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人比约？兰斯特罗姆，正在为乍得的造船匠奥玛、穆萨和阿布杜拉绘制埃及的纸莎草船。乍得的造船匠正在检验来自尼罗河源头的纸莎草。在吉萨金字塔的后面，来自乍得的布杜马非洲人开始制作纸莎草船。古埃及的造船艺术又回家了。来自乍得的造船匠为埃及的帮手们提供了重新学习制造纸莎草船的机会。这项古老技艺在纸莎草绝种于埃及时就失传了。奥玛和穆萨牙手并用建造纸莎草船。一根粗缆绳以古埃及的方式固定在了完工的纸莎草船舷缘上，用以固定帆索。阿布杜拉帮助我们说服他的同胞将船尾改造成埃及式的弧形船尾。这一添加的部分后来被证实是草船的隐患。沙漠中的“纸船”被日夜守护着，哪怕一个香烟头就能将草船付之一炬。兰斯特罗姆设计的“太阳”号。右下图为桅脚细节。埃及古墓上的浮雕证明，使用纸莎草来建造船只的风俗可以追溯到史前文明之初。古埃及的造船匠将纸莎草用强韧的麻绳捆扎在一起，再将一捆捆纸莎草绑成线条流畅、造型精致的草船。草船上装载着一笼笼鸭子、一筐筐食物和一坛坛饮料。古埃及壁画中，以夸张形象描绘的在纸莎草船舱里的由皇家仆役长服侍着的法老和他的妻子。在船尾操纵双桨的是正常尺寸大小的掌舵手。尼罗河上的运牛船。牧人卷起的纸莎草捆是他的“救生圈”。开罗体育学院的五百名埃及人将完工的草船拖离建造工地。左上角插入的是造船队合影：后排站立的从左至右为穆罕默德、穆萨、本书作者、阿布杜拉、奥玛、考里奥；前排左二坐者为尤利，躺着的是卡洛。
古埃及船舶插图研究专家，
“你想在金字塔后面围出一块地来建造纸莎草船，是吗？”
敦实的埃及部长推了推牛角眼镜，笑着向我问道。他半信半疑地瞥了挪威大使一眼，满头银发的大使礼貌地报以微笑。他笔直地站在他的挪威同伴身旁，以证明我这个来自北方的陌生人不是在说胡话。
“即使是在河里，纸莎草船要不了两个星期就会沉没。这可不是我说的，是埃及纸莎草研究所得出的结论，”部长说道，“考古学家们说纸莎草船决不可能驶出尼罗河口，因为纸莎草会在海水中溶解，根本禁不起风吹浪打。”
“我们正是要在实践中检验这一点。”我解释道。
面对这样一群纸莎草专家，我实在给不出更好的理由。在挪威大使的请求下，文化部长和旅游部长确实十分尽力，他们请来埃及最知名的权威，给我们当顾问。此刻，我们正坐在一张大会议桌旁，旁边坐着博物馆主任、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纸莎草专家。哈森？拉加布，纸莎草研究所的所长早就公布过他的结论。这里，他只不过又重复了一遍。不过，他笑着说道，既然我是这里面惟一一个在现实生活中见过纸莎草船的人，如果我下定决心要做这个实验，他会欣然支持的。他仅在实验室的大水缸里试验过几根纸莎草，因为今日的埃及已无人能为他造一艘芦苇船了。我暗自思忖，可能他也用小铁片试验过，然后得出结论，“玛丽号”巨轮将会沉没。造船的材料是一码事，船本身又是另外一码事。
开罗博物馆馆长认为：让纸莎草船漂洋过海的想法太过荒唐。在远古时期，埃及曾向布罗斯出口纸莎草，用它来造纸，但当时腓尼基人是乘木船采集纸莎草的，因为只有木船才能在内地中海航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让纸莎草船穿越大西洋都只能是天方夜谭。只要是专业人士，就能断定纸莎草船决不可能驶出尼罗河口。
这场技术上的讨论持续了很久，从纸莎草的性质一直扯到东西半球的金字塔和象形文字的区别。最后，埃及古文物总监加马尔？梅赫莱兹作了总结性陈词：“如果有人想重新建造纸莎草船，就像我们的古墓壁上画的那样，这将是一次极有价值的尝试。”仅此而已。
文化部长授权吉萨地区金字塔的管理人员，允许我们圈出一块地作为营地和造船场，前提是我们必须答应不向地底挖掘，因为我们所在的地方可能正好是埃及王族古墓的正中。
政府大楼的台阶下面是开罗战时特有的砖头路障，所有的窗户前面都垒着一袋袋沙包。我们就在这里跟旅游部副部长阿代尔？塔赫道别。上楼前，他笑着跟我们握手，对我们说：
“你们一定要造出那种船来，我们会全力支持你的实验。向世界证明埃及不只是会制造战争，这是件好事。”
台阶下，只剩我和笑容满面的大使先生了，我衷心感谢他所给予的宝贵支持。他叫彼得？安卡尔，与我一见如故。作为联合国代表及挪威大使，他在中东工作了许多年，再加上他个人对古代历史深感兴趣，所以他对该地区从古至今有关贸易和文化联系的所有问题了如指掌，就像是一本活百科全书。
“这太好了，”他对我说道，“你总算有了造船的地方，不过别人对纸莎草船可不像你那样信心百倍哟！”
“要是没有争议，也就不需要造这种船来试验了。”我回答说。
回到旅馆，我默默地坐在床边，心里有些犹豫不决。的确，我有了造船的场所。但这只是刚开个头罢了。现在改变主意还来得及。我必须做出决断：全力以赴，还是就此放弃。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我现在拥有的一切还不足以完成这个昂贵的试验。也许那些出版商们愿意为最后的成果赌一把。但如果什么成果都没有呢？我坐在那儿，用手摆弄着一张小纸片。所有的僧侣、拉基人、科学家和纸莎草专家们都认为，这种纸莎草船至多可以在平静、清澈的水面漂浮十四天，要是在波浪起伏的咸水中，它能漂浮的时间更短。我自己倒是坐过几个小时的卡代、汤夸和沙法特，甚至还亲身体验过纸莎草船散架的滋味。我知道生长于美洲的高香蒲能在海洋上漂浮很久，它的纤维状外壳和海绵状髓质都与纸莎草相似，但纸莎草可能比高香蒲吸水更快一些。
我展开一张碎纸，上面的笔迹似乎出自孩童之手：
“现在在意大利的亲爱的托尔：
你记得在乍得湖的阿布杜拉吗？我准备同奥玛和穆萨一起过来，为您建造一艘大卡代。我们正等着您的吩咐。我现在在拉密堡的帕斯特？埃尔店里当木匠。
此致
阿布杜拉？德吉布林”
阿布杜拉那张黝黑爽朗的笑脸又浮现在我眼前，眉毛和鼻子上的伤疤仍然历历在目。看着这封感人的信，我禁不住笑了起来。难得啊，这位生活在中非深处、一字不识的汉子居然主动拿着我的地址到拉密堡去找人给我写信。这更坚定了我行动的决心。还犹豫什么呢？阿布杜拉都已经准备好了，而奥玛和穆萨也愿意参与。同基督徒用以逃到埃塞俄比亚岛屿的船相比，他们所造的船要大得多，能载着好些牛在乍得湖上航行。即使把全世界所有学者对于纸莎草的知识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他们的多。他们对卡代充满信心。他们希望造出一艘能用上好几个月的大船，然后亲自驾船航行到遥远的大陆。因为他们连最起码的地理常识都没有，我只能用行程所需要的天数来描述旅途的遥远。
阿布杜拉的这封信最终消除了我的忧虑。我信得过这些乍得人。
就在那天晚上，我给亚的斯亚贝巴去了电报，发给塔纳湖上那位拥有两只大船的意大利老板。我们已经约好了，他一收到我的电报，就派阿里和他的手下去塔纳湖西岸的沼泽收割一百五十立方米或五千立方英寸的纸莎草，并将它们放在塔纳湖北岸晒干后捆好备用。这位意大利人名叫马里奥？布斯基，是一位中年实业家，身材高大，满面红光，一看就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他曾亲自将他的两艘沉重的摩托艇从红海运到塔纳湖。1937年，他又组织将一百八十吨重的阿克森巨石从埃塞俄比亚搬到了罗马。现在，他正等着有人请他再把巨石搬回来，因为埃塞俄比亚皇帝正在催促意大利政府，要求归还巨石。
我本来想通过尼罗河把纸莎草运到埃及去，但是考虑到途中得经过好些个瀑布，在经过苏丹共和国时还会遇到种种关卡，这样做未免太过冒险。最后我决定将这五百捆纸莎草从塔纳湖起运，经过埃塞俄比亚的重重山峦，最后运抵红海，中间是长达四百五十英里的艰辛旅程。但布斯基却像迎接挑战般接受了这一任务，因为就算像座小房子一样高的一垛纸莎草，其实也就不过十二吨重。
一天都不能耽搁了，圣诞节即将来临。如果我们想赶在美洲大陆的飓风季节来临之前驶达大西洋彼岸，5月份就必须从非洲出发了。我担心现在收割纸莎草为时尚早，因为存放太久的纸莎草不太结实。但如果现在不开始的话，我们就无法赶在5月份出发。收割二三十万根纸莎草秆是件很费时的工作。因为塔纳湖正处在涨水期，为了使每根收割的草秆长度都达到十英尺，就必须在水下面很深的地方下刀。然后要把它们放在阳光下晒干，不然扎上捆后就会腐烂。接下来，这些纸莎草就要开始翻山越岭、踏上前往红海的艰苦旅程了。苏伊士地区正在打仗，交通处于瘫痪状态。如果要在这一地区卸货，还得费一番周折去争取特别许可。事实上，这些易燃的纸莎草必须登陆苏伊士，然后再通过重重封锁的道路运抵开罗附近的尼罗河。在它们到达金字塔之前，我们还必须在沙漠中建立起一个营地，配备上一名厨子和各种供给物资，以备保安和劳力使用。造船工作将由几个来自乍得的布杜马黑人领导。他们目前还住在中非沙漠附近的浮岛上，过着简单、原始的生活。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船的建造将是一项长期工程，数十万根纤细的纸莎草要被捆扎成一艘长四十五英尺、宽十五英尺的航海船。同时还要事先计划好，将造好的船运送到大西洋沿岸的某个非洲港口，它将在那里下水启航。需要准备的东西太多了：船帆和桅杆，古代埃及的操舵装置，用柳条编成的船舱，特制的储藏用土陶罐，以及用古法制成的食物等等。而我们拥有的时间还不到六个月。
到目前为止，我所做的只不过是向埃塞俄比亚发了一封电报。我坐在床边，掰着手指盘算开来：从今年12月到明年5月，只有六个月。我心里一急，不禁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最后我找来纸和笔把我所能想到的事情都记下来。事不宜迟，所有的准备工作必须同时启动。最重要的是，得找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和我一起进行这项试验。
自然地，我首先想到了我的老伙伴们，我们曾经一起乘坐“康提基”号木筏进行了一次为期一百零一天的航行。我们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重聚，重温过去的时光。但是现在，我们几个恐怕很难再次聚首了：科努特？霍夫兰在奥斯陆担任康提基博物馆馆长，工作甚是繁忙，而最近又被国家派去组织修建一个挪威抵抗运动博物馆；赫尔曼？瓦特辛格一直在秘鲁担任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渔业专家，不久前又被调往罗马担任部门总部的主管；本格特？丹尼尔森是我们中惟一的瑞典人，航行结束后作为一名自由民族学者，一直呆在塔西提岛，最近，他又接受了斯德哥尔摩人种学博物馆馆长一职；艾瑞克？赫赛尔伯格依旧是狂放不羁的“波希米亚人”，背着吉他和调色板环游世界，如果让他来，他肯定会立刻答应；当年义无返顾参加“康提基”号远征的托斯坦？拉贝，已经在一次北极滑雪探险活动中不幸遇难，结束了他的冒险生涯，当时他是在冰天雪地的格陵兰西北部给远征队做无线电发报员。
在“康提基”号远征中，六个成员全都是北欧人。而这一次呢，我想要在小纸莎草船上尽可能多地聚集天南地北各色人种。如果挤一点的话，我们的船上也许能容纳七个人，来自七个不同的国家。我自己来自欧洲的最北端，所以我还想找一个来自欧洲最南部的人，意大利人会是最好的选择。既然我们欧洲人都是“白人”，那就应该再找一些“有色”人种，而我所见过的最黑的黑人就是乍得人，所以船上的七个人应该包括三位纸莎草专家中的一位。由于这次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证明古代非洲和美洲文明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联系，所以还应该象征性地找一名埃及人和墨西哥人参加。另外，为了在这支国际化的团队中加入不同的意识形态，我还想找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苏联人。而其他所有国家的人，因为船上空间有限不能参加这次冒险，但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将在船上悬挂联合国旗帜来代表他们。
时代要求我们尽一切努力，在各国之间建起沟通的桥梁。喷气式战斗机在狮身人面像和金字塔上空咆哮而过，已经关闭的苏伊士运河上炮声震天。五大洲的士兵们正在这个或那个国家作战。而在没有战争的地方，由于担心他国对本国的威胁，人们守在核按钮旁边，上好了弹头严阵以待。而在一个漂浮的芦苇船上，空间是如此狭小，只够船上的人们相互握手。这次航行本身就是一次试验，一次对人类早期文明的探索。但这次航行还有另外一层含义，让我们提早体验人类人口过剩、拥挤不堪的明天。有了电视、喷气式飞机和宇航员，我们的地球变得越来越小，国与国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我们的祖先曾生活过的地球已不复存在，曾经广袤无垠的世界现在只用一小时四十分钟就能环游一周。无尽的山脉和无边的大洋再也无法将世界分隔。各民族不再孤立隔绝，他们相互联系，甚至相互倾轧。数十万的科技人员正在研究原子裂变和激光技术，我们小小的星球正在以超音速奔向未来。未来世界中，我们所有人都是一艘巨型科技之船上的乘客。如果不想因为人类共同的负担而沉没，我们就必须齐心协力。
驶在风口浪尖的纸莎草小船就像一个微缩的世界，它将通过事实来证明：人类可以不受国籍、宗教、肤色或政治背景的限制，共享和平，同心协力。他们必须认识到，只有为了共同的事业而奋斗，人类才能求得自保。
我拿起笔开始给阿布杜拉写信。我告诉他，我的确需要奥玛和穆萨过来帮忙，而他自己也得来当翻译。我在信中问道，我是否需要亲自去一趟，把他们接过来；或者由阿布杜拉自己去博尔村，与其他两个人会合，把他们带到拉密堡，然后我再寄给他们从拉密堡到开罗的机票，并在机场迎接他们。
令我吃惊的是，阿布杜拉再次请人代笔，很快给我发来一个简要的回复：他需要一个工作证，这样他们三个才能离开自己的国家；他需要三张去埃及的飞机票，外加十五万乍得法郎。只要有了这些，他就可以安排一切，而我就不需要亲自去乍得了。
这可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而且连意大利国家银行都弄不清乍得法郎的汇率。要使这些钱安全到达阿布杜拉手上，还要克服数不尽的麻烦和问题。钱到了阿布杜拉手里就真的安全了吗？我信任阿布杜拉，是因为他为人机警、模样可靠，但我对他却知之甚少。我只知道，他穿着一件白衣在博尔村从天而降，自告奋勇地给我们当了翻译，然后就消失掉了。据他自己所说，他是个木匠。但如果阿布杜拉没有欺骗我的话，倒可以帮我节省不少时间和金钱。如果我不用去博尔接他们三人，我就能腾出时间去秘鲁拜访当地的印第安人，我还得去莫斯科和美国为这次航行寻访另外两位伙伴。
我们有两个重要的合作伙伴已经开始工作了。埃塞俄比亚的布斯基动手准备纸莎草，乍得的阿布杜拉负责召集造船工匠。纸莎草和造船匠应同时到达埃及，而那时，沙漠营地也应该在开罗附近修建完毕。这项工作交给了我一位很可靠的朋友。他是一名意大利中学教师，名叫安格鲁？考里奥。罗马教育部给了他六个月时间，随同我们的国际团队一道在埃及从事语言研究。他来的时候，像一位旅行者，带着行李和摄像机，一群导游见了马上就争先恐后地围了上来，有的要带他去看狮身人面像，有的要教他学骑骆驼。要想在这样一个独特的东方环境下生活下去，他就需要一位懂得当地的法律和习俗，能够打通各种关系的联系人。前任陆军上校阿迪亚？奥萨玛正是一位理想人选。在战争期间，他的工作与被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有关，因此显得颇为神秘。他彬彬有礼，善与人交往，能打通各种关系。因此，他就成了我们与当局的中间人，帮助我们获得了在苏伊士战争区当中卸下纸莎草的许可。
现在，各项工作已正式开始运转。不同语言的电报、电话和加急信件在各国之间穿梭往来。要确保所有工作在美洲飓风天气到来之前顺利完成，整个计划就应该严格保密。至于那七名来自不同国家的成员，现在已经找到了一个意大利人，还有一个候选的埃及人。等三个乍得造船匠到来之后，再从他们中间挑选一位。我正等候苏联的回音。还要去一趟美国。12月份已经过去了，1月也随即消逝，还剩三个月的时间。纸莎草目前正在塔纳湖岸边晾晒，意大利人考里奥正在开罗等候着。我与阿布杜拉暂时失去了联系，他正去博尔村接另外两个造船匠。在纽约，我见到了我在美国的联系人弗兰克？塔普林。他是一位精力过人的美国商人，积极参与和平事业，是世界联合主义者协会的活动家。该协会致力于增进各国之间的合作和扩大联合国的影响力。知名的纽约评论家诺尔曼？科森斯是该协会的主席，也是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密友。吴丹在庄严的联合国大楼顶层接待了我们三人。
七个不同国家，不同肤色，来自东方或西方的人，在一捆纸莎草上横渡大西洋。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不过，我们获准了使用联合国旗帜，只要我们遵守如下规则：船上所有的旗帜必须大小一致，挂在同一高度。我们可以将七面国旗挂成一排，联合国旗帜则挂在两边。吴丹秘书长向我们致以真诚的祝福。他询问我们将从哪里启航。
“我考虑从摩洛哥出发。”
“那你就必须去见见我的朋友阿米德？本希玛，他是摩洛哥驻联合国的大使，往下十五层，就在第二十三层。”
在二十三层办公的大使先生是一位高个的杰出外交家，也是摩洛哥名门后裔。他友好地接见了我们。我们坐进宽大的扶手椅里，大使平和地与我们交谈起来。
“也就是说，你们将乘着纸莎草船从我的祖国出发。”他递给我们香烟，淡淡地说道。
“谢谢，我不抽烟。”
“你们将从哪一个港口出发呢？”
“萨菲。”
“萨菲！那是我的家乡啊！为什么偏偏选中萨菲呢？”
这时他的兴致突然高涨起来，带着一脸吃惊和好奇的表情站了起来。
“为什么是萨菲呢？”他又重复道。
“因为萨菲是直布罗陀以外，非洲最古老的港口之一。卡萨布兰卡是一个现代港口，而萨菲则从古代就声名远播了。来自于地中海的水手在被海浪卷走时，最容易被冲到萨菲来。而在萨菲港口以外，洋流和信风又会将海上的一切漂浮物冲到美国去。”
“我的父母就住在萨菲。萨菲的帕夏是我的密友，我现在就给他写信，我哥哥是摩洛哥的外交部长，我也给他写封信。”
这样的好运几乎让我们无法相信。我们谢过了大使，心满意足地离开了联合国。
我在纽约原本有一个参加航行的候选人，开始一切顺利，但由于他的妻子得知了这一秘密计划，加以阻拦，我们只得另寻他人。时间仓促，我们仅同一位新候选人共进了午餐，就匆匆搭乘飞机赶往秘鲁的利马。
几天以后，我来到了的的喀喀湖，与一群乌鲁族的印第安人一起坐在浮岛上煎鱼。整座小岛都是芦苇堆成的，当最下边一层芦苇逐渐腐烂，开始往下沉，新的芦苇就会收割上来，铺在最上面。这一带的湖面上全是这些人造的芦苇小岛，它们一个挨着一个，之间形成狭窄的水道。周围的芦苇在不断生长，无边无际。就在这样一片沼泽地上，鱼和芦苇是乌鲁族人生存的全部依靠。放眼望去，空旷的四周再没有别的景致，只有遥远的蓝天下几处白色的山峰。房屋和床都是芦苇做的。船也是用芦苇做的，就连船上方形的船帆也是用芦苇杆编织而成。他们做饭用的惟一的燃料也是干芦苇。腐烂掉的芦苇和从大陆上挖来的泥土混在一起，铺在浮岛上变成一块块小田地。印第安人在上面种植他们的传统食物甜薯。他们过着真正“居无定所”的生活，因为无论他们是走在自家的小屋里还是走在甜薯地里，他们脚下的土地都会随着他们的步伐晃动。我到这里以后，我终于证实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些乌鲁族印第安人，同的的喀喀湖岸边的艾马拉人和克丘亚人以及乍得的布杜马人一样，在每日使用完小船后并不会把船拖上岸来晒干。而船在使用两周以后仍不会沉没。当然，芦苇的确会逐渐下沉，所以印第安人不得不在浮岛表面不断添加新的芦苇。但停靠在小岛边的芦苇船，不用添加新的芦苇也能漂浮在水面，就跟乍得湖上的小船一样。原因非常简单：南美洲的这些芦苇船同中非的一样，都是用结实的、手工制造的绳索把芦苇紧紧地绑在一起，尽量减少了芦苇之间细小的空隙。相反，埃塞俄比亚的小船只是把纸莎草松散地捆在一起，芦苇之间有很多空隙，这样就很容易吸收水分，所以容易沉。
按照计划，阿布杜拉和其他两个造船匠要在十二天后才能到达开罗。寄给他的飞机票是2月20日的，大约也就是纸莎草到达苏伊士的时间。在这十二天里我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有一位朋友叫做希捷尔台勒普，是一位著名的挪威哲学家、运动员兼摄影家。我同他一道离开了乌鲁人的浮岛，去参观秘鲁北部海岸的沙漠地区。在那里，我们见到了南美洲最漂亮的金字塔―一座巨大而匀称的土砖建筑物。它隐藏在奇卡马峡谷的群山中，早已被人遗忘。到目前为止，科学家还未对它进行过考察，但却早被盗墓人洗劫一空。这些盗墓人在金字塔上开了一个小洞直通塔底，将这阶梯状的金字塔变成一座正正方方的“死火山”。这个庞然大物高耸在沙漠之上，因此当地居民干脆叫它称“红山”。如果不是对称的阶梯状塔面和金字塔前的围墙，人们非得走到跟前才会发现，这其实并不是什么红山，而是人类用数百万砖块砌成的杰作。这个金字塔在建筑形式、天文方位、建筑规模以及建筑材料方面都与尼罗河边最古老的金字塔类似。由于上周刚离开埃及，这种相似令我颇为震惊。“红山”是由古代某位不知名的教王建造的。当时强大的秘鲁文明繁荣昌盛，这一文明早于奇穆文明之后的印加文明，而奇穆文明本身就是从无名的先人那里继承而来的，现代科学家把最早的文明人称为“莫奇卡人”。莫奇卡人在海岸边建造起了这最早也是最大的金字塔群。莫奇卡人究竟是谁呢？科学家们越来越意识到，生活在秘鲁北海岸的先民和生活在古墨西哥的金字塔建造者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除此以外，人们对他们的起源几乎一无所知。从他们在陶瓷器皿上绘制的逼真的自画像来看，男人都留着胡子，五官带有明显的地中海特征，有一些很像今天摩洛哥的柏柏尔人。
接着我们又飞到墨西哥，在这里我见到了陪我去鲨岛的奥运游泳选手雷蒙？布拉弗。他非常愿意参加这次芦苇船航行。他现正患着胃病，但他保证会在我们出发前的两个半月内将身体调养到最佳状态。
我们乘坐一架小飞机进行了短途飞行，又步行了一小段路，来到墨西哥丛林，在那里碰到了暴雨。在雨中观看金字塔，这是我们一直盼望的。热带暴雨倾盆而下，希捷尔台勒普全身都被淋透了，他用风衣裹着照相机和胶卷，身上只穿了件衬衫。雨水从庞大的帕仑圭金字塔上流淌下来。云压得很低，似乎紧贴着茂密丛林的树梢。巨大的树木全朝着金字塔倾斜，将金字塔团团围住。在金字塔周围的空地上，散布着长满青苔的废墟，这里曾经矗立着辉煌的建筑物，而现在早已坍塌废弃，让人欷感叹。我们来此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感受一下哥伦布到来之前的昔日美洲。要想看得真切，首先必须克服最初的兴奋和崇拜之情，坐下来细细品味，在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废墟堆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这里有一种神秘的气息，没有人传唱，也未被记载，却引人驻足，令人浮想联翩。但现在还不是沉迷于种种预想的时候，也来不及为它宏大的规模和工匠的天才技术而陶醉感叹。现在要琢磨眼前的事实：雨点正无情地冲刷着金字塔；这一巨大的废墟，连同其中的金字塔、寺庙和宫殿，它们的建造者也就是我们人类，既不比我们高明，也不比我们卑下。这群开拓者比哥伦布早一千年来到了这里，他们在丛林当中开辟出空地，建起了房屋、田地和宗教建筑。这里宏伟的金字塔和寺庙都是由技艺高超的建筑师设计的。生活在这片丛林中的大部分印第安人至今仍住在用树枝和树叶搭建的小屋里，从未想过将自然界给予他们的巨石打造成方形的石块。相比之下，数千年前的这些建筑师们的高超技艺就显得更加不可思议了。我曾经试过将一块圆石打造成方形，虽然我有钢质的工具，但没有成功，而那些印第安人只有石制工具。只有真正的专家才能够将坚硬的岩石打磨成表面光滑的方块―不管是我，我住在城里或乡下的朋友们，还是我曾经见过的任何印第安人，都无法完成这一任务。这项工作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帕仑圭丛林废墟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历史之谜？
一个疯狂的想法突然闪现在我的脑海中：那些试图解开未解之谜的考古学家们也许应该去请教刑警侦探。侦探们不一定要懂得考古学术语或是挖掘技巧，但他们具备最起码的怀疑推测能力，有一定的洞察力和鉴定能力，在估量可能性方面也很有经验。刑事侦察的本质就是将无人目睹的过往事件进行符合逻辑的重新构建。这样一个巨大的金字塔坐落在丛林深处，难道是这里普通的印第安人建造的吗？抑或是远古时期来自西伯利亚的猎人和墨西哥原始森林的土著居民建造的？
有些人坚信，在哥伦布到此之前，只有赤脚的野人可能走遍美洲，其他人则做不到。他们认为，生活在相似环境中的人类会创造出相似的事物，因此，埃及和墨西哥人不约而同地把石头一块一块垒起来，最终建成金字塔，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雨越下越大，我们只好躲在一些宽大的树叶下避雨。
相似的环境！埃及的沙漠和墨西哥的丛林难道相似吗？湿漉漉的植物使得我们周围的空气又热又湿，就像进了温室一般。除了滴水的树叶、蔓藤、树干和腐殖土壤外，只有那些许久之前被搬运至此，如今却散落在废墟之上的巨石。在墨西哥丛林中垒砌石块真是一种随意行为吗？那为什么在非洲丛林、北美草原或欧洲的松树林里没有这种现象呢？
建造帕仑圭金字塔的建筑师们是从何处找到原料的呢？也许是从热带巨树的根部深挖而出，或是从远处山冈上凿开石壁获得。但惟一确定的是，在帕仑圭，建金字塔的主意在先，寻找合适的建筑材料在后。
秘鲁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秘鲁的金字塔难道也是一种“随意的行为”吗？秘鲁的金字塔分布在数千英里长的海岸线上，这里只有沙子，没有可用的石料。只有到安第斯山脉才能找到最近的采石场。在我们刚刚去过的莫奇卡峡谷，石头质量很差，金字塔建造者们不得不制造出六百万块巨大的土砖，才建起了占地四千平方码，高达一百英尺的金字塔。而在秘鲁还有比“红山”更大的土砖金字塔。
我们坐在宽大的树叶下，又冷又湿，望着雨中的金字塔，浮想联翩，关于秘鲁和埃及的记忆也在脑中闪过。在埃及，用石头做建筑材料是再自然不过了，因为除了芦苇之外，耸立在沙漠上的裸露石崖是惟一可得的天然建筑材料。但是在墨西哥建造这样的金字塔是“自然而然”的吗？目前已知的是，生活在墨西哥广阔高原上的阿兹特克人和尤卡坦茂密丛林中的玛雅人都是从祖先那里学会建造金字塔的。考古学研究表明，墨西哥最早的文明起源于墨西哥湾的热带海岸，然后扩散到其他地方。海浪一直穿过大西洋，来到墨西哥湾的陆地。在那里建造金字塔是否更为合理呢？事实并非如此。一群神秘的人类创造了墨西哥最古老的文明，他们跋涉千里才找到采石场，有时要将重达二三十吨的巨石从采石场运到五十英里以外的建筑工地上。如今，无人知晓这群精力充沛的石匠和建筑家的真实身份，他们在茂密的丛林中从事巨大的建筑工程，但他们对石料的了解却远甚于木料。为了方便起见，现代人把他们称做“奥尔梅克人”。如果刻在废弃的石碑上的那些传神的雕像是他们的自画像，那么，一些奥尔梅克人必定有着宽脸盘、扁鼻子和厚嘴唇，完全是黑人的五官特征。而另外一些奥尔梅克人则轮廓分明，长着鹰钩鼻子，上嘴唇上留有短髭，下巴上还有飘然的长须，很像闪族人。奥尔梅克人是破解整个谜团的关键。他们姓甚名谁，究竟是何方神圣，为什么突然开始采石建造金字塔？奥尔梅克人也在丛林当中制造砖块。这又是为什么呢？他们的一座上百英尺高的金字塔就是用太阳烘烤的土砖建成的，同秘鲁沙漠、古美索不达米亚和尼罗河谷最古老的金字塔如出一辙。而土砖并非丛林当中天然的建筑材料。
我们眼前的金字塔淌着雨水，它让一切变得迷惑难解。几年前，也就是1952年，在这座金字塔中获得了一项重大发现，震撼了整个科学界，动摇了过去牢不可破的观念。原来，有人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秘密入口，通往一条狭窄的过道。入口里边是蜿蜒向下的石阶甬道，通过金字塔的中心部分。石阶的最后是一道沉重的石门。门内有一座壮丽的墓室，放着一个巨大的石棺，里面躺着一位权重位高的教王。这就跟古代埃及的金字塔一样。过去，人们认为墨西哥的金字塔中不存在墓室，从而否定了古代跨洋联系的可能。他们断言，两地金字塔的相似性只是表面现象。坐落在大西洋两岸的金字塔不仅功能不同，其形状也不相同。墨西哥和秘鲁的金字塔四边都呈阶梯状，而埃及金字塔的四边则是光滑的。
有关形状的问题并非那么绝对。所有去过尼罗河谷的人都知道，在埃及也有阶梯形的金字塔。不论是在埃及还是美索不达米亚，这都是最古老、最原始的形状。而毗邻古埃及的文明古国巴比伦也建造过阶梯形的金字塔，塔顶还建有庙宇，同古墨西哥的情况一样。而现在，墨西哥金字塔的中央又突然出现一位躺在棺材里的教王。他的家族也声称是太阳的后裔，并在墓里放着玉雕的太阳神像，而教王的建筑师也是按太阳的走向来设计金字塔的底座，从天文学的角度来讲丝毫不差，这也同埃及的情况一样。这位教王也被安置在巨大的石棺之内，脸上也戴着精致的面具，同埃及和秘鲁的习俗相同。面具并非黄金制造，而是由玉石镶嵌，眼睛是用贝壳做的，眼珠则是用黑曜石。这位教王也相信人死后还有来生，为自己配备了罐子和盘子来盛装食物和饮料，而他身上还配戴着由珍珠母和玉石制成的皇冠、耳塞、项链、手镯和指环。棺材内侧漆着朱砂。尸骨和珠宝上还黏着红布的残片。根据埃及习俗，石棺盖由一块精雕细琢的石板充当，有好几吨重，比加大号的床还宽，长度是它的两倍。石棺盖和墓壁上都饰有祭司或教王的侧面浮雕像，有一些还戴着作为社会地位象征的假胡子，这也与古埃及的等级制度相同。在一切就绪之后，还要杀死几个年轻男子，将他们的尸体放在墓室的门外，作为教王在另一个世界的奴隶。然后，教王墓室的入口用巨大的石门封上。在石门外修建的秘道穿过金字塔的内部，末端再用乱石封严。帕仑圭金字塔里里外外都遵照着古埃及金字塔墓葬的传统。惟一例外的是在金字塔顶部建起了一座小石庙，这是墨西哥和美索不达米亚金字塔的风格。
走下蜿蜒曲折的石梯，我们来到了墓室前面。按照建筑师的设计，墓室是整个金字塔中最早修建完成的部分。墙和天花板都是用巨大的石板拼合而成，这些石板经过仔细的切割打磨，合在一起时严丝合缝、丝毫不差，极为光滑。墓室修建完成后，金字塔的上层部分才开始动工。在四壁的上楣垂下一排排洁白的钟乳石柱，宛如冰凌一般，使墓室里衣着华丽的祭司雕像显得古香古色，一片肃穆之气。空气如此清新而凉爽。跟埃及人一样，这座金字塔的建筑师也为它配备了必要的空气调节系统。一条狭窄的通气管道从石棺一直通到石阶。还有两条大型的通气管道穿透金字塔的四壁，通达各面的新鲜空气。
我们爬上狭长石壁间的甬道，我又仔细观察了金字塔的结构。甬道的边轴与垂直的墙壁形成了一个六角形的交叉，使得甬道的顶部要比石梯的宽度窄。这种奇特的设计我只在埃及的金字塔里见过。
难道这些都是随意之作？这一切都只是古人胡乱堆砌石头的结果吗？这种解释实在说不过去。我们又从巨大的岩石块中钻了出来，再次置身于茂密葱郁的丛林当中。要不是墨西哥考古研究所坚持不懈地清除周围的草木，这些国宝级的遗址恐怕早就被丛林吞没。大自然费尽心机，想要收复过去被石匠们索去的肥沃土壤。
在这个皇家墓室的旁边，还有一个墓葬用的金字塔，建在一个天然的山洞之上。塔内也有石梯甬道通向金字塔的内部，里面散放着一堆乱七八糟的尸骨。如果修建这座金字塔也是为了埋葬某位教王，那它一定在很早以前就被洗劫一空。陪葬者的尸骨被随意地扔在空荡荡的墓室之中。
倾盆大雨中，我躲在大树底下，不由得想了许多。孤立学派坚持认为，修建墓葬式金字塔和修建寺庙式金字塔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他们以此为根据，否认了跨大西洋联系的可能性。如果他们的说法是正确的，这就意味着两个完全独立的文明同时在墨西哥丛林当中兴盛起来―这样荒谬的结论是绝不可能成立的。这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了。
回到墨西哥城后，我们拜访了墨西哥文物研究所所长兼国家考古博物馆的馆长伊格纳西亚？贝尔纳博士。这座博物馆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先进的博物馆之一。墨西哥的考古学家一直以坚持孤立论而闻名于世。特别是老一辈的学者，坚持认为墨西哥废墟下的所有文明都产生于本国境内，由那些从北方迁徙过来的野蛮人所建。而现在，我们将要乘坐非洲芦苇船漂洋过海，以此来反驳他们的论点。对此，他们又会做何反应呢？于是，我决定拜访他们当中最典型的代表贝尔纳博士。贝尔纳博士亲切地接待了我们，他同意让我们带着照相机和录音机进入馆内。我把博士引到一个巨大的石碑面前，石碑上镂刻着一个长胡子奥尔梅克人的浮雕像。正是一些长胡子的奥尔梅克人将建造金字塔的技艺传授给了没有胡子的印第安人。
“贝尔纳博士，”我问道，“你是否认为墨西哥古代文明的发展没有受到外界的影响，或者，墨西哥文明的某些文化是经由其他人种乘坐原始的船只，漂洋过海传播而来的呢？”
“这是任何人都难以回答的问题。”博士回答道。
我吃了一惊，把麦克风朝他推得更近些：“为什么？”
“因为我发现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依据。所以目前我实在无法做出回答。”
“那么，我们都同意这是个未解之谜了？”
他稍稍迟疑了一下。“是的，”然后坚定地说道，“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我们把这段对话录了两次，以防录音出现故障。
而就在这时，开罗的媒体上泄露了我们这次远征的秘密计划，消息传到了墨西哥。
我们正要离开博物馆，刚好碰到一位前来拜访贝尔纳博士的同事―圣地亚哥？吉诺维斯博士。他微笑着问我：“你想乘坐芦苇船横渡大洋，是吗？”
“是的，你也想来参加吗？”我问。
“是的，是认真的。”
我吃惊地看着贝尔纳博士的这位墨西哥同事。他是一位研究美洲土著居民的知名专家。在拉美、俄国和西班牙的国际人类学会议上我都见到过他。他身材矮小，但异常灵活、健壮。
“抱歉，我们已经找到一位墨西哥人了。恐怕得等下次了。”我开玩笑地说道。
“那就把我列在候补名单上吧。如果需要的话，只要你提前一周通知我，我一定过来。”
“一言为定！”
他微笑着，用力地握了握我的手，我们就此道别。当时，我一点也没想到这个口头协议最后竟然应验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到了纽约。饭店房间里挤满了记者。远征的计划在美国也被公开了。纸莎草已经运抵开罗。造船工作即将开始。三个乍得人想必这时正坐在飞机上呢。考里奥已经将营地和劳力准备妥当。明天，我们所有人就要聚齐，开始工作了。我将乘飞机于当晚离开，所以我只剩下一天的时间，在纽约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这时，一封电报来了。我读了电报，一下子蒙住了，不得不坐了下来：
“阿布杜拉被捕。造船匠仍在博尔村。速回电。”
电报上是我妻子的签名。
我连忙给意大利的家里去了电话，的确是真的。邮局送来一封来自乍得的信件，信中是阿布杜拉的简短留言，说他不能够去接奥玛和穆萨，因为他被捕了。他会在一个月后再次给我写信。
阿布杜拉进了监狱。他究竟做了什么？他现在在哪？只有天知道。奥玛和穆萨还住在他们的小浮岛上，撒哈拉以南，太阳以东，月亮以西。没有他们，就造不了船。十一周之后，我们就必须从摩洛哥起航了，这样才能避开美洲的飓风季节。在埃及的金字塔边上，整个团队都在营地里等候着这三位乍得人，床桌用具全部准备就绪。必须有人去乍得把他们带过来。也只能是我去了。每周三上午都有一架从法国到乍得的航班，所以我必须在周二抵达巴黎，并准备好乍得共和国的签证。今天是周五，正逢乔治？华盛顿的诞辰日，美国举国上下都停止了工作。明天是周六，公共部门也不会办公。然后又是周日。我只有周一一天时间来办理签证并安排好新的旅行计划，另外还要筹集旅费，这次旅行完全是在我们的计划之外。
我在纽约的摩天大楼之间徒劳地游荡了三天，到处都关门。周一早上，纽约人又一窝蜂似地拥回了办公室。终于有人接电话了。世界各国的人都汇聚在联合国大楼里，但惟独不见乍得代表。他今天去了华盛顿，我必须去华盛顿才能得到去乍得的签证。我已经囊中羞涩了。我的出版商本可以借我一笔钱，但他去了芝加哥。当晚去巴黎的飞机票已经定好。但是要飞往乍得还得花很多钱，签证也必不可少。我给华盛顿的乍得大使馆打电话，但一直无人接听。倒是挪威使馆许诺帮我联系乍得大使，让我耐心地在宾馆等候。但我又从芝加哥方面得到消息，让我马上去离此很远的一家银行。阿布杜拉在遥远的乍得，生死未卜，这一切让我焦头烂额。吴丹的办公室通知我，说秘书长希望我马上去他的办公室，他要帮我写一封介绍信。在我出门之前，有一个男人突然闯了进来。原来是彼派尔先生，他是一家国际新闻机构的主管，来商量报道这次航行的合同事宜。他可以预先支付一些费用。一阵电话铃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电话中我被告知，如果坐下一班飞机赶去华盛顿，当天就能拿到签证。于是，这位主管帮我匆匆收拾好了两箱行李，一箱装着冬衣，另一箱装着夏衣，他还帮我结了账。那两箱行李他也替我送上当晚去巴黎的飞机。隔壁房间的希捷尔台勒普放下手中的胶卷，替我赶往秘书长的办公室。而我则冲到了飞机场。纽约和华盛顿的交通都很糟糕，坐飞机也相当麻烦，但挪威和乍得之间的协调却很顺利。当晚，当我带着护照，准备在纽约的肯尼迪机场转机时，他们两人已经在机场等候了。一个手中拿着吴丹秘书长的信，另一个则提着两箱子衣服。
“谢谢。再见。晚安，美国。早安，巴黎。”我在尼斯转机的时候与妻子匆匆见了一面。她手里拿着不少记录条和电报，这些只好等到我从博尔将造船匠带回来后再说了。
我从撒哈拉大沙漠上空飞过，终于到了乍得。一打开机舱门，热浪扑面而来。拉密堡的矮房子密密麻麻、连绵不断，我到哪里去找阿布杜拉呢？阿布杜拉留下的地址仅是一个邮箱号。邮箱的主人是一位传教士，阿布杜拉曾为他干过木匠活，但这活早就干完了，他也不知道阿布杜拉现在何处。不过，这位传教士仍然热心地帮着我们开车四处寻找。
我住在市中心的一家小旅馆里，旅馆的接待员告诉我，本周内只有飞往苏丹的飞机，我那张飞往埃及的机票等于作废，因为在乍得是不可能获得埃及签证的。以色列在乍得有大使馆，但是埃及、挪威、意大利和英格兰在这里都不设大使馆。
我的房间里摆着一张床，墙上有两个挂钩和一个声音大得跟螺旋桨似的电扇。我久久坐在床边，拿着一张袖珍地图，绞尽脑汁地琢磨着。这时有人敲门了。门口站着一位高大的男子，身穿一件长及脚踝的白衣，戴着一顶七彩的小帽子。他张开双臂，放声大笑，牙齿和眼睛都闪烁着喜悦的光芒。
“噢，老板呀，老板，我阿布杜拉可吃了不少苦呀，现在总算是雨过天晴了！”
阿布杜拉乐得手舞足蹈。
“阿布杜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我去了博尔村，花了四天时间在湖上寻找奥玛和穆萨。他们去很远的地方捕鱼去了。最后终于找到了，还帮他们还清了债务。我正要把他们带到拉密堡，可这时行政长官来了。他说我是个为了钱不择手段的恶棍，说我今天要把两个人卖到埃及去，明天说不定就把人贩到法国或者俄国去了。我就这样被捕了，被关进了拉密堡的监狱。我孤身一人，不得不花掉所有的钱，这才被放了出来。”
居然会有这种事，阿布杜拉被疑为人贩子，在博尔村被捕入狱！当年的贩奴通道要经过乍得，当地人仍然对那段血泪史记忆犹新。现在阿布杜拉不能回博尔村了，我必须带上由拉密堡当局盖章的正式劳动合同亲自去博尔村接奥玛和穆萨二人。
在接下来的五天里，我和阿布杜拉跑遍了首都所有雄伟的政府大楼，就是为了替他们两人办一份合法的劳动合同。到处都是一张张聪明伶俐的面容，真诚和友善洋溢在每张脸上。到处都是超现代化的办公室和写字间。外交部的大楼更是雄伟庄严，楼前还有十四座喷泉池。星期天到了。我绝望地坐在床边，关掉了震耳欲聋的电风扇，听任苍蝇和热浪朝我进攻。我受够了。五天过去了，我一个章也没盖到，一个签名也没要到。我们找到了一位传教士，他有一架单引擎飞机，能够在乍得湖上降落。但是没有盖了章的文件，如果我想把两个造船匠接走的话，也会落得跟阿布杜拉一样的下场。
我们最开始找的是内政部总监，他知道阿布杜拉的事情，但他只能通过外交部长才能接见外国人，而要见到外交部长又必须通过内阁首脑，要见到内阁首脑，又必须找到礼宾司的司长。我们见到每个人都得把整个事情从头说一遍，他们还要仔细阅读吴丹的介绍信。我们花了三天的时间总算见到了外交部长。外交部长是个名副其实的巨人，但很随和友好，下巴上留着一小撮黑胡子，头发浓密，额头和脸颊上都有一道道伤痕。在把我们引见给内务总督之前，他和乍得总统托姆巴巴耶进行了两次私人会晤，共同商讨这个问题。总统认为此事事关重大，必须要由内阁会议来决定是否允许乍得公民乘坐纸莎草船渡海冒险。
为了争取时间，我向他保证说，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获准将这三名乍得公民接到尼罗河平静的河岸上，把船给建起来。于是，我们总算见到了内务部部长，内务部部长又把我们引见给劳动部。劳动部的表格用完了，我们还得临时打印。他们三人的劳动合同足有十二页长，还是双面打印的。然后，我们又跑去找人事部部长签名盖章。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在我们打印的合同当中发现了两段话，使得我们前面的努力功亏一篑。
这两段话的内容是说，合同只有在博尔村的两位造船匠签字之后才能盖章，更糟的是，合同中规定，如果没有医疗证明，本合同就无效。我们到哪里去找一张医疗证明呢？博尔村没有医生。人事部部长从劳动部叫了一位代表来研究我们的合同，他对着合同看了半天也无计可施。他们两人都非常友好，但只能指着合同上的白纸黑字，向我解释说他们也无能为力。他们的意思我很明白：没有医疗证明，劳动合同就不能生效；不离开博尔村，就无法得到医疗证明；没有劳动合同，离境就属非法。
反正是死路一条。我累得筋疲力尽，狠狠地关上房门，把风扇开到最大档。明天就是周日了。我气恼地坐在床边，干脆写起日记来：“无可救药的笨蛋！但这样糟糕的体制并不是乍得人的错，他们友好、聪明、淳朴。非洲文化并非如此，正是我们西方人教会了他们这一套。”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先把他们两人接来再说。我关掉了电风扇，伴着远处总统府的军号入睡了。周日到了。我去见了那位开飞机的传教士。他有的是汽油。周一一大早，他就跟我一起坐上他的小飞机，飞过政府办公楼的屋顶，穿过热带草原、沙漠和浮岛。我们在博尔村外着陆，激起一片浪花。我们带上了那份有二十四页的合同，还有一个空皮箱。文件上只有我们自己的签名，我们心里直打鼓。行政长官和苏丹都被厚厚的合同给唬住了，他们把奥玛和穆萨从围观的人群中叫了出来。
就在当天晚上，两位心惊胆战的布杜马人和我们一起坐上了小飞机。飞机掠过茅草屋顶，再次从湖面上起飞。湖岸上黑压压的全是他们的亲属和朋友。苏丹和行政长官站在前面，注视着这两位同胞，他们即将成为勇敢的冒险家。而飞机上的两人则像秃鹫一样盯着下方这块生养他们的土地。他们面无表情，胳膊上是一道道作为奴隶标志的烫伤印。他们曾经忍受烙铁灼烧的痛苦而毫无怨言。他们俩这次可是要出远门，但除了身上破旧的衣服和自制的凉鞋以外，什么也没带。我们本来预备给他们装行李的箱子仍然空着。他们都是一无所有的人。
到了拉密堡，见到重获自由的阿布杜拉，他们三人高兴地拥抱在一起。我在市场上给奥玛添置了一身行头，从头到脚都是浅蓝色的，而穆萨则一身黄色。穿着崭新的袍子，他们同我们一起去了警察局，无比兴奋地注视着他们新护照上的照片。
“你们叫什么名字？”一位好心的警察问道。
“奥玛？姆布鲁。”
“穆萨？布鲁米。”
“多大年纪？”警察又问道。
没人说话。
“奥玛是什么时候生的？”
“他比穆萨大四岁。”
“1927年，1928年，还是1929年？”
“我想差不多吧。”奥玛胆怯地说。
于是，警察写道：“生于1929年。”
“穆萨呢？”
“1929.”穆萨迅速回答道。
“这不可能，你比他大四岁。”警察说道。
“是的，但我们都是在1929年出生的。”穆萨回答道。
于是警察也为穆萨写上了“生于1929”。
护照上还得签字。奥玛很遗憾地说他只能用阿拉伯文签字。他拿起笔，坐了下来，在纸的上方幽雅地画了几道弧，于是把笔交还给警察，让他代为签名。穆萨也让警察代签。但是，要有劳动合同才能把护照办好，于是我们又去了天主教医院为他们办医疗证明。修女让穆萨把衣服脱到腰部，而穆萨却天真无邪地把长袍一直拉到肚脐上。在给奥玛做X光的时候，荧光屏上却见不到他的身躯，修女于是满腹疑惑地把灯打开，却发现他爬到了X光机的顶部，脑袋和双脚下垂地挂在上面。这一幕真让人忍俊不禁。苏丹要求有天花接种证明书，于是又给两人注射了疫苗，但证明书暂时拿不到，因为医院的表格用完了。于是我们和阿布杜拉又去了一趟打印社，但打印社非得在医院还清他们的旧账之后才愿意打印新的表格。在苏丹航空公司，职员从抽屉里发现了三张旧的天花表格，就在填写表格的时候，一名法国医生进来了。他拿着奥玛的X光照片，上面显示出奥玛的肝上长了一大块东西。结实的奥玛其实病得不轻，绝对不能再长途跋涉。但如果没有这位兄弟同行，穆萨也不愿意去，因为兄弟俩中只有奥玛懂阿拉伯语。纸莎草计划又要完蛋。
该怎么办呢？我们去找法国主治医生，他是一位慈祥的上校军医。
“原来是你呀！”
这次重逢让我们两人又惊又喜。上次见面时，他还在塔希提当军医。我们一起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如果让奥玛回博尔村，他就得不到任何医治。所以，我保证给他在开罗找一名大夫看病，并按医嘱给他打针吃药，负责把他治好。
苏丹航空公司的航班终于起飞了，奥玛和穆萨在最后一分钟才被人推上了飞机，因为他们给自己找来了黄色和蓝色的眼镜来搭配各自的衣服，结果却什么都看不清了。阿布杜拉把头伸进机舱，看到了里面的装置，兴奋地大叫起来。而其他两位则对机舱惊叹不已，这比博尔村苏丹的房子还要大。我们很快飞上了云端，阿布杜拉和奥玛仔细研究着安全带和活动座位的结构原理，而穆萨则拿出了一张黄色的手帕，安详地擦拭着他的光头和拖鞋。空姐端来了糖果盘，他们每人都抓了一大把，一直拿在手上。看见其他人把糖果皮扔在烟灰缸里，他们又把自己的糖果全部塞进了烟灰缸。然后，在接下来的旅程中，他们把时间都花在了如何将糖果从狭窄的烟灰缸口里取出来。午餐时，奥玛在他的水果沙拉上加了黄油，我不禁为他的肝脏担心起来。我们很快就飞越了苏丹贫瘠干旱的边境，在下午晚些时候降落在苏丹首都喀土穆。
现在他们三个可真有点管不住自己了。在博尔村没有人见过两层高的房子，而在喀土穆到处都是楼房。当阿布杜拉见到一座四层高的楼房时，他简直欣喜若狂。在这座热闹的阿拉伯城市里，一分钟不看着他们恐怕就会出麻烦。但我们必须在这里过一夜。如果我带着他们去一家现代化的大宾馆，肯定会显得格格不入，所以我决定带他们去一家位于阿拉伯贫民区的小型四流客栈。这是一栋破旧的老房子，服务台和房间位于三层，而厨房和餐厅则是在屋顶上。三个人顿时惊呆了，认为自己置身于琼楼玉宇。奥玛和穆萨两兄弟就像不会上楼梯似的，他们异常小心地抬起双脚，就好像是在攀登崎岖的山崖。我这才意识到这确实是他们第一次上楼梯。在博尔村和他们的浮岛上，所有的小屋都只有一层，地面也全都是土制的。客栈的房间全都朝里，没有窗户，只有裸露的电灯泡从天花板上垂下来，下面则摆着一排铁床。两兄弟从未看见过床，阿布杜拉向他们解释说这是用来睡觉的，于是两兄弟立刻趴倒在地，爬到床底下，想试试感觉。只见他们翻过身来，展开四肢，直直地躺着，鼻子都顶到了床底的弹簧。阿布杜拉笑弯了腰，却憋着不敢出声，招手让他们出来，免得吓坏了女店主。女店主掀开床垫，吃惊地朝床下张望，以为他们在找什么东西。上了屋顶，我们被安排在一张小桌子旁，每个人身前都放着一把叉子和一个盘子，盘子上面已经装好了大块的肉、西红柿、土豆、韭葱和青豆。三个人又开始惊奇于叉子的功能。我正要用叉子去叉盘中一块肉时，另一只叉子却突然抢了先，我的肉被放进了奥玛的嘴里。我正打算去叉另一块肉时，阿布杜拉的叉子已经戳进去了。我只得去吃土豆，以免再起纷争。这时，我打量了一下，只见几把刀叉正在桌子上面来回翻飞，可谓刀光剑影，三个人抢得不可开交。他们开始用手从中间的公共餐盘里抓东西吃，有了叉子，盘子即使不放在中间，大家也都能够得到。
上床睡觉时，我不禁有点饥肠辘辘。客栈里惟一的浴室又引起了一阵惊呼与赞叹。阿布杜拉想要一些苏丹的货币，以防夜间突然有女士敲门。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我就被他叫醒了。他说，听说世界各地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要确定我和飞行员已经就飞往埃及的时间达成一致，这样以免飞行员抛下我们离开苏丹了。
在飞机场我们又遇到了大麻烦。虽然没有人注意到三个乍得人没有埃及护照，但是在卫生部门检查文件的时候，却发现他们新近注射的黄热病疫苗要过一周才会生效。他们已经在卫生部门的眼皮底下溜进了苏丹，现在他们不能再这么偷偷地溜出去，要等到疫苗生效以后才能放行。不管我们怎么哀求都没有用。我只身一人进了飞机场，发现机场的栅栏敞着一条大缝。目光敏锐的阿布杜拉注意到了我的手势，于是带着其他两人离开了人群，摆脱卫生检查官员，偷偷溜了进来。他们身上那白色、蓝色和黄色的袍子还真有点显眼。最后我们四个全都上了飞机。奥玛和穆萨礼貌地坐了下来，像老练的国际旅客一样扣上了安全带，朝漂亮的黑人空姐微微一笑，每人从她的糖果盘里拿了一块糖。
开罗。飞机的旋梯下，欢迎团已经在此等候我们了，满面微笑的挪威大使站在最前面。旅游部的代表招呼着我们走出了机场，再没有人询问我们关于签证或黄热病的问题。大使的司机穿着幽雅的制服，向穆萨、奥玛和阿布杜拉鞠躬致意，而他们三人则把长袍提到大腿上，好不容易钻进了大使宽敞的轿车里。每当轿车经过一座桥、一条地道和一座公寓楼，后座上的三人都会发出高兴的欢呼声和虔诚的赞叹声。清真寺一座接着一座，城里到处都是清真寺，这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天堂了。当他们看到市中心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直耸入云，便再也说不出话来了。他们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穆萨开始有些晕了。奥玛直直地坐在那里，偷偷地往窗外看了一眼，就惊得直翻眼白。而阿布杜拉还是照例伸着光头，睁着眼、张着嘴，贪婪地看着窗外，从汽车的样式、霓虹灯广告，到各色各样的行人，一样都不愿错过。
“那是什么？”阿布杜拉问。
这时我们已经驶出了现代化的城市，开始在吉萨平原上奔驰。我早就预料到他会提这个问题，只不过想看看他的反应而已。其他两人都快睡着了，但阿布杜拉还一直痴痴地望着前方，眼睛和嘴巴张得越来越大。
“那是金字塔，阿布杜拉。”我解释道。
“那是一座山，还是人堆起来的？”
“是古人造的。”
“这些埃及人！他们可比我们先进多了。里边住了多少人啊？”
“只住了一个人，一个死人。”
阿布杜拉赞叹地大笑起来。
“这些埃及人呀，埃及人！”
眼前又出现两座金字塔。连阿布杜拉也沉默了，他的眼白微微闪着光。下车以后，三个乍得人在手电筒的指引下穿过无数沙丘，向营地走去，这是一段很长的路。营地位于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后面的洼地，营帐在月光下泛着幽灵似的白光。三个乍得人走在洒满月光的沙地上，他们不曾想到，几千年来，他们也许是惟一从斯芬克司身边走过的纸莎草船工匠。他们也不知道，在这片黄沙下，掩埋着法老当年的造船匠。这些造船匠连同他们的造船技艺一起，随着岁月而湮灭。而现在，在经过了一次漫长、曲折的旅程后，这门技艺将要重新回到金字塔脚下。
“晚安，阿布杜拉。你睡一个帐篷，穆萨和奥玛睡你旁边的那个。”
他们还没有从这一路的见闻中回过神来，三人向法老的摩天大楼最后看了一眼。天空中繁星密布，金字塔高耸在我们面前，就像我们的帐篷在地上投下的阴影。“每个里面只住一个人，而且还是个死人。”阿布杜拉用阿拉伯语低声对奥玛说着。奥玛不用再翻译成布杜马语给穆萨听了，因为他的兄弟对一天的所见所闻已经心满意足，正仰躺在自己的床上，开始打酣了。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入帐篷时，三座金字塔的顶部闪闪发光，就像火山群上不断喷发的炙热岩浆。地上仍然又黑又冷，而三个乍得人已经穿好了长袍，从帐篷里爬出来，蹲在地上欣赏红光闪闪的金字塔顶。他们正等待着阳光照射到沙地上，照在每个冻得瑟瑟发抖的普通人身上。他们在等待着日出，然后开始向真主祷告。当太阳升起之后，三个黑人跪成一排，前额着地。他们剃得光光的脑壳就像擦过的鞋子一样闪闪发光，对着正苏醒过来的太阳神。据阿布杜拉推算，麦加大概就是处在那个方位。太阳照在了沙丘上，我们所有人都看见了一个非比寻常的景观。在没有生命的沙石之间，有了大自然中的生物―纸莎草。它们成跺地堆着，有些是青黄色的，有些则是金黄色的，像太阳一样。阿布杜拉拿出了一把长刀，我们则聚在一起，热切地等待着专家的评判。这是尼罗河的原材料和中非造船匠之间的第一次亲密接触。阿布杜拉一刀切断一根纸莎草，而另外两人使劲掐着断掉的两头，并顺着长长的草秆摸下去。
“格塔。”穆萨喃喃地说着。
“加纳金。”奥玛把穆萨的话替阿布杜拉翻译成乍得阿拉伯语，他的牙齿白得发亮。
“纸莎草，”阿布杜拉用法语解释道，“他们说这是地道的纸莎草。”大家都松了口气，心里无比快活：这些纸莎草的质量上乘。
我们一起在帐篷边的沙漠上选了一块平地，在这里丈量出五十五英尺长、十五英尺宽的船体大小，用棍子在沙地上画出了船体的轮廓。
“这艘‘卡代’应该是这么大。”
“但是水在哪呢？”
这是穆萨问的，而奥玛也跟着点头。
“水？”其他人惊奇地问。我接着说道：“你没看到做饭的帐篷外面有一桶饮用水吗？”
“湖在哪？我们必须要将纸莎草浸泡过才能造船。”穆萨一边问着，一边疑惑地望着他周围无边无际的沙丘。
“但你告诉过我们，纸莎草必须在太阳底下晒三周才能使用。”我解释道。
“当然。新鲜的纸莎草没用，必须要晒干了才有韧劲儿，但之后我们还要把它们在水里浸泡一下，要不然很容易折断。”三个乍得人回答道。
这可怎么办呢？我们是在一望无际的沙漠里。除了骆驼的驼峰里存着水外，我们只是在一个带龙头的桶里才装着一些水。峡谷深处流淌着尼罗河，但那儿离这里太远。并且，所有的污水都会排放到那里。如今的尼罗河水远没有法老时代的清澈，纸莎草肯定会以两倍的速度腐烂。两个博尔村的人之前没有提醒过我们。但这也不怨他们。他们是在湖边长大的，那里到处都是水，除了水就是浮岛。在他们的印象中，我们的星球就是一个大湖，只是在远远的地平线上才存在着沙漠。
“湖在哪呢？”穆萨不信任地看着我们，奥玛开始变得不安。我们必须当场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去取水！”
没有别的选择了。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转移帐篷和纸莎草了。尼罗河水太脏，而不到最后关头我们又不愿意把纸莎草浸泡在海水里。因为专家们曾经说过，海水会溶解芦苇的细胞组织。我们之所以把营地建在这里，是因为它特殊的地理位置：这里有着象征古代文明的金字塔，还有古墓，我们可以边造船边仔细研究里面的古代壁画。而且，在这样的沙漠气候当中我们肯定能使纸莎草保持干燥，乍得和埃塞俄比亚的造船匠们都说，纸莎草必须保持干燥。
“阿布杜拉，告诉他们我们会去取水的，不用担心。”
考里奥和我坐上了吉普车，一路在沙丘上颠簸，来到了最近的阿拉伯村庄。我们在这里买了砖头和水泥，并找到了位石匠给我们造蓄水库，还找了一个卡车司机，由他负责每隔一天将两大桶装满自来水的汽油桶送到我们营地去。我们的乍得朋友则被带到开罗买衣服去了，他们除了长袍之外什么也没穿，来到位于乍得北部的埃及，觉得有点冷了。奥玛也开始接受肝病治疗。第二天，我们已经在帐篷前的沙地里用砖头砌起了一个方形水库，而第一批纸莎草也已经被放进去浸泡了。现在我们可算亲眼目睹了纸莎草的浮力有多好，必须有三个人在上面又蹦又跳，一捆纸莎草才能沉下水去。而我们从埃塞俄比亚一共运来了五百捆纸莎草。如果我们把一根纸莎草大头朝下摁进水里，只要一撒手，它就会像离弦的箭一样从水里弹出来。
有两位慈眉善目、长须飘飘的学者在附近观看我们造船，他们不住摇头，为我们的计划担心。其中一位是埃及文物馆的馆长，他经常从附近的办公室来这里看我们造船。他自己也正在修复法老齐奥普斯的巨型雪松船，这艘船埋藏在最大的金字塔脚下，最近被从沙土里挖了出来。另一位是瑞典历史学家兰斯特罗姆，他是古埃及船只设计方面世界级的权威。他这次来到埃及是为了记录并绘制尼罗河谷古墓壁画的船只。一星期前他曾经向媒体表示，他怀疑纸莎草船是否能进行越洋航行。但他一见到我们的纸莎草，以及我们从乍得请来的自信满满的造船行家，就逐渐转变了态度。他主动要求待在埃及，用他的专业知识来帮助我们。
于是我们齐心协力开始造船了。兰斯特罗姆对纸莎草以及捆扎纸莎草的技术一窍不通，但他却知道最后造出来的船应该是什么样子，他还知道很多三位乍得人不知道的东西。他坐在一捆纸莎草上，为我们画出了一幅纸莎草船的全图。这幅草图标明了整个船的形状以及各部分的比例，将作为我们的设计图纸。
穆萨和奥玛捧腹大笑，因为在乍得他们从来没见过两头翘起的船。但他们还是立即动手干了起来。就如我们在乍得看到的那样，他们把四根纸莎草捆在一起，一头系上绳子，然后陆续接上新的。捆在一起的纸莎草越来越多，绳子也越来越粗。当他们捆扎出的圆锥形纸莎草达到两英尺厚，绳子有小拇指粗的时候，这捆纸莎草就被拉伸成圆柱体，用粗细均匀的绳子每隔两三英尺就捆一圈。工作全面开展起来，我们不得不跑到阿拉伯村庄去招募更多帮手。阿布杜拉卖力地用他的乍得阿拉伯语进行翻译。
“波特。”埃及人全都大声呼喊着。这个词在埃及语中是芦苇船的意思。于是，整个工程就像在传送带车间一样有条不紊地展开了。有两个人吊在长长的木头杠杆一端，把不听使唤的纸莎草浸泡到蓄水池中。另外两个人将腐烂的根部切除，然后把完全浸泡好的纸莎草传给埃及助手，他们再一个接一个地传到三个乍得人手上。乍得人用尽力气将这些纸莎草紧紧扎起来，就跟箍木桶一样。阿布杜拉自告奋勇做了工头，忙里忙外，到处下达命令。开始时，埃及助手们还有点瞧不起这三个黑得跟乌鸦似的中非来客，他们觉得这几个人比他们的锅底还黑。但阿布杜拉心明眼亮，口齿伶俐，把所有人的工作都安排得有条不紊，而另外两个乍得人也显得沉稳、幽默、老练，赢得了埃及人的尊敬。营地上还有两个戴着头巾拿着步枪的看守，一个是手艺高超的厨师，一个是乐呵呵的食堂服务员，营地里洋溢着和谐愉快的氛围。虽然此次远征的七人国际团还没有全部到齐，但当大家每天围着一条长桌进餐时，已经可以听到英语、阿拉伯语、意大利语、布杜马语、挪威语、瑞典语和法语了。
到了第三天，实践与理论之间发生了矛盾。现在船身已经足够长了，应该把它逐渐收拢，做成翘起的船尾，但布杜马兄弟却断然拒绝这样做，他们想把船身继续接下去，宽度不变，然后再像切香肠一样切断了事。在他们的家乡一直是这样做的，乍得湖上从来没有两头翘起的“卡代”。通过阿布杜拉翻译，兰斯特罗姆、考里奥和我向他们解释说，这艘船是按照古埃及的方法来设计的，古埃及船就是两头翘起的。谁知，向来与人和善的穆萨扭头就走，回屋睡觉去了。而奥玛则试图让我们明白，最开始是从四根纸莎草捆起的，然后越捆越厚，现在已不可能把这厚厚的一端再逐渐变细，最后再收拢成四根纸莎草秆。解释完后，他也径直走开了，只剩下我们和埃及助手闷闷不乐地留在工地上。
第二天早上，两个兄弟在日出之前就到了工地，等到我们其他人起床，他们已经按自己的想法干了起来。我们不顾一切地冲到工地上阻止他们，等我们跑过去一看，不禁面面相觑。兰斯特罗姆曾画过一张结构图，船身两侧各要加上七捆首尾带尖的纸莎草，以增加船体的宽度。而这两兄弟已经直接把纸莎草编结到船体上去了，结实而紧凑。整条船上的绳索都成平行状，每捆纸莎草中都有一部分被齐整地编进了旁边一捆的绳圈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们的技术实在太高超了，连学者也都自叹不如。千年的实践战胜了几十年的理论。船体的横断面是满月形的，而加在两边的纸莎草就像一盈一亏两轮新月。
到了第七天，沙尘暴席卷了撒哈拉。沙石如同冰雨一般袭击着我们的帐篷，金字塔逐渐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我们顾不得眼里和嘴里都是沙子，把固定帐篷的桩子钉得更深，在纸莎草堆上蒙上一层帆布，因为干燥轻盈的纸莎草会被狂风卷走。船尾上有两个纸莎草捆尚未完成，纸莎草秆像刺猬的刺一样伸出来，被狂风轻而易举地折断。已经完工的部分却如同大树桩一般完好无损。风暴愈发猛烈了，疯狂的沙石就像冰雹一样袭击我们的营地，长达三天之久。到了第四天，风停了，我们重新开始工作，而这时沙漠上又开始下起了小雨。我们从蓄水池中取来一罐罐水，倒在翘起的船头上。船头是由三个相互交织的圆柱体组成的。当船头上的纸莎草变得足够柔韧，所有的人便一起使劲把船头朝上弯，直到出现一个均匀而流畅的大弧度，就跟法老的船一样。可船尾的纸莎草仍跟毛刷一般，直直地往外眦着。奥玛和穆萨坚持毫不退让。于是，我们只得带着三个乍得人出去“探险”。我们把他们带到了开罗的一家大商店，他们在电梯上来回上下，玩得不亦乐乎。我们还许诺送他们每人一样礼物。他们兴高采烈地选择了手表，而阿布杜拉则答应教另外两人看表。就在那天下午，心情大好的穆萨发现有办法了，只要在接纸莎草时越添越少就有可能造出就可以把船尾扎成一个尖形的，让它翘起来得到我们想要的古埃及船形。
我们全都松了一口气。于是，开始如法炮制。船尾翘了起来，整艘船犹如古埃及草船的重现，仿如金字塔旁的一弯新月。学者和工匠都为之欢欣雀跃，却无人想到这个船尾后来竟成了这艘船的致命伤。
最长的那捆纸莎草成了船的主体，在两边各绑上四捆纸莎草，然后外面再绑上九捆。最后，甲板两内侧还要各加上一捆纸莎草，作为船舷。船底中央的三捆纸莎草是最厚的，比其他部分大约要粗八英寸，构成了宽阔的龙骨。
到了4月，撒哈拉沙漠上越发毒辣的太阳，让工作效率日渐变低，而耗水量越来越大。我们的工作开始见诸于当地的报纸和电视。人们总是把这艘纸莎草船与几百码外正在修复的法老齐奥普斯的雪松船混为一谈。由于中东危机，导游们都没事干，于是他们突发妙想，要以参观地道的埃及纸莎草船为卖点来招揽游客。于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以及前来埃及报道苏伊士危机的摄影师和记者们全都蜂拥而至，他们骑着马或骆驼，或步行前来参观纸莎草船。我们在营地上拉起的绳索被人踩断，不见了踪影，看守人费劲地阻止游客靠近船体。热心的参观者们总是想爬上船去照相，完全不顾他们的靴子可能会踩断干燥的纸莎草。甚至连骆驼也开始啃吃船上的纸莎草。纸莎草的残段，甚至是整根整根的纸莎草都被游客们当做纪念品拿走了。阿布杜拉对找他签名的人有求必应，忙得不亦乐乎，把自己的监督职责抛到了九霄云外。穆萨和奥玛则一边干活，一边与来自尼日利亚、俄罗斯和日本的美女们调情。我们试着在夜里工作，但煤油灯的火花可能引起大火，我们不得不停止了夜间作业。这是条名副其实的纸船，只要一根火柴就能把整艘船点燃，在几秒钟之内烧成灰烬。因此，每当看见有吸烟的游客往船边凑，我们就吓得魂飞魄散。我们用英语和阿拉伯语挂起了“禁止吸烟”的大牌子，并且告诉值白班的看守人，每当有人来到这里，都要指这个牌子给他看。但很快我们就发现，这位年老的看守人自己也喜欢坐在船头，一手拿着老式的来复枪，一手拿着冒烟的自制卷烟。我怒不可遏地指着“严禁吸烟”的牌子给他看，但他却冲着我笑笑，告诉我他不识字。
船舱是开罗一位编筐的老工匠做的，用柔韧的柳条编成，与地板、墙壁和屋顶联为一体。我们随后就要生活在这样一个十二英尺长、八英尺半宽，带着弧形屋顶的小舱里。即使在最高的地方，我们也无法伸直身子。船壁正中留着一个三尺见方的门洞。在船舱的一侧，还有一个三英尺长的壁龛，用做储藏室。
造船期间，我们还经常去古墓里研究壁画。这些壁画上的木船都有着长长的船身，甲板上有一根粗大的缆索高高地系在船两头的双脚柱上，从船头连到船尾。其目的是为了保持船两端的张力，防止船头或船尾垮掉导致整艘船分崩离析。而纸莎草船没有这样一根缆索，因而更容易变直。但是，在纸莎草船的船尾和后甲板之间斜拉着一根略短的绳索，船尾看起来就像一把只有一根弦的竖琴。我花了好几个小时来研究这一绳索的功能，我坚信，它的存在一定有什么实际的用途。但所有的学者，甚至是乍得的三位实干家都认为它的作用只是保持船尾的形状。这一点我并不否认，但为什么船尾一定要向内弯曲呢？其他人都认为这仅仅是为了美观，没有人能够想出更令人信服的理由。就是这一理由就让我们愿意模仿古埃及的做法。我们于是也装上了这样一根缆索，可是没几天这条缆索突然不见了。乍得人嫌它碍手碍脚把它给取了下来，我们请他们把绳索再系上去，但他们不干，振振有词地说船尾已经固定成弯钩状，再也用不着缆索了。如果船尾开始变直，我们可以自己再把绳子系上去，我们也只得作罢。
我们从壁画和浮雕上可以看出，木船有绳索连着船头和船尾，而纸莎草船的船舷上牢牢地系着一条粗拧绳，好让船身更加结实。所有的桅杆也都固定在这根绳上，因为桅杆不能直接绑在脆弱的纸莎草上。
我们走在地下墓室里，穿过一条条走廊，三四千年前的壁画使昔日的水上生活在我们眼前重现。浮雕上的每一处画面都栩栩如生，颜色经年不退。我们必须通过这些古画来了解被历史遗忘的古代水手们的生活。因为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任何一个活着的人都未曾经历过。画上的木船和纸莎草船通常很难分辨，因为两种船的形状基本相同。但有时画面上会出现人们在纸莎草沼泽中采拾芦苇的情景，他们将一捆捆纸莎草扛在背上，运到造船匠那里。造船匠将纸莎草捆绑成船只。
其中有几艘纸莎草船上放着装满水果、面包和其他糕点的篮子，还有罐子、袋子、箱子、鸟笼、猴子、小牛、渔民、猎手、商人、战士和乘船游览的皇亲国戚。画中有送葬的殡仪队伍，神和鸟头人也在其中；赤裸的渔民，正用渔网或鱼钩捕鱼；还有整支纸莎草船舰队。画中有武士站在甲板上用鱼叉捕河马，有猎人在芦苇丛中捉鸟，还有妇女坐在货物上给她们的小孩喂奶。有些画上还画有带着皇后的法老，他们的面前摆放着一张桌子，有侍女为他斟酒。有些画法颇为夸张，把法老描绘成横跨船头船尾的巨人。有的还细致地描绘了纸莎草船上的二十对划手，船上的索具很大，有五六个水手爬到上面去拉升降索。他们的船帆非常先进，说明在五千年前埃及的航海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那些精制的芦苇船则船头船尾都装饰着兽头，舱顶、船舵等都有雕刻、彩绘和镶嵌，显示出古埃及在建筑上的高超技艺和品位。
法老们有足够的石料建造像山一样的金字塔，他们也有足够的纸莎草来建造像浮岛一样大的芦苇船。而我们所造的纸莎草船只有狮身人面像的五分之一长。从古墓中出来，站在斯芬克司的两爪之间，我们感到自己是如此渺小。这也使我们意识到，就是古人使用纸莎草也能造出巨轮来。无情的岁月吞噬了纸莎草，但却无法摧毁石头。如果单看这地下墓室中的壁画，我们怎能相信人类在数千年前就能造出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这样的巨型建筑？虽然，我们总是认为人类从我们这一代开始才真正结束蒙昧状态，但这些金字塔却提醒我们不要妄自尊大，切勿低估先人的智慧。我们享用着古人的劳动成果，他们同我们有着相同的感应和喜好。他们的遗作代表着智慧、创造力、组织性、活力、好奇心、品位、理想，以及人类行为的动机，无论好坏，都证明了古人与今人何其相似！而历法的记载和技术的发展却提醒着我们，时空早已跨越了五千年。
甲板两边的纸莎草舷墙终于成形了。这时，我必须飞去摩洛哥一趟，因为我们的船将要被运送到那里。我们计划从古港口萨菲出发，但我们谁都没有到过这个港口。当我几天后回到埃及时，船上最后一根纸莎草也已经捆绑好了。整艘船共用了二十八万根纸莎草，最后还剩下六根。船终于造好了。
4月28日，也就是二十二年前“康提基”号木筏开始远征的日子，我们的纸莎草船被运出了工地。金字塔后面人山人海，旅游部还搭起了遮阳棚，摆上椅子，吉萨省长、各位部长和各国大使都到场观看。这天，阿布杜拉、穆萨和奥玛都穿上了他们最漂亮的衣服，置身于观众当中，工作已经交给别人来做了。纸莎草船宽大结实，就像一只骄傲的金色大母鸡，昂着脖子，翘着尾巴，坐在沙地里的圆木上。在开始造船时，我们就把船架在了一个很大的木橇上，现在，我们在橇前系上四根长缆绳，并用电线桩子铺成滑道，这样就可以把木橇拖过沙丘了。为了完成这一工作，开罗纸莎草研究中心的主任带我去了趟埃及体育学院，我们说服了那里的主管，让他相信我们在吉萨的沙漠地带建立了一个极好的拉绳训练项目。由我们提供运输工具，问学院能够派出多少人来。
学校愿意提供五百名体育专业的学生。他们都穿着白短裤，由他们的教练带着，沿着绳索排成几条长排。两个人站在船上发号施令，另一个人站在木橇上，用指挥棒来指示开始和停止。这一场景不由让人想起圣经当中的画面，也许是因为这艘自制的老式船只就停在金字塔前，还带着柳条编制的船舱，容易使人联想到诺亚方舟，在所有动物都离开后，被遗弃在荒凉大地上；又或许是因为摩西曾来到过金字塔：他在出生后不久就被放在纸莎草篮子里，沿着尼罗河岸漂流。当站在木橇上的人举起他的指挥棒时，五百名身强力壮的埃及青年就用力拉绳，沙漠上空回响着他们的吼号。木橇开始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巨大的纸莎草船缓慢向前移动，把古老的金字塔留在了身后。很多观看者不禁哆嗦起来，就好像光天化日下有幽灵在四处走动。
伴随着埃及人的吼号声、木橇的吱吱声和石块的轧轧声，小山一般的大船被移动了。在太阳灼烤的大地上，几百名强壮的年轻人在统一指挥下整齐划一地动作着。事实证明，人们只要齐心协力，即使没有任何机器，也能移动山脉。
此时，河谷里显得荒凉而陌生，只剩下孤零零的金字塔和帐篷。纸莎草船已被运到通往撒哈拉市的柏油路上去了。在那里，我们的诺亚方舟和它的木橇一起被抬上了一辆在建造阿斯旺大坝时曾使用过的巨型拖车。虽然刚刚结束艰苦的劳动，运动员们却难掩欢欣鼓舞之情，为纸莎草船加油喝彩，我们向他们诚致谢意。在此，埃及最古老和最现代的交通工具融为一体，行驶在尼罗河边两旁满是棕榈的柏油路上，最后抵达河口的亚历山大港。
一到港口，我们立刻感觉到这艘干燥发脆的沙漠之舟，开始从海边潮湿的空气中取得了活力和韧性，纸莎草船渐渐变得如橡胶一般富有弹性。这艘木乃伊似的船在第一次邂逅大海时，就从沉睡中苏醒，获得了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