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报道，就需要情报和信息来源。莫理循作为《泰晤士报》的驻华记者于1897年3月来到北京，他注重社交，与中国人、特别是在北京的各色人等广泛交往；他全力收集西文关于亚洲，特别是中国的书刊、图籍，形成了引人瞩目的莫理循图书馆，并使之成为他获取情报的一个来源；他长于旅行，注重实地调查，所有这些特点对于莫理循获取第一手资料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经过多年滚动式积累，莫理循逐渐为自己织成了一张庞大的情报网。这个情报网遍布北京以及北京之外的许多地方，如天津、山东、上海、福建、东北三省、山西、陕西等地，甚至远至朝鲜，可以使他及时了解中国各方面的动向与反应，为他准确、及时地发出报道奠定了基础。辛亥革命后他发出的第一份电报就是明证。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莫理循虽远在北京，但立即投入了对起义的报道之中。第二天，他就给《泰晤士报》发去了电报，《泰晤士报》在12日予以刊登，题目是“武昌爆发大起义”，下有几个小标题：兵变/总督逃逸/请求外国援助/事态严重。他写道，外国人拒绝向清政府的总督瑞澂提供帮助，认为革命党反清但并不排外。今天我们从比较充足的史料看，莫理循的这一报道是很准确的。
这一时期，莫理循的信息来源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为在华外国人，一为中国人。起义初期，他主要依靠在华外国人，其中英国公使朱尔典、总税务司安格联对他的帮助最大。其他对他有过帮助的外国人除了英国驻华领事，主要还有：日本驻华公使武官青木宣纯、日本东京《时事新闻》驻北京特派记者鹫则与四二、日本《朝日新闻》驻北京记者神田正夫以及其他一些日本人士，当时从河南给莫理循传递消息的英国浸礼会教士燕，在东北工作的休斯，传教医生、盛京医院和医学堂的创办人司督阁，中国海关统计主任庆丕，英国商人、上海卜内门公司的创办人李德立，山西大学西斋分教习的瑞典传教士新常富，在南京的《泰晤士报》记者福来萨等也是他重要的新闻来源。莫理循在10月11日的日记里记载了他去拜访了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从他那里得到消息：汉口已被占领，总督逃逸，张彪被杀（此不确）。之后又去见朱尔典爵士，了解情况。同日朱尔典致格雷的电报载，英国驻汉口总领事报告说：武昌完全处于革命状态，衙门已被焚毁。总督驻在中国巡洋舰上，泊于英国炮舰的后面。在安格联和朱尔典两个人介绍情况的基础上，莫理循于同日发出了武昌起义之后的第一封电报。之后，莫理循注意与各方了解情况的外国人联络。如11月12日，他就与丁家立、青木宣纯等美、日外交官交谈。他认为青木宣纯在革命爆发前就了解革命情况，是个了解内情的人，因此与他交谈最多。莫理循由于联络广泛，成为有关辛亥革命的消息灵通人士，去向他了解情况的人不断往返于王府井大街。他曾向人写信说，“各阶层的来访者络绎不绝，从日出到日落至黑夜都有人来见我”。
由于是中国内部的事件，因而中国人向莫理循提供情报就显得更加重要。这方面有袁世凯的秘书蔡廷干和袁的追随者唐绍仪、梁士诒、汪精卫等人。蔡廷干和唐绍仪对他了解局势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以蔡廷干对他帮助最大。蔡廷干为清廷官派留美学生，回国后曾任鱼雷艇舰队总兵，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后为袁世凯的幕僚。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是袁世凯的重要联络人，既是与南方革命党的，也是与莫理循所代表的外国报界的。他与莫理循早在1902年就开始通信，1907后日渐频繁，从莫理循文件中蔡廷干与莫理循书信文件中可知，1911年以后，两人书信、电话往来不断，而且蔡经常去莫家拜访，莫理循也应蔡廷干、唐绍仪、梁士怡的邀请前往外交部与他们见面。
唐绍仪早在1899年就与莫理循相识。当时唐绍仪在天津小站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中任职，为新建陆军督办。莫理循每月都要去天津了解海关、银行等情况，与唐时常会面。唐后任天津海关道，以后又进入清政府中枢机构，历任外务部右侍郎，沪宁、京汉铁路总办，邮传部左侍郎等职。辛亥革命时他是袁世凯与南方革命党议和谈判的首席代表。因此，对于莫理循来说，唐、蔡二人在辛亥革命中是重要的参与者和知情者。由于莫理循与他们关系密切，发出的报道也就独树一帜，为其他记者所不能企及。这在1911年11月下旬以后，表现得十分明显。
莫理循与唐绍仪的联系和他与蔡廷干的联系有所不同，他从唐绍仪那里了解的信息一般是从两人交往过程中获得。如他在1911年11月24日的信中记载：“今天上午，唐绍仪乘火车去天津，我为他送行。”在送行中两人交谈，他得知唐绍仪“力图劝说袁世凯接受人民的意志”。11月28日，莫理循得到的消息是，唐绍仪的方案为：摄政王应发布诏书宣告退位，并且指定一名汉人，最好是过去曾任内阁阁员的徐世昌，担任皇帝的监护人，或任命一个有汉人参加的摄政会议，两个诏书应以皇太后的名义发布。然后通过这个会议确定人民的意志。12月8日，他给布拉姆写道：“今天上午，我和唐在一起。他仍然灰心丧气，但还是准备随时出发去汉口或上海。”莫理循在12月中旬去上海时见到正在那里议和的唐绍仪，唐把自己与袁世凯之间的来往电文给莫理循看。
蔡廷干更多的是主动与莫理循联系，向他透露一些内部消息。从1911年11月16日蔡廷干从武汉回到北京去见莫理循开始，两人始终联系紧密，几乎天天有信件，甚至一天两封信。有时遇到紧急事宜，蔡廷干会深更半夜到他家里商议。莫理循11月17日致函布拉姆，“他（指蔡廷干）是我最熟悉的中国人。多年来我和他的关系极为密切”。11月28日，莫理循又说，朱尔典爵士几乎每天见到袁世凯，而袁世凯的秘书蔡廷干也几乎每天来看他。11月30日深夜，“蔡由袁世凯那里来看我，告诉我袁已同意在一定条件下停战”。12月30日，莫理循在日记中记载，蔡廷干又来告诉他，武昌开始交火，从凌晨1时至8时。1912年1月16日，他在一篇题为“清王朝最后的时日/皇帝下诏宣布共和”的电文中预测皇帝马上退位，因而被陈志让博士誉为“当年的独家新闻”。1912年1月15日，蔡廷干致函莫理循，“14天的休战时间又延长了，有非常重要的事与你交流。将直接去你那里”。16日，莫理循给布拉姆写信，告诉他这一情况：“袁世凯的机要秘书下午和我在一起，我们讨论了各种提议。昨天一大早，我收到他的来信，告诉我他要来见我，他有非常重要的消息相告。他来告诉我，前天晚上，袁世凯最终接受了这件不可避免的事情，同意在四天之内由皇太后发布退位诏书，而代之以一个共和国，由人民选举总统。”关于清廷官员们剪辫子的新闻，也是蔡廷干首先向莫理循透露的：“1911年12月8日，唐绍仪昨天晚上在铁路卧车四号房里剪了辫子。梁士诒和其他一些人大概在一个房间里把头发缒子放了下来。”蔡廷干把这条消息作为独家新闻送给了莫理循，以回报他对袁世凯的支持。
正是由于蔡廷干的这些独家新闻，莫理循才有可能不断地抢在其他记者前面发出他的独家报道。这在清帝退位、颁布诏书前后表现得更加明显。因此，莫理循可以在电报中信心十足地宣称：“我有权威消息，可以相信，三四天内皇帝就要下诏，而且比预想的内容还要多，不仅宣布逊位，而且下诏在中国建立共和国，总统由人民选举。这样，共和国将是根据皇帝的意愿，合法地由君主制进入共和制。”1912年1月19日在“满人退位”这个大标题下，莫理循报道了御前会议没有结果，又对袁世凯将被17省选举为总统的事做了预期报道。2月8日开始，由于与蔡廷干的关系，莫理循可以及时了解中国南北方对清室的优待条例的制定与修改并加以报道。12日，他的电文称，可以肯定地发出消息，“明天将发出三道诏书”，宣布退位，并说明袁世凯希望列强能够承认新政体。
蔡廷干之所以如此频繁与热心地与莫理循交往，应当说一部分原因是出于政治目的，这就是袁世凯力图通过英国最有影响的报纸《泰晤士报》向世界宣传自己，增加他在辛亥革命中权力的砝码。莫理循是他做到这一点的最佳人选。依照袁世凯的意图，蔡廷干不仅及时告诉莫理循辛亥革命进程中的各种变化，而且对莫理循的一些要求也有求必应。如莫理循希望了解在孙中山那里的外国顾问的名字，1912年1月21日晚11时，蔡廷干深夜向他提供，而且还告诉他日本公使对袁世凯的威胁：“皇帝退位时，如果北京没有临时政府，日本不得不调兵进入北京以自卫。”莫理循致布拉姆信中引了此话，并说：“我是从袁世凯的秘书送给我的秘密备忘录中援引这番话的。”不仅如此，蔡廷干还采取一些小手段满足莫理循收集各种资料的爱好，也对他施以小恩小惠，使彼此的关系更加紧密。如1912年1月8日，蔡廷干写信说，今天没有新的进展。随函寄给他一份皇太后赐给袁世凯的菜谱。1912年1月11日，蔡廷干致信莫理循，“请接受从吉林带来的鱼”。
从莫理循的角度来看，由于他与蔡廷干等人的交往，使他得到了许多独家新闻，进一步为《泰晤士报》、也为他自己赢得了名声。但从袁世凯的角度说，莫理循是袁宣传自己、寻找更多支持的重要棋子。因此，看似莫理循得到了如此多的消息，实际上，他同时也在被袁世凯和蔡廷干所利用。因此，在1911年的11月上旬，先是莫理循希望找袁世凯及蔡廷干了解局势。之后，则是蔡廷干和袁世凯主动找莫理循，请他出主意，并利用报纸的力量左右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