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一些文人，看到韩愈汲汲于做官，又为人撰写碑志文，得润笔，既有工资，又有外块，一定富得流油，所以就认定他是一个贪财好货的东西，对他多有微词。例如，历史上就有人讥笑韩愈“戚戚于贫贱”，不忍须臾之穷；今人更有甚者，说什么韩愈在京城有一个不错的住宅，终南山还有别墅，不是贪污，哪里来的钱？这显然是忘记一个基本事实：俗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像韩愈这样的三品大员，大学校长，吏部副部长，长安市市长，家里有这点东西，不要说和现在比，就是在当时，也算是“小巫”了。
韩愈出身于中下层官僚家庭，又家门不幸，当他开始步入仕途之时，直系亲属父、兄辈和几位叔父都已亡故，生活负担相当沉重。但韩愈一生都没有把挣钱、攒钱，买房子置地列入自己的人生追求。韩愈一生想当官，想当大官，并且不遗余力地去“求”，有人就斥之为“官迷”，这是偏见。在封建社会里，做官是知识分子参政的唯一途径，文人争相做官，和今天的公务员热是一个意思。想当官不一定是坏事，关键在于为什么做官。韩愈多次公然表示自己做官是为了行“志”。那么他的“志”又是什么呢？在《答崔立之书》中他又具体的表述：“故凡仆之汲汲于进者，其小得（做小官），盖欲以具裘葛（冬有裘，夏有葛衣，解决个人生活问题），养穷孤；其大得，盖欲以同吾之所乐与人耳（让他人与己同乐）。”这不就是传统儒家所讲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吗？可见他做官不是为了求田问舍，更不是为了鱼肉百姓，而是要忠君安民，治国平天下。
韩愈一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从对家人来说，他堪称“孝友慈祥”。至元和元年，韩愈的兄弟辈共五人皆已亡故，其寡嫂、孤侄、孤侄女以及侄孙侄孙女可知者十五人，基本上都随韩愈一起生活，由韩愈抚养，如韩老成、韩湘、韩滂等。尤其令人感动的是韩愈对从兄韩弇遗孀、遗孤的态度。韩弇死于吐藩劫盟，当时其妻韦氏只有十七岁，还有一个七个月的女儿。在韩弇的胞兄韩俞仍在世的情况下，韩愈毅然以从弟的身份，承担起养活寡嫂和孤侄女的责任，并于贞元十六年将孤侄女嫁给李翱。从对朋友来说，他更是笃于友情。李翱在《韩吏部行状》中说：“与人交，始终不易（不改变）。凡嫁内外及交友女无主者十人。”《新唐书·本传》称他“凡内外亲若交友无后者，为嫁遗孤女儿恤其家。”皇甫湜在《韩文公神道碑》中说：“其贤善耳……内外惸（qiǒng，孤独无依之人）弱悉抚之，一亲以仁。使男有官，女有从，而不啻于己生。交于人，已而我负（对不起韩愈）终不计，死则庀（pǐ，保护）其家，均食剖资（分钱）与人，故虽微弱，待之如贤戚，人诟笑之，愈笃。未尝一日不对客……未尝宿货有余财。”
此外，韩愈还收留穷愁落魄的知识分子，如刘叉等人，获得“善养士”的好名声；无偿地把“价值百金”的画赠予画的临摹者（见《画记》），在潮州出资“百千”（十万）兴办学校等，都说明韩愈的仁爱之心始终如一。他不是一个嗜钱如命的守财奴，而是一位乐善好施的人物。像他这样不遗余力抚养穷孤，关注社会弱势群体，为公益事业捐资的人，在封建时代是为数不多的。我们称他为封建时代的慈善家，似乎也不算过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