇名之。
唐代牡丹种植主要集中在两京，故不必专门驿送牡丹供人主欣赏。唯明皇特好，因而有贡花献花之举。宋刘斧《青琐高议·骊山记》云：
……帝（明皇）又好花木，诏近郡送花赴骊宫。当时有献牡丹者，谓之杨家红，乃卫尉卿杨勉家花也。其花微红，上甚爱之。命高力士将花上贵妃，贵妃方对妆，妃用手拈花，时匀面手脂在上，遂印于花上。帝见之，问其故，妃以状对。诏其花栽于先春馆。来岁花开，花上复有指红迹。帝赏花惊叹，神异其事，开宴召贵妃，乃名其花为一捻红。后乐府中有一捻红曲，迄今开元钱背有甲痕焉。宫中牡丹最上品者为御衣黄，色若御服。次曰甘草黄，其色重于御衣。次曰建安黄，次皆红紫，各有佳名，终不出三花之上。他日，近侍又贡一尺黄，乃山下民王文仲所接也。花面几一尺，高数寸，只开一朵，鲜艳清香，绛帏笼日，最爱护之。
北宋与唐代不同，首都开封虽有牡丹，然远不如洛阳之盛，不少名贵品种，多出自洛阳花工之手。故宋时有贡花之举，花时摘取名贵牡丹，驿送宫中，以取悦于人主。
宋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云：
洛阳至东京六驿，旧不进花，自今徐州李相迪为留守时，始进御。岁遣牙校一员，乘驿马一日一夕至京师。所进不过姚黄魏花三数朵，以菜叶实竹笼子藉覆之，使马上不摇动。以蜡封花蒂，乃数日不落。
宋苏轼《东坡志林》卷五云：
钱惟演为留守，始置驿贡洛花，识者鄙之。
贡花之举，始于何人，欧、苏二人说法不一，然欧在前，苏在后，当以欧说为正。洛阳至开封相距不远，只需一昼夜即可到达。北宋前期和中期，皇帝相对比较开明，只在花开时节，略观洛阳牡丹之大概，并无恋花之癖，因而也无竭泽而渔之举。故贡花之事，并无太多扰民伤财之处。苏轼在禁止扬州万花会的同时，附带批评钱惟演贡花之举，似属小题大做。只不过其他官员效仿前人，贡花之外，又贡茶、贡酒、贡方物、贡祥瑞，以此类推，则必有劳民伤财之弊。如此观之，则肇始者确实难辞其咎。
宋人贡花之举，自李迪开其绪，遂成北宋一经常性、制度化活动。欧阳修言其时洛阳“岁遣牙校一员，乘驿马一日一夕至京师”，绝非虚语。
宋陈鹄《耆旧续闻》卷四云：
故事，馆职每洛阳贡花到，例赐百朵并南库法酒，此二者《麟台故事》不载，因并志之。
宋张邦基《墨庄漫录》云：
洛中花工，宣和中，以药壅培于白牡丹，如玉千叶、一百五、玉楼春等根下，次年，花作浅碧色，号欧家碧。岁贡禁府，价在姚黄上，尝赐近侍，外臣所未识也。
西京进花，自李迪相国始。
……故事，西京每岁贡牡丹花，例以一百枝及南库酒赐馆职，韩子苍去国后，尝有诗云：“忆将南库官供酒，共赏西京敕赐花。白发思春醒复醉，岂知流落到天涯。”
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载：
洛阳至京师六驿，旧未尝进花。李文定公留守，始以花进，岁差府校一人，乘驿马昼夜驰至京师。所进止姚黄魏紫三四朵，用菜叶实笼中，籍覆上下，使马不动摇，亦所以御日气。又以蜡封花蒂。可数日不落，至今岁贡不绝。
以上这些记载，足以说明北宋时期贡花乃经常性、制度化的活动。这种活动的主要目的便是取悦人主，即东坡所云“此宫妾爱君之意也”。
北宋贡花之举，至徽宗时而生扰民之弊，为人所恶矣。
徽宗疏于政事而溺于术艺，为奸相蔡京所蒙蔽，终成亡国之君，与钦宗一起为金人所俘，身死异域。徽宗在位之时，曾经发起“花石纲”之役，即搜罗全国各地奇山异石、奇花异卉，在京城修筑寿山艮岳。此举扰民至深，北宋末年的宋江、方腊起义，与此有一定关系。
徽宗时期，贡花之举大有竭泽而渔之势，洛阳牡丹甚至因此备受摧残。
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载：
洛中风俗尚名教，……余去乡久矣，政和间过之，当春时，花园花市皆无有，问其故，则曰：“花未开，官遣人监护，甫开，尽槛土移之京师，籍园人名姓，岁输花如租税。洛阳故事遂废。”余为之叹息，又追记其盛时如此。
贡花之举至此时变成一项徭役，洛阳之花“未开，官遣人监护，甫开，尽槛土移之京师”；洛阳园艺之家“岁输花如租税”，如此竭泽而渔，“洛阳故事”焉得不废！
陈州牡丹北宋后期颇盛，若非郡守开明，大概也难逃厄运。张邦基《陈州牡丹记》云：
政和壬辰春，予侍亲在郡，时园户牛氏家忽开一枝，色如鹅雏而淡，其面一尺三四寸，高尺许，柔葩重叠，约千百叶。其本姚黄也，而于葩英之端有金粉一晕缕之，其心紫蕊，亦金粉缕之。牛氏乃以缕金黄名之，以蘧篨作棚屋围幛，复张青帟护之于门首，遣人约止游人，人输千钱，乃得入观。十日间，其家数百千。予亦获见之。郡首闻之，欲剪以进于内府，众园户皆言不可，曰：“此花之变易者，不可为常。他时复来索此品，何以应之？”又欲移其根，亦以此为辞，乃已。
贡花之举，本臣下爱君，欲取悦人主之意，若控制有度，则并不扰民，但若在位者心如饕餮，侍从之臣心术不正，则必生扰民之弊。洛阳牡丹之衰，与此关系甚大（详后）。
除这种为取悦人主而采取的贡花之举外，宋人也有相互之间送花之举。这广泛见于北宋诗人们的诗歌唱酬之中。如王禹偁有《山僧雨中送牡丹》，宋庠有《洛京王尚书学士寄惠牡丹十品五十枝因而成四韵代书答》，梅尧臣有《胡武平遗牡丹一盘》、《四月三日张十遗牡丹二朵》、《次韵奉和永叔谢王尚书惠牡丹》，文彦博有《谢留守王宣徽远惠牡丹》、《近以洛花寄献斋阁蒙赐诗五绝褒借今辄成五篇以答来贶》，欧阳修有《谢观文王尚书惠西京牡丹》、《答西京王尚书寄牡丹》，韩琦有《谢真定李密学惠牡丹》，邵雍有《谢君实端明惠牡丹》，张伯玉有《送花赵提刑》，韩维有《明叔惠洛中花走笔为谢》，司马光有《和君贶寄河阳侍中牡丹》，韦骧有《和以双头牡丹赠叔康太守》、《南园正月二十三日见牡丹因剪分送而公舒太守以诗为报遂次来韵》，苏辙有《谢任亮教授送千叶牡丹》、《谢人惠千叶牡丹》，黄庭坚有《王立之以小诗送并蒂牡丹戏答二首》等。
从诗人们的唱酬我们可以知道，宋人在牡丹花开时节，往往会以牡丹相赠，尤其是自家园中培植出了比较奇特的品种时，常把花送给比较要好的同僚或朋友。送花之举，无疑有助于增进同僚或朋友之间的友谊，也使生活倍添情趣。如今我们去拜访亲朋好友时，亦常以花相送，可见此举之源远流长。
三、赏花钓鱼宴：北宋君臣牡丹玩赏活动的制度化
赏花钓鱼宴是北宋一项极具特色的宫廷礼仪制度，它由多种形式的宫廷礼仪、娱乐活动组合而成，是北宋君臣在太平之世“以天下之乐为乐”心理的反映，同时也是优遇臣僚（尤其是文臣）的具体表现。它通过赏花、钓鱼、宴饮、赋诗等一系列活动，拉近君臣距离，促进君臣交流，因而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因此，我认为非常有必要对这一活动进行详尽考察。
《宋会要辑稿》《礼》四十五《曲宴》载：
国朝凡幸苑囿、池籞、观稼、畋猎，所至曲宴，惟从官预。正月宴大辽使副于紫宸殿，则近臣及刺史、正郎、都虞侯以上预。暮春后苑赏花，则三馆、秘阁之职皆预。
《宋史》卷一一三《礼（十六）》载：
曲宴。凡幸苑囿、池籞、观稼、畋猎，所至设宴，惟从官预，谓之曲宴。或宴大辽使副于紫宸殿，则近臣及刺史、正郎、都虞侯以上预。暮春后苑赏花、钓鱼，则三馆、秘阁皆预。
宋欧阳修《归田录》云：
真宗朝，岁岁赏花钓鱼，群臣应制。尝一岁临池久之，而御钓不食。时丁晋公（谓）应制诗云：“莺惊凤辇穿花去，鱼畏龙颜上钓迟。”真宗称赏，群臣皆自以为不及也。
宋司马光《司马温公诗话》云：
先朝春月多召两府、两制、三馆于后苑赏花、钓鱼、赋诗，自赵元昊背诞，西陲用兵，废缺甚久。嘉祐末，仁宗始复修故事，群臣和御制诗。
赏花、钓鱼、宴饮、赋诗，这些活动前朝皆有之，溯其源，先秦宫廷礼制是其前身。尤其是宴饮、赋诗，可以看做对先秦诸侯宴饮赋诗言志活动的直接继承；赏花活动在隋以前不甚显著，但隋唐而下，宫廷赏花活动相当频繁，尤其是唐代皇室之赏牡丹，不仅时时有之，而且颇有佳话流传；宫廷钓鱼活动宋代以前不甚显著，然先秦宫廷礼仪中有射礼，钓鱼活动当为其变形（北宋有习射宴，但多将习射宴与赏花钓鱼之宴安排在同一时间举行）。上述几种活动中，赏花、宴饮并赋诗或者宴饮而赋诗的活动亦曾有之，如《龙城录》所记高宗宴赏双头牡丹，就是三种活动的综合。至于宴饮赋诗，则更加普遍，不待举例而明。唯将四项活动集于一起，在每年相对固定的时间进行，则并不常见。因此，可以说，赏花钓鱼宴，是北宋一项极具特色的宫廷礼仪制度。
（一）赏花钓鱼宴的形成
北宋君臣宴飨活动极为频繁。“宋制，尝以春秋之季仲及圣节、郊祀、籍田礼毕，巡幸还京，凡国有大庆皆大宴，遇大灾、大札则罢。”（《宋史》卷一一三《礼（十六）》）乾德元年起设秋宴，太平兴国之后，只设春宴。“乾德元年十一月，南郊礼成，大宴广德殿，谓之饮福。是后三年，开宝三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并设秋宴于大殿，以长春节在二月故也。太平兴国之后，止设春宴，在大明者十一，在含光者六……”（同上）咸平三年，春秋大宴始备。赏花之宴，则是春宴之外在暮春时节举行的另一种经常性的宴饮活动。“咸平三年二月，大宴含光殿，自是始备设春秋大宴。……十二月，诏凡内宴，宗正卿令升殿坐，班次依合班依。翰林学士梁颢请以春秋大宴、小宴、赏花、行幸为四图，颁下阁门遵守。从之。”（同上）
北宋君臣赏花、钓鱼、宴饮、赋诗活动（即赏花钓鱼宴），最初并非同时进行。比如赏花，最初是与习射（即古之射礼）一起进行的。
《宋史》卷三《太祖（三）》云：
（开宝）六年（973）……夏四月丁亥，召开封尹光义，天平军节度使石守信等赏花、习射于苑中。
《宋史》卷六《真宗（一）》云：
（咸平）三年（1000）……二月丙子，赏花苑中，召从臣宴射。
又比如钓鱼，最初是习射宴中的一项活动。《宋会要辑稿》《礼》四十五《习射宴》载：
国朝凡游幸池苑，诏宗室武臣射，每皇帝中的，从官行拜称万岁，奉觞贡马称贺，预射官中者，帝为解之，赐袭衣金带散马，不解则不赐。
同书同卷具体列宫廷宴射活动如下：
（开宝）……四年三月乙丑又宴射，六年四月四日丁亥，召皇弟开封尹、节度石守信等赏花习射于苑中，甲午召近臣宴射苑中……
（雍熙）三年二月乙丑幸骐骥院回，召近臣宴后苑，上临池钓鱼，令侍臣赋诗，还，御水心殿习射，上中的五，赐从官饮。
（淳化）二年三月庚子朔，宴后苑，上临池钓鱼，诏群臣赋诗，因习射，中的四。
至于宴饮、赋诗，太祖时尚不多见，但太宗好文，每于宴饮之际，常作诗，令群臣奉和，如前引雍熙、淳化年间之事。此后君臣唱和不断，至真宗、仁宗朝而臻于极盛。
赏花、钓鱼、宴饮、赋诗活动组合在一起，是在太宗朝，至真宗咸平三年则成为定制。对此《宋史》和《宋会要辑稿》均有明确记载。
《宋史》卷一一三《礼（十六）》云：
太宗太平兴国九年三月十五日，诏宰相、近臣赏花于后苑。帝曰：“春气暄和，万物畅茂，四方无事，朕以天下之乐为乐，宜令侍从词臣各赋诗。”帝习射于水心殿。雍熙二年四月二日，诏辅臣、三司使、翰林、枢密直学士、尚书省四品、两省五品以上、三馆学士宴于后苑，赏花钓鱼张乐赐饮，命群臣赋诗习射。赏花曲宴自此始。
（真宗咸平）三年二月晦，赏花，宴于后苑，帝作《中春赏花钓鱼》诗，儒臣皆赋，遂射于水殿，尽欢而罢。自是遂为定制。
《宋会要辑稿》《礼》四十五《赏花钓鱼宴》云：
太宗太平兴国九年三月十五日，诏宰相、近臣赏花于后园。帝曰：“春气暄和，万物畅茂，四方无事，朕以天下之乐为乐，宜令侍从词臣各赋诗。”帝习射于水心亭。……雍熙二年四月二日，诏辅臣、三司使、翰林、枢密直学士、尚书省四品、两省五品以上、三馆学士于后苑，赏花、钓鱼、张乐、赐饮，命群臣赋诗习射。赏花曲宴自此始。
（真宗）咸平三年二月二十九日，赏花，宴于后苑，帝作《中春赏花钓鱼》七言诗，儒臣皆赋，遂射于水殿，尽欢而罢。自是遂为定制。
由此可见，赏花钓鱼宴是在宋太祖、太宗二朝平定四方，社会日趋安定之后，天下太平之时，君臣欢娱之际，“以天下之乐为乐”而进行的休闲娱乐活动。它在太祖朝即具雏形，太宗太平兴国九年正式有赏花曲宴之目，至真宗咸平三年，赏花钓鱼宴便成为一项宫廷休闲娱乐制度。太宗、真宗及仁宗朝前期，除非有特殊情况，否则每到暮春时节牡丹花开放之时，皇帝必率群臣于后苑赏花、钓鱼、宴饮、赋诗。
（二）北宋君臣赏花、钓鱼、宴饮、赋诗之盛衰及其原因
如前所述，北宋君臣赏花钓鱼宴始于太宗朝，此后，赏花钓鱼宴几成暮春时节宫廷礼仪娱乐活动的保留节目。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宋史》及宋人诗话、笔记小说等史料记载，以下年份有赏花、钓鱼、宴饮、赋诗之举：太祖开宝六年（973，赏花习射）；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雍熙元年至四年（984—987），淳化二年、三年、五年（991、992、994），至道元年（995）；真宗咸平三年至六年（1000—1003），景德四年（1007），大中祥符元年（1008），大中祥符三年至六年（1010—1013），大中祥符九年（1016），天禧二年、三年（1018—1019）；仁宗天圣三年至九年（1025—1031）、明道二年（1033）、景祐三年（1036）、庆历元年（1041）、嘉祐六年（1061）；神宗熙宁间（1068—1077，罢后苑赏花、水戏等）、元丰七年（1084，欲行赏花钓鱼宴，宰执逊谢）；哲宗元祐六年（1091，罢赏花钓鱼）、绍圣三年（1096，辍春宴、赏花钓鱼）。
根据史料排比，可知赏花钓鱼宴最盛于太宗、真宗和仁宗朝前期，这与当时的政治、国势变化有密切关系。宋初经太祖、太宗采取各种有效手段戡定地方割据势力之后，采取“杯酒释兵权”的政治手腕，解除武将兵权，建立高度的中央集权制；通过科举改革，大量吸纳文人进入政府，建立起完备的文官制。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家开始走上平稳发展的轨道，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在这种和平安定、繁荣富庶的大背景之下，宫廷宴饮活动十分频繁。赏花钓鱼之宴也是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形成和兴盛起来的。宋太祖时，已有后苑赏花之举；太宗朝，赏花、习射、钓鱼、宴饮、赋诗诸活动经过整合而成赏花钓鱼宴，并于咸平三年定为制度。此后三十余年中，除非有特殊情况（如真宗咸平初，仁宗天圣初、景祐初，以太宗、真宗、章献皇太后丧，未行赏花钓鱼宴），每逢三、四月牡丹花开的时节，皇帝便会召集“辅臣、三司使、翰林、枢密直学士、尚书省四品、两省五品以上、三馆学士”以至馆阁校理等较低品佚的文官参与宴会。
仁宗朝中后期，西夏元昊叛乱，西部连年用兵，仁宗皇帝因此寝食不安，以致“罢赏花赐宴”，“逾二十年”。因此，庆历元年（1041）至嘉祐六年（1061），二十年间未曾举行过赏花钓鱼宴。
《宋会要辑稿》《礼》四十五《赏花钓鱼宴》云：
嘉祐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幸后苑，赏花钓鱼，遂宴太清楼，出御制诗一首，从臣和。自西部用兵，遂罢赏花赐宴。逾二十年，至是时大宴。
司马光《司马温公诗话》云：
刘子仪与夏英公同在翰林。……先朝春月多召两府、两制、三馆于后苑赏花、钓鱼、赋诗，自赵元昊背诞，西陲用兵，废缺甚久。嘉祐末，仁宗始复修故事，群臣和御制诗。
由于很久没有举行赏花钓鱼宴，当“始复修故事”，大臣们不禁感慨万分。如在嘉祐六年的这次赏花钓鱼宴上，曾亲自率军驻守边防与西夏人作战的宰相韩琦便不无感慨地在《御制后苑赏花钓鱼奉圣旨次韵》诗中写道：“曾参二十年前会，今备台司得再陪。”由此可见，边患频仍、国事不宁是仁宗朝中后期二十余年不行赏花钓鱼宴的主要原因。
神宗以后，赏花钓鱼宴虽间有进行，但已远不如北宋前期频繁。根据前面的编年，嘉祐六年以后，有史料记载的宫廷举行的赏花钓鱼宴只有一次，即元丰七年。此前，英宗在位不到四年，无举行赏花钓鱼宴的记录；神宗初即位，曾有罢止赏花钓鱼宴之举，至元丰七年始复旧制；哲宗绍圣初，以嗣濮王之丧，又有罢赏花钓鱼宴之举。神宗以后举行的赏花钓鱼宴当然不止元丰七年这一次，但史料的失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宋赏花钓鱼宴已不如前此之盛。
导致神宗、哲宗朝较少举行赏花钓鱼宴的原因大致可归为两点：其一，宫中行丧礼时多罢赏花钓鱼宴。如《宋史》卷九九载：“神宗之嗣位也，英宗之丧未除。……故事，斋宿必御楼警严，幸后苑赏花、作水戏，至是悉罢之。”《宋会要辑稿》云：“（绍圣）三年六月二十三日，诏特辍学春宴、赏花、钓鱼，以嗣濮王宗绰丧，未出殡故也。”（《礼》四十五《宴享》）其二，可能与当时新旧党争有关。神宗、哲宗朝是北宋新旧党争最激烈的时期，这种统治集团内部的尖锐斗争，使政治局势变得不稳定，一党得势，则与失势者相关的人物都受到牵连，打击面较大，而许多曾经受到皇帝器重的文人，如苏轼等，也在党争中遭到沉重打击。赏花钓鱼宴本来是皇帝优遇文臣的一种表现，这种政局的不稳定，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君臣之间的隔阂，进而影响到赏花钓鱼宴的正常举行。
徽宗热衷于艺术和山水园林，其在位期间，大兴土木，在开封兴建寿山艮岳；大兴花石纲，取全国各地奇花异石以实之。照理说，他比其他皇帝更有条件经常举行这种赏花钓鱼活动。然而据现有史料，徽宗朝竟没有举行过一次这样的活动。徽宗朝内忧外患较前朝更加严重，再加上奸权当道，政局混乱，许多具有正义感的文人都遭到摒斥，皇帝与朝臣之间已产生严重隔阂。实际上，赏花钓鱼宴在徽宗朝已蜕变为皇帝与极少数宠臣寻欢作乐的活动，它所具有的使君臣一起“以天下之乐为乐”、君臣相亲以通其情的政治意义已经失去，当然就不会频繁举行，也不会成为文人争相传载的话题了。
（三）赏花钓鱼宴的文学意义
赏花、钓鱼、宴饮、赋诗是宫廷文学活动的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宫廷文学的特征。
首先，赏花、钓鱼、宴饮、赋诗活动主要是在宫廷宴会上进行，主要形式则是君臣唱和。如：
太宗太平兴国九年三月十五日，诏宰相、近臣赏花于后园。帝曰：“春气暄和，万物畅茂，四方无事，朕以天下之乐为乐，宜令侍从词臣各赋诗。”……二十九日，诏近臣宴于后苑。帝作诗一章赐侍臣，令属和。（《宋会要辑稿》《礼》四十五《赏花钓鱼宴》，下同）
淳化二年三月一日，赏花，宴于后苑，帝临池钓鱼，命群臣赋诗，尽醉而罢。
至道元年三月十六日，后苑赏花，……帝临池钓鱼，赋诗，命群臣赋诗，应制者五十五人。
咸平三年二月二十九日，赏花，宴于后苑。帝作《中春赏花钓鱼》七言诗，儒臣皆赋，遂射于水殿，尽欢而罢。自是遂为定制。
咸平九年三月十七日，曲宴后苑，赏花钓鱼，命从臣赋诗，限以五言八韵，以新字为韵。
景祐三年三月六日，曲宴后苑，赏花钓鱼。帝赋诗，群臣席上次韵。
嘉祐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幸后苑，赏花钓鱼，遂宴太清楼，出御制诗一首，从臣和。
以上史料表明，君臣奉和赋诗乃是赏花钓鱼宴中一个重要的保留节目，其形式多为皇帝首唱，群臣依韵唱和。这种君臣唱和活动规模一般较大。如至道元年，应制赋诗者达五十五人；庆历元年，应制赋诗者达四十人，赋诗一百四十首。这是典型的宫廷文学创作活动。
其次，赏花钓鱼宴上所创作的诗歌，就内容而言，也具有鲜明的宫廷文学特征。据史料记载，北宋君臣在赏花钓鱼宴上所赋歌诗，每年都会编集存档，数量应不下千首。不过这些作品集早已随宋室沦亡而佚失。笔者据《全宋诗》统计，北宋君臣在赏花钓鱼宴上所作之诗，现存作品共四十五首。这些作品除少数寓有较深感慨之外，内容皆为鼓吹太平，给当朝天子歌功颂德，是典型的宫廷文学。如寇准《应制赏花钓鱼》云：“龙禁含佳气，銮舆下建章。碧波微荡漾，红萼竞芬芳。玉斝春醪满，金波昼漏长。逢时空窃抃，万宇正欢康。”夏竦《赏花钓鱼应制》云：“上苑乘春启，奇花效祉新。连房红萼并，合干绿枝匀。剪献尊长乐，分颁宠辅臣。从游过水殿，凝跸近龙津。黼座临雕槛，文竿引翠纶。波香投桂饵，萍暖漾金鳞。湛露芳尊酒，钧天广乐陈。多欢千载遇，何以报严宸。”
不过，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其作品仍可以寄寓较深沉的思想内容。比如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君臣唱和之作，便颇为引人注目。是年，仁宗作《赏花钓鱼》诗，群臣属和。其录于《全宋诗》者，有宋庠《奉和御制赏花钓鱼次韵私赋》、欧阳修《应制赏花钓鱼》、韩琦《御制后苑赏花钓鱼奉圣旨次韵》、祖无择《和御制赏花钓鱼》、陈襄《和御制赏花钓鱼》、刘敞《奉和诸公御制后苑赏花钓鱼》、司马光《御制后苑赏花钓鱼七言四韵诗一首奉圣旨次韵》、苏颂《恭和御制赏花钓鱼》、王安石《和御制赏花钓鱼二首》、郑獬《恭和御制赏花钓鱼》、沈遘《应制依韵和御制后苑赏花钓鱼》、徐积《拟和御制赏花钓鱼》、宋祁《奉和御制后苑赏花诗》。由于西北边事频繁，自仁宗庆历元年（1041）举行赏花钓鱼宴之后，直到嘉祐六年（1061）才有此次盛会，中间相隔二十年，故君臣赋咏之际，颇多感慨。韩琦有“曾参二十年前会，今备台司得再陪”，不仅隐含个人升沉荣辱，更寄寓了家国盛衰之感，故为时流所赏，仁宗亦为之动容。
（四）赏花钓鱼宴的政治意义
与君臣唱和创作旨在歌功颂德的赏花钓鱼诗相比，赏花钓鱼宴的政治意义似更值得注意。北宋宫廷赏花钓鱼宴的政治意义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体现太平之世“以天下之乐为乐”的政治理想。
赏花钓鱼宴与其他宫廷宴飨活动一样，是宫廷礼仪制度的组成部分，与那些正式的国家庆典型宴飨活动相比，这一活动更具休闲、娱乐性质。这种活动的政治意义便首先体现在这种休闲娱乐上。
宫中之乐，本非民间所能体验；帝王之乐，也非人臣所可分享。但是，如果帝王要与群臣共享，其意义就不仅仅止于一般的宫廷娱乐了。前引《宋会要辑稿》及《宋史》载太宗诏群臣赏花云：“春气暄和，万物畅茂，四方无事，朕以天下之乐为乐，宜令侍从词臣各赋诗。”太宗所表达的意思极为明了，四方无事，天下太平，命群臣随自己赏花宴饮，是“以天下之乐为乐”！宋太宗的这种心态，相当优裕而且自信，它显然建立在太祖、太宗数十年苦心经营而一举戡定地方割据政权，最后统一天下，使民众得以休养生息、政府的一切机制运转正常的基础之上。他不仅自己“以天下之乐为乐”，还让群臣感受到四方无事、天下太平，国家已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的欢悦。而且事实上，这种休闲娱乐活动恰恰要以四方无事天下太平作为最基本的前提和政治基础。仁宗朝边事骤起，赏花、钓鱼、宴饮、赋诗之事遂废弃二十余年；英宗以病体在位仅三年，不闻有赏花钓鱼之事；神、哲宗以后，新旧党争使朝政日趋不稳，天下扰攘，赏花钓鱼宴便不如真、仁之世盛；徽宗以后，内忧外患不断，赏花钓鱼宴几乎废止矣。
由此可见，赏花、钓鱼、宴饮、赋诗之事，系乎国势之安否，四方无事，天下太平，君臣遂可“以天下之乐为乐”；天下扰攘，四方多事，君臣无心作乐，赏花、钓鱼、宴饮、赋诗之事遂废。由此可以观政治之盛衰也。
其二，体现北宋皇室优遇文臣的基本国策。
宋代立国以后，有鉴于中唐以来武臣用事、枝强干弱、终致亡国的教训，首先确立了“抑武崇文”的基本国策：一方面采取各种手段削减武将兵权，使各地方军事实体无力与中央相抗衡；另一方面广开才路，提拔大量出身寒微的读书人参与政事，重用文臣。有宋一代，文人地位颇高，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政府的文臣更是备受优待。北宋文臣不仅待遇丰厚，而且经常直接受到最高统治者的恩典和眷顾，最高统治者也经常借宫廷礼仪活动的机会对他们加以夸赞和赏赐。赏花钓鱼宴，从某种意义上正是对这一基本国策的充分贯彻和体现。
赏花钓鱼宴的参加者，除了皇帝本人之外，主要包括“辅臣、三司使、翰林、枢密直学士、尚书省四品、两省五品以上、三馆学士”等。后来，由于馆阁校理李宗谔对“三馆唯直馆预坐，校理以下赋诗而退”的旧制感到不平而作诗相讽，促使连馆阁校理以下品秩较低的馆职也都得以预会。
对于这些预会者，皇帝与他们一起赏花、钓鱼、宴饮，有时还在宴会上亲自剪下牡丹花给宠臣佩戴，每成一诗，还令群臣唱和。这对于这些文人出身的大臣而言，乃是莫大的荣幸。这些事迹详见于后文编年纪事，不再举例。
其三，促进君臣交流。
赏花钓鱼宴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政治意义，那就是促进君臣交流，使君臣关系融洽，上下相得。如神宗于元丰七年（1084）曾谈及赏花钓鱼宴具有促进君臣交流的政治意义。《宋会要辑稿》《礼》四十五《习射宴》云：
元丰七年二月十三日，宰执奏对毕。上宣谕曰：“祖宗时，数召近臣为赏花钓鱼宴，朕亦欲暇日命卿等小饮。”宰执等逊谢。上曰：“君臣不相亲则情不通，早朝早奏事止顷刻间，岂暇详论治道，故思与卿等从容耳。”
赏花钓鱼宴本来只是宫廷中一项娱乐活动，但由于其主要形式是朝中官员陪皇帝一起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君臣之间自然会相互观察并进而相互了解、相互沟通甚至是相互劝诫。比如太宗朝李宗谔尚为集贤校理之时，由于官职较低，不得预赏花钓鱼之宴，遂赋诗一首，以抒其不平，诗云：“戴了宫花赋了诗，不容重见赭黄衣。无聊却出宫门去，还似当年下第时。”对于这种明显带有挖苦性质的诗作，太宗并没有生气，而是“即令赴宴，自是校理而下，皆与会也”。然亦有因与宴赋诗过于鄙恶而遭贬斥者。如仁宗天圣八年的赏花钓鱼宴，度支员外郎、秘阁校理韩羲因为所赋诗“独鄙恶，落职，降司封员外郎，通判冀州”（《宋会要辑稿》《礼》四十五《赏花钓鱼宴》）
又如仁宗朝王安石曾在赏花钓鱼宴中做过一件不太得体的事，仁宗因而看出王安石之为人有不尽如人意之处。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二载有此事：
仁宗皇帝朝，王安石为知制诰。一日，赏花钓鱼宴，内侍各以金碟盛钓饵药置几上，安石食之尽。明日，帝谓宰辅曰：“王安石诈人也，使误食钓饵，一粒则止矣；食之尽，不情也。”帝不乐之。后安石自著《日录》，厌薄祖宗，于仁宗尤甚，每以汉文帝恭俭为无足取者，其心薄仁宗也。故一时大臣富弼、韩琦、文彦博而下，皆为其诋毁云。
王安石在赏花钓鱼之际，误食鱼饵，且食之尽，仁宗根据他的举动，看出他是一个不近情理的险诈之人。由于王安石力排众议，坚持变法，在宋代招致很多人的非议。邵氏此则记载，或许有故意诋毁王安石之嫌，但这则故事从一个侧面显示赏花钓鱼宴是皇帝观察群臣的有效途径。
再如《司马温公诗话》载有仁宗嘉祐六年赏花钓鱼宴的情形：
先朝春月多召两府、两制、三馆于后苑赏花、钓鱼、赋诗。自赵元昊背诞，西陲用兵，废缺甚久。嘉祐末，仁宗始复修故事，群臣和御制诗。是日微阴寒，韩魏公时为首相，诗卒章云：“轻云阁雨迎天仗，寒色留春入寿杯。二十年前曾侍宴，台司今日喜重陪。”时内侍都知任守忠以滑稽侍上，从容言曰：“韩琦讥陛下。”上愕然，问其故，守忠曰：“讥陛下游宴太频。”上为之笑。
在这次活动中，仁宗赋诗一首，时相韩琦和作，有“二十年前曾侍宴，台司今日喜重陪”之句。韩琦本意是由于边事扰攘，二十年不曾举行赏花钓鱼宴这样的盛事，如今终于盼到这一天了，而任守忠则有意曲解诗意，故意说韩琦在挖苦皇帝，而当仁宗明白任守忠不过是正话反说之后，“为之笑”。在这里，君臣相得、关系融洽的情形可以概见矣。
附1：北宋宫廷赏花钓鱼宴饮赋诗活动编年纪事
宋太祖开宝六年（973）
……六年四月四日丁亥，召皇弟开封尹节度石守信等赏花习射于苑中，甲午召近臣宴射苑中……（《会要·礼·习射宴》）
（开宝）六年……夏四月丁亥，召开封尹光义，天平军节度使石守信等赏花、习射于苑中。（《宋史·太祖（三）》）
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
太平兴国三年三月大宴大明殿。春宴自此始也。乾明节在十月，故太宗朝止设春宴，咸平三年九月大宴含光殿，真宗朝，圣节外始备设春秋二宴，自此为定制也。（《会要·礼·春宴》）
宋太宗太平兴国九年（即雍熙元年，984）
太宗太平兴国九年三月十五日，诏宰相近臣赏花于后园。帝曰：“春气暄和，万物畅茂，四方无事，朕以天下之乐为乐，宜令侍从词臣各赋诗。”帝习射于水心亭。宋琪等以应制诗进，帝吟咏久之，学士扈蒙诗有“微臣自愧头如雪，也向钧天侍玉皇”，帝笑谓曰“卿善因事陈情”，蒙顿首谢。二十九日，诏近臣宴于后苑，帝作诗一章赐侍臣，令属和。（《会要·礼·赏花钓鱼宴》）
（雍熙元年三月）己丑，召宰相、近臣赏花于后苑。上曰：“春气暄和，万物畅茂，四方无事，朕以天下之乐为乐，宜令侍从、词臣各赋诗。”赏花、赋诗自此始。（明年四月赏花、钓鱼，又赋诗，此但赏花，《会要》以为曲宴自明年始，今两存之。《长编》卷二五）
太宗太平兴国九年三月十五日，诏宰相、近臣赏花于后苑。帝曰：“春气暄和，万物畅茂，四方无事，朕以天下之乐为乐，宜令侍从词臣各赋诗。”帝习射于水心殿。（《宋史·礼（十六）》）
宋太宗雍熙二年（985）
雍熙二年四月二日，诏辅臣、三司使、翰林、枢密直学士、尚书省四品、两省五品以上、三馆学士于后苑，赏花、钓鱼、张乐、赐饮，命群臣赋诗、习射。赏花曲宴自此始。（《会要·礼·赏花钓鱼宴》）
（雍熙二年四月）丙子……是日，召宰相、参知政事、枢密、三司使、翰林、枢密直学士、尚书省四品、两省五品以上、三馆学士宴于后苑，赏花、钓鱼、张乐、赐饮，命群臣赋诗、习射。自是每岁皆然，赏花钓鱼曲宴，始于是也。（此据《会要》，赏花、赋诗已见雍熙元年三月。《长编》卷二六）
雍熙二年四月二日，诏辅臣、三司使、翰林、枢密直学士、尚书省四品、两省五品以上、三馆学士宴于后苑，赏花、钓鱼、张乐、赐饮，命群臣赋诗、习射。赏花曲宴自此始。（《宋史·礼（十六）》）
宋太宗雍熙三年（986）
三年二月二十七日，诏辅臣、节度使、三司使、学士、舍人于后园临池垂钓，顾谓之曰：“今日风景，倍资吟思，可令词臣各赋花下钓鱼诗一章，以中字为韵。”……三月一日，帝谓宰相李昉曰：“春色方盛，朕欲诏群臣后园赏花，而近尝宴会，天将大宴，不欲欢为乐，卿可召同列及翰林枢密直学士中书舍人就第，为观花赋诗之会，仍赐羊酒。”昉曰：“北边方用兵，陛下宵旰为念，群臣当夙夜供职，以辅帷幄，若尔宴集，诚所未安。”帝曰：“芳辰佳致，不可虚度，公余集会，未至过也。”既宴，饮酒酣，各赋奉诏赏花诗，帝亦作诗赐之。翌日，学士承旨扈蒙等诣垂拱殿门谢。（《会要·礼·赏花钓鱼宴》）
三年二月乙丑幸骐骥院回，召近臣宴后苑。上临池钓鱼，令侍臣赋诗，还，御水心殿习射，上中的五，赐从官饮。（《会要·礼·习射宴》）宋太宗雍熙四年（987）
（雍熙）四年三月十七日，赏花，宴于后苑，帝临池垂钓，顾宰丞李昉等曰：“宴赏何乐如之，可令侍臣各赋赏花钓鱼诗，俄出五言御诗一章赐侍臣，晚御水殿习射。”翌日，帝依韵和宰臣以下十三人所进诗以赐，又令宰臣更和所进应制诗以献。（《会要·礼·赏花钓鱼宴》）
宋太宗淳化二年（991）
（淳化）二年三月庚子朔，宴后苑，上临池钓鱼，诏群臣赋诗，因习射，中的四。（《会要·礼·习射宴》）
淳化二年三月一日，赏花，宴于后苑，帝临池钓鱼，命群臣赋诗，尽醉而罢。（《会要·礼·赏花钓鱼宴》）
宋太宗淳化三年（992）
三年三月十二日，赏花，宴于后苑，命群臣赋诗。诏光禄寺丞杨亿赋诗于御座之侧。……新直馆韩国华、汤太初并令预，以所赋赏花诗五十二首付史馆。先是，国华尝直史，俄充三司判官，循故事不带馆职；至是因奏事自陈，以谏官兼省职，而宸游苑中，不得陪。馆职臣僚在侍从之列，翌日，并诏守本官直昭文馆，告谢之日，适值赏花，并令预宴。国华等皆以判官兼馆职，从新制。（《会要·礼·赏花钓鱼宴》）
宋太宗淳化五年（994）
淳化五年三月六日，赏花，宴于后苑。帝临池钓鱼，赋诗，命群臣皆赋，应制者三十九人。（《会要·礼·赏花钓鱼宴》）
宋太宗至道元年（995）
至道元年三月十六日，后苑赏花，特召司空致仕李昉，坐于尚书之上，仍稍前，帝临池钓鱼，赋诗，命群臣赋诗，应制者五十五人。（《会要·礼·赏花钓鱼宴》）
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
咸平三年二月二十九日，赏花，宴于后苑，帝作《中春赏花钓鱼》七言诗，儒臣皆赋，遂射于水殿，尽欢而罢。自是遂为定制。（《会要·礼·赏花钓鱼宴》）
（真宗咸平三年二月）丙子，曲宴近臣于后苑。上作《中春赏花钓鱼》七言诗，儒臣皆赋，遂射于水亭，尽欢而罢，自是着为定制。（《长编》卷四六）
（咸平）三年……二月丙子，赏花苑中，召从臣宴射。（《宋史·真宗（一）》）
咸平三年二月，大宴含光殿，至是始备设春秋大宴。……三年二月晦，赏花，宴于后苑。帝作《中春赏花钓鱼诗》，儒臣皆赋，遂射于水殿，尽欢而罢。自是遂为定制。（《宋史·礼（十六）》）
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
四年三月十八日，后苑赏花习射，帝与近臣言及大射、提壶、乡饮酒之礼，因命直馆各赋《射宫》五言六韵诗，帝欢甚，召群臣极饮，恕其沉醉。（《会要·礼·赏花钓鱼宴》）
杨亿《后苑赏花应制》，题注云：“咸平四年三月十八日。”
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
杨亿有《后苑赏花应制》，题注云：“咸平五年三月。”
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
六年三月十七日，赏花，宴于后苑。帝作《赏花》五言，群臣皆赋。（《会要·礼·赏花钓鱼宴》）
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
景德四年三月七日，曲宴后苑。初临水阁垂钓，又登太清楼观太宗御书及新写四部群书，又至景福殿放生池中，立玉宸殿，历翔鸾、仪凤二阁，命坐，置酒，帝作五言诗，从官皆赋，遂宴于太清楼下。……十六日，大宴崇德殿中，数诏近臣曲宴，于后苑赏花、钓鱼。帝作《赏花千叶牡丹》诗，从官毕赋，诏大理评事宋绶、邵焕预会。绶、焕皆在秘阁拜业故也。（《麟台故事》：景德四年三月甲寅，大宴于景德殿中，召近臣曲宴于后苑，赏花、钓鱼。大理评事宋绶、邵焕预会，以皆在秘阁拜业故也。上作赏花千叶牡丹诗各一章，从官毕赋，吏部尚书张齐贤、刑部尚书温仲舒、工部尚书王化基，以久在外任，求免应制，不许。）有顷，射于太清楼下。（《会要·礼·赏花钓鱼宴》）
（真宗景德四年三月）甲寅，大宴于后苑，赏花、钓鱼。上赋诗，从臣皆赋。吏部尚书张齐贤、刑部尚书温仲舒、工部尚书王化基，以久在外任，求免应制，不许。（《长编》卷六五）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
大中祥符元年三月九日，宴近臣于后苑，帝作《赏花》七言诗。（《会要·礼·赏花钓鱼宴》）
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
三年闰二月二十二日，后苑赏花曲宴，特诏卫封清考察在京刑狱慎从古，太常少卿知审刑院刘国忠预会，命集贤校理宋绶、晏殊，秘阁校理邵焕作序。……二十七日，诏辅臣至宜圣殿朝拜太宗圣容，东西延释像经戏，帝作《舞景观花》诗以赐从官。即席赋诗，又御水必殿垂钓，遂宴于金华殿。小苑花木皆太常命中黄门所植，滋茂异常，辅臣素所未至也。（《会要·礼·赏花钓鱼宴》）
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
四年三月八日，车驾驻西京，命从臣射于后苑淑景亭，移宴长春殿，帝作《赏花开宴》诗。（《会要·礼·赏花钓鱼宴》）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
五年三月十九日，诏后苑赏花曲宴，馆阁编修校勘并赴。……二十日，赏花后苑，以雨移御崇政殿南轩曲宴，酒三行，命赋诗。有顷，御北殿，赐宴作乐，帝作《赏花》及《喜雨》诗二首，群臣即席和进。（《会要·礼·赏花钓鱼宴》）
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
六年三月五日，赏花，宴于后苑，帝作《赏花钓鱼》七言诗，从臣皆赋。又诏从臣从游，令观苑中连理槐、屏风、连理柏，遂射于太清楼下。……六年三月八日，赏花，宴于后苑，登太清楼观书，射于楼下，特诏知杂御史预会，帝作《赏花》、《观书》诗二首，从臣毕赋。（《会要·礼·赏花钓鱼宴》）
（真宗大中祥符六年三月）己亥，阁门奏，后苑赏花曲宴，群臣有礼容懈惰者。上曰：“饮之酒，而责其尽礼，亦人所难也，宜且降诏戒谕之。”（《长编》卷八〇）
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
九年三月十三日，赏花，宴于后苑，始诏开封府判官预会，自是推官亦，诏降翰林学士钱惟演坐庐职事落职，特诏预。（《麟台故事》：九年三月乙卯日，其赏花于后苑，上作五言诗，咸赋，因射于太清楼下。宋类苑，真宗朝，岁岁赏花、钓鱼，群臣应制。尝一日临池久而御钓不食，丁晋公谓应制诗曰“莺惊凤辇穿花去，鱼畏龙颜上钓迟”，真宗极赏，群臣以为莫及。）（《会要·礼·赏花钓鱼宴》）
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
（真宗天禧二年四月）丁卯，召近臣及馆阁、三司、京府、谏官、御史，谒太宗圣容于宜圣殿，观龙图阁书及御制赞颂石本。时昇王未出阁，始预坐，令从臣赋赏花诗。（《长编》卷九一）
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
天禧三年三月十三日，曲宴后苑，登翔鸾阁观太宗御集及圣像，又御仪凤阁、玉宸、安福殿，遂临池垂钓，射于太清楼下，帝作《赏花》、《钓鱼》五七言诗，命皇太子书以示近臣。群臣皆赋，前一日诏翰林学士钱惟演已下，校勘并领预赴。（《会要·礼·赏花钓鱼宴》）
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
仁宗天圣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后苑赏花，临池钓鱼，遂宴于太清楼。是日雨霁，花卉盛发，帝屡日从臣赐花劝酒，各令尽醉。（《麟台故事》：天圣三年三月，帝后苑赏花钓鱼，遂宴太清楼。辅臣、宗室、两制杂学士、待制、三司使、副知杂御史、三司判官、开封、两淮官、馆阁官、节度使至刺史皆预焉。）（《会要·礼·赏花钓鱼宴》）
（仁宗天圣三年三月）己卯，幸后苑，赏花钓鱼，遂燕太清楼，辅臣、宗室、两制杂学士、待制、三司使、副知杂御史、三司判官、开封府推官、馆阁官、节度使至刺史皆预焉。（《长编》卷一三〇）
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
四年四月三日赏花，宴于后苑，帝循栏命中使选双并牡丹花，剪赐辅臣，仍令以雕篮盛花遍赐从官。（《会要·礼·赏花钓鱼宴》）
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
五年三月十日，后苑赏花钓鱼，宴于太清楼。（《会要·礼·赏花钓鱼宴》）
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
六年三月十七日，幸后苑，赏花钓鱼，宴射太清楼，帝亲令内侍剪牡丹花赐辅臣。（《会要·礼·赏花钓鱼宴》）
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
七年闰二月二十九日，后苑赏花钓鱼，宴射太清楼。（《会要·礼·赏花钓鱼宴》）
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
八年二月十九日，后苑赏花钓鱼，观唐明皇山水字石于清辉殿，因命从官皆赋歌。遂宴太清楼。山水字石，先是，永兴军辇至起清辉殿以安之。是日，从臣应制，令中书第所赋优劣，而秘阁校理韩義辞独不成，落职出通判冀州。（《麟台故事》：天圣八年二月，上幸后苑赏花，宴辅臣、宗室、从官。三馆、京官以上亦预。先是得唐明皇山水字石于永兴，置于清辉殿。是日，命从臣观之，应制赋诗，上亲第其能否。集贤校理王琪诗最蒙称善，寻下从诏，而度支员外郎韩義辞最乏力，夺职为司封员外郎通判冀州。范蜀公《东都遗事》：赏花钓鱼赋诗，往往宿制，天圣中，永兴军进山水石，因命赋山水石歌，出于不意，多荒恶者。中坐，优人入戏，各执纸笔若吟咏状。一人忽仆于石上曰，数日来作《赏花》、《钓鱼》诗，准备应制，却被这石头擦倒。）（《会要·礼·赏花钓鱼宴》）
（仁宗天圣八年三月）壬申，幸后苑赏花钓鱼，观唐明皇山水字石，于清辉殿命从官皆赋诗，遂燕太清楼。每岁赏花、钓鱼所赋诗，或预备，及是，出不意，坐多窘者，优人以为戏，左右皆大笑。翌日，尽取诗付中书，第其优劣。度支员外郎、秘阁校理韩羲所赋独鄙恶，落职，降司封员外郎，通判冀州。（《长编》卷一四〇）
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
九年三月十七日，曲宴后苑，赏花钓鱼，命从臣赋诗，限以五言八韵，以新字为韵。移宴太清楼。是日先赐食于幕次。（《会要·礼·赏花钓鱼宴》）
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
明道二年三月十三日，曲宴后苑，赏花钓鱼。（《会要·礼·赏花钓鱼宴》）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
景祐三年三月六日，曲宴后苑，赏花钓鱼。帝赋诗，群臣席上次韵，移宴太清楼。（《会要·礼·赏花钓鱼宴》）
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
晏殊《进两制三馆牡丹歌诗状》有“臣首当庸滥，实玷恩华。兴寤以思，腼惶无极。其两制并侍讲学士、龙图阁待制，自章得象已下十三人，三馆秘阁自康孝基已下二十七人，歌诗共一百四十首”等句。晏殊于康定元年九月任枢密使，庆历四年九月罢相（据《宋史·宰辅表》）。可知庆历年间，曾举行过一次赏花钓鱼宴。又，在嘉祐六年（1061）的赏花钓鱼宴上，仁宗自言“自西部用兵，遂罢赏花赐宴，逾二十年”，可知嘉祐六年以前最后一次赏花钓鱼宴是在庆历元年举行的。
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
（仁宗）皇祐五年，后苑宝政殿刈麦，谓辅臣曰：“朕新作此殿，不欲植花，岁以种麦，庶知穑事不易也。”自是幸，观谷、麦，惟就后苑。春夏赏花、钓鱼则岁为之。（《宋史·礼（十六）》）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
嘉祐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幸后苑，赏花钓鱼，遂宴太清楼，出御制诗一首，从臣和。自西部用兵，遂罢赏花赐宴。逾二十年，至是时大宴，以富弼母丧，特罢之。乃赐赏花之会。（《会要·礼·赏花钓鱼宴》）
（嘉祐六年三月）戊申，幸后苑，赏花钓鱼，遂宴太清楼，出御制诗一章，命从臣属和以进。（《长编》卷一九三）
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
神宗之嗣位也，英宗之丧未除，……故事，斋宿必御楼警严，幸后苑赏花、作水戏，至是悉罢之。（《宋史·礼（二）》）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
元丰七年二月十三日，宰执奏对毕，上宣谕曰：“祖宗时，数召近臣为赏花钓鱼宴，朕亦欲暇日命卿等小饮。”宰执等逊谢，上曰：“君臣不相亲则情不通，早朝早奏事止顷刻间，岂暇详论治道，故思与卿等从容耳。”（《会要·礼·习射宴》）
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
（哲宗元祐六年四月）辛卯……诏罢今岁幸金明池琼花苑。先是吕大防以御试妨春宴，请赏花钓鱼之会，以修故事，有诏用三月二十六日而连阴不解，天气作寒，未有花意。别择四月上旬，间及将改，朔寒亦甚，给事中朱光庭上疏请罢宴，大防意未然。及对，太皇太后谕旨：天意不顺，宜罢宴。众皆竦服。他日，王岩叟奏事罢，因进言：“昨见三省说已有旨罢赏花钓鱼，此事甚善，人以陛下敬天意，极慰悦。今又入夏犹寒，天意不顺，陛下皆不忽，是大好事。”太皇太后曰：“天道安敢忽？”岩叟曰：“自古人君常患上则忽天意，下则忽人言，今陛下乃上畏天意，下畏人言，此盛德之事，愿常以此存心，天下幸甚。”（《政目》：于四月二日罢赏花钓鱼）（《长编》卷四五七）
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
（绍圣）三年六月二十三日，诏特辍春宴、赏花钓鱼，以嗣濮王宗绰丧，未出殡故也。（《会要·礼·宴享》）
附2：仁宗嘉祐六年（1061）君臣唱和赏花钓鱼诗
宋仁宗《赏花钓鱼》
晴旭辉辉苑籞开，氤氲花气好风来。游丝罥絮萦行仗，堕蕊飘香入酒杯。鱼跃文波时拨剌，莺留深树久徘徊。青春朝野方无事，故许游观近侍陪。
宋庠《奉和御制赏花钓鱼次韵私赋》
秘苑神池帐殿开，钩陈遥卫斗车来。柳舒瑞雾迎仙跸，花献天香入寿杯。恋藻文鳞争聚散，听韶丹翼剩徘徊。朝簪尽庆千龄会，薰曲汾歌即席陪。
欧阳修《应制赏花钓鱼》
绛阙晨霞照雾开，轻尘不动翠华来。鱼游碧沼涵灵德，花馥清香荐寿杯。梦天钧天声杳默，日长化国景徘徊。自惭击壤音多野，帝所赓歌亦许陪。
韩琦《御制后苑赏花钓鱼奉圣旨次韵》
花簇香亭万朵开，琱舆高自九关来。轻阴阁雨迎天步，寒色留春送寿杯。仙吹彻云终缥缈，恩鱼逢饵几徘徊。曾参二十年前会，今备台司得再陪。
祖无择《和御制赏花钓鱼》（时为中书舍人）
禁籞春深御幄开，鸣鞘晓出五云来。花含瑞色三危露，酒湛晴光万寿杯。香饵得鱼波滉漾，仙音仪凤日徘徊。微臣叨窃逢辰幸，持橐甘泉此从陪。
陈襄《和御制赏花钓鱼》
仙跸传呼禁苑开，两班迎拜玉舆来。花围帝坐重张幄，鳞上天钩曲赐杯。鸟散香丛声目见睆，人观灵沼乐徘徊。君恩更赐回鸾藻，还许儒生给笔陪。
刘敞《奉和诸公御制后苑赏花钓鱼》
四照繁英拂槛开，九重芝盖赏春来。卿云共和光华旦，瑞雾偏凝沆瀣杯。池藻跃鱼波淡荡，林光倾日影徘徊。淮阳闭阁头今白，梦达钧天惜未陪。
司马光《御制后苑赏花钓鱼七言四韵诗一首奉圣旨次韵》
娑蜚廉次第开，鸣鞘传跸自天来。云随采仗低临幄，柳压金堤翠入杯。槛倚柔风丝缥缈，花翻丽日影徘徊。上林春色长如旧，玉辇嬉游岁岁陪。
苏颂《恭和御制赏花钓鱼》
四照仙花次第开，上林重睹属车来。雨晴驰道纡天步，风引浓香到寿杯。瑞燕入檐时拂掠，恩鱼窥钓更徘徊。柏梁绝唱容赓缀，独愧非才亦与陪。
王安石《和御制赏花钓鱼二首》
荫幄晴云拂晓开，传呼仙仗九天来。披香殿上留朱辇，太液池边送玉杯。宿蕊暖含风浩荡，戏鳞清映日徘徊。宸章独与春争丽，恩许赓歌岂易陪。
霭霭祥云辇路晴，传呼万岁杂春声。蔽亏玉仗宫花密，映烛金沟御水清。珠蕊受风天下暖，锦鳞吹浪日边明。从容乐饮真荣遇，愿赋嘉鱼颂太平。
郑獬《恭和御制赏花钓鱼》
辇路鲜云五色开，一声清跸下天来。水光翠绕九重殿，花气浓熏万寿杯。绣幕烟深红匼匝，文竿风引绿徘徊。蓬山绝景无人到，诏许群仙尽日陪。
沈遘《应制依韵和御制后苑赏花钓鱼》
春入花房次第开，上林先望属车来。时忘万物均民乐，恩许群臣奉燕杯。凤下朝阳时鼓舞，鱼游太液自徘徊。愚心愿献千年寿，岂特欢娱一日陪。
徐积《拟和御制赏花钓鱼》
禁苑千花一夜开，祥烟深处翠华来。重轮日色辉天步，万岁山声荐寿杯。鱼跃灵池初浩渺，凤巢阿阁正徘徊。姚虞臣主方赓唱，蓬荜儒生愿窃陪。
宋祁《奉和御制后苑赏花诗》（有状）
臣伏见今月二十五日，召宰臣以下赴后苑赏花钓鱼。侧闻降赐天什，许群臣属和。荣幸之极，二纪罕逢。臣滥直北门，于法当从。而偶以移疾，适在告中，不得侍欢秘幄，与百兽参舞。怅恨三陌，飞肉无阶。谨率芜累，次歌奉和圣制诗一章。局情浅致，无以称道盛德万分之一，干渎呈览。
诏跸回清籞，宸旒驻紫烟。矞云霏汉幄，法曲度文弦。猎翠雄风度，凝香甲帐褰。仙葩浮羽葆，藻卫缛芝廛。式宴千钟酒，迷魂七日天。宸章纡宝思，休咏掩楼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