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半农
刘半农（1891～1934）原名寿彭，改名刘复，字半农，号曲庵，笔名寒星。江苏江阴入。著名l的语言学家、作家。曾任上海《中华新报》特约编译员，从事编译和文学创作。1917年起，历任北京大学预科教授、《新青年》编辑，积极推进新文化运动和国语运动，是当时北京大学著名的进步教授之一。1920年起赴欧洲留学，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专攻语言学。1925年获法国国家大学博士学位，被选为巴黎语言学会会员。同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兼中法大学国文系主任，辅仁大学教务长，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北京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世界日报》副刊主编等职。1931年后任北京大学文学院研究教授兼研究所文史部主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特约研究员等职。长期致力于语言学的教学和研究，对我国实验语音学的建设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1934年6月赴平绥线（京包线）调查西北地区方言时染病逝世。主要论著有《中国文法通论》、《中国文法讲话》、《四声实验录》、《扬鞭集》、《刘天华先生纪念册》等。
文学改良之议，既由胡君适之提倡之于前，复由陈君独秀、钱君玄同赞成之于后。不佞学识谫陋，固亦为立志研究文学之一人。除于胡君所举八种改良、陈君所揭三大主义，及钱君所指旧文学种种弊端，绝端表示同意外，复举平时意中所欲言者，拉杂书之，草为此文，幸三君及世之留意文学改良者有以指正之。谓之“我之文学改良观”者，亦犹常君乃德所谓“见仁见智，各如其分。我之观念，未必他人亦同此观念”也。
文学之界说如何乎？此一问题，向来作者持论每多不同。
甲之说曰：“文以载道。”不知道是道、文是文，二者万难并作一谈。若必如八股家之奉四书五经为文学宝库，而生吞活剥孔孟之言，尽举一切“先王后世、禹汤文武”种种可厌之名词，而堆砌之于纸上，始可称之为文，则“文”之一字，何妨付诸消灭。即若辈自奉为神圣无上之五经之一之《诗经》，恐《三百首》中，必无一首足当“文”字之名者。其立说之不通，实不攻自破。
乙之说曰：“文章有饰美之意，当作表彰。”（见近人某论文书中）近顷某高等师范学校所聘国文教习川人某。尤主此说，谓：“作文必讲音韵。后人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其实韩愈连音韵尚未懂得，何能作文？”故校中学生，自此公莅事后，相率摇头抖膝，推敲于“平平仄仄”之间。其可笑较清八股家为尤甚。夫文学为美术之一，固已为世界文人所公认。然欲判定一物之美丑，当求诸骨底，不当求诸皮相。譬如美人，必具有天然可以动人之处，始可当一美字而无愧。若丑妇浓妆，横施脂粉，适成其为怪物。故研究文学而不从性灵中、意识中讲求好处，徒欲于字句上、声韵上卖力，直如劣等优伶，自己无真实本事，乃以花腔滑调博八叫好，此等人尚未足与言文学也。
二说之外，惟章实斋分别文史之说较为近是。然使尽以记事文归入史的范围，则在文学上占至重要之位置之小说，即不能视为文学，是不可也。反之，使尽以非记事文归入文的范围，则信札、文告之属，初只求辞达意适而止。一有此项规定，反须加上一种文学工夫，亦属无谓。故就不佞之意，欲定文学之界说，当取法于西文，分一切作物为文字（Language）与文学（Literature）一类。西文释Language一字曰“Any means of conveying or communicating ideas。”是只取其传达意思，不必于传达意思之外，复用何等工夫也。又Language，往往可与语言（Speech）、口语（Tongue）通用。然明定其各个之训诂，则“LANGUAGE is generic，denoting，in its most extended use，any mode of conveying ideas；SPEECH is the Language of sounds；And TONGUE is the Anglo—Saxon term for language，especially for Spoken Language。”是文字之用，本与语言无殊。仅取其人人都能了解，可以布诸远方，以补语言之不足，与吾国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正相符合。至如Literature，则界说中既明明规定为“The dass of Writings distinguished for beauty Of style，as poetry，essays，history，fictions，or belles—lettres。”自与普通仅为语言之代表之文字有别。吾后文之所谓文学，即就此假定之界说立论（此系一人私见，故称假定而不称已定）。
文学与文字。此两个名词之界说既明，则“何处当用文字，何处当用文学”，与夫“必如何始可称文字，如何始可称文学”，亦为吾人不得不研究之问题。今分别论之。
第一问题前此独秀君撰论，每以“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相对待，其说似是。然就论理学之理论言之，文学的既与应用的相对，则文学之文不能应用，应用之文不能视为文学，不佞以“不贵苟同”之义，不敢遽以此说为然也。西人之规定文学之用处者，恒谓“Literature of ten embraces allccmapositons except these upon the positive sciences。”其说，似较独秀君稍有着落。然欲举实质科学以外一切文字，悉数纳诸文学范围之中，亦万难视为定论。就不佞之意，凡科学上应用之文字，无论其为实质与否，皆当归入文字范围。即胡、陈、钱三君及不佞今兹所草论文之文，亦系文字而非文学。以文学本身亦为各种科学之一，吾侪处于客观之地位以讨论之，不宜误宾以为主。此外他种科学，更不宜破此定例以侵害文学之范围。吾国旧时科学书，大都并艺术与文学为一谈。幼时初习算学，一部九数通考，不半月即已毕业。而开首一段河图洛书说及周髀图说，直至三年之后始能了解。此外作医书者，虽立论极浅，亦必引证内经及仲景之说，务使他人不能明白以为快。蚕桑之书，本取其妇孺多解，而作者必用古文笔法。卜筮之书，本为譬者留一啖饭地（星学家自言如此），而必参入似通非通之易理以自重。诸如此类，无非卖才使气，欺人自欺。吾国原有学术之所以不能发达与普及，实此等自命渊博之假文士有以致之。近自西洋物质文明，稍稍输入中国，凡适泽东西科学书籍者，都已不复有此恶习。而严复所撰英文汉诂，虽全书取材悉系彼邦至粗浅之文法，乃竞以文笔之古拙生涩见称于世。若欲取此书以为教材，是非使学徒光习十数年国文，即不许其研究英文。试问天下有是理乎？余决非盲从西洋学说之人，此节所引文学用处之规定，其Positive一字，实以Philosophical Literature已成为彼邦文学中之一种。而哲学又为诸种科学之一，故必于“科学”之上冠以“实质”，方不至互相抵触。其实哲学本身，既包有高深玄妙之理想，行文当力求浅显，使读者一望即知其意旨所在。此余所以主张无论何种科学皆当归入文字范围、而不当羼入文学范围也。至于新闻纸之通信（如普通纪事可用文字，描写人情风俗当用文学），政教实业之评论（如发表意见用文字，推测其安危祸福用文学），官署之文牍告今，文牍告今，十九宜用文字而不宜用文学。钱君所指清代州县喜用滥恶之四六，以判婚姻讼事，与某处诰诫军人文，有“偶合之乌”、“害群之马”、“血蚨”、“飞蝗”等字样，即是滥用文学之弊。然如普法之战，拿破仑三世致普鲁士维廉大帝之宣战书为“Sire my brother，not having beenable to die in the midst of my troops。it only remains for me to place my sword in the hands of Your Majesty。I am YourMajesty's good brother，Napoleon。”未尝不可视为希世奇文。维廉复书中“Regretting th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we meet。I accept the sword of Your Majesty”之句，便觉黯然无色。故于适当之处，文牍中亦未尝绝对不可用文学也。私人之日记信札，此二种均宜用文字。然如游历时之日记，即不得不于有关系之外，涉及文学，至于信札，则不特前清幕府中所用四六滥调当废。即自命文士者所作小简派文学，亦大可不做。惟在必要时，如美儒富兰克令（B。Franklin）之与英议员司屈拉亨（Strahan）绝交、英儒约翰生（S。Johnson）之不愿受极司菲尔伯爵（Lord Chesterfield）之推誉，则不得不酌用文学工夫。虽不能明定其属于文字范围或文学范围，要惟得已则已，不滥用文学以侵害文字，斯为近理耳。其必须列入文学范围者，惟诗歌戏曲、小说杂文、历史传记三种而已（以历史传记列入文学，仅就吾国及各国之惯例而言。其实此二种均为具体的科学，仍以列入文字为是）。酬世之文（如颂辞、寿序、祭文、挽联、墓志之属），一时虽不能尽废，将来崇实主义发达后，此种文学废物，必在自然淘汰之列。故进一步言之，凡可视文学上有永久存在之资格与价值者，只诗歌戏曲、小说杂文二种也。
第二问题此问题之要旨，即在辨明文学与文字之作法之异同。兹就鄙见所及，分列三事如次：
（一）作文字当讲文法，且处处当讲论理学与修辞学。惟酌量情形，在适宜之处，论理学或较轻于修辞学。
（二）文字为无精神之物。非无精神也，精神在其所记之事物，而不在文字之本身也。故作文字如记账，只须应有尽有，将所记之事物，一一记完便了。不必矫揉造作，自为增损。文学为有精神之物，其精神即发生于作者脑海之中。故必须作者能运用其精神，使自己之意识、情感、怀抱，一一藏纳于文中。而后所为之文，始有真正之价值，始能稳立于文学界中而不摇。否则，精神既失，措辞虽工，亦不过说上一大番空话，实未曾做得半句文章也（以上两端为永久的）。
（三）钱君以输入东洋派之新名词，归功于梁任公，推之为创造新文学之一人。愚以为世界事物日繁，旧有之字与名词既不敷用，则自造新名词及输入外国名词，诚属势不可免。然新名词未必尽通（如“手续”、“场合”之类），亦未必吾国竞无适当代用之字（如“目的”、“职工”之类）。若在文字范围中，取其行文便利，而又为人人所习见，固不妨酌量采用。若在文学范围，则用笔以漂亮雅洁为主，杂入累赘费解之新名词，其讨厌必与滥用古典相同（西洋文学中，亦鲜有采用学术名词者）。然亦未必尽不可用，倘用其意义通顺者，而又无害于文笔之漂亮雅洁，固不必绝对禁止也。（此为暂时的。使将来文学界中，能自造适当之新字或新名词以代之，此条即可废除不用）
散文之当改良者三。此后专论文学，不论文字。所谓散文，亦文学的散文，而非文字的散文。
第一日破除迷信。常谓吾辈做事，当处处不忘有一个我。作文亦然。如不顾自己，只是学着古人，便是古人的子孙；如学今人，便是今人的奴隶。若欲不做他人之子孙与奴隶，非从破除迷信做起不可。此破除迷信四字，似与胡君第二项“不摹仿古人”之说相同，其实却较胡君更进一层。胡君仅谓古人之文不当摹仿，余则谓非将古人作文之死格式推翻，新文学决不能脱离老文学之窠臼。古人所作论文，大都死守“起承转合”四字，与八股家“乌龟头”、“蝴蝶夹”等名词，同一牢不可破。故学究授人作文，偶见新翻花样之课卷，必大声呵之，斥为不合章法，不知言为心声、文为言之代表。吾辈心灵所至，尽可随意发挥，万不宜以至灵活之一物，受此至无谓之死格式之束缚。至于吾国旧有之小说文学，程度尤极幼稚。直处于Onceupona time，there was a……之童话时代。试观其文言小说，无不以“某生、某处、人”开场；白话小说，无不从“某朝茶府某村某员外”说起。而其结果，又不外“夫妇团圆”、“妻妾荣封”、“白日升天”、“不知所终”数种。《红楼》、《水浒》，能稍稍破其谬见矣。而不学无术者，又嫌其不全而续之。是可知西人所崇尚之half—told Tales‘’之文学境界，固未尝为国人所梦见。吾辈欲建造新文学之基础，不得不首先打破此崇拜旧时文体之迷信，使文学的形式上速放一异彩也。（近见曾国藩《古文四象》一书，以太阳、太阴、少阳、少阴之说论文，尤属荒谬已极。此等迷信上古神话之怪物，胡不意向埃及金字塔中作木乃伊去也。）
第二日文言、白话可暂处于对待的地位何以故？曰，以二者各有所长、各有不相及处，未能偏废故。胡、陈二君之重视“白话为文学之正宗”，钱君之称“白话为文章之进化”。不佞固深信不疑，未尝稍怀异议。但就平日译述之经验言之，往往同一语句，用文言则一语即明，用白话则二三句犹不能了解（此等处甚多，不必举例）。是白话不如文言也。然亦有同是一句，用文言竭力做之，终觉其呆板无趣，一改白话，即有神情流露、“呼之欲出”之妙（如人人习知之“行不得也哥哥”、“好教我左右做人难”等句），则又文言不如白话也。今既认定白话为文学之正宗与文章正进化，则将来之期望，非做到“言文合一”、或“废文言而用白话”之地位。不止此种地位，既非一蹴可几，则吾辈目下应为之事，惟有列文言与白话于对待之地，而同时于两方面力求进行之策。进行之策如何？日，于文言一方面，则力求其浅显，使与白话相近（如“此是何物”与“这是什么”相近，此王亮畴先生语）；于白话一方面，除竭力发达其固有之优点外，更当使其吸收文言所具之优点，至文言之优点尽为白话所具，则文言必归于淘汰。而文学之名词，遂为白话所独据，固不仅正宗而已也。或谓白话为一种俚俗粗鄙之文字，即充分进步，至于施、曹之地，亦未必竟能取缜密高雅之文言而代之。吾谓白话自有其缜密高雅处，施、曹之文，亦仅能称雄于施、曹之世。吾人自此以往，但能破除轻视白话之谬见，即以前此研究文言之工夫研究白话，虽成效之迟速不可期，而吾辈意想中之白话新文学，恐尚非施、曹所能梦见。
第三日不用不通之字。胡君既辟用典之不通，钱君复斥以僻字代常用之字为不妥，文学上之障碍物，已扫除大半矣。而不通之字，亦在必须扫除之列。夫虚字实用、实字虚用之法，不特吾国文学中所习见，即西文中，亦往往以noun、adjective、verb三类字互相通用。今欲废除此种用法，固属绝对不可能。而用之合宜与否，与读者果能明白与否，亦不可不辨。曾国藩致李鸿章书，论此甚详，所引“春风风人、夏雨雨人”、“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诸句，意义甚明，新文学中仍可沿用。其二春朝朝日，秋夕夕月句中，朝夕二字作“祭”字解，已稍稍晦矣。至如商颂“下国骏庞”、周颂“骏发尔私”之“骏”字均作“大”字解，与武成“侯卫骏奔”、管子“弟子骏作”之“骏”字均作“速”字解，其拙劣不通，实无让于用典。近人某氏译西文小说，有“其女珠，其母下之”之句，以珠字代“胞珠”，转作“孕”字解，以“下”字作“堕胎”解。吾恐无论何人，必不能不观上下文而能明白其意者。是此种不通之字，较诸“附骥”、“续貂”、“借箸”、“越俎”等通用之典，尤为费解。
韵文之当改良者三。韵文对于散文而言，一切诗赋、歌词、戏曲之属，均在其范围之内。其赋之一种，凡专讲对偶、滥用典故者，固在必废之列。其不以不自然之骈俪见长，而仍能从性灵中发挥，如曹子建之《慰子赋》与《金瓠哀辞》，以及其类似之作物，如韩愈之《祭田横墓文》，欧阳修之《祭石曼卿文》等，仍不得不以其声调气息之优美，而视为美文中应行保存之文体之一。
第一日破坏旧的重造新韵。梁代沈约所造四声谱，即今日吾辈通用之诗韵，顾炎武已斥之为“不能上据雅南、旁摭骚子，以成不刊之典，而仅按班、张以下请人之赋，曹、刘以下诸人之诗所用之音，撰为定本，于是今音行而古音亡。”是此种声谱，在旧文学上已失其存在之资格矣。夫韵之为义叶也，不叶即不能押韵，此至浅至显之言，可无须举例证明也。而吾辈意想中之新文学，既标明其宗旨曰“作自己的诗文，不作古人的诗文”，则古人所认为叶音之韵，尚未必可用，何况此古人之所不认？按诸今音又不能相关合之四声谱，乃可视为文学中一种规律，举无数文人之心思脑血，而受制于沈约一人之武断耶？试观东、冬二部所收之字，无论以何处方言读之，决不能异韵，而谱中乃分之为二。“规眉危悲”等字，无论以何处方言读之，决不能与“文之诗时”等字同韵，而谱中乃合之为一。又哿韵诸字，与有韵叶者多而与马韵叶者少，顾不通有而通马。真、文、元、寒、删、先六韵虽间有叶者，而不叶者居其十之九，而谱中竟认为完全相通。虽造谱之时，读者决不与今音相同，造谱者亦决无能力顶为吾辈20世纪读音设想。吾辈苟无崇拜古人之迷信，即就其未为吾辈设想而破坏之，当亦为事理之所必然。故不佞之意，后此押韵，但问其叶与不叶，而不问旧谱之同韵与否、相通与否。如其叶，不同、不通者亦可用；如其不叶，同而通者亦不可用。如有迷信古人宫、商、角、徵、羽本音转者之说以相诘难者，吾仍得以“韵即是叶”之本义答之。且前人之言韵者，固谓“音声本为天籁古，人歌咏出于自然，虽不言韵而韵转确”矣。今但许古人自然，而不许今人自然，必欲以人籁代天籁，拘执于本音转音之间，而忘却一至重要之“叶”字，其理耶，其通论耶？（西人作诗，亦有通韵。然只闻—il与“—ill”；“—ic”与“—ick”；“—Oke”与“—cok”等之相通。不闻强声音绝不相似之字如“规眉危悲”等与“支之诗时”等为一韵。更不闻强用希腊罗马之古音以押今韵也。）虽然，旧韵既废，又有一困难问题发生，即读音不能统一。不佞对于此问题，有解决之法三：
（一）作者各就土音押韵，而注明何处主音于作物之下，此实最不妥当之法。然今之土音，尚有一着落之处，较诸古音之全无把握，固已善矣。
（二）以京音为标准，由长于京语者造一新谱，使不解京语者有所遵依。此较前法稍妥，然而未尽善。
（三）希望于“国语研究会”诸君，以调查所得，撰一定谱，行之于世，则尽善尽美矣。
或谓第三法虽佳，而语音时有变迁。今日之定谱，将来必更有不能适用之一日。余谓沈约既无能力豫为吾辈设想，吾辈亦决无能力为将来设想。将来果属不能适用，何妨更废之而更造新谱。即吾辈主张之白话新文学，依进化之程序百之，亦决不能视为文学之止境，更不能断定将来之人不破坏此种文学而建造一更新之文学。否辈生于斯世，惟有尽思想能力之所及，向“是”的一方面做去而已。且语言之变迁，乃数百年间事而非数十年间事。当此交通机关渐臻完备之时，吾辈尚以“将来读音永远不变、永远统一”为希望也？
第二曰增多诗体。吾国现有之诗体，除律诗、排律当然废除外，其余绝诗、古风、乐府三种（曲、吟、歌、行、篇、叹、骚等，均乐府之分支。名目虽异，体格互相类似），已尽足供新文学上之诗之发挥之地乎？此不佞之所决不敢信也。尝谓诗律愈严，诗体愈少，则诗的精神所受之束缚愈甚，诗学决无发达之望。试以英、法二国为比较：英国诗体极多，且有不限音节、不限押韵之散文诗。故诗人辈出，长篇记事或咏物之诗，每章长至十数万字，刻为专书行世者，亦多至不可胜数。若法国之诗，则戒律极严。任取何人诗集观之，决无敢变化其一定之音节，或作一无韵诗者。因之法国文学史中，诗人之成绩，决不能与英国比，长篇之诗亦鲜乎不可多得。此非因法国诗人之本领、魄力不及英人也，以戒律械其手足，虽有本领、魄力，终无所发展也。故不佞于胡君白话诗中《朋友》、《他》二首，认为建设新文学的韵文之动机，倘将来更能自造，或输入他种诗体，并于有韵之诗外，别增无韵之诗。（无韵之诗，我国亦有先例。如《诗经》“终南何有，有条有梅。君子至止，锦衣狐裘。颜如渥舟，其君也哉”一章中，“梅、裘、哉”三字，并不叶韵，是明明一首无韵诗也。朱注：“梅”叶“莫悲反”，音“迷”；“裘”叶“渠之反”，音“奇”；“哉”叶“将梨反”，音“赍”，乃是穿凿附会。以后人必欲押韵之“不自然”眼光，武断古人，古人决不如此念别字也。）则在形式一方面，既可添出无数门径，不复如前此之不自由。其精神一方面之进步，自可有一日千里之大速率。彼汉人既有自造五言诗之本领，唐人既有自造七言诗之本领，吾辈岂无五言、七言之外更造他种诗体之本领耶？
第三日提高戏曲对于文学上之位置。此为不佞生平主张最力之问题。前读近人吴梅所撰《顾曲尘谈》，谓北曲“不尚词藻，专重白描”。又谓“西厢‘系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阴人远天涯近’，……在当时不以此等艳语为然。谓之‘行家生活’即明人所谓‘案头之曲’，非‘场中之曲’也”。又谓“实甫曲加‘颠不刺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罕曾见’，及‘鹘伶渌老不寻常’等语，却是当行出色”。又谓“昔洪防思与吴舒凫论填词之法，舒凫云：‘须令人无从浓圈密点。’时昉思女之则在座，曰：‘如此则天下能有几人，可造此诣？’”是吴君已知“白描”之难能可贵矣。然必谓“胡元方言，尤须熟悉”而后，始可语填北曲。则不佞不敢赞同。盖元人听填者为元人之曲，故就近取元人之方言以为资料。吾辈所填者为吾辈之曲，自宜取材于近，而不宜取材于远。元人既未尝弃元语而用唐宋语以为古，吾辈“食古不化”而死用元语，不将为元人所笑耶？故不佞对于此问题，有四种意见：
（一）无论南词北曲，皆须用当代方言之白描笔墨为之，使合于“场中之曲”之规定。
（二）近人推崇昆剧，鄙视皮黄，实为迷信古人之谬见。当知艺术与时代为推移，世人既以皮黄之通俗可取而酷嗜之，昆剧白应退居于历史的艺术之地位。
（三）昆剧既退居于历史的艺术之地位，则除保存此项艺术之一部分人外，其余从事现代文学之人，均宜移其心力于皮黄之改良，以应时势之所需。（第一条即为此项保存派说法。从前词曲家，不尚白描而尚纤丽，实未尝能保存词曲之精华也。）
（四）成套之曲，可以不作，改作皮黄剧本；零碎小词，可以不填，改填皮黄之一节或数节。（近人填词，大都不懂音律。仅照老词数了字数，对了平仄，堆砌无数艳语，加上一个“调寄某某”之名而已。今所谓改填皮黄者，须于皮黄有过研究工夫，再用新文学的本领放进去，则虽标明“调寄西皮某板”，或“调寄二黄某剧之某段”，似乎欠雅，其实无损于文学上与技术上之真价值也。）
吾所谓改良皮黄者，不仅钱君所举“戏于打脸之离奇，舞台设备之幼稚”，与“理想既无，文章又极恶劣不通”，与王君梦远“梨园佳话”所举“戏之劣处”一节已也。凡“一人独唱，二人对唱，二人对打，多人乱打”（中国文戏、武戏之品制，不外此十六字），与一切“报名”、“唱引”、“绕场上下”、“摆对相迎”、“兵卒绕场”、“大小起霸”等种种恶腔死套，均当一扫而空，另以合于情理、富于美感之事物代之（此事言之甚长，后当另撰专论）。然余亦决非认皮黄为正当的文学艺术之人。余居上海6年，除不可免之应酬外，未尝一入皮黄戏馆，而Lyceam Theater之Amateur Dramatic Cub，每有新编之戏开演，余必到馆观之。是余之喜白话之剧而不喜歌剧，固与钱君所谓“旧戏如骈文，新戏如白话小说”同一见解。只以现今白话文学尚在幼稚时代，白话之戏曲，尤属完全未经发见（上海之白话新戏，想钱君亦未必认为有文学价值之戏也）。故不得不借此易于着手之已成之局而改良之，以应目前之急。至将来白话文学昌明之后，现今之所改良之皮黄，固亦当与昆剧同处于历史的艺术之地位。
形式上的事项。此等事项，较精神上的事项为轻。然文学既为一种完全独立之科学，即无论何事，当有一定之标准，不可随随便便含混过去。其事有三：
（一）分段。中国旧书，往往全卷不分段落，致阅看之时，则眉目不清。阅着之后，欲检查某事，亦茫无头绪。今宜力矫其弊，无论长篇短章，一一于必要之处划分段落。惟西文二人谈话，每有一句，即另起一行，华文似可不必。
（二）句逗与符号。余前此颇反对句逗，谓西文有一种毛病，即去其句逗与大写之字，即令人不懂汉文之不加句逗者，却仍可照常读去。若在此不必加句逗之文字上而强加之，恐用之日久，反妨害其原有之能事，而与西文同病。不知古书之不加句逗而费解者，已令吾人耗却无数心力于无用之地。吾人方力求文字之简明适用，·固不宜沿有此种懒惰性质也。然西文，四种句逗法，倘不将文字改为横行，亦未能借用。今本篇所用。三种，唯、之一种尚觉不敷应用，日后研究有得，当更增一种以补助之。至于符号，则？一种似可不用。以吾国文言中有“欤哉乎耶”等，白话中有“么呢？”等问语助词，无须借助于记号也。然在必要之处，亦可用之。一种，文言中可从省，白话中决不可少。“与”之代表引证或谈话，——之代表语气未完，……之代表简略，（）之代表注解或标目，亦不可少，及字旁所注1、2、3、等小字可以不用，以汉文可用双行小注，无须fot—note也。又人名地名，既无大写之字以别之，亦宜标以一定之记号。先业师刘步洲先生尝定单线在右指人名，在左指官名及特别物名，双线在右指地名，在左指国名、庙名、种族名，颇合实用。惜形式不甚美观，难于通用。
（三）圈点。此本为科场恶习，无采用之必要，然用之适当，可醒眉目。令暂定为三种：精采用、提要用、两事相合则用。惟滥圈滥点，当悬为历禁。
结语。除于上述诸事，不敢自信为必当，敬请胡、陈、钱三君及海内外关心本国文学者逐条指正外，尚有三事记之于次：
（一）余于用典问题，赞成钱君之说。主张无论广义、狭义、工者、拙者，一概不用。即用引证，除至普通者外，亦当注明出自何书，或何人所说。
（二）余于对偶问题，主张自然。亦如钱君所谓：“凡作一文，欲其句句相对，与欲其句句不对者，皆妄也。”
（三）余赞成小说为文学之大主脑，而不认今日流行之红男绿女之小说为文学。（不佞亦此中之一人，小说家幸勿动气）
刘君此文、最足唤起文学界注意者二事、一日改造新韵、一15I以今语作曲。至于刘君所定文字与文学之界说、似与鄙见不甚相远。鄙意凡百文字之共名、皆谓之文。文之大别有二、一日应用之文、一日文学之文。刘君以诗歌戏曲之说等列入文学范围、是即余所谓应用之文也。文字与“应用之文”名词虽不同、而实质似无差异。质之刘君及读者诸君以为如何。
