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讲“人皆可为尧舜”，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一个道德底线必须要坚守，那就是“利己利人”。童大焕先生曾以王海为例，阐述过这个观点。
王海走上打假的前台，一出场就是冲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双倍赔偿”来的，利益目的非常明确，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英雄，也没有希望人们把他当成英雄来顶礼膜拜，更没有采用欺骗的手段对公众说我就是英雄。
王海成为轰动全国的打假英雄，也不是媒体造势的结果，也不是有谁“看错”英雄，而是时势造就的必然结果。王海所做的事，其实是直接利己间接利人、利社会的一件事，他成为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英雄，完全是社会心理认同的结果。这只能说明，社会上损人利己的人太多了，于是，只要出现一个利人又利己的，马上就被大家认可，尊为英雄。社会上的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太多了，工商等行政管理部门又严重失职，正义得不到伸张，消费者权益得不到保护，人们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只得忍辱负重忍气吞声地任人欺骗和宰割。
于是，一个民间的打假英雄脱颖而出，横空出世。即使没有王海，在人们的心理预期中，造都要造出这么一个英雄来与社会的邪恶势力相抗衡。不推出个英雄又怎样？总不能老是苟且偷生忍辱负重任人压榨吧？
王海不过做了一件合理、合法、利己又利人的事，一不留神就成了众星拱月的英雄，这是王海的幸运，还是社会和大众的悲哀？王海是在依法保护自己，依法获得利益，王海所做的，表面上人人都可以做到；但实际上，在一个官商勾结和信息严重不对称的环境里，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即使是广为舆论关注、颇受社会支持的王海本人，打假的道路也十分的曲折漫长，艰巨得很。
——般来说，哪里（哪个方面）社会给最广大民众的压力和压迫最深重，哪里（哪个方面）就一定会出现振臂一呼天下景从的个人英雄，而不管他是真英雄假英雄：没有民主的地方人们就会推出民主斗士；受外族欺辱的地方就一定会有民族英雄；没公平和正义的地方就一定会出现打抱不平的好汉；贪官污吏横行、民不聊生的地方则一定会出现农民英雄农民领袖。这种好汉、这种领袖哪怕时不时搞一点偷鸡摸狗绿林剪径的勾当，人们也往往能以宽容的心态对待，甚至主动“纳贡”上门——并不是因为迫于来自绿林好汉、农民领袖们的外在的力量威胁，而是他们认为他已经替他们挡住了最大的威胁和压迫，所以这种纳贡称臣往往是心甘情愿死心塌地的。在还不能真正翻身做主人之前，同样做奴隶，人们也会自然选择不那么贪婪、不那么残暴、起码还有一点慈悲和同情心的人做主子——趋利避害，人之本能，起码也要趋小害避大害。只要他是在和现有的恶势力作斗争，人们就会真心拥护他，甚至一点也不觉得他“傻”、不觉得他不可思议，甚至于梁山好汉们的滥杀无辜也依然可爱，一点也不觉得其残暴和无法无天。
凡暴君、暴官、暴吏横行无阻的地方，则必有暴民。而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暴民，往往都是以英雄的面目出现。他们的存在，使一些奸商和贪官污吏闻之色变闻风丧胆，这是怎样的快意江湖，又怎不令许许多多被压得抬不起头来的人们“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至于许多民主斗士反压迫英雄一朝得势，莫不成为新的专制独裁者、新的压迫者，那是因为时势对他而言已经变厂，立场变了，态度、观点和方法当然也为之翻新。“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哉！呜呼，英雄末路，英雄末路啊！天下没有不喜欢专制的统治者，只有不喜欢专制的人民。台上台下，人前人后，此一时彼一时，境界大不相同啊！没有英雄的时代是幸福的时代，英雄辈出的时代是不平凡的时代。这么说，我们不是不要英雄，而是要把英雄牢牢固定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英雄一出轨，人民就必定要遭殃受祸。也不要把英雄当圣人，要看清英雄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无论什么时候，郡不能让英雄无法无天。
相形之下，王海才是古往今来少有的真正的英雄：不屈不挠，百折不回，—切都在法制的轨道内进行；脚踏实地，从不蹈空；从不把自己标榜成“无比高尚”的道德家，从而与世界上的一切伪君子和欺世盗名的虚伪政客、御用文人拉开了距离；有足够的利己成分，从而使他的道德行为有了充足的、永恒的后续动力。
有人以“道德家”居高临下的门吻问王海：到底是打假重要还是赚钱重要？有读者替王海回答：“通过打假赚钱最重要！”多好的回答啊！人都是利己的动物，我们所要反对的“自私自利”其实就是反对损人利己，并不是不可以有任何利己的行为。损人利己（或者损人不利己），最为卑鄙；损己利人，是为圣贤；利己又利人，则为善行。哪怕王海打假有太多太多的利己成分，仍不失为不折不扣的打假英雄。他打假之取一分，说不定已利社会和他人十分，利己越多，利他亦越多；哪怕他打假之取十分而仅利社会和他人一分，谁又能说他的行为不是高尚的和道德的呢？
人能做到本分，已经是有福之人，若是能广施善行，则已经是大德之人了，而要是能拔一根毫毛而利天下，这样的人已不知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早已是“洪福齐天”的圣贤了！“中国拥有五千年历史，人口加将起来的总数，准吓你一跳，但出了几个圣人乎哉？孔丘先生一人而已”！（柏杨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