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已经说明，赛义德所建构的东方主义还有着另一层含义，也即对作为一个存在于西方高等院校多年的学科———东方学或东方研究领域（Orientalism，或Oriental Studies，或non-Western Studies）进行分析批判。诚然，单单从上面几个术语的使用我们就可看出隐匿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或西方优越论：尽管东方文化有着远较各种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但东方各民族仍被笼统地描绘为“东方”，东方各民族的文化也就自然而然被统称为“东方文化”（Oriental culture），研究东方问题的学科也就成了一门只能处于边缘地带的学科领域。这显然是极不公平的。众所周知，赛义德的《东方主义》这本书主要是为西方人写的，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专为处于西方世界话语中心的美国人而写的，因而这一“美国的”立场便意味着“对统制权力在一些边缘地区的所作所为的批判正在被帝国中心用作东方主义话语之内的一种错位或颠覆的策略”①。由此可见，东方主义或东方学作为对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的一种颠覆和解构有着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和作用。它至少向我们启示，随着东方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日益强大，西方世界对之的研究也应当逐步受到重视，具体体现在学术界就以西方高校对东方语言文化的研究的日益发展和学科化为特征。即使在当前的欧美学术界，由于经费的短缺，有些学校的人文学科教席被取消，而另一方面，有些教席则规定必须由东方血统的学者来承担，有的学校为了标榜自己的多元文化主义的宽阔胸襟，甚至另增加一些新的东方研究职位，并且专门聘用来自东方国家的学者任教。这一切均说明，在一个多元文化共处的社会，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已经不再有市场，文化的多元性，不管是表面的文章还是被迫作出的姿态，正日益深入人心。当前，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东方学在欧美正处于一个更新换代的转折时期，一批有着东方血统和东方文化根基，并在西方受过系统教育和训练的新一代学者将登上讲坛，给传统的东方学增添新的活力。
西方的东方学研究早在18 世纪就已经作为一个学科出现在当时的中心———欧洲。建立东方学的目的旨在从西方人特有的视角来看待东方，运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来研究东方的问题。而更为具体一些的“汉学”（sinology，或sinological studides）学科的建立则旨在从西方的视角来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问题，与我们中国学者所从事的国学研究有着本质的不同。本书在探讨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介绍和研究以及对南北欧作家的影响时，自然应当把相当的篇幅放在介绍这些国家的汉学研究及其成果上。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对东方世界（包括古老的中国）的兴趣已经使得一批又一批欧洲学者漂洋过海、不远万里来到东方诸国，或从事经济贸易或进行文化教育活动，在东方的国土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足迹，为东西方之间的沟通和相互理解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与此同时，由于西方人习来已久的观察事物的视角和迥异于东方人的思维方式，致使他们对东方的理解和描绘仍自觉不自觉地带上了某些片面的看法或偏见，因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便形成了关于东方主义的第二层含义。正是由此出发，东方学从一开始就作为西方学术界的“他者”和点缀物的形象而出现。即使是赛义德本人也不例外，他一方面承认东方主义主宰了生产东方文化的人们，致使他们很难超越自己的视野，另一方面他也不可否认这一事实，即并非只有东方人自己才能讨论东方文化，有些问题需要从他者的立场出发才能得出某些洞见。例如，由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美籍中国学者夏志清撰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于20 世纪60 年代初首先在海外出版，然后介绍由台湾学者翻译在海外出版中文版，最后于21 世纪初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对中国学者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内的一些老问题提供了不少可供借鉴的启示。有些鼓吹“重写文学史”的中青年学者对文学史上的一些恩恩怨怨的重新评价也正是受到该书的启发。① 因此我们不可否认，由于东方研究这门学科的客观存在，致使东方语言的普及和东方文化的流传一直在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发展着，东方研究专家的层出不穷更是使得这个领域的学科化和机构化逐步成型。它不但本身自成体系，而且还渗透到一些新兴的边缘学科———如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对这些学科领域内的超越西方中心模式的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② 仅在欧洲汉学界，就出现了像普实克、马悦然、高力克、米列娜、伊维德、佛克马、杜德桥、顾彬、魏安娜、柯雷、罗德弼、杜博尼、冯铁、李夏德这样一批兼通东西方文化并且尤其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有着深厚造诣的国际著名学者，他们对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和普及以及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同时，由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有着扎实的西方文学理论功底和很强的理论阐释能力，因而得出的一些结论实为中国国内的研究者参考和借鉴。正如赛义德在为大多数东方研究者在方法论上遇到的困境时所作的辩护所言，“东方学在方法论上的失败并不能说明，真正的东方与东方学所作的描绘迥然不同，也不能说明，因为东方学研究者大多是西方人，因而不能指望他们把握关于东方的所有内涵”①。
但是，像上述学者那样对东方有着深厚的感情的学者并不在多数，更多的东方文化研究者并非出自对东方文化的热爱而毕生从事东方文化研究的，而是将其当作一个谋生的职业和工作，他们对东方文化的态度往往是矛盾的：既将其当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同时又不那么投入，只是在东方文化的国度以外树起一面大旗，自我标榜为“东方学研究者”（Orientalist）。这部分学者的研究特色是厚古薄今，致力于历史问题的分析，很少触及现实问题或提出自己的见解，或者有意远离现实问题，专心致志地在故纸堆里从事纯学术研究。他们往往可以做到在某一点上钻研得很深，并能提出一孔之见，但在其他方面却一无所知。当然这样的例子在中国的西方文化研究者中也不难见到。应该承认，这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依然客观地帮助东方文化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尽管其中难免存在误解甚至曲解的成分。在当今的欧美汉学界这部分人的比重很大。但在西方的东方学研究领域内，还有一些学者或出于对东方的天然蔑视甚至意识形态上的仇视，或出于自己的个人生活、家庭或学术生涯中曾有过的某段不愉快的经历而对东方国家抱有敌意，他们为了迎合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向东方国家的政治渗透和搜集情报的需要而致力于东方学研究。这些人实际上是披着学者外衣的新文化殖民主义者，一旦某个东方国家遇到政治风波或其他类似的社会经济问题，他们就会乘虚而入，脱掉学者的外衣，充当起新殖民主义的御用文人，向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进行煽动或挑唆，促使他们起而反对自己的国家。这些人的“友善面目”有些已被识破，有些却仍对相当一部分东方人有着较大的诱惑，对此，东方和广大第三世界的学者必须有所警惕。
3 Significance of Cultural Relativism to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