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感与人格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Diener和Lucas（1999）指出，人格是主观幸福感最有力和最稳定的预测指标之一。人格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为什么如此紧密呢？研究者们提出了大量的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
一、气质模型（temperament models）
1.特质理论
特质理论又称为自上而下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具有以积极的方式体验生活的性格倾向，即人们具有快乐或不快乐的基因素质（McCrae＆Costa，1991）。具有愉悦特质的人能以一种更为积极的方式看待他们所处的环境，而幸福就是他们以愉悦方式进行反应的倾向。Andrews和Withey（1985）的研究发现，这种反应的倾向并不表现在某个特定的领域，而是表现在整个生活领域，因为特定领域的满意度（下）对整个生活的满意度（上）的产生没有多大影响，相反，前者来源于后者。Tellegen等人（1988）对在同一家庭和不同家庭中抚养的双生子进行的研究发现，在不同家庭中抚养长大的同卵双生子幸福感水平的接近程度，比在同一家庭中抚养长大的异卵双生子高得多。这些发现均支持从上到下的理论。这种观点强调的是性格对人的行为方式的影响，对任何事情都看到它积极的一面，这对于人们在生活中面对诸多困难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2.动态平衡理论
Headey和Wearing（1989）研究发现，在经历了好的事件和不好的事件之后，人们仍然会回到以前的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水平。他们由此提出，情感体验的基线水平是由个体的气质决定的。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Headey和Wearing（1992）提出了动态平衡模型（dynamic equilibrium model）。该模型指出，每个人都有一套平衡的生活事件水平和平衡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它们都建立在稳定的个人特点之上，这使得每个个体的幸福感均有独特的基准水平。尽管生活事件或情境及其他一些因素会使个体的幸福感暂时偏离基线，但这种偏离是暂时的，因为稳定的人格特质具有重要的平衡功能，最终会使幸福感返回到基线水平。
3.差别敏感性理论
这个对人格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气质解释是由Gray（1981）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个体差异主要是由两个基本的脑动力系统的差异造成的，即行为激活系统（the Behavioral Activation System，BAS）和行为抑制系统（the Behavioral Inhibition System，BIS）。前者对奖励和非惩罚性信号敏感，后者对惩罚和非奖励性信号敏感。这两个系统分别对应冲动性（impulsivity）和焦虑（anxiety）两个人格维度。冲动性与行为激活系统（BAS）有关，焦虑与行为抑制系统（BIS）有关。从Gray的理论来看，外倾性与BAS呈正相关，BAS不仅具有信号功能，而且也具有动机功能，因而在具有奖励性的情境中，强BAS的人比弱BAS的人具有更多的能量，更趋近刺激。这可以解释外倾性的一些层面，如自信、活跃、活泼、好表现等。神经质的生理机制主要是BIS，对惩罚信号或挫折性非奖励线索更敏感，更多地与消极情感相联系。因此，不同的人对奖惩的感受性是不同的。与内倾者相比，外倾者更容易对正性情绪刺激产生反应，非神经质及稳定的个体对负性情绪刺激不敏感，因而使得这两类人的主观幸福感较高。
二、目标模型（telic models）
在人格特质与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研究过程中，许多研究者认为人格不仅包括特质，而且包括了个体努力奋斗的主要目标（Cantor，1990；Klinger，1975；Emmons，1986）。只有当了解了个体生活中推动他们行为的目标时，才能理解一个人的人格，才能更好地理解人格与幸福感的关系。
目标理论认为，主观幸福感产生于需要的满足和目标的实现，他们认为目标的内容、个体达到目标的方式与实现目标过程中的成功与失败都将影响人们的幸福感。生活有目标会使人感到生活有意义，并产生自我效能感；同时，努力实现目标的过程可以帮助人们应对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从而使人在社会生活和困境中保持良好的状态；并且他们相信，正性情感与目标的出现和维持有关，也与靠近目标及实现目标有关，而缺少目标、目标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指向目标的活动受干扰等则会产生负性情感。
当然，目标必须与人的内在动机或需要相适宜，才能真正提高主观幸福感（Brunstein et al。1998）。人具有某些动机或需要，满足这些人的幸福感水平就会升高；而与个人需要不一致的目标，即使实现了也不能增加幸福感。Kasser和Ryan（1993，1996）还认为，与外貌、名誉、金钱等外在目标相比，自我接受、助人、亲和性等内在价值目标对幸福感影响更大。其他的一些研究表明，目标与个人的生活背景（主要是文化背景）相适应，才能提高主观幸福感的水平。Diener（1999c）的研究指出，不同的文化影响着人们不同的目标选择，从而影响主观幸福感。Cantor和Sanderson（1999）认为，当个人实现被其文化或亚文化高度评价的目标时，幸福感就会增加。
三、认知模型（cognitive models）
认知模式中显示，人们加工奖赏和惩罚信息的方式决定幸福感。这种模式的早期理论之一是过分乐观者原则（pollyanna principle），该原则认为，人们加工愉快信息比加工不愉快的信息更准确有效。Diener等人（1996）认为这种趋势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人报告了积极水平的主观幸福感。更重要的是人们在快乐者原则上存在个体差异，或许人们加工愉快信息和不愉快信息时的精确性和效率的差异导致了不同水平的幸福感，那些能够回忆更多积极刺激的人更有可能报告他们是幸福的。Lyubomirsky和Ross（1997）以等待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高中生为对象的研究发现，快乐者的世界更有吸引力，他们相信选择了的都是好的。所以对于自己最终选择的学校，快乐者对其的评价上升，而对拒绝了自己的学校的评价则降低。这种关注积极信息的能力提供了增强主观幸福感的认知策略，而这种能力的个体差异或许影响了主观幸福感。研究发现，快乐者和不快乐者经历了同样的生活事件，但前者会以更积极的视角去看待（Lyubomirsky，1998）。
Scheier和Carver（1985）的气质乐观理论也认为认知加工影响幸福感。在他们看来，乐观代表了人们期待有利的生活结果的普遍趋势，那些相信自己的行为将导致有利结果的人会坚持自己的行为，而那些相信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人将会放弃努力，脱离他们设定的目标。也就是说，认知会影响行为，而行为会影响外在的情境和幸福感。乐观的人具有这样一种认知倾向，即倾向于将中性的事件看作是积极的事件，甚至把模棱两可的事件解释为良性的事件。他们不仅能够客观地体验积极的事件，而且要比那些悲观的人更加积极地感受这些事件，因此会体验到更多的幸福感。而那些悲观的人在经历了消极事件后，会把事件归因于稳定的、普遍的内部因素，从而变得压抑，具有这种消极思维定式的人在过去的生活中可能在多数事件中都是压抑和失调的。
四、人格—情境的拟合性模型（congruence models）
关于人格与幸福感关系的另外一种解释就是人格—情境的拟合性模型。该模型显示，只有当人们的人格与其所处的环境相符时才会体验到更高的幸福感。例如，外倾者在社交情景中比内倾者更幸福，但如果处于与世隔绝的修道院，外倾者可能比内倾者更加不幸福。Diener等人（1992）的研究也发现，外倾者较少单独生活，而且较多从事社交性的工作。Headey和Wearing（1992）在一项纵向研究中发现，外倾性格者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参与社会活动和追求物质满足，而那些焦虑或有些神经质的个体，或那些社交技能比较差的个体则经常回避这些社会交往情景。而Moskowitz和Cote（1995）提出人格—行为一致性模型，认为人们并不是由于处在与其人格相一致的情景中体验到更多积极情感，而是在从事与其人格特质相一致的活动时会体验到积极情感。他们发现，外倾者在社交情景中不一定比内倾者有更高的情感幸福感水平，但个体进行与其特质相一致的活动能提高积极情感水平，进行与其特质不一致的活动则导致更高水平的消极情感。例如，冒失的人在宜人性的活动中会体验到消极情感，在与人争吵时则会体验到积极情感。由此可见，人格和情景的共同作用将进一步加深人们对幸福感产生机制的理解。
五、人格与情景的交互作用模型
这一理论认为，人格特质对情感幸福感的影响可能被环境削弱或加强。我们很容易发现，相同的个体在不同的情景中会有不同的情感体验，而在相同的情景中，不同个体的情感体验也会有差异。Diener（1999）提出的交互作用加法模型显示，幸福感的变异来源于人格、情景以及两者的交互作用的变异。一些人对积极情绪刺激的反应更敏感，积极事件的发生会带来更加强烈的积极情感；而另外一些人对消极情绪刺激更敏感，消极事件的发生会导致更加强烈的消极情感。因此，幸福感可能需要人格与环境的结合才能产生。外倾者和神经质者对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敏感性不同正是这一交互作用的例子。因为外倾者比内倾者对积极刺激的反应更加强烈，那么只要在环境中存在着足够的积极刺激，外倾者的幸福感水平就将高于内倾者。而在中性条件下，外倾者与内倾者的情感体验相似。所以说，撇开情境因素的作用片面强调人格特质，或者反过来片面强调情境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都是不合适的。
六、调节—缓和模型（the mediator-moderator model）
近年来，许多研究表明人格和文化的相互作用会影响幸福感。Schimmack等人（2002）在美国、德国、日本、墨西哥、加纳等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进行了外倾、神经质、快乐平衡和生活满意度的测量，在综合了人格、文化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后，提出了“调节—缓和模型”（the mediator-moderator model）。该模型体现的主要观点是：
（1）外倾性和神经质与主观幸福感的情感成分显著相关，且这种相关在一切文化中都存在。因此，主观幸福感的情感成分具有泛文化的基因基础，人格是主观幸福感的泛文化预测指标。
（2）外倾、神经质对主观幸福感的认知成分（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受情感成分的调节。如果个体主要是以情感作为评价生活满意感的依据，那么个体要先从记忆中搜索过去愉快和不愉快的事件，当个体的愉快记忆超越了消极记忆时，他就会报告高水平的生活满意感。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人格中的外倾和神经质既能预测主观幸福感的情感成分也能预测主观幸福感的认知成分。如果个体主要是依靠情感以外的其他信息来评价生活满意感，那么外倾和神经质对生活满意感的预测能力就会减弱。
（3）主观幸福感的情感成分和认知成分在个人主义文化中比在集体主义文化中高，即文化缓和了主观幸福感两种成分之间的关系。强调个体需要的个人主义文化极为重视个体的情感需要，当个体体验到充分的快乐时，表明他的需要已得到最大的满足，他的生活就是幸福的。而强调亲密他人需要的集体主义文化，压抑了个体的需要和目标。虽然实现亲密他人的需要也会给个体带来快乐，但是这同时也意味着个体自己的需要不能得到实现，从而导致不快乐的情感。因此，与个体主义文化相比，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个体在评价生活满意度时很少考虑自己的情感。
（4）外倾和神经质与主观幸福感的认知成分在个人主义文化中比在集体主义文化中的相关高，即文化也缓和了人格对主观幸福感认知成分的影响。人格对幸福感的认知成分的影响不如对情感成分的影响那么大。
七、人格、情景和认知因素影响情感幸福感的综合模型
邱林（2006）以大学生为被试对象，对外倾和神经质人格特质影响情感幸福感的机制进行了研究。根据其研究结果，并结合前人的理论和研究成果，他提出了一个人格、情景和认知因素影响情感幸福感的综合模型。他认为，外倾和神经质人格不仅会对情感幸福感产生直接的气质性影响，而且还通过生活事件对情感幸福感间接产生影响。
在这一理论基础上，生物学因素（人格）决定了外倾者比神经质者具有更高水平的积极情感体验，而且认知加工过程和外部的生活事件作为中介因素也影响了人的情感幸福感。外倾者通过创造和选择积极情景而获得更多的积极情感，也更倾向于对积极情感信息进行加工；而神经质者通过创造和选择消极情景而获得更多的消极情感，并且对消极情感信息存在加工偏向。
以上各种理论解释模型从不同侧面理解人格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都解释了主观幸福感形成的心理机制，但也存在不足与缺陷。已有研究表明，主观幸福感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无论是人格、认知态度等内在因素，还是外界的环境，如社会支持、文化背景等，都会影响幸福感的产生。幸福感的产生绝非某种内在或外在因素单独作用的成果。因此，为了更加清晰地理解主观幸福感形成的心理机制，应正确把握主观心理世界与客观条件之间的交互作用机制，以更加深入地研究认知与人格、环境因素在主观幸福感产生中的功能与作用，从而建构起维度更多、层次更高、解释面更广的理论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