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63年，康熙二年，对江南的知识分子们来说是一场浩劫。
浙江庄氏家族是明末清初的大户人家，与江南诸多名士、学者有密切的交往。庄家二少爷庄廷龙志气颇高，写了一本《明史》希望能流传千古，并花重金聘请当地十六位名士参与修改、润笔，又请了崇祯十三年进士李令皙为该书作序，为了扩大该书的宣传，还邀请了当时文气更大的查继佐、范骧、范文白、陆丽京等知名人士，江南地区的文化界都尽皆知晓。
从清军入关算起，清朝统治此时是第二位皇帝康熙，只不过这时康熙不到十岁，天下初定，满汉之间矛盾依然尖锐。尤其国家大权掌握在鳌拜手里，鳌拜其人凶狠野蛮，对待汉族知识分子向来从不手软。浙江这群文人如此大张旗鼓地刊刻、印刷，四处传阅《明史》，无疑是“顶风作案”，触动了清王朝的敏感线。
这本《明史》以明末遗臣的观点来写作，站在汉人的角度为明朝辩护，文中对清军入关称做“夷寇”，把明朝降将吴三桂、耿精忠等人骂做“吴贼”、“耿贼”，还详细描写了女真族在关外的窘困，对努尔哈赤直呼其名等等，都冒犯了清王朝的大忌。更糟糕的是，这本《明史》以南明年号记录，不用清朝年号，等于是不承认清朝的正统地位，这对当政者来说，岂不是“言论造反”，分裂国家罪？
流传甚广的《明史》很快引起了北京朝廷的注意。当时的第一权臣鳌拜，自然信奉的是强权霸道，立刻下令追查此事，一夜之间，《明史》案在江南引起了轩然大波。
首先是抓捕庄氏家族，也包括作序的李令皙一家，庄、李家男女老少数百口人全被押解京城。此时，作为“主犯”的庄家二少爷庄廷龙已经病死，被清政府下令挖开棺材，当场戮尸，庄家老爷庄允城年岁已大，经不起这番惊吓，很快就死在狱中，庄家数百口人皆被斩首，李令皙全家也被处斩，恐怖席卷整个浙江。
随着清查的深入，牵连出更多的人。编撰此书的江南名士蒋麟徵等人也被抄家，家族男子一律斩首，女人充做奴隶，另外的潘力田、吴赤溟等诸多江南文人本没有参加写作，但因为庄家把他们名字也列在书中，所以也都全家被斩，真是可怜可叹，无辜者血泪遍地。
而后，那些刊刻书籍的、贩卖此书的、购买此书的都被抓获，连当地的知府、提督也都被一并问罪，牵连越来越广，达数百人之多，被斩首、凌迟、杖毙、发配流放皆有，血肉横飞，惨绝人寰。
这桩康熙初年的“明史案”开清朝文字狱之先河，牵连之广，杀人之多，实在耸人听闻，成为后世效仿的榜样。中国文人在明后期发展起来的独立人格，在清朝的一次次血腥屠杀下被抹去，人们不敢自由议论，更不敢有独立思想，活命才是最重要的。
“文字狱”——以文字获罪下狱，古已有之。周厉王的杀人止谤，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大下诏狱，明太祖的多疑滥杀。这其中，清朝的“文字狱”时间最长，从康熙年间开始，经雍正时代，到乾隆时期，一百多年时间里发展得愈加炽烈，近百件文字狱事件让人胆战心惊。正好这爷孙仨是清朝三位明君，在“康雍乾盛世”的缔造过程中，也是“文字狱”的传承者。
作为清王朝来说，其统治阶级属于少数民族，民族冲突在清初非常尖锐，满汉互相敌视。而汉族人口占大多数，常常有“反清复明”之类的“义举”在中国大地上燃烧。
统治者们都明白，要坐稳江山，光靠暴力屠杀、野蛮镇压是不能长久的；还需要在文化上进行控制，扼杀异端思想，统一意识形态，才是维护专制集权的根本保障。
相比于康熙年间，雍正朝则更加严酷。雍正即位后，这位皇帝本身面临“正统”的非议，朝中有诸多反对势力虎视眈眈，雍正帝遂在政治上采取“铁腕政策”，重严刑，兴大狱，继明太祖后又开启了特务机关，捕风捉影。
当时江西永兴县有一位文人，名为曾静。这位曾先生性格迂执，喜欢颂古非今，“尊王攘夷”的儒家思想浓烈。他偶然间读到明末名士吕留良的文章，其中对“夷夏之防”有鲜明的立场，不禁欣喜异常，认为找到了知己。当时吕留良已死，曾静便与其儿子吕毅中、学生严鸿逵及弟子沈在宽等往来投契，每赋诗相赠答。在曾静所著《知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鲜明的反清言论，“中原陆沉，夷狄乘虚”、“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把清朝比作动物，不承认蛮夷是人，又说“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秦以后皇帝，该程子做；明季皇帝，该吕留良做，如今却被豪强所寿”，言辞颇为激烈，矛头直指政府。
这位曾学究不仅仅是“纸上谈兵”，而且还要付诸实践。不过他的实践迂腐可笑，曾静听闻当时的川陕总督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人，掌控西北军事大权，于是理所当然地认为，岳飞的后人肯定是反对异族的，就前去游说岳钟琪，希望他能够“反清复明”。
岳钟琪是清朝名将，也是继年羹尧之后最受雍正信任的大将，据说他是岳飞的第二十一世孙。但岳飞已是四百多年前，早已时过境迁，此一时彼一时，岳钟琪将军有何必要仅为了先祖的名义而起兵造反？
曾静天真的理想让岳钟琪吓了一大跳，不知这个书呆子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岳钟琪很快就把此事上报，雍正帝大怒，立刻派人追查，将曾静和他的学生抓捕归案。而后，又大肆搜查吕留良以及他的学生严鸿逵、沈在宽等人所著“逆书”，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字狱开始上演了。
这场大狱从雍正六年始，到雍正十年发展到高潮。吕留良生前遗著尽被焚毁，他和他的儿子虽然已去世，但被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另外两个儿子被斩首，族人尽诛，孙辈被发往宁古塔充军。吕留良生前得到康熙帝的宽容，谁知死后却被康熙的儿子雍正灭族，吕留良要是黄泉有知，该会如何感想？
除此之外，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也大难临头，清政府认为他“枭獍性成，心怀叛逆”，将他凌迟处死，全族十六岁以上男子全被斩首，十六岁以下男孩及妇女沦为奴隶；严鸿逵的学生沈在宽也惨遭大难，以“猖狂悖乱，附会诋讥”罪名被凌迟处死，亲属发配充军；随着范围越来越扩大，许多吕留良的好友、收藏吕的书籍者也遭受株连，斩立决、流放、囚禁比比皆是。
至于此案中的主犯曾静，竟然被雍正“赦免”，为的是表现雍正的大度，并以此为现身说法。但仅仅几年之后，乾隆帝登极，很快就把曾静处死了。
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最头疼的不是那些叛乱分子、外敌，而是那群不得不倚靠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文人以笔杆子为武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引经据典地侃侃而谈，常常在某个不确定的时候引发群体效应，让执政者防不胜防。
文字的威力是巨大的，秦皇汉武的暴政逃脱不了历史的记载，唐宗宋祖在文人面前只有谦虚谨慎，明朝的帝王们更是对知识分子们无可奈何。所谓“千秋功过，自有后人评论”——后人自然是指后世文人了，司马迁的笔触微动就能定格天下大事，骆宾王的《讨武氏檄》可以搅动半壁江山，罗贯中的如抟大笔硬是把曹操打入十八层地狱，至于历朝历代的学社、团体煽动政治言论，各类书籍野史影射朝政讽刺国家……文字的力量，实在凶猛，能把死的说成活的，能把好的说成坏的，所谓“人言可畏”，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统治者们如何能不心惊肉跳？
尽管古人早说过“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但历代帝王们还是不得不防，那些颇有文化素养又清高善论的文人们总是说三道四，聒噪的声音扰乱皇帝们的太平盛世梦，使其恼怒之后，大开杀戒。
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七年共发生文字狱一百六十二起，平均一年半一次。像“明史案”、“曾静吕留良案”都是当时轰动全国的大案，本身带有反对政府的性质，株连甚广，动辄牵连数百人，许多人家破人亡，处境悲惨。更多的文字狱则纯粹是“子虚乌有”，牵强附会，因统治者多疑而造成。
比如康熙五十年，翰林院编修戴名世的《南山集》由于不用清国年号，牵连三百余人，戴名世被凌迟处死；雍正三年，文人汪景祺因其书中“讥讪圣祖（康熙）”，被枭首示众，其头骨在北京菜市口悬挂了十年之久；雍正四年，江西考官查嗣庭引用《诗经》中“维民所止”为考题，被诬告为“雍正去头”，打入死牢，死后戮尸，满门抄斩；雍正八年，翰林院士徐骏在家看书，一阵风吹来，随手写到“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被认为讥讽朝廷，斩首示众……
康熙年间政治宽容，在位六十年仅有少数几起文字狱；雍正年间数量猛增，短短十年里比他父亲六十年执政严酷许多，制造了二十多起大狱；乾隆即位后，文字狱发展得更加炽烈，文字狱高达一百三十多起！乾隆本人好大喜功，自负多疑，到中后期朝政败坏，在文化钳制上也愈发严酷，比他的祖父、父亲无所不用其极：
翰林院士胡中藻作诗“一把心肠论浊清”，被乾隆抄家，凌迟处死；
举人徐述夔写诗“且把壶儿搁半边”，被认为“借壶指胡”，暗指满族，全家抄斩，其本人被开棺戮尸；
民间人士王锡侯认为康熙字典存在有不足，花费十七年心血编写出《字贯》，被认为是诋毁先帝，王锡侯被处斩，子孙处死，全家连坐；
文人李一作词曰“天糊涂，地糊涂，帝王帅相，无非糊涂”，被河南登封人乔廷英告发，经查发现举报人的诗稿也有“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句，日月二字合为“明”，检举人和被检举人一同被凌迟处死，两家子孙全处斩；
甚至连吹捧皇上也会遭罪，有人编了一部《万年历》，祝颂清朝国运久长，“周朝止有八百年天下，如今大清国运，比周朝更久”，但这部万年历只把乾隆的年数编到五十七年为止，被认为是诅咒乾隆帝短命，“罪大恶极，人人发指，非碎磔不足以蔽辜”，这个想拍马屁的人于是被凌迟处死……
在文字狱不断发生的同时，还有禁书、毁书的严令。清朝禁书的程度范围远高于其他朝代，这与其自身少数民族性质有密切关系，禁书分为两种：一种是含政治色彩的，比如文字狱中的庄廷龙、戴名世、吕留良、查嗣庭等名人的书籍，尽皆焚毁，比如真实纪录扬州大屠杀的《扬州十日》被禁，清两百多年无人知晓；另一种则更为广泛，各种小说、戏曲、杂剧，如《水浒传》、《说岳全传》都被认为是动乱的因素，《西厢记》、《红楼梦》被认为是淫秽小说，一律禁止。
公元1745年，乾隆十年。当清王朝在大搞文字狱、禁锢思想时，西方的启蒙思想却进行得如火如荼——此时在法国巴黎，一部《百科全书》正在酝酿筹划当中，著名作家狄德罗和数学家达朗贝邀请了各界人士参与撰稿，包括文学家、工程师、旅行家、航海家和军事家等，这些人物都具有当时先进思想，如启蒙主义作家孟德斯鸠、哲学家霍尔巴赫、文学家伏尔泰、哲学家卢梭、哲学家爱尔维修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摩莱里、马布利等人，都是《百科全书》的撰稿人，涵盖各个知识领域。他们认同唯物主义，反对封建特权和天主教会，推崇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创造了条件。
《百科全书》的编纂从1751年开始，至1772年完成，历时二十年。这部书问世后，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普及，促进了整个西方世界的思想革新。仅仅四年后，美国就爆发了独立战争，十年后，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大革命，新思潮、新文化波及整个欧美，西方迅速走上工业化道路。
此时的乾隆皇帝正当壮年，志在意满，这位“天朝大国”的君主有机会从传教士那里听到西方的消息——听说蛮夷们搞出一部《百科全书》来，我盛世中华何不也修一部《四库全书》？
就在西方《百科全书》出版的第二年，乾隆三十八年，中国皇帝下旨：编修四库全书。以纪昀、陆锡熊、孙士毅为总纂官，名人学士，如戴震（汉学大师），邵晋涵（史学大师）及姚鼐、朱筠等亦参与进来。同时，征募了抄写人员近四千人。
乾隆的修书与欧洲撰书截然不同，前者是罗列累积中国历史的古籍，把中国传统文化固定在原地不动；后者是新思想的启蒙，直接引发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改变了世界格局。
尤其令后世知识分子痛心疾首的是，《四库全书》所收古籍许多经过篡改、扭曲，失去了其本来面目，与其说是汇集中国文化，不如说是借此毁坏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在修书的同时，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
由于清朝的少数民族特性，对于汉族的民族英雄是抱着抹杀和消灭的态度的。不利于清廷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对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的作品尽皆删改。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在《四库全书》中对他只字不提，经四库馆臣查出的一百八十一种“抽毁”书籍中，涉及岳飞的就占近二十种。岳飞《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中“胡虏”、“匈奴”是犯忌的，于是《四库全书》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张孝祥名作《六州歌头》描写北方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中的“膻腥”犯忌，改作“凋零”。这些名篇由于非常有名，被后人重新改了回来，但有更多成千上万的诗篇、文章，被《四库全书》改得面目全非，已经很难再找回真实文字。
中华文明经历两千年，在清朝《四库全书》的扭曲下，已经找不回原来的样子，只剩一些残破的碎片，拼不回去了。
明末科学家宋应星的科学著作《天工开物》，代表着中国曾经发达的科技，可因为妨碍了统治者愚民的政策，该书被彻底焚毁；又如《扬州十日记》和《嘉定屠城记略》，真实记录了清军当年暴行，被收缴查毁，在清朝竟无人知晓，直到近代才从日本流传回副本。
与此同时，由于在查书过程中发现大量对政府不利的言论，乾隆皇帝开始大兴文字狱，仅在《四库全书》开馆后十年内就发生了四十八起文字狱。
鲁迅先生曾说：“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功德’了。那时的禁书，我想他都未必看见。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
吴晗先生也说：“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
在这种情况下，清朝文人的思想受到极大限制，不敢有新思维迸发，更不敢对国事时政议论。文人们开始钻入故纸堆中，沉浸在千百年前的资料里，寻章摘句，与现实隔绝，“考据”开始兴盛，“乾嘉学派”也随之出现。
清朝后期的文人们，重证据罗列而少理论发挥，脱离实际、烦琐细碎。他们在细枝末节上下足了工夫，乃至于一个字的偏旁、音训考证动辄千言，为了解释一个不必要的古字的来源，有人甚至消耗毕生的精力，进行苦行僧似的挖掘探索。这种学问犹如一潭死水，对国家、时政毫无建树，造成了不通世务，不切实用，比明朝八股文的僵化还更加严重，完全、彻底地扼杀了中国知识分子最后一点灵气，也使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变得愚昧不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