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敖与《文星》杂志事件
《文星》杂志1957年11月15日由肖孟能夫妇创刊于台北。1965年12月1日停刊，前后共出了98期。《文星》早期基本上是一个介绍文化、较少涉及社会问题的刊物，其社会影响不是很大。
1961年，李敖的文章开始大量出现在《文星》上，刊物连续刊出介绍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文学思想的文章。从此，《文星》的思想性增强，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刊物，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李敖，1935年4月生于哈尔滨，1936年随家迁至北京。1948年秋考入北京市第14中学，后转入上海缉规中学。1949年4月迁居台湾。1959年，他从台大历史系毕业，开始服预备役。1961年2月，他结束军役，考入台大历史研究所。
李敖的突出特点是对传统的反抗，是60年代台湾文坛反传统派代表人物。1961年起，他大量投书于《文星》杂志，对传统势力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对国民党文化专制表示不满。
这个时期，李敖对胡适的观点非常赞同。胡适关于中西文化的基本观点是完全排斥和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全盘西化”，并为此长期在中国致力于推进英美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他的这种主张，和国民党的专制独裁也有矛盾。1949年以后，胡适虽然在政治上继续支持国民党，但不断对蒋介石的独裁提出批评。1960年的《自由中国》事件给胡适以很大打击，国民党内和军队内充满了反胡的气氛。胡适感到很苦闷。
胡适的主张很适合李敖的口味，他决定出面维护胡适的自由主义。因此，他在《文星》上发表一系列文章，肯定胡适社会改良主义思想和“全盘西化”的主张。与此同时，他又批评胡适，认为胡适作为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却不在推行“全盘西化”上下工夫，而花太多的时间去研究东方文化，这是美中不足，因而自己要“超越”胡适。
李敖主张“全盘西化”，主张自由主义，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势力，触及了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必然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
李敖的文章和观点得到了港、台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但也触怒了一大批台湾党政要人和学界名流。被李敖指名道姓批评的就有张其昀、陈立夫、陶希圣、胡秋原、任卓宣、钱穆等。
一些人发表文章对李敖进行批评，主要有胡秋原、郑学镓、任卓宣；刊物有《政治评论》、《民主评论》、《世界评论》。双方展开了一场论战，即中西文化的论战。
胡秋原批评李敖的“全盘西化”主张，认为李敖是“西化青年的标本”，如全国青年皆为李敖，则中国无望。他还使用许多讽刺挖苦的语言。
李敖则抓住胡秋原的历史大做文章，揭胡30年代参加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之后又去苏联避难，抗战时又写了大量“亲苏”文章。李给胡扣上一顶“亲共”的帽子。
由于论战双方都不冷静，互相挖苦、攻击，使论战还未就学术问题交锋，就已闹得不可开交。一场文化论战终于闹到了法院，并一直打了多年的官司。最后，胡秋原一方得到了国民党的支持。1965年10月，李敖在《文星》上发表《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公开批评台湾当局。当局于1965年12月封闭了《文星》杂志。李敖仍写攻击胡秋原的文章。1967年，“台湾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指令侦办李敖，并以“妨害公务”的罪名提出公诉。1971年3月，李敖被捕入狱，次年2月以“叛乱”罪被判刑10年。一场长达10多年的中西文化论战在台湾当局的高压下结束。
在这场论战中，李敖所代表的是台湾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国民党高压政策下要求民主，反对专制独裁，反对蒋介石的倾向。他们以西方文化作为武器，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进行攻击。但他们主张“全盘西化”，完全否定民族文化，陷入了民族虚无主义，脱离了台湾社会的实际，因而得不到广泛的社会同情和支持。台湾当局对知识界的不满情绪进行镇压，暴露了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真面目。
国民党去台后，利用政治上的垄断地位，成立了“中国新闻出版公司”、“中央文物供应社”、“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等文化出版机构，垄断文化出版事业。在国民党的高压下，台湾50至60年代初，笼罩着低沉的气氛。
（二）国民党九届五中全会的召开和“当前文艺政策”的制定
1967年11月12～23日，国民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台北召开。蒋介石主持开幕式，严家淦代表国民党中常委作了政治报告。
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党政革新”的问题。
这次会议作出了“当前文艺政策”的决议，共8项40条。主要内容是推进三民主义的文艺建设，发扬民族伦理精神，坚持文艺的反共立场，为光复大陆服务。
（三）“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开展
196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100周年，正值台北市阳明山新建的中山楼“中华文化堂”落成，蒋介石为此发表了《中山楼中华文化堂落成纪念文》。在这篇文章中，蒋介石论述了三民主义与中华文化的关系，认为伦理、民主、科学是三民主义思想的本质，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石。三民主义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汇归，是中华民族文化之保卫者，台湾则是“汇集中华文化精华唯一之宝藏”。
蒋介石的文章发表后，孙科、王云五等1500人联名给台湾“行政院”写信，建议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要求将每年的11月12日即孙中山诞辰日，作为“中华文化复兴节”。台湾“行政院”接受了这个建议。1966年12月，国民党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华文化复兴方案》，决定开展“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1967年7月28日，“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发起大会在台北举行，决定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蒋介石任会长，孙科、王云五、陈立夫为副会长，谷凤翔为秘书长。随后，在台湾及海外开始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蒋介石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有着各方面复杂的原因：
第一，蒋介石想从民族文化中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思想基础。蒋介石一直以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人自居。他一直宣传以往统治阶级的道统思想，将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外来文化，不适合中国国情。到台湾以后，进一步宣传所谓的传统文化，以便维护自己的统治。
第二，为了治理台湾日益下降的社会道德和风气。60年代中后期，西方的价值观念猛烈冲击着台湾，人们普遍注重物质生活的享受，一切都以金钱为中心，社会风气和道德日益败坏，特别是青年，道德水准日益下降，犯罪率明显上升。于是，国民党又请出所谓中国的“固有文化”，宣传“礼、义、廉、耻”，力图根治日益下降的社会道德和风气。
第三，用宣传“中华文化”来对付李敖等人的“全盘西化”。李敖等人大肆宣扬西方文化，主张“全盘西化”，猛烈抨击作为国民党统治支柱之一的“传统文化”，在思想文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对整个台湾社会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台湾当局对此感到非常忧虑，感到李敖等的冲击已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因而举起“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的旗帜，以对付“全盘西化”的挑战。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自1967年发起，在70年代初形成高潮。这场运动的内容主要有：
第一，要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本精神”。蒋介石在1967年《行宪纪念大会致词》中讲道：“时代的经验已经教训我们，如果脱离了人本精神和伦理观念，仅仅民主与科学，实不足以建设现代化的健全轨道，很容易走到放任与机械的歧途上去。有些西方国家，目前显然已经面临着这一困扰。‘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就是要凭借我们传统的‘人本精神’和伦理观念，来唤醒这一代人的理性与良知，以建立起反共斗争真正坚强和必须的心理基础与精神动力，随后才能彻底的消除共产邪说，摧毁匪政权。”
第二，“文化复兴”需要“发扬创新”。蒋介石讲，“文化复兴”，所谓“复”，就是恢复其固有的、已失的潜力；“兴”就是发扬和创造。他多次强调“天下事并非一成不变的。‘文化复兴运动’不是文化复古运动，那么，我们就要不仅能够守经如常，还要能够创新应变。”
第三，要发扬三民主义。蒋介石认为，“文化复兴运动”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发扬三民主义。“中华文化的精髓，就是以伦理、民主、科学为内涵的三民主义”，“‘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乃为伦理、民主、科学之发皇，亦即为三民主义的实践运动。”
为了推行“文化复兴运动”，台湾当局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台湾普遍设立了推行“文化复兴运动”的机构，并在总会下设置各种专门委员会，如：国民生活辅导委员会、文艺研究促进委员会和基金委员会等。台湾当局还颁布了《国民生活须知》、《国民礼仪规范》，从一般守则到衣、食、住、行各方面订出规定条款共99条之多。
这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首先，它对整理中华文化遗产起了重要作用。在台湾当局的资助下，编出了各种科技史，包括中国数学史、中国物理学史、中国天文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水利史、中国农学史、中国医药学史等。同时，还出版了大批古籍今注。到1981年3月止，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古籍今注今译28种，如《尚书今注今译》、《周易今注今译》、《诗经今注今译》、《老子今注今译》等。除商务印书馆外，其他出版社也出版了一些此类书。
其次，“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也产生了较强的政治影响。它唤起了台湾和海外一部分华人注重中国传统文化、回归民族传统的思想意识。这种思想在文学上的反映比较突出，形成了乡土作家群，促进了台湾人民对整个国家历史命运的思考。
再次，这场运动也拉大了一些台湾和海外华人同大陆的距离。一些台湾和海外华人在同新中国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一定程度地接受了“中华文化、三民主义、‘中华民国’三位一体论”，把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视为“中华文化”的象征，从而加强了同台湾的联系，拉大了同大陆的距离。
总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实质上是一场文化复古运动，它以传统文化否定现代文化，否定社会主义文化，目的是为巩固国民党一党专政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