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上的屡屡失败，国家的日趋衰竭，根源不在于将领，而在政府，古代政府归根结底的决定权又在于统治者，所以皇帝是不能绕开的话题。
宋朝是一个以文治国的国家，相比于其他朝代，宋朝皇帝们的文学素养颇高，如宋真宗以《励学篇》重视教育闻名，宋仁宗以知人善用、培育文学氛围出名，宋徽宗以书法和绘画等艺术流传后世，他们从小就受到文化的熏陶，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与其他朝代相比，这些帝王们所培育的浓厚的文学氛围、塑造出来的文人大家，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极其璀璨的。但是，作为一国之君，这些皇帝缺失魄力，在国家大事上优柔寡断，犹豫不决，靡靡文风，不仅害了自己，更害了国家。
早在五代时期，就有先例。南唐后主李煜是一位出名的词人，他的许多词直到今天依然广为传颂，脍炙人口，也一直为我本人所喜欢。但是，作为一位帝王，只知舞文弄墨，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直到敌军兵临城下，还依旧沉浸于诗词当中，就是国家最大的灾难了。李煜后半生极为凄凉，亡国后作为俘虏被软禁，最后被赐毒酒而死。
对于南唐的李煜来说，这或许是他自身的无奈，看罢他的诗词，让人产生深深的同情；然而对于之后的整个宋王朝来说，祖宗“重文轻武”的传统一脉相承，子孙世代皆是如此，就是一种不可挽回的悲哀了。
文人性格，难以担当国君大任，这类事件在历史上屡屡发生。
公元100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辽国大举入侵，二十万大军挥师南下。辽军来势凶猛，势如破竹，攻破了中原重镇遂城，大军抵达黄河边的重镇澶州（今河南濮阳），三面围攻。只要破城，辽军就可渡过黄河，一举攻灭宋朝的都城开封。
此时宋军岌岌可危，死守澶州城。
坐在皇宫里的真宗皇帝心急如焚，再也没有心思作诗了。他一天之内连收到五封急报，不知如何是好。朝廷上下也多是妥协放弃态度，大臣们有的建议逃往金陵（南京）暂时躲避，有的建议迁都益州（成都）依托天险，议论纷纷，争吵不休，一时间，宋王朝似乎走到了绝路。
只有宰相寇准力排众议，坚决要求宋真宗亲征御敌。
在寇准的坚持下，宋真宗勉强答应前往澶州亲征。当到达韦城时，宋真宗又胆怯起来，想要退缩，手下大臣们也开始劝皇帝避难金陵，皇后也劝宋真宗：“陛下您还是速速带我们回去吧。”宋真宗犹豫再三，只好再问宰相寇准：“现在去南方避难怎么样？”寇准坚持原则道：“陛下，如今强敌压境，四方危急，您千万不能后退半步。黄河对岸的将士们都盼着您到来，到时便士气高涨！如果您现在南逃，那么将士们的意志全部瓦解了，即使您逃到南方金陵城，辽军也会乘胜追击，必不可保！”
终于，在寇准的鼓励下，宋真宗到达澶州，宋军将士顿时气势高涨，呼声震天。战局出现了转机，此时辽军大将被宋军射杀于城下，士气受挫，有退兵的迹象，只要宋军坚守城池，就能反败为胜。
可宋真宗的怯弱心理又显现出来，他惧怕辽人抢渡黄河，迫不及待地要以“金钱换和平”，正中辽人下怀，遂有了被世人所诟病的“澶渊之盟”：
澶州之战，宋占优势，辽占劣势，但经过一番“和谈”后，宋朝却要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并与辽国互称兄弟。自此之后，辽与宋平起平坐，辽为“北朝”，宋为“南朝”。
这种自取其辱、妥协放弃的政策，让辽人欣喜不已。辽国得了便宜，班师回朝，此后数十年堂而皇之接受宋朝钱财，未再南侵，宋朝也因此而自诩得意，得过且过，被暂时的和平迷昏了头。
由于宋朝经济发达，钱财富足，所以很乐意“以金钱换和平”的外交政策。自宋真宗“澶渊之盟”后，宋人此法便一发不可收拾，每每强敌压境时不是想办法抗击，而是拿大把大把的财富抵消战争：辽军南下，宋真宗就每年“资助”钱财以求苟安；西夏挑衅，宋仁宗也每年“赐赠”大笔的岁币以稳定局势；尔后，辽国看见宋朝软弱可欺，又再次举兵南下，威吓宋仁宗，在满朝文臣的妥协跟风下，仁宗很快又答应再增加二十万岁币。被人欺负还要贡献钱财，还要与对方“称兄道弟”，中国历朝历代再也没有哪个如同宋朝这样窝囊了。
与宋朝后来诸多皇帝比较，宋真宗、宋仁宗都是宋朝皇帝中比较英明的，他们治国有方，任用贤臣，文化素养也非常高，可一听外敌入侵，就大惊失色。尤其是宋真宗，作为北宋第三位领导人，他可谓是“恐辽症”、“金钱换和平”的始作俑者。
据《续资治通鉴·卷二十五》记载，当时签订“澶渊之盟”有一个故事，很好地表现了这位皇帝的妥协心态：
忠州刺史曹利用，作为谈判代表前去和谈。临行前，曹利用征求宋真宗和谈的底线，真宗说：“如果实在谈不下来的话，即使每年贡送银帛达上百万都行。”过后宰相寇准把曹利用拉到一边：“圣上虽答应了百万银帛的底线，但你必须竭力维护大宋的权利，如果超过了三十万，就把你斩首。”
曹利用前去与契丹和谈，竟然真的只以三十万银帛（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就谈成了！回来见皇帝时，伸出三个手指头示意，宋真宗见了，以为是三百万，不觉痛心，说“太多了点”，想了一会儿，又自我安慰道：“算了算了，每年三百万银帛，姑且了事，也是可以的。”这时曹利用才说：“其实只有三十万。”宋真宗才大喜。
帝失声曰：“太多！”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帷宫浅迫，利用具闻其语。及对，帝亟问之，利用再三称罪，曰：“臣许之银绢过多。”帝曰：“几何？”曰：“十万”。帝不觉喜甚。
从宋真宗的只言片语中，我们可以看到：皇帝对“金钱换和平”一事坦然接受，甚至当代价远远超出他预期时，也只是稍微痛心，很快就自我安慰地“姑且了事”。
有样学样，之后宋仁宗时代也是这种观念，重臣富弼出使契丹，对契丹君主说：“你们想要得到的，无非就是租赋而已，我们不忍使两朝赤子丧命疆场，因此便委屈保全土地，增加岁币……”
如果单从经济成本角度看，以宋朝每年高达一万万的国家收入比较，三十万两白银、二十万匹绢帛的岁币实在是九牛一毛，微不足道，也就成为宋人普遍意识“划得来”的经济账。然而，在弱肉强食的年代，幻想以钱财得到永久和平是不可能的，宋朝的妥协政策最终使自己丧失的不是每年区区三十万岁币，而是无形的国民精神的萎缩，是国防军事的瘫痪。
确实，“澶渊之盟”后百余年间宋辽之间是没有发生较大战争，可是宋军的能力下降得惊人。仅在宋仁宗早期，当时青年包拯考察河北边防，就发现“沿边卒骄将惰，粮匾器朽”，士兵“手不能安弦，目不能辨帜”，河北是抵挡辽军的前线重地，竟然军事都腐败到这样程度，实在触目惊心！之后西夏独立，宋朝西北边境又丧失领土，被动挨打，只好再次“赐赠”钱财，以图和平。
宋朝的软弱让后来崛起的金、蒙古看到了中原汉人的要害。金人不在乎宋朝的岁币，而是直接南下入侵。当时的钦宗皇帝懦弱不堪，和他的祖辈们一样寄希望于“议和”，甚至不惜以罢免抗金大将李纲、以大送金银女人来巴结金人，宋钦宗的妥协思想让这个国家丧失了最后的希望，金人不会满足这点小小的利益，在看清宋人本质后，攻破了都城汴京，虏走徽、钦二帝，占领北宋的土地和人民，直接拥有宋朝的城市和财富！
后来的蒙古做得最绝，灭了金，再灭宋，直至征服整个欧亚大陆。蒙古人不需要宋朝的“岁币”，蒙古人需要的，是把宋王朝的土地统统变成牧场，供蒙古骑兵纵横驰骋——当我们反观宋人“以金钱换和平”的思想时，会觉得多么可笑，可悲。一个没有强大武力的国家，最终的结局就是被整体征服。
北宋的“恶习”遗传到南宋，甚至较北宋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宋真宗“恐辽”，宋仁宗恐“西夏”，南宋高宗则是彻底的“恐金症”——
这位宋高宗赵构，好歹也是皇族中一位优秀的皇子，据《宋史·高宗本纪》记载他年轻时“资性朗悟，博学强记，读书日诵千余言，挽弓至一石五斗”，还担任过河北兵马大元帅，当年血气方刚的他还只身前往金军大营，作为谈判的筹码。可正是这位皇帝，在南渡之后，可能是由于过度惊吓，从此性格大变，将其祖辈窝囊懦弱的性格发挥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公元1127年，建炎元年，金兵再次南侵，赵构由南京慌忙逃往扬州；建炎三年，金兵又攻扬州，赵构再次仓皇出逃，不顾手下臣子，仅带少数随从出城，在渡江途中由于受到惊吓，后来竟然失去了生育能力；金兵紧追不舍，又渡江直攻杭州，赵构无处可逃，只得从温州坐船在海上漂泊，前后达四个月之久。
漂泊在海上的赵构处境相当窘迫，食物缺乏，饥饿难当，甚至有一次只好下船步行到寺庙里讨食。或许正是这一连串的精神打击，使曾经血气方刚的赵构彻底转变，在狼狈逃亡过程中，赵构不断派遣使者向金国哀求，承认自己未经过金人允许就登极，是犯错误，请金国原谅，并甘愿向金国称臣云云。
直到建炎四年，得悉金兵退却后，赵构才敢从海上回到陆地，自此把首都临时建在了杭州，方才稳定下来。
之后的几年里，赵构迫于形势，重用了岳飞、韩世忠等一批抗金将领，取得大捷，并有了光复河山的气象。可是，一旦政权稳固后，赵构卑颜屈膝的心理又表露无遗，从绍兴八年开始就与金人议和，金朝派遣特使前来，书信中将“宋国”称为“江南”，并“诏谕”宋高宗，显而易见，这是金人故意羞辱南宋。不仅如此，金朝特使居然要宋高宗跪拜受诏，奉表称臣，这引起了南宋朝臣极大愤怒，而宋高宗赵构却脸皮极厚，愿意以“跪拜”礼仪接受，还厚颜无耻地解释：“只要百姓能免于刀兵之苦，朕可以牺牲自己的体面来换取和议。”
呜呼！此情此景，即使在今人看来，也难以忍受。相比较起来，北宋的真宗、仁宗用“金钱换和平”，实在是小巫见大巫，算不得什么，哪怕是徽宗、钦宗被虏走、囚禁五国城，尚且有些许帝王尊严，到了南宋赵构这里，则是彻底的卑颜屈膝了。
之后，赵构为了议和，任用奸臣秦桧，打击迫害主战派人士，不惜害死岳飞、罢免韩世忠，自毁长城；又与金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绍兴和议”，向金国称臣，割让土地，每年不仅纳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外，还要送给金统治者贺正旦、生辰礼物“以巨万计”。如此苟且，彻底丢失了中原王朝的尊严，也创造了中原王朝对北方游牧民族“称臣纳贡”的空前绝后的案例。
这种国家态势对整体国民的心理打击是巨大的，武官们悲愤不已，文官们跟风妥协，百姓一次次呐喊抗争却无济于事，终宋一朝，出了多少令人叹息的悲剧故事，上演了多少屈辱猥琐的丑剧。
宋真宗、宋仁宗、宋徽宗、宋高宗……不可否认，这些帝王个人素质都非常优秀，但唯一缺乏的是勇于面对强敌的勇气。或许这并不能完全怪罪于他们个人，而是整个大宋王朝“重文轻武”的靡靡文风造就出来的，只是，当他们以一国之君的形象表现出来时，就显得是那么懦弱、可笑、可悲。
辽人、金人、蒙古人都耻笑宋人，一次次凌辱中原，所谓“契丹是北朝，大宋是南朝”，所谓“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落后的游牧民族竟然如此鄙视文明国度宋王朝，此乃国家不幸，民族不幸！
中原王朝自古以来都是以“华”自居，征服周边少数民族，到了宋朝这里，却只得与周边民族互称“兄弟”、“叔侄”乃至“君臣”。相比汉朝、明朝甚至清朝的帝王来说，真宗、仁宗、徽宗、钦宗、高宗这些宋朝皇帝们，哪一个不是文化涵养颇高的，吟诗作赋，得心应手，却唯在强敌面前犹豫不决，仓皇逃窜，毫无勇气可言。
每当读史到此，我不禁扪心自问：对于一个人或一个国家，文化的渊博是否就能使之成为崛起的唯一因素呢？不，知识的丰富、学识的熏陶，倘若不是以国家民族的大胸襟、迎难而上的奋勇精神为支撑，那么只能成为小家子气的附庸风雅、小资情调，成为一种文化的软骨病罢了。
这种文化上的“软骨病”，不仅为宋朝皇帝们所有，也一直是宋廷大臣们的常态。手无缚鸡之力的文臣只懂得书面文字上的大义、忠诚，一旦面对强敌恶寇，就统统变为了妥协分子——
神宗时期大将种谔击败西夏军队，招降了西夏数万名士兵，这本应该是战胜方得意的事件，然而朝廷却忧心忡忡，害怕西夏的报复，文官们纷纷谴责种谔将军，甚至“议诛谔”，朝廷下旨命他把收降的士兵全部放回西夏去，以此与西夏消除仇恨，“解仇释兵”。
一个王朝，在得胜时也仍然是这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明哲保身”的苟安心态，难怪小国寡民的西夏人敢接二连三地挑衅大宋了。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妥协思维广泛存在于宋王朝文官群体中，无论是忠是奸。不仅仅是秦桧这样的大汉奸屈辱求和，像一些正直耿直的朝廷重臣也同样对外妥协：
北宋哲宗时期司马光重新执政，升至宰相，掌握朝廷大权，在对待西夏问题上，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为了一时的安定，不惜将宋朝土地安疆、葭芦、浮图、米脂割让给西夏王朝，以换取和平，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
南宋孝宗时期的宰相史浩，学识渊博，知人善用，是南宋朝廷最正直的一位名相，却始终持对外保守、息事宁人的态度。当时抗金将领吴玠在四川击败完颜亮，一举攻克秦凤、熙河、永兴三路地区，军威大振，宰相史浩却害怕金兵报复，以“陕西弗能守”的理由强令吴玠放弃领土，撤退自守。当时的朝臣虞允文等人力劝不可退兵，否则会引起大祸，可宰相的命令已经发出，吴阶退兵，果不其然，金兵见宋人软弱，乘虚追击，导致宋军折损三万人溃败，连原先收复的其他土地也一并丢失了。
综观北宋南宋两朝，连司马光、史浩这样正直优秀的大臣都是对外妥协的心态，至于蔡京、高俅、秦桧等权奸的昏庸卖国，也就见怪不怪了。
从“澶渊之盟”的贡送岁币，到对西夏人的妥协政策，再到北宋汴京被金人攻破，最后到南宋的北伐无功而返，直至整体灭亡，一系列的事件贯穿，都反应了宋人的保守怯弱心理。宋人自己也承认：“本朝无内患而有外忧者。”
反观前朝历代，汉朝初年也曾有“白登之围”的战败，汉初文、景二帝也是对北方匈奴“和亲安抚”暂时妥协，但目的是为了积累财富、充足实力，到了汉武帝时就开始重兵出击，一举击败匈奴；唐朝初年长安几乎被突厥人攻破，唐太宗早期也对突厥人采取安抚政策，但为的也是聚积实力、韬光养晦，而后唐军铁骑夜袭阴山、斩杀突厥数万之众，一举攻灭西突厥汗国，才真正解除了外患。
宋朝不是不可以用“金钱换和平”的方式来缓和冲突，不是不能以暂时的妥协来稳定局势。但如果送金钱、割土地后，就一味苟安，不思进取，依旧是“重文轻武”的观念，最后落得亡国悲剧，这其中的差别，就显而易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