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牢牢控制天下，维护自己的家族统治，雍正皇帝还把自己的权利贯穿到了老百姓的思想上，想让老百姓失去思想的自由。对于那些敢于自由思想的士人们，他大兴文字狱，力图禁锢人们的思想。
清·金星玻璃天鸡式水盂文字狱是封建统治者树立权威、维护政权的一种有效方式，帝王们拿士大夫开刀，为的是“杀鸡吓猴子”，迫使全体臣民慑服。每一文字狱的构成，总要扣上“叛逆”的帽子，似乎看上去有很大的“敌我矛盾”。其实只要看一看案情就能明白，那是用做借口的护身符，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文字狱的案件，几乎全部是冤案、假案、错案，罪名是罗织而成的，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雍正时，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文字狱除了镇压具有反清思想的知识分子外，同时又成了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工具。案件数目增多，罪名苛细，吹毛求疵，故意罗织成狱。许多案件，并不只是单纯由于文字内容获罪，而是雍正以文字为借口，打击政治上的异已势力。例如大将军年羹尧恃功骄纵，雍正蓄意诛杀他，给年羹尧制造了很多罪状，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年在奏折内将“朝乾夕惕”错写成“夕惕朝乾”，雍正指责“年羹尧非粗心办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归之于朕耳。观此，年羹尧自恃已功，显露不臣之迹，其乘谬之处，断非无心”，这分明就是罗织罪状。
汪景祺写《西征随笔》，因其中有讥讪康熙的字句，被处决；钱名世是当时名士，雍正很讨厌他，赐他一块“名教罪人”的匾额羞辱他，因为汪、钱二人都是年羹尧的羽党，汪是年的记室，钱则是诗文中吹捧了年，这是他们得罪的真实原因。考官查嗣庭，出了“维民所止”的试题，被认为是将“雍正”二字砍去了脑袋；谢济世注释《大学》，被告发诽谤程朱；陆生柟写《通鉴论》，反对郡县制，赞扬分封制。实际上，这些案件都和党争有关，查嗣庭依附隆科多，谢济世、陆生柟依附李绂、蔡珽。雍正通过这些案件，要惩戒官吏知识分子，不得依附权门、朋党勾结、非议朝政，因此，处分很严厉。
最有名的文字狱是曾静、张熙案。雍正六年（1728年），湖南人曾静令其徒张熙，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称他是岳飞的后裔，劝他起兵反清，并列举雍正有弑父篡立、杀兄屠弟的罪行。岳钟琪向朝廷告发，穷治主使，查出曾静的反清思想是由于读了吕留良的著作而产生的，又查出他对雍正的指责是从已被镇压的雍正诸弟胤禩、胤禟手下太监那里听说的。于是，雍正把打击的锋芒指向了吕留良的子孙、门徒以及胤禩、胤禟的余党。
吕留良是清初的著名学者，死去已四十余年。在他的著作中有强烈的反清思想，极力申明华夷之辨，认为这比君臣之义更为重要；又抨击清朝统治，称“今日之穷，为羲皇以来所仅见”，这原本是清初很流行的思想。雍正为了消弭下层人民中以反清复明为号召的起义，进一步泯灭汉族的民族意识，就借此案大做文章。多次发布谕旨，并把这些谕旨刊刻公布，称《大义觉迷录》。其中，极力驳斥传统的华夷之辨，认为这种区别是由于古代疆域不广的原因，实际上华夷都是一家人，舜为东夷之人，周文王为西夷之人，“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满汉是一体的。对人的看法、评价应以五伦为准则，而不应该以民族来区分。“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我朝肇基东土，德教宏敷，仰承天命，为中外生民之主，为臣民者不得以华夏而有异心”。雍正提出的这种观念有一定道理，反映了中国国内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更加紧密和各民族融合的日益加深，是不同于儒家传统的华夷之辨的。但是，他发布这些谕旨的目的在于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打击反对势力，借题做文章。竹雕提梁壶加图《二十四史》的691的S2405雍正对吕留良一家和门生处理极严，吕留良及其长子吕葆中开棺戮尸，吕的学生严鸿逵监毙狱中，戮尸枭示；吕的另一儿子吕毅中和另一学生沈在宽斩首，此外，吕的私塾弟子，刊刻、贩卖、私藏吕留良书籍的人有的斩首，有的充军，有的杖责，吕、严、沈三族妇女幼丁给予功臣家为奴。奇怪的是，主犯曾静、张熙却免罪释放，据雍正的解释，曾静、张熙是误信了吕留良的邪说和胤禩、胤禟余党的流言，是受迷惑的从犯，故免罪释放，予以自新之路。并声明“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但乾隆即位后，不理睬雍正的遗言，仍将曾静、张熙处死。
雍正开了很恶劣的先例，他大兴文字狱，以之作为控制思想，打击政敌、提高自己权威的手段。之后清政府经常以文字罪人，并且都以大逆不道论处，治罪重，株连众。乾隆朝，文字狱成为家常便饭，案件比康熙、雍正两朝合计增加四倍以上。康熙、雍正时的文字狱，主要打击的对象是具有反清思想的士大夫或政治上的反对势力，获罪的大部分是官吏和上层知识分子，尽管也是随意罗织罪状，但多少还抓有点治罪的理由；乾隆时的文字狱，更是望文生义、捕风捉影，硬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获罪的人有很多是下层知识分子。除了有几起追查清初人著作中的反清思想之外，乾隆朝的极大部分文字狱并没有反清抗清的政治倾向，纯属深文周纳，滥杀无辜。它的唯一作用，就是在知识分子中造成浓重的恐怖气氛，显示皇帝生杀予夺的专制淫威。雍正一朝，文字狱使文人明白一事：莫谈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