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伯夷列传》载：“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二人均不愿意继承王位而出逃，归于周文王。文王死，武王起兵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武王灭殷，周统一中国。伯夷、叔齐耻为周民，不食周朝的粮食，隐居于首阳山，采薇而食，最终饿死于首阳山。对于这两位历史人物，历来人们奉其为节烈之士，多加称颂。
韩愈写过一篇文章叫《伯夷颂》。对这篇文章，后世看法多有分歧。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说：“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夕，为了反对第三种人，毛泽东古为今用，拿《伯夷颂》说事，无可厚非，但我们千万不要误解，笼统地认为韩愈颂伯夷真的颂错了。那么，韩愈为什么要颂伯夷呢？颂的又是什么呢？
韩愈生活在各种社会矛盾都尖锐复杂的中唐时期，社会动荡，官场黑暗，仕途险恶，于是，不少人明哲保身，与世俯仰，不敢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人格，更不敢有不同流俗的言论和行动，韩愈对此十分不满，遂写下了《伯夷颂》一文。可见，此文之作，乃是有为而发，并非泛泛而谈。
文章开头就说：“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对自己的信仰深信不疑）而自知明（对自己有非常清醒的认识）者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和操守而不随波逐流，不要考虑别人说你的言行对与不对，只要有坚定的信仰和对自己的清醒认识，就可以算是“豪杰之士”。一个“豪杰之士”，“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尽力而行，不受外人的蛊惑），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就是说，伯夷是从古至今，一人而已。像伯夷这样耻食周粟、饿死而不顾的人，正是“信笃道而自知明”的“豪杰之士”，“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德行昭著，光胜日月），崒乎泰山不足为高（泰山也不及其高大），巍乎天地不足为容（形象高大，天地间容纳不下）也。”
文章在高度赞扬了伯夷之后，笔锋一转，写到了当今之士：“今世之所谓士者，一凡人誉之，则自以为有余；一凡人沮之（毁坏他），则自以为不足。”严厉批评了当世那些没有独立人格，没有自己的见解，以世俗之是非为是非的人。文章最后又说：“夫圣人乃万世之标准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也。虽然，微（无）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矣。”韩愈一方面说周公和武王是“圣人”，为“万世之标准”，一方面又大力宣扬伯夷是“穷天地，亘万古而不顾者”，若无伯夷、叔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矣”。即是充分肯定了伯夷敢不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的特立独行精神。
清代刘开评此文说：“且退之亦尝负当世之谤矣。夫不为天下所共者非（不做天下人都认为是不对的事），必不能成一人之是（一定不能成就一个人所做的事是对的）。当退之卓起波靡中（奋起于败坏的社会风气中），为众人所不能为（做众人所不能做的事），犯天下之不韪，其所谓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虽颂伯夷，倘亦有自任之意乎？”（《书韩退之》）曾国藩则更为明确地说：“举世非之而不惑，此乃退之平生制行作文之旨。此自况之文也。”（《求阙斋读书录》卷八《韩昌黎集》）此说可谓一语中的，这是一篇“自况”之文：明说古，暗道今；明颂伯夷，实为自颂。可见，韩愈颂伯夷，并非自己也不想吃唐朝的粮食，更不是想学伯夷采薇而食以至饿死。韩愈是要干事的，干大事的，但他绝对不愿人云亦云，随俗浮沉，他要特立独行：别人不敢说的话，他敢说；别人不敢干的事，他敢义无反顾地去干，付出多大代价也在所不辞。曾国藩说“特立独行”是韩愈一生做人、作文的宗旨，确为知音之论。韩愈一生的确如此：在“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的情况下，他写《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为民请命，而被贬阳山；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的情况下，他上《论佛骨表》，反对宪宗迎佛骨，被贬潮州；在骈体文被定为科举考试的法定文体时，他坚持写古文，以至“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为吏部卒无成”。虽一生历尽坎坷，但最终他成为事业上颇有建树的官员，文学上的一代文坛盟主。
韩愈此文，既明志，又讽世。不仅在当时有积极的现实意义，而且他所称颂的“特立独行”精神至今仍是人们立身处世的重要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