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96年，坐满了六十年皇帝宝座的乾隆帝已是白发苍苍，将他手中的权力交给了自己第十五个儿子——颙琰，是为大清国入关后第五位统治者，年号嘉庆。
正月里的北京城充满了喜气洋洋，新的一年刚刚开始，人们沉浸在新年节日和新皇帝登极的双重喜悦中。北京城的大雪飘飘然然，无声无息地掩盖了一切，大清国的表面显得是那样宁静怡然。
然而仅仅十天之后，新年的正月初十，人们尚未度过元宵的灯火，竟却已被南方的一场突发性民众暴乱给震慑了！
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白莲教起义”。白莲教是起源于中国宋代的一种民间宗教，他们以明王（即阿弥陀佛）出世和弥勒下生的谶言鼓动群众，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信徒多为社会下层群众，遍及中国大江南北，延续数百年不止，从明代开始，白莲教内部庞杂、教徒良莠不齐，多次爆发大规模动乱，一直被政府视为“邪教”，明令禁止。到了清朝，白莲教开始以“反清复明”为旗号，四处活跃，大大小小的起义从来没有中断过。
这一次，乾隆帝刚刚退位，嘉庆帝的宝座才坐了十天，大规模的白莲教起义竟就如火如荼地爆发了。首先是在湖北爆发民变，长阳、长乐（今五峰）林之华、覃加耀接踵而起，当阳、来风、竹山、孝感等地亦有人继起响应，并占领当阳，攻破竹山、保康二城。二月初二日，襄阳张汉朝（即张富国）起义于黄龙，姚之富、王聪儿起义于夹河州，河南邓州高均德起义于高家湾。这三支义军又集中于襄阳以北吕堰、双沟地区，迅速发展至数万人，所有起义队伍，不论男女，“都以白布缠头作记认”。
清政府为之震惊！急由陕西、广西、山东调兵，会同湖北及四川清军共万余人，由都统水保及湖广总督指挥，实行分区围攻。各地白巾军修筑寨垒，据险防守。清军兵少，分散，进攻多受挫。一个月后，清廷又增调直隶、山西军队，经过两月激战，所调清军在湖北孝感被襄阳白巾军以伏击战全部歼灭。至此，清军“先后征兵数千，皆全军覆没”。面对此景，清廷只有再增调湖南苗疆兵两万人进行援助，而战火也开始绵延至全国其他地域。
更大规模的白莲教起义在全国各地爆发，四川、甘肃等地相继发生民变。白莲教信徒的战火燃烧遍地。这场动乱持续九年，直至嘉庆九年九月，最后一位白巾军首领苟文润被叛徒杀害，历时九年的白巾军（白莲教）大起义方告结束。清廷也损失惨重，耗费巨资、人力物力。
这场以川、楚、陕白巾军大起义为转折点，清朝开始由盛世走向衰落。
根据官方统计，1786年白莲教起义之前，中国人口为三亿九千一百一十万人，白莲教起义被镇压后，人口为两亿七千五百六十六万人，相互屠杀、饥饿、瘟疫导致的损失人口达一亿一千万之多！
是什么原因导致在清朝康乾盛世末期发生如此大规模的动乱？
——是人口急剧膨胀的后果。
清王朝的盛世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一百多年，已经发展到了极致。这个王朝达到了历朝历代疆域最大、人口最多的时刻。根据《中国人口史》的资料，之前的王朝总人口数都徘徊在数千万，没有突破亿的数量，然而从明朝末叶开始，中国人口突破了一亿，经过数十年战火冲击、休养生息，到康熙年间，全国人口达到一亿六千万，到乾隆时代，中国人口已然猛然达到了三亿多！
仅仅一百多年时间，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人口数量暴涨。这一方面说明国家和平，另一方面则已经凸显庞大的人口压力。
土地资源是有限的，而人口却源源不断地增长。自十七、十八世纪以来，美洲的一种称做“马铃薯”的食物引进中国，这种生命力极强、产出率极高的食物开始在大江南北遍地生根，由此促进了中国人口突破亿的迅猛增长。自康熙五十一年“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雍正元年“摊丁入亩”之后，人口越来越多，而人均资源却越来越少，底层的百姓生活越发困苦，社会流民日渐增多，当人口压力达到社会所不能容忍的最大限度时，社会矛盾就被激化，爆发，从而引发战争。自然界的规律便是以此来消减过剩的人口。
中国历朝历代的内乱、动乱莫不与人口膨胀有着密切联系。一个王朝新生之时，往往是因为之前的战争而缺乏人口，全国百废俱兴，政府鼓励人们开垦、繁殖；百年之后，人口、土地规模都达到了大规模增长，这一过程也常常伴随着“盛世”的太平景象，劳动力充足，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财富大量产生；然而随着人口继续增长，人均资源开始下降，弊端日显，底层社会的生活日渐困窘，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冲突、矛盾开始爆发。尤其自新型农作物马铃薯进入中国后，成为人口超规模增长的催化剂，乃至于清朝时代成为中国历史上人口增速最为迅猛的时候。
中华，这个帝国在十八、十九世纪已经显得过于臃肿，它内部的溃烂开始爆发。
人口增长，土地供给有限，后果就是供不应求，土地价格直线上升。江南地区的田价在顺治初年，良田每亩不过二、三两，至康熙时，上涨至四、五两左右。到乾隆中期，田价渐有增长，也不过值七、八两至十余两，不意至嘉庆时，不过经五十年，竟飙涨至五十两！耕地不足，地价上涨，使小农越来越难购得土地，而百物腾涌，通膨压力增加。百姓们买不起土地，背井离乡，社会上的流民越来越多，纷纷加入白莲教，终于演变为动乱的根源。
早在康熙年间，年过花甲的康熙就曾对身边近臣表示过对人口无止境增长势头的担心，他说：“今人民蕃庶，食众田寡，山巅尽行耕种，朕常以为忧也。”自雍正皇帝即位后，也不无忧虑地说：“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地土所出仅可赡给，偶遇荒歉，民食维艰，将来户口日增，何以为生？”农业帝国的皇帝们对人口增长的压力显得忧心忡忡，无能为力，能想到的办法只能是尽力开垦新田、鼓励人们去边疆。然而，有限的土地资源，又如何能承受得起无限制的人口增长？倘若没有新兴的工业革命，没有新产业的支撑大量人口需求，古老的农业帝国是永远不能消化掉这么庞大的人口规模的。
农业王朝的宿命，在逐渐走向终点。
根据《汉书》和《新唐书》记载，西汉盛世时，全国人口不过五千万，唐朝开元盛世时，全国人口也只有八千万左右，这完全在社会的承载范围之内。而康乾盛世，人口竟然达到三亿之多，对于一个农业国家，显得是弊端丛生了。
乾隆五十六年，在一道长篇谕旨中，年老的乾隆皇帝深刻体会到他的祖父、父亲当年面对的困境，而这种膨胀、难以消化的人口压力在乾隆时代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乾隆帝悲观地说：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日繁，物产只有此数，而食用日渐加增。还是我祖父康熙在御之时，我就听到过小民有度日艰难之语，如今又过了七十余年，户口滋生何止三倍五倍？
“是当时一人衣食之需，今日且供一二十人之用，欲使家给人足，比户丰盈，其势断有所不能”。古老农业帝国的统治者乾隆，在人口迅猛增加的压力下，只能深深地慨叹“朕甚忧之！”这位“十全老人”曾经是多么炫耀他的文治武功，自认为是古往今来最成功的一位皇帝，然而，当他面对中国人口不能遏止的膨胀时，他似乎对养民已经失去了信心。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到康乾盛世即将结束时，苗民起义率先在湘黔川三省交界地区爆发，而引发苗民揭竿而起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被称为“客民”的汉族移民对苗人田地的巧取豪夺，不同民族之间为了争夺有限的土地资源而大打出手。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则在湖北、四川、陕西毗邻的深山老林里酝酿着，那里百数十年来已聚集起楚、粤、赣、皖、黔等省“以数百万计”的无业流民，他们失去了昔日田园，背井离乡，忍饥挨饿，成为弱势群体，被抛到社会的边缘，在这种群体苦难背景下，底层社会民众纷纷投向白莲教。
社会矛盾的根源——人口压力，已经成为威胁大清王朝的导火索，时刻等待着点燃，爆发。
事实上，当时有人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现象。被后世人成为“中国的马尔萨斯”的洪亮吉，就是其中一个。这位乾隆五十五年的进士、翰林院编修，敏锐地看到了人口过快的繁衍速度与大清国社会稳定之间的矛盾，于乾隆五十八年写出了著名的蕴含着人口论思想的专著《治平篇》，比当时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发表还早五年。
在洪亮吉的《治平篇》中，他指出，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百余年盛世，社会较安定，而人口却急剧增加，人均资源占有量日渐减少，如此情况发展下去，已经成为危害国家稳定的重大隐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深刻揭示了乾隆朝末年的社会压力，道出了当时人们的忧虑。
洪亮吉以一家为例：“高、曾之时，有屋十间，有田一顷，身一人，娶妇后不过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宽然有余矣。”——高祖、曾祖那时候，有十间屋子，有一顷田地，自己一个人，娶媳妇以后不过才两口人。两个人住十间屋子，吃一顷田地出产的粮食，是富富有余的。以一个男人得三个儿子计算，到儿子这一辈就是父子四个人，三个儿子都娶了媳妇，全家就有八口人，八口人就不能没有雇工帮助，这样就不下十口人了。十个人住十间屋子，吃一顷田地出产的粮食，我知道他们住的仅仅够，吃的也仅仅够。（他们的）儿子又生了孙子，孙子又娶了媳妇，其中体弱年老的有的去世了，可是（全家）也已不下二十多口人了。二十多口人住十间屋子，吃一顷田地出产的粮食，即使算计着饭量来吃饭，量着身长来住宿，我知道它必然不够。由此到了曾孙这一辈，由此到了玄孙这一辈，比高祖、曾祖的时候人口增加已不下五六十倍，这就是高祖、曾祖的时候是一户的人家，传到曾孙、玄孙的时候，不分到十户是不休止的。
生活资料的匮乏，有人必然起而作乱，在“治平”的社会里，因为人口增加过快，生活资料逐渐缺乏，社会发生动乱，这就是作者为民为国而忧虑的原因。
然而，与英国的马尔萨斯一样，最后，洪亮吉对此也深感无奈，他在文章中说：人口增加得这么快，除了水灾旱灾能够减少一些人口，也别无他法了。国君宰相也只能尽量再开辟一些新土地，控制兼并行为，在灾荒之年救济一下百姓，如此而已。总之，天下资源是有限的，而国君又不可能制止百姓们生孩子。一个人的吃的用来供十个人吃已经不够了，何况供一百人吃呢？这真是令人忧虑的问题啊。
英国的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数量膨胀后，一旦超出社会承受的范围，就会爆发动乱、战争或瘟疫，大自然冥冥之中的这种规律会自动消减人口。而这一切，恰恰就在大清的嘉庆元年发生了，一场持续数年的白莲教起义，国家内乱下死亡的人口触目惊心。从此之后，清王朝进入了它的衰落期，战争、动乱频繁。
中华帝国已经进入一种社会的怪圈：一方面，清王朝几乎达到了历代疆域最广、并且是人口最多的时代，GDP总量占据世界经济的一半以上，对当时的西方国家保持着强大的顺差，沿海城市的富饶令西方世界为之惊叹；而另一方面，内陆地区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劳动力过剩，廉价贱卖，底层社会困苦不堪，民变、暴乱持续发生，接踵而至，“闯关东”、“走西口”等大规模的移民潮一波接一波。
“天朝大国”的大厦表面上显现出繁荣稳定、强大昌盛，而其内里早已被蛀蚀空了，甚至是危机重重。历史上的大隋帝国，开疆拓土，沟通南北，却在顷刻间崩溃于内乱之中；还有历史上的大唐帝国，辉煌富丽，却在短短数月的“安史之乱”中陷入衰竭……如今，大清这艘貌似庞大的巨轮，也正面临着它所必须正视的危机……
1.《旧五代史》
2.《续资治通鉴》
3.《续资治通鉴长编》
4.《宋史》
5.王曾瑜《岳飞新传》
6.包拯《论变将》
7.岳飞《乞止班师诏奏略》
8.《资治通鉴》
9.《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10.《三朝北盟会编》
11.《元史》
12.《续文献通考》
13.徐大焯《烬余录》
14.郑恩肖《心史》
15.《四书集注·孟子》
16.明·冯梦龙《古今笑史》
17.《论语》
18.《孝经》
19.《明史》
20.《列女传》
21.清·吴敬梓《儒林外史》
22.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
23.顾炎武《日知录》
24.《清史稿》
25.《几何原本》
26.《九章算术》
27.邓士龙《国朝典故》
28.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
29.《旧唐书》
30.毛佩琦《毛佩琦细解明朝十七帝》
31.海瑞《直言天下第一疏》
32.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33.明·张萱《西园闻见录》
34.明·周晖《金陵琐事》
35.《二十四史札记》
36.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37.《东林列传》
38.王秀楚《扬州十日记》
39.余大钧《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传记与研究》
40.雍正《大义觉迷录》
41.《中枢政考》
42.《英使马嘎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
43.乾隆《敕谕英吉利国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