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住在卫生局的时候，前面是昭乌达影院，它的高音喇叭不分昼夜地播放一支缠绵的曲子《彩云追月》，即使人在厕所里，耳边也《彩云追月》，咚噔噔噔，咚噔噔噔……我家在三楼，俯望下面，是一家幼儿园，我幼时即在此。那时在冬夜里，幼儿园的地面烧得滚烫，下床尿尿，个个都高提双脚飞奔。现时，我从楼上向下看，仍有孩子不愿回家，在铁链系的浪桥上摇摆，仿佛乘船。家长拿衣服，在一旁严肃地观看，其实是等待。
我家的邻居有两家。对门小吴家，铁撮子里每日积许多垃圾，橘子皮最多。那时刚结束文革，家家仍然匮乏着。须知，穷人家垃圾最少，更缺少大量的、鲜艳的橘子皮。小吴家富足。那时我刚到广播电台上班，曾想过，小吴家吃过饭就要吃许多的橘子了，他儿子吴迪吃得肯定最多。但小吴的能力并未仅仅停留在橘子上。一日，他请我去，指着一台机器，自豪地说：
“看！”
我看了，但不知是什么。觉得此物的选钮与按钮多到了繁琐的程度。
“录音机，先锋牌，日本的。”
我当然知道什么是录音机。前不久我哥哥甘珠从北京拿来一台磕砖头式的夏普牌录音机。但在1978年，故乡的小城无几人知道录音机。而且把人的声音录下来也是可怕的。小吴这台机器比甘珠那台夏普要大多了。
“大，”小吴说，“就不能叫录音机了，叫音响。也比它高级多了。”
我想道理应该如此。大，它里面的电线零件乃至选钮都多了，自然高级了。但小吴说这音响叫“先锋牌”一定搞错了，甚至可笑。日本的，叫先锋？前进、红灯，这都是中国的想法。先锋，难道日本也想革命么？但我笑笑没说什么。小吴那时断定我热爱音乐，并造诣不错，但我是近几年才“发烧”，为广州的朋友绿星等人拉下水。而小吴20年前就对我高看了。后来听音乐，磁带塞进去，噼里啪啦，玻璃稀烂的声音，我几乎跳起来，大骇。看小吴笑着，并有满意之色。想一下，才知是“先锋”里弄的，即现今之音响效果。我听得呼吸急促，并有些出汗了。在那时，小吴就弄一些电器生意，是得风气之先的人。只是有些寂寞，缺少同道与之倾听玻璃落地飞迸的声音。
左邻是小苗。小苗原来在盟革委会工作，文革后考上人大研究生，由京回来省亲时，我们才能见到他。小苗的女儿漂亮到出奇的程度，眼睛时时大睁着。也许这孩子并未用力睁，而我觉得尽全身之力才睁那么大。而大人如此瞪眼远不可观。小苗的太太是女兵出身，健壮，在商场工作，后来又生一儿子，名字我现在还记得：蓬蓬。当时的法国总统的名字跟他差不多，叫蓬皮杜。蓬蓬更加白胖，浑身之肉非常累赘，扶着床沿矜持地走几步便停下。他的眼睛十分专注，凝神于一切入目之物。蓬蓬盯着什么便长久地思考，如《中庸》所称，是要“穷天人之变”吧。
小苗像女人一样勤勉而整洁，见面时主动与人寒暄，声音有点发尖，眼里永远带着笑意。虽然文革已经弄了10年，但有知识的人仍然受人尊敬。我们这栋楼，也许昭乌达影院这一片才有一个研究生，小苗。与之为邻，我很感自豪。也许上下楼时，我眼里流露了好多的敬意，小苗常对我还以沉静信赖的微笑。那么，他到底在北京研究什么呢？有一天，我大着胆子，叩门拜访。说了一阵话后，他解答了我的疑问。
“农业经济。”小苗说。
我有些失望了。研究生这么难考，而小苗又这么谦逊和气，到北京研究农业经济？我认为，研究生是应该研究科学——那时我以为农业经济不算科学——虽然科学不一定是小吴的先锋音响，但似乎离人间越远（天文？）越古怪（原子？）才过瘾。当时，我准备好与之大谈，譬如俄罗斯文学等等。但“农业经济”妨碍了我的才华。沉默少顷，我翻着他放在沙发上的一本书，俄文的。“这是什么书？”我问。“勃列日涅夫论述农业的言论摘编。”小苗笑吟吟地回答。勃列日涅夫？这在当时也是一个让人生出寒意的词。
当时，我父亲仍有许多政治问题遗留着，他身上好多处包括脊椎被打骨折，烦躁，精神时好时环。为了让他快乐一点，我从单位借一台湾601录音机，即广播电台用的专业录音机。这种机器极重，背到家也出汗了。磁带是大盘的，保定产“代代红”牌。我借来许多蒙古民歌，让我父亲听。当两只8寸宽的磁盘沙沙转起来时，《达古拉》或《锡林河》等歌曲就响起来，我父亲听得不时落泪。晚上他关上灯听，录音机里的二极和三极管闪着温暖而微弱的黄光。
有一天，录音机坏了。我父亲很生气，愤怒地看我修理，说：“算了，你不要弄了，找小苗！”
我知道他找小苗是因为他是研究生。这很为难人家，但不找会引发我父亲更大的愤怒，譬如他把601砸烂。我只好去敲门，说这个事。
小苗很惊愕，表示非不为也，而不能也。我请他一定去，小苗搓着手，和他媳妇交换不安的眼神。他一定听说过家父精神不悦，所谓疯子，因而有些紧张。然而还是到我家“修理”录音机。
我父亲大悦，指着录音机说“研究吧”。
小苗文雅地点点头，然后问我这台录音机的开关电源等等。显然他第一次见到它。小苗认真地说：“这是电源开关，按，绿灯亮了，证明通电。这是放音，按，没有声音。再来一遍，还是没有声音。”停顿了一会儿，小苗对我父亲说：“叔叔，这台录音机的放音键按下去之后，没有声音，证明它已经出了毛病。”
我父亲焦急地听他说。
过了一会儿，小苗说：“我们再操作一遍吧。”放音、停止等等。“它的确坏了。叔叔，我所能做的，只是这些了。”
小苗低着头，带着深深的歉意。
我父亲仰面叹了口气，说：“既然研究生都不会，看来它真是坏了。”口气里有一些不满意。
当我母亲带着歉意送小苗出门，一再表示感谢时，小苗惯常的笑容消失了，面有忧戚。那时候，有多少人被打死或自杀了，还有许多人关在牢中或流落天涯。小小的赤峰城里常能看到疯子，我父亲是病情较轻的一个。小苗显然理解这样的病情给我家特别是我母亲带来的巨大压力。就在这一年初冬，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即十一届三中全会，才使后来的岁月让我们这样的家庭渐渐好起来，我父亲的病也得以痊愈。
小苗的儿子蓬蓬，一直向往到我家里串门，因为我家里养了许多猫。当门开的时候，蓬蓬把着自家的门框朝这边看。看猫从窗户跃下，或竖着尾巴与之对视。蓬蓬想来但不敢，怕这种与自己相异的动物。有一天，蓬蓬被他妈领着来到我家，目光始终在猫身上。我家的猫有黄毛的狡猾的堂·采查，这是一个西班牙电影中傻瓜的名字；黑毛的瘸子蔑吉嗄。蓬蓬庄严地看着它们坐卧行走，以至涎水成串地淌下尚无觉察。大人们说着话，蓬蓬看了半天，觉得时机成熟了，用手摸了摸盘卧在床上的堂·采查的腰，后者以惺忪的眼睛瞄一眼蓬蓬，嗅了嗅，继续睡。
蓬蓬大喊：“猫是肉的！”
这声音大得把我们都惊动了。我是第一次听到蓬蓬说话，他的胖而弯的指头仍在空中点着堂·采查，两只小牙在粉红的牙床上孤零零的。
大家一笑，觉得他说得有趣。
许多年过去了，有时想起蓬蓬这句话，仍觉得意味深长。床是木头的，铁铲是凉的，火是烫的。那么，猫是什么的呢？当人们第一次见到它炯炯的双眼、轻盈的四肢以及扭来扭去的屁股以及尾巴的高扬时，怎么来概括此物的本质呢？蓬蓬也许想说：猫是活的，但它柔软的皮毛与肋间温而颤的呼噜怎么表达呢？再说，万物谁为活谁为死呢？在神和小孩子那里，生死是没有界定的。由此可见：
猫是肉的。
后来，小苗一家人调至北京。蓬蓬现在早成大人了，如果他也像乃父一样读硕士，也已经应该结束学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